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社会矛盾进行了重新确立，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在2015年曾对中国社会矛盾重新确立进行了探索，文章逻辑严密、论证有力、紧贴中国的实际，对于正确理解十九大报告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为此，本微信公众号重新发布这篇文章，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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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十九大】王立胜2015年对中国社会矛盾重新确立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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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理事长、主席，兼任中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主要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出版《现代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精神》《农村研究的中度视野》《中国农村现代化：思路与出路》《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等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哲学》等报刊上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人民网、光明网等全文转载，获得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智编导读】
内容摘要：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从其逻辑起点演绎出结构严谨的理论系统，逻辑起点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推动着整个体系向前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科学体系，这个体系也是因其逻辑起点的内在矛盾推动展开的，该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推动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是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同时，这一对矛盾范畴的内在紧张与对立又规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性质和任务，逻辑地演绎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阶段性和历史性，并且使其具有一定的适用域。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基本解决，新的矛盾逐渐凸显，这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创新与发展的历史机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起点；中国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确立
王立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王清涛 (中共潍坊市委党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②。习近平同志不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为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突出其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科学体系，它必然有一个贯彻始终的逻辑起点。一个理论体系如果是科学的，必须从一个逻辑起点出发，“先确定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作为逻辑起点，这样，全部理论才能从起点开始逐步展开”③。从基本的逻辑起点出发，在规范严格演绎的基础上，逻辑起点、逻辑地演绎构成整个体系。正像生物学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是在细胞这一逻辑起点上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本草纲目》虽然是科学的，但它不是科学体系，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没有一个由之出发的逻辑起点，不是一串葡萄，而是一麻袋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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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中共重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3年9月3日。
③冯振广、荣今兴：《逻辑起点问题琐谈》，《河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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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是一个科学体系，但这个科学体系还需要理论和逻辑的建构，需要明确其内在统一的基础和前后一贯的线索。对于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研究，我国理论界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却一直有很大争议。以往的研究，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能够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其逻辑起点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其逻辑起点规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性质和任务，没有对这个逻辑起点的清醒认识，就不能完整准确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及其历史使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研究的既有成果
党的十七大之后，学界才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研究，才开始考虑其逻辑起点的问题。“过去，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紧密相连，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没有从逻辑起点开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建立起自身独有的范畴体系，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基本问题，而只是简单地按顺序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拼在一起。”①这种研究范式仅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发展阶段的罗列，没有探索其内在联系，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来研究。
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必须首先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近年来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认识，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是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逻辑起点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②第二，把某个历史关节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有人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有人把逻辑起点定位于党的某次代表大会，“十二大因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③。第三，认为“社会主义本质范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范畴应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⑤社会主义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起点演绎的结论，而本身不可能充当逻辑起点。第四，把改革⑥、解放思想⑦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可能，开辟了道路，但其本身不能充当逻辑起点，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用于现实的手段。第五，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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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谦、牛得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研究》，《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②龚剑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再思考》，《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③刘喜发、周贤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发展进程与体系化》，《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④郝潞霞、韩建新：《总体方法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⑤余晓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世纪桥》2010年第3期。
⑥余晓峰：《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世纪桥》2010年第3期。
⑦崔常发主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页；肖贵清：《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王真、周健人：《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探索》2007年第5期。
⑧徐崇温：《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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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把“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①。首先，以人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是正确的，而且“人”还是全部马克思学说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全部学说体系存在一个统一的逻辑起点：‘现实的人’”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应该具有跟马克思主义相同的逻辑起点———“人”，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与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线性发展之所以有区别，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具有特殊性，因而其逻辑起点跟整个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也不相同。
在上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考察中，显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具备逻辑起点的性质，初级阶段只是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它只是生活矛盾运动展开的现实基础，不具备逻辑起点的条件；特殊的历史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二大等，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关节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但不能构成科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与初级阶段、历史关节点相比，社会主义本质更接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说到底，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规定性，是在逻辑起点展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彰显出来的根本属性，仍然不具有逻辑起点的性质；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以人为本贯彻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终，可以说，以人为本包含着对人全面的、立体的关怀，包括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以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为目标，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却只能在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彻底实现，因此，以人为本关系到全部马克思主义展开的逻辑起点，而不是社会主义特定阶段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解决人的全部问题，它以解决人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己任。因此，以人为本也不能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能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在逻辑上，这个范畴一定是能够推演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其次，在现实中，这个范畴一定是推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绝对不像有些研究所说的那样，它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演绎的起点。从实践上看，它更是中国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绝不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相反，它是在中国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基础上产生的，是现实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其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④这种改造现实的运动是现实的矛盾运动与展开，并非单纯的理论演绎。“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⑤正是这一对矛盾，推动了中国36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正是这一对矛盾的内在冲突，才在抽象理论中逻辑地展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笔者认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因为正是这一矛盾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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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谦、牛得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范畴体系研究》，《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②王清涛：《马克思学说体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③中共重庆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深刻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3年9月3日。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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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到1979年建国30年之际，尽管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3624亿元，但是人民生活依然贫苦，生产技术比较落后，1978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5亿。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是当时中国社会的首要问题，正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①，推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运动和发展，推动着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潜在地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矛盾，内在地规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展开，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所有理论之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逻辑主线。正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②，才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作为逻辑起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内在张力，推动着现实社会的运动，同时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展开的内在力量。这一矛盾在理论运动和现实运动中体现着高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相对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基本解决，这一对矛盾从展开、经过矛盾运动到完成，达到二者之间的基本和解，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终点。届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③将趋于缓和，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将是新的矛盾。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展开
解放思想—改革—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逻辑起点内在矛盾和解的途径。现阶段最现实的要求就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粉碎“四人帮”之后，产品短缺，中国人民物质文化资料极端匮乏，而这一现实则根源于长期实行的单一计划经济。于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对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变革。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动力。改革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但改革自身首先面临着重重阻力，落后的思想观念成为阻碍改革的最大障碍。要顺利推进改革，必须变革封闭、落后、守旧的思想观念，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
在解放思想过程中，人们对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更加深刻，对改革的措施、路径等的认识更加全面到位，于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形成。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及其交织中展开。
解放思想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提出的先决条件，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前提。解放思想是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的错误，拨乱反正，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先导。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中，中国人民逐步从极左路线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深刻地检讨了我们的历史，提出解放思想，恢复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任务。”④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先决条件。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更进一步说，实事求是又是解放思想的必然要求。“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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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④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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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①当时中国最大的现实就是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满足，部分群众的温饱没有解决。而毛泽东时代，人们把财富同资本主义相联系，把追求财富当作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行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造成了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普遍的贫穷。所以，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改革开放是破解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径，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此后改革开放成为国家发展的主基调。改革是要发展生产力，更是解放生产力，是要打破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束缚。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分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两大领域、两个阶段。改革是启动我国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的引擎，它释放了社会生产能力，为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的需要开辟了道路，有效地化解了社会主要矛盾。对外开放扭转了中国自1949年后逐渐对外封闭的态势，国家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往，同时放宽政策，放宽或者取消各种限制，不再采取封锁国内市场和国内投资场所的保护政策，发展开放型经济。大力引进资金和技术，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解决。
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战略开辟了解决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试验田。“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以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②；“1984年又进一步开放了14个港口城市。随后，又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定为沿海经济开放区”③。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前沿，成为首批要富起来的地区。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经济、破解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制度保障。198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彻底破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真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工作上来，从而把党的基本路线同解决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本质的得以最终确立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邓小平是从生产力出发来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他把发展生产力、破解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明确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最终决定力量，从生产力的角度来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无疑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上，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方面把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意义讲全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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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4页。
②张星炜、肖百冶：《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比较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91页。
③陆大道等：《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70页。
④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3页。
⑤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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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是人们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①。邓小平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②。总之，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三个有利于”的核心是发展经济，以解决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针对当时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不敢闯、迈不开步子，以及理论界对“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邓小平用“三个有利于”来作为判断社会主义是否优越的标准，这是他对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④国家经济政策要以解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要问题为根本，“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⑤。“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它跟姓社姓资的争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经济解决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是党的十四大提出来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规定则是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提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确立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使市场可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经济发展开拓空间，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解决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有“猫论”、“摸论”和“不争论”方法。邓小平强调发展手段的灵活性，他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⑦邓小平的“猫论”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方法。江泽民同志在强调改革的探索性时，就曾引用邓小平的“摸论”：“为了加快新经济体制的建立，今年出台的改革措施和推进的力度都比较大。中央对实施这些重大改革措施的态度是坚定的，工作步骤是慎重的。在具体实施时，要十分注意配套、协调，有的需要经过试验，‘摸着石头过河’，充分考虑国家、企业、群众等各方面的承受能力。”⑧应当说，“摸论”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探求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方法。“不争论”也是邓小平发展经济的一大发明：“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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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6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25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1993年11月17日。
⑦《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⑧《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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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①发展经济，解决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三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方法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一位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以进一步解决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提出的：“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②。“三个代表”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对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提出新要求，集中概括了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三个代表”第一位的是发展生产力，核心是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目的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科学发展观也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目的的，其第一要义是发展生产力。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7月28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③。科学发展观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④。只有通过生产更多更丰富的物质文化资料，才能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科学发展，就在于发展的同时要保证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
另外，在所有制问题上，早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就肯定了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承认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和发展，此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在生产力发展要素方面，1988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⑤的著名论断，强调科技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首要作用；在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讲“发展才是硬道理”⑥。所有这一切，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的是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⑦。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绩辉煌。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基本步入小康社会，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1978年，我国GDP总量为3645.2亿元，人均381元；2009年我国GDP现价总量为340903亿元，人均25545元。在30年里，我国GDP年均增长近10%，重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还是贫困国家，温饱还没有解决，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约68%，城镇家庭约59%，平均计算超过60%；至2009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36.2%，接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农村居民家庭为43.2%。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下降到2007年的1.6%。”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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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②《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
⑦《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⑧苏国霞：《扶贫开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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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
要清晰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必须正确地认识其逻辑起点的性质，这个逻辑起点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胚芽、基因。因而，起点的性质必然决定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性质，弄清起点的性质也就弄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性质与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①，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要弄清逻辑起点的性质，必须正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及其关系。
(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正确判断，为我党的几代领导人所肯定。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阐明了他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看法：“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③江泽民同志是沿着毛泽东、邓小平的思路谈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他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④并且，他也引证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表述：“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⑤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这一经典表述，胡锦涛同志说：“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⑥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历代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一直没有引起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研究的重视。相反，总是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强调来取代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认识。
(二)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主要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
其一，毛泽东坚持把握主要矛盾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并特别强调把握主要矛盾的灵活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从哲学上讲的比较多。他说，主要矛盾是指“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⑦。“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⑧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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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1页。
④《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3页。
⑤《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2页。
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2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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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判断。他在讲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时指出，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①。对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都有基本判断。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认为是“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②；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讲“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③；对于西安事变前后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讲，“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④；抗日战争时期，“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⑤；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⑥；过渡时期头几年，我国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⑦。从上述材料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对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认识到，不仅不同社会制度的主要矛盾不同，就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也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领域，其主要矛盾也不相同。例如，在过渡时期的头几年，我国农村和城市的主要矛盾就不相同，不能用一种矛盾代替另一种矛盾。可见，毛泽东真正领悟了辩证法的本质，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上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灵活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方法，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准确判断。
其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确立。在主要矛盾的灵活把握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一致的：“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后，民族矛盾变成主要的矛盾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⑧1979年，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江泽民同志谈论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时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⑩“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⑪
胡锦涛同志对主要矛盾讲得比较多，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论上强调抓主要矛盾，“善于从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物和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又必须善于统筹协调、把握平衡，在事物的普遍发展中形成有利于突破主要矛盾和矛盾要主要方面的合力”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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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2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1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3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⑩《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3页。
⑪《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1页。
⑫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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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判断上，强调两个没有变，“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①。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对矛盾主要问题的把握上，也是强调主要矛盾的灵活性的。也正是因为邓小平强调了这一灵活性，才得出“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②的结论。但邓小平早在1997年就去世了，那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水平、对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能力、国家综合实力等都还十分有限，邓小平不可能提出超越他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正如列宁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尚未全面展开时就过早地去世，未能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建设的更进一步的理论问题一样，邓小平也有类似的局限。
(三)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应当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判断都是准确的，此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这一判断的坚持也是实事求是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只强调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不够的，还必须掌握其灵活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说来，应该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讲全了。不能只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不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主要矛盾取代基本矛盾，以落后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掩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态度上，我们是做的多说的少的。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在经济领域所进行的全部改革，在政治领域进行的现代性建设，都根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我们很少讲基本矛盾，只是讲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没有从总体上讲这种调整是根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要矛盾所包含的内容是不相同的，社会基本矛盾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讲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讲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社会主要矛盾往往只是突出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的一个方面。例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讲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是阶级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讲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关系，这是民族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主要矛盾只是讲了社会基本矛盾系统中的主要方面，没有完整表达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部内容。
二是要把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方面讲全了。社会生产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的四个环节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在“这种过程中生产是基础，消费是目的，而交换与分配是沟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桥梁和渠道”③，离开任何一个环节，社会生产的总过程都不完整。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环节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尽管生产环节本身就是一个生产关系范畴，它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展开的生产活动，撇开生产关系，只讲生产力，那么生产力也说不清楚。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时，就猛烈批判李斯特离开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撇开生产关系孤立地谈生产力的“坦率的经济学的工业唯物主义”，而包含在生产总过程中的人和人的关系则是“德国资产者必然不得不泄露”的秘密。马克思指出李斯特“害怕他苛求的恶的交换价值，而谈生产力”④根源于资产阶级的虚假和不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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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②《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③黄仲权、刘克宽、熊建设编：《国土管理概论》，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第3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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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即便仅仅生产过程本身，也不能只讲生产力，而分配、交换和消费则纯属生产关系范畴。也就是说，在社会总生产的四个环节中，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生产关系。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突破性的改革都是在生产环节中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变革。例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建立，就是在生产环节中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变革。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只讲“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①，撇开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孤立地讲生产力，其结果必然是生产力的过度张扬，以生产力的逻辑来编织社会结构，一个社会被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机器，人成了被安放在这架机器上的部件。一旦人的存在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人的存在就有可能受到威胁，日复一日的推土机、渣土车从守护土地的农民身上轧过去，就是生产力结构的生动写照。发展本来是为了人，“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核心，但在生产力谋划的社会结构框架中却“找不到”人。其实，马克思早就对见物不见人的资本主义生产作了深刻批判，这种生产撇开人的生产力发展根本颠倒了人和生产力的关系，导致人的地位和生命意义被忽略和否定。生产力过度张扬是后现代主义者们批判的标靶，哈贝马斯就对这种生产力单向度发展从而压制人的全面发展提出过深刻批判。他指出，目的——手段合理性的实现使人类在物质生产方面获得了巨大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在人的交往领域不能依靠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衡量。他曾经批评韦伯“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中那些受到压制的要素”②，批评生产力发展对人的交往合理性的压制。
三是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所提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较早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论述的是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三大之前，邓小平陆续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早在1979年3月，他就讲：“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③应该说，党的十三大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的依据，就是邓小平在1979年的表述。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党的十三大，对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判断都是非常准确的。首先，邓小平和党的十三大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判断时，都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并且完善，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情况不仅从政治制度上被消灭，而且其经济根源也被铲除了。这时，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生产能力的不足与人民群众的需要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党的八大还是党的十三大，其基本的社会历史背景都是生产关系领域的一大二公，分配领域的计划体制，这种制度安排保障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被突出出来。其次，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起从商品市场改革到要素市场改革的深化，使中国人在生产资料占有领域再次出现了不均等，生产要素的不平等占有催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并激化了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四是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都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事实，而且要看到初级阶段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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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②［德］哈贝马斯等著，李安东等译：《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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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①“强调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②“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③“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国梦，创造全体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任重而道远”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概念上没有变化，但其实质内容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的。今天的初级阶段的实际内容跟30年前的初级阶段的内容已经有了很大差别，所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⑤的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30年前，这一对主要矛盾表现为温饱问题，现在，这一对主要矛盾则更多地表现为食品安全，表现为“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更表现为关注“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⑥。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人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当这一层次的需求基本满足之后，人的需求就要向高层次的需求(例如爱、归属以及社会尊重)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更是推崇承认理论⑦。也就是说，人不仅有物质文化需要，人不仅需要生存，还需要发展，需要获得爱、尊重、承认等高层次的心理、情感和信仰上的满足。在人的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社会更应该关注个体的全面发展，这就需要强调公平正义。党的十八大以后，正义成为习近平同志面向新时代的宣言书，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第三个30年之开局的核心执政理念。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就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⑧在2014年新年贺词中，他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⑨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⑩的根本要求。习近平同志之所以突出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因为有其现实根据。这个根据就是社会分配领域的分配不公和对社会资源支配的不公正，并且这一矛盾的地位日益凸显出来。
五是要灵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人的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人类历史的恒常矛盾。对此，马克思有清晰的表述：“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⑪但这一对矛盾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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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④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⑦［德］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⑧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页。
⑨《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四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⑩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0月29日。
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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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就非常灵活，对不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领域，其主要矛盾判断各不相同。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为确立正确的政治经济制度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36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也应当有所变化。党的十三大断言“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①，是有其现实根据的，这就是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短缺的现实。1978年，中国还是贫困国家，温饱都没有解决，这是确立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现实依据。但改革开放30多年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绩辉煌。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基本进入小康社会，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30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骄人业绩，我们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消灭了贫困，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缓和。也就是说，当下中国仍然存在着需求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这对矛盾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另外，在不同的领域，其主要矛盾表现也各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农村和城市的主要矛盾就不一样，教育领域和农业领域的主要矛盾也不相同。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重新确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它总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具体实际相一致，是不同历史时期相互区别的根据。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历史合法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展开的逻辑支撑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此为逻辑展开的起点，有其现实的根据。其一，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②，这一判断首先基于建国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当时，我国的社会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基本矛盾中，剔除人对人的剥削，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凸显。在1970年代末，人和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产品的短缺。其二，建国后，伴随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大二公的所有制体制和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导致了生产能力落后，产品严重短缺，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得不到满足，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③，这是当时社会的现实要求。其三，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发展路径，回归经济发展逻辑，是中央审时度势的科学判断。中央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是对现代性的认同。
(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初步解决
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功绩是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果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那么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终点。习近平同志讲，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解决，即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历史使命的完成。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逐渐改善了自己的生存状况。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迅猛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中国制造中有数不清的产品占世界一半以上的份额。同时，中国消费的能源、基础材料等也在世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总之，中国现如今已经褪去了生产能力落后的帽子，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产品过剩，生产能力过剩，投资严重过剩，开工率严重不足，许多行业开工率仅70%。显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或者说已经提供了解决的手段，但是，中国制造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是成为拉开贫富差距的手段，成为换取外汇的手段，并造成了大量外汇储备，2013年末中国外汇储备增至3.82万亿美元，人民群众的需求能力反而相对下降。2010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3%，投资的贡献率是54.8%，出口的贡献率是7.9%。2013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0%，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是54.4%，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是－4.4%。更具体地看，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2011年美国的居民消费占到GDP的70%，中国是35%左右，相差了一半。国际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国内分配不均，人民有生产能力，并且制造出丰富的产品，但由于分配不合理，更进一步说是人们支配生产能力的权力极端不平等，生活资料匮乏的劳动者没有支配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的权力，无力购买他所需要的商品，这些商品只能进入国际市场，成为赚取外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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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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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6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对此，邓小平早就有清醒的认识：“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①
其一，长期奉行唯经济主义的指导思想、唯GDP、唯招商引资、唯财政收入的政绩观，导致拜金主义盛行，资源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国有垄断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严重损害市场公平，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国民收入分配严重畸形；住房、医疗、教育推向市场，改革变成收费，形成住房、医疗、教育新的“三座大山”，民生问题日益突出。
其二，法治国家建设迟滞，缺乏对宪法应有的尊重，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严重，一方面，特权盛行，官员财产不透明，腐败与“三公”消费、公共资金的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行政开支巨大，民生支出过小；另一方面，弱势群体问题严峻，社会缺乏应有的公平、正义，仍然存在歧视性的法律、政策与制度，二元户籍制度依然存在，在社会基本保障领域缺失公平，就业、失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没有实行公民平等的制度。
其三，经济中心主义与道德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精神文明建设”流于形式，道德滑坡、信用危机、信仰危机日益侵蚀社会肌体，对弱势群体、社会底层的人文关怀缺乏，对困难群众的同情、怜悯之情淡漠，中华文明形象受损。
其四，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党在理论上有很大突破，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采取“猫论”、“摸论”、“不争论”的发展方法，有效地推动了经济跨越式发展，但由于单向度地追求经济发展导致发展目标和发展的方法论在“生活世界”遭遇了误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目标被解读为“金钱至上”，拜金主义盛行；“猫论”被解读为只讲灵活性不讲原则性的“不择手段”，成为一种极端化的“工具理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造成极大危害；“摸论”被解读为目标不清，为了既得利益，并以目标不清为借口，在许多领域拒绝改革；“不争论”成为一部分人以保持共识为幌子，压制正见，导致是非不清。
其五，中国的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社会多数群众的收入增长幅度被一部分人的收入增长幅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以至于中国从一个相对收入均等的国家，越来越演变为一个收入极端失衡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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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智奎：《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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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为0.26，远低于其他东亚国家(0.30－0.35)①；2012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为0.474，2008年达到0.491峰值，均远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2012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创立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8438个家庭所做的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这一数值显示中国贫富差距比产生社会动荡的水平要高50%。报告警告说：“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世所少见。”②“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③从收入结构的不合理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但另外一个方面，也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严重分配不均的现状。或者可以说，发展的根本目标已不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一部分人代表人民群众对社会财富的无限占有，发展的成果不能惠及全体人民。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才强调，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④。
“从1978年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烈度、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任何时期都要深刻的社会分化。”⑤社会分化的根本标志是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拉大，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化必将在多领域、多角度、多层次展开：“不仅是领域的分化和区域的分化，而且包括阶层分化、组织分化、利益分化和观念分化。”⑥社会阶层分化必然加剧社会矛盾，“一个就是劳资矛盾；另外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⑦。
对此，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总结十七大以后五年来的情况时指出，当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⑧。社会分配不均，弱势群体、底层群众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分化、阶层分化、固化严重是当前的主要社会现实。公平正义丧失，这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衷相背离。
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意味着社会利益差别表达的明晰化，意味着社会利益矛盾的公开化。正因为如此，缩小收入差距，消灭特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当今时代的迫切任务。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党开始反思30年改革开放的问题和不足，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基本目标，把法治中国建设、社会公平与正义、民生与社会保障放到应有的地位上来抓，致力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建。
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既可以纵向地看，也可以横向地分析。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之后，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增加生产能力，而是如何调整社会关系。于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⑨，这种把单一的人和自然的矛盾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把党和政府的注意力聚焦在单一的经济发展上，以单一的GDP考核指标为社会发展尺度的做法，必然带来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以及人和自然矛盾冲突的加剧。中央已经看到了以单一的人和自然的矛盾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的缺陷，渐次弱化了GDP考核，提出了新的考核指标，显然透露着弱化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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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方案(主报告)》，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第42页。
②《报告称中国家庭基尼系数达0.61收入差距世所少见》，《京华时报》2012年12月10日。
③李劲：《公民社会与社会层级结构重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④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⑤李劲：《公民社会与社会层级结构重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⑥文军、朱士群：《社会分化与整合及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理论与现代化》2000年第2期。
⑦李劲：《公民社会与社会层级结构重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⑧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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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础之上的，是在主要矛盾的内在运动中产生，并伴随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①的展开而展开的，它的目的就是基本解决中国人的生产能力不足、产品短缺的现实矛盾。邓小平提出的100年不变，下个世纪中叶等的时间点——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点，无疑我们已经提前完成。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重申，“确保到二〇二〇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2012年11月29日，习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②，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赢得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③。由此可见，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没有错，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矛盾都有其阶段性特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个30年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天然地划分为三个时期，初级阶段的三个时期与三个30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三个时期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水平都是不同的。初级阶段的第一个时期，其突出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资料极端匮乏，这一状况成为初级阶段第二时期开始时的主要情形，但生产力落后与生活资料的极端匮乏在初级阶段的第二个时期得到根本转变，在初级阶段的第三个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未雨绸缪，重新确立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挖掘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已经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先导。理论是报晓的雄鸡，理论总是要先行于实践的。如果滞后于实践，那只能解释现实，而不能引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新中国成立65年来，第一个30年指引中国建设的是毛泽东思想，第二个30年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第三个30年指导中国发展的将是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第三个30年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跟第一个30年和第二个30年不同，所确立的指导思想的逻辑起点就不相同，因而理论体系相对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有一个提升。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重新建构问题，已经鲜明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重新确立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其逻辑起点基础上展开的。如果逻辑起点发生了转换，那么，在新的逻辑起点基础上所展开的理论体系是否还能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不能涵盖在新的逻辑起点上生成的理论体系。这个新体系应当给予其新的名号，它才配获得“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或者“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个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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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②《习近平总书记深情阐述“中国梦”》，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
③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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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我们所要确立的新的逻辑起点，只能是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而不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逻辑起点。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①新的逻辑起点将成为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
那么，该如何确立这个新的逻辑起点呢?或者说，应当如何准确判断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主要矛盾?
首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主要矛盾可以是矛盾的复合体。例如，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这一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样，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也可以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
其次，主要矛盾是指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居于支配地位的矛盾。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指主导我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发展改革方向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成为其他矛盾解决的先决条件。
其次，社会主要矛盾就存在于社会总生产的诸环节中。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四个环节中，过去，我们把主要矛盾放在了生产环节，认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而现在的问题是，生产环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已经成为一个自觉的、充满活力的领域，如果没有制度障碍，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能够保证生产环节的高效运行。但在生产之后的分配环节却出现了重大问题，改革开放36年，中国由一个平等社会迅速转变为一个贫富不均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不能不说分配不公成为了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既成的亟需改革的生产关系若干方面已经阻碍着生产力发展，进而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最后，对什么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央有明确的表述。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③很明确，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仅仅是人们的需要同物质文化匮乏之间的矛盾，而是各方面矛盾的综合。
综上所述，当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分配环节中。表面看来，这一矛盾产生于分配不公，但本质上是在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权力上的不平等。因此，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应当是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拥有绝对占有、支配权阶层同其政治、经济、文化权力被剥夺者阶层之间的矛盾。如果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那么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拥有绝对占有、支配权阶层同其政治、经济、文化权力被剥夺者阶层之间的矛盾是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④基础上展开的。
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然要对时代声音作出回答，要解决时代矛盾，在新的主要矛盾的合理解决中，将诞生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或“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将以公平正义为导向⑤。“中国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路径是不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所不同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生成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已经一个世纪。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的领袖群体，已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学界，当今世界，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走在了世界前列，研究的精度、深度以及文本研究等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这种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语境中，中国理应肩负起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推向新阶段，只有如此，方显理论自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的研究大多依靠援引西方学术资源，炒卖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一部分学者的主业，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几乎不关涉中国问题。固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社会病理的诊断，然而西方现代社会早发内生的特性，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可能成为后发外生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坐标系，但中国学者并没有自觉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根植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中，或者不以中国问题为其现实指向，致使这种研究至多是“茶杯里的风暴”。因此，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研究迫在眉睫，这种原创性研究其对象不是西方社会，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不会拒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既有成果，而是中国社会现实——中国社会现实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剖析的样本，但这种新的理论一定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与马克思主义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设计师，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早已谋篇布局。这就是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资源的坚持，文化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红色文化和改革开放的新文化的继承，以及对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借鉴和吸收。在实践上，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批判和改造中国社会现实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第三阶段主要矛盾的矛盾运动中创生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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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②④《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6页。
③《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
⑤王立胜、王清涛：《平等、富裕、公平正义：中国共产党核心执政理念的时代转换》，《东岳论丛》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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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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