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旧动能转换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目标已经很明确，但是路径还在探索中。在这里，我谈几点个人浅见。
深刻理解培育新动能、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很多场合对新旧动能转换的战略意义、目标和方向等做了深刻阐述。培育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首先是把握和引领新常态的要求。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不是一个短期的周期变化，而是一个阶段性变化。新常态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大逻辑。我们要认识、把握，特别是引领新常态，本质上就是要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习总书记多次讲过新常态的三个基本特点：速度换挡，结构升级，动能转换。随着国内发展形势的变化，传统的经济发展动能在衰竭，需要寻找、培育新动能，才能真正引领新常态。所以，要从引领新常态的高度来认识培育新动能的重大意义。
其次，培育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在总结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我们自己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之“新”，在于它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它不是只强调其中的某一点，而是要把五大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实践中加以落实。要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须有新的动能。过去我们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很高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来驱动经济取得高速增长，这是不可持续的。新发展理念就是针对过去的旧动能提出要培育新动能，所以新动能要体现新发展理念的要求。
再次，培育新动能是中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内在要求。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上中等收入国家，正在迈向高收入国家。可能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现在人均收入8000 多美元，跨过人均1.2万美元的门槛，能够很顺利地进入高收入阶段。如果我们看一看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情况也许不是那么简单。世界银行曾经做过评估，“二战” 结束以后，有110多个经济体先后从低收入阶段实现经济起飞，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经过了“二战”结束至今的70多年，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13个。也就是说，只有10%左右的经济体顺利实现了这样的跨越。世界银行说中等收入是一个“陷阱”，这是一种描述，理论界对此有争论，有些专家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实现这个跨越的确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正如托尔斯泰说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些没有实现跨越的经济体各有不同的原因，有的是政治动荡，有的是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失误，有的是遇到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等；而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实现跨越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实现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新旧动能转换和接续。对中国而言，已经达到人均8000多美元的中等收入，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往前看，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地进入高收入阶段，必须培育新动能。
因此，无论是从落实中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中央的战略部署，还是实现发展阶段跨越的角度看，培育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都是一件影响全局的大事。我们要从这个高度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培育新动能，
要牢牢把握好各种战略性机遇
在工作中，大家都知道“谋定而后动”“顺势而为”可以事半功倍。“顺势而为”就是准确地判断形势，同时把握住一些战略性机遇。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面临着很多战略性机遇。
第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机遇。
大家可能已经观察到，新一轮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近些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比如购物方式的变化、智能手机的应用等。生产方式也在改变，各种新产品、新服务、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出人意料。
很多人判断，信息技术革命可能才刚刚起步，未来会怎样发展、会把人类社会引往什么方向，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会带来很多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新”，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我们把握好了，它就会成为引领我们发展的新动能；如果把握不好，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努力追赶和缩小的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会再次拉大。
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这些领先的国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国人很幸运，我们领先了两千年，在农耕时代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那时候的技术革命很慢。现在，技术革命越来越快，可能一个国家领先不了几百年，只能领先几十年。全球格局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哪些国家能够把握住重大技术革命、产业革命带来的机会，从而异军突起。
第二，从需求侧看，我们本土的大市场，是培育新动能的宝贵优势，也是我们的机遇。
中国的高速铁路、微信、移动支付、共享单车等被称为“新四大发明”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我们本土的大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创新、品牌培育，都是要靠规模来分摊成本的，如果是一个市场狭小的地方，开展研发、培育品牌的成本会相当高。所以，我们推动转型升级，一定要高度重视并用好大市场的优势。
同时，我们正处在一个消费结构快速升级的时期。中国有1亿多（有人说是3亿）中产阶层，比很多发达经济体的总人口都多，这个市场的变化特别是消费升级的快速变化给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提供了需求支撑，可以促进创新，无论是技术的创新还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另外，我们正处在绿色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以前我们经常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放在对立的角度，但是经过实践，特别是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之后，我们认识到绿色发展本身就是发展的新动能，会带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绿色发展的新模式等。
第三，中国在供给侧形成了培育新动能的很多优势，也是培育新动能的机遇。
比如完善的基础设施，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再比如人力资源。过去我们参与全球竞争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低成本蓝领工人。随着我们的发展，人均工资水平提高了——从发展成果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习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国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改善每一个人的福祉。但是，从参与全球竞争的角度来说，我们也要看到，传统的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在弱化。那么今后，我们靠什么来参与全球竞争？我国每年毕业大学生700 多万，其中有近300万理工科学生。培育新动能的一个很重要内容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就要靠研发，靠人力资源。我们要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推动创新发展，使技术密集的产品和服务形成国际竞争力，这就是在培育新的动能。
除了人力资源的优势，我们还有产业配套能力的优势，它能够有力地支撑我们的产业进一步升级和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举个例子：深圳有个做无人机的大疆公司，创业时间不长，大疆公司前些年到美国参加拉斯维加斯电子展——这是全球专业性最强的电子展。当时美国有一家3D Robotics公司，也是做无人机的，它的无人机技术水平比大疆要高一点。许多风险投资给了3D Robotics公司很高的市场估值，认为这家公司非常有前景。可是，就在这次电子展之后，3D Robotics公司的董事会决定放弃无人机业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小型民用无人机售价为3000美元，而大疆只要800- 1000美元。大疆靠的是什么？技术创新当然是靠团队，但是能够迅速地、低成本地实现产业化，靠的是我们在珠三角甚至在更大范围的沿海地区形成的非常齐全的、高效率的产业集群。现在，那家美国公司已经转行做软件，而大疆公司的小型民用无人机市场占有率超过了全球的一半。
所以，从供给侧来看，齐全的产业配套是支撑我们产业升级—— 无论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还是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有力优势。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培育新动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既面临巨大的机遇，也有着坚实的基础。
培育新动能需要
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
培育新动能是项复杂、系统的工作，要做多方面的设计和探索。其中，我强调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只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三个关系，绝不是全部。
第一，要处理好前沿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升级的关系。一讲到新动能，很多同志高度重视前沿技术创新。如前面所讲的，我们面临着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航天技术等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盯住这些前沿技术的创新，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传统产业占整个经济存量的比重达90%甚至更高。所以，我们的目光不仅要盯住前沿技术创新，也一定要盯住传统产业，包括一产、二产、三产，它们都有一个培育新动能的过程。一方面，我们要在原有的车道上奋起追赶，另一方面，也要用好新的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这当中有很多案例，比如青岛红领，就是做服装的传统产业，但是他们用好了信息技术，进行定制化、个性化生产，企业的附加价值大大增加了。大家在注重前沿技术创新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都是新动能的内涵。
第二，要处理好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以往，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看上去是泾渭分明的两件事；但是现在，在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下，两者越来越难分了，很多新技术革命同时蕴含着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网约车、共享单车，还有阿里巴巴的淘宝。有人说，这不就是把大市场搬到网上去了吗？其实不是这么简单，里面有很多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首先是支付宝。购货的人和卖货的人彼此不认识，也见不着面，你把钱给了他，他要骗你怎么办？支付宝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创新。但支付宝并不是凭空创新，它跟原来做外贸时的信用证道理是一样的。你把钱放在支付宝里面，完成交易后，你满意了告诉我，我再把钱给他，这就消除了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感带来的交易障碍。今天的网上消费者还给每个商家打分，这个打分很厉害，可以供后来的消费者参考，所以商家特别在乎客户的评价。这当中用了信息技术，有新技术创新，也有商业模式的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年在开展“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转型发展”课题研究时，提出了一个“2+2”战略。前一个“2”是指前沿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后一个“2”就是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要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
第三个关系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有另半句话，“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是“更多地”发挥，是“更好地”发挥。最近经济学界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特别热烈，背后的问题就是政府的作用到底该有多大、政府该怎么发挥作用，也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发现，世界上有些国家的区位、资源条件都差不多，但发展差距很大。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几百年就会看得清楚，一个国家的兴衰从根本上取决于政府的战略和治理能力。在培育新动能时也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不是替代市场发挥作用，而是要从理念、监管方式和手段等方面作出调整和改变。
从理念上说，中国的新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我们秉持了包容创新的理念。有许多新模式的出现，是同原有的监管法律法规相矛盾的，比如网约车，就和原来的出租车管理相矛盾。Uber出现以后，在有些国家甚至是违法的，不被允许。但是中国不是这样，对于很多新模式，我们让它先发展，后规范，在发展的基础上规范、引导。而不是僵硬地认为你的创新和现有的监管法律法规是矛盾的，所以不让你做。如果那样，就会大大地抑制创新。政府的理念应当是，既坚持依法行政，也要包容创新。
培育新动能，从根本上说要靠体制机制的改革。过去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形成了一套能够强有力地动员资源、投入大量生产要素从而实现快速追赶的模式，背后就是一种体制的支持。今天，我们说培育新动能要更多地靠创新，这就需要有一套真正能够激励、引导、保护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绝对不是局部的，不是某一个点，而是系统的，我们要分清轻重缓急，把对于促进创新最重要、最直接的体制改革放在前面。
政府在不同领域的做法也应不一样。比如日本，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追赶型经济体，它的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个以产业政策为手段的有效体制机制，成功实现了快速追赶。但是当它站到技术前沿的时候，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十几年前传统电视开始迈向高清电视，日本通产省找了五家大企业，通产省出50%的研发资金，五大企业各出10%，共同研发高清晰度电视，并且取得了成功。他们做的是什么呢？是传统的模拟技术。当这个产品研发成功、刚刚投向市场时，没有人想到数字技术革命带来了颠覆性影响。今天我们看到的高清电视全部是数字技术。在这个领域，日本可以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当我们在一些领域进行追赶时，由于已经有先行者走过去了，技术进步的路径、目标很清晰，这时政府主导的追赶体制是有效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前沿技术领域，没有人知道最后是哪个技术会成功，这要靠实践来检验，靠市场来选择。美国在过去100多年处于全球技术领先的地位。美国的创新体制不太一样，它靠什么？靠创业的企业家、技术人员、风险投资、资本市场……形成了一套创新体制。
上述两种体制孰优孰劣？要看一个国家处在什么地位、面临什么技术领域的创新。中国是个大国，这两种创新的体制和模式，对于我们培育新动能都是需要的。刚才讲到，我们有大量的传统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多年来形成的体制机制，以及日本、亚洲“四小龙”的许多成功做法，我们依然可以借鉴。但是，面临前沿技术创新的时候，那套做法就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套激励创业和创新相结合、通过资本市场支持创新的新体制。依靠市场的前沿技术创新，并不是说背后没有政府，资本市场的建设、法律法规的培育等都需要政府。
总之，面临培育新动能的艰巨任务，我们的理论、理念以及相应的政策手段、体制机制等都需要创新，其中最关键的是体制创新。
本文是作者9月23日在“国研智库·新旧动能转换泉城论坛2017”所作的主旨演讲，车海刚整理，刊发前经作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