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际史学界交流日益频繁，我国史学界如何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同时，又能在国际史学界占据符合中国大国身份的一席之地，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首先要求我们做到“知己知彼”，了解不同国家、不同范式的史学成果，“择其善者而从之”，在交流互动中不断前行。新时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开拓创新，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善于从我国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中寻求资源，也善于从西方史学特别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那里获取有益成果。放眼世界史苑，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汲取其中一些有益成果，有利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拓创新。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这是中西马克思主义史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不管是E·P·汤普森恪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誓言，还是霍布斯鲍姆一再强调马克思在历史编纂学中首屈一指的地位，这两位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的学术研究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承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价值取向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关注普通民众和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处处留意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喜怒哀乐、前途命运。这直接启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治史方法。在史学实践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把历史研究的重点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转向下层民众。在这一点上，它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合拍的。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情怀和治史旨趣，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是相通的。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时会对中国史学作出一些错误判断、发出一些皮相之见，究其原因是他们对中国史学不够了解。我们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正确认识与准确判断，首先要对其进行深入了解。回望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后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既受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也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文脉衔接的传统本性，也有喜欢张扬自身个性的另一面，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偏颇之处。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政治体制、经济结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等都发生重大变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回应时代的发展，在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取向，触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未曾涉及的领域（如精神状态史研究），拓宽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范畴（如探讨劳工史的文化因素）。一些学者的历史著作如《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年代四部曲等，对我国历史研究具有借鉴意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状况，我们以前了解甚少，后来才逐步开始研究。当前，我们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认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认真解读其经典文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我国史学工作者来说属于可以反观自我的“他者”。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一些学者的观点也失之偏颇，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与其进行对话。这种跨文化的对话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消除彼此的认识误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既要修炼内功，也要巧借外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我们可以借助的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