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王瑶 郭冠清:政党制度对经济政策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中西方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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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政党制度是有关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各种制度的统称,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战后,西方国家开始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制度,使政党活动法律化从而使其在国家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如联邦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政党参与形成人民的政治意志。可以自由建立政党。政党的内部组织必须符合民主原则。”①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如苏联1977 年宪法第六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核心。
————①《宪法知识学习读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苏共为人民而存在并为人民服务。”①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②政治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选择并且由此影响经济表现的客观事实,使得政治制度与经济运行的关系一直吸引着经济学家的兴趣。在20世纪70 年代以后,西方学界研究政治与经济政策的相互作用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成长领域。具体来说,微观领域出现了以俘获理论为代表的经济管制理论③,宏观领域出现了以党派理论为代表的新政治宏观经济学④。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在诺贝尔奖演说中所总结的,“政治组织明显影响着经济绩效,是因为它们决定并实施经济规则”。⑤这些为我们将政党制度作为切入点来分析政府干预市场的动因和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需要指出的是,论证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需要确立一个参照系,那就是西方国家制度的 状况。具体地说,国家制度由政党组织和国家机构组成。国家机构一般包括代议机关(西方国家 通常是议会,我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机关(西方国家通常是内阁,我国是国务院)、国家元 首(西方国家通常是总统,我国是国家主席)、司法机关等。从中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国家机构的形 式设置上是类似的。但政党制度的差异却很大:西方国家主要是两党制或多党制;我国则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鉴于此,对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可能是探索中西方国家制度优劣和不 同发展道路的重要一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总结国家制度优势是当前我国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于2015年11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 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⑥ 此外,2020年10月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申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问题:“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⑦关于国家制度优势,习近平于2019 年10 月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而“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成就和显著优势,目的就是推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制度自信,使我 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⑧ 习近平的上述讲话可以派生出两个问题:第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是什么?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上以及彰显我国国家制度显著优势上是否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通过将西方政党因素纳入经济分析来检验经济政策的运行效果,给出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再通过 对比中西方的政党制度,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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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宪法知识学习读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③ 参见[美]维斯库斯、弗农、哈林顿:《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原书第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0章。
④ 参见[英]斯诺登、文:《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十章。
⑤ 诺思:《经济绩效的历史进程》。载《诺贝尔奖讲演全集.经济学卷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
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⑦《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20年10月30日。
⑧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14页、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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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下的政府失灵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政治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两党制或多党制。两党制是由两个较大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掌政权的制度,它相当于政治上的双寡头垄断。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现存的政党制度属于典型的两党制。多党制是由两个以上政党或政党联合轮流掌握政权的制度。今天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均属于多党制国家。相比较两党 制而言,多党制由于政党之间依靠选举的偶然胜利或与其他政党联合而执掌政权以致更容易出现 政府更迭和政局动荡。这里要说明的是,欧美国家无论是两党制还是多党制,都可以被划分为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两大政治派系。欧洲各国左翼和右翼政党之间在发展经济的理念方面,彼此的 指导思想与主张是根本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右翼保守政党(如美国的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等) 历来主张并奉行私有化、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等,而左翼政党(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等)则 反其道而行之,热衷于搞国有化和执行福利政策。(一)微观管制失效传统观点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经济管制的原因是垄断或寡头垄断企业造成的市场失灵使 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然而,如果将政党因素纳入经济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作为制定经济政策 的政府官员由于被代表利益集团的垄断大企业所俘获而使得政府在微观领域的经济管制失效。这是因为,身为政治家的管制者,其行为选择也是理性的。管制者追求的是政治支持最大化,换 句话说,政治家进行经济管制的首要目的是自己获得政治资源而不是考虑民众的利益得失。正是基于这一点,原本是对垄断企业不利的经济管制反而变成了垄断企业谋求利益的工具。具体 而言,垄断企业可以为代表自己利益的那些政党或政治家提供活动经费、竞选经费,为其当选组 织选票。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家对垄断企业的经济管制与垄断企业收入最大化行为的要求相适应。概言之,通过管制,政府官员获得了政治支持,垄断企业可获得经济利益。就像乔治· 施蒂格勒所说的,“管 制是产业争取来的,而 且其设计和实施都主要是为了使该产业获得更大利益”。①更进一步地,经济管制很可能倾向于组织更好的利益集团以至垄断产业在提供政治支持时更有效,并使之从有利的立法中获得更多利益从而使他们愿意为政治家获取政治支持而投入资源。罗纳德·科斯对美国1960—1975 年政府管制的研究状况和政策效果做出了很好的经验性总结:“可以肯定地说,最近十五年左右对政府产业管制的重要研究,特别是在美国,远远超过了此前的所有时期。这些研究中既有定量研究,也有非定量研究。我已经提到过了天然气管制和药品管制的研究,不过这里还有大量的针对各种各样管制行为的研究,比如农业、航空、银行、广 播、电力供应、牛奶销售、铁路和货车运输业、出租车、威士忌标签和分区。我提及的这些研究仅 仅是我熟悉的,毫无疑问还有很多没有提到。从这些研究中得到的主要教训很清楚:他们都试 图显示政府的管制或者是无效的,或者当管制有显著影响的时候,权衡利弊后指出管制的影响是坏的,因为管制的结果无非是让消费者得到更差的产品,或者更高的价格,或者两者兼具。”②西方国家微观管制失效的根源在于,所谓的民主政治使得市场竞争的形式从企业竞争变成了 党派竞争。个人使用的资源不仅包括他通过一般市场所获得的商品和服务,还包括他的政治影 响。政治家或政党供给管制制度与经济政策是基于垄断大企业对管制的需求,出发点是为了获得 垄断大企业对他的选票支持。对垄断大企业而言,其付出的是寻租成本,获得的是管制带来的收 益。由此可见,在西方国家,政府在管制过程中由于政治家寻租、被产业所俘虏等原因,容易形成“政府失灵”。西方国家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时其实面对的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两害取轻” 的边际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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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施蒂 格勒:《经济管制理论》。载 勒布、穆尔编:《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08 页。
②[英]科斯:《经济学家与公共政策》。载克莱因编:《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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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詹姆斯·布坎南所言,“不必要假定:仅仅因为市场是不完善的,行政手段就会做得更好。相反,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提醒我们的,存在怀疑政治过程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能力的 很好的理由。规范的、相关的比较是在两个并不完善的制度之间进行的”。①(二)宏观政策不稳定政党政治对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影响表现为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家会从事为政治利益而进行的经济操纵行为。与微观领域的政策制定者被利益集团俘获类似,在宏观领域,政策制定者仍然受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后者要求政策制定者提供将使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受益的政策。由于不 同党派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差异,左派政党会选择与右派政党偏好不同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组合。具 体地,恪守古典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上台之后通常会出现一次上升的失业而使得经济出现衰退, 而倾向凯恩斯主义的左翼政党上台之后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加速而使得经济更加迅速地扩张。特别是,两个政党各自所恪守意识形态的信念越强烈,那么在选举之后由于政策框架的改变而产生的对产出和就业的扰动就越大。因此,西方国家由于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差 别的共同作用不可避免地制造了过多的政策决策波动性从而导致了宏观经济总量的不稳定性。表1给出了1948—2001年美国政党政治带来的差异化的宏观政策效果。
表1 美国党派因素对宏观经济结果的影响(1948-2001)
资料来源:[英]斯诺登、文:《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67页。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美国,民主党政府会减少失业,而共和党政府倾向于增加失业。这充分 说明了党派的作用力已经对美国经济的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述分析表明,政党政治使西方国家政治不稳定进而导致经济遭受困境。这是因为,两个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在政治博弈过程中都试图把财政改革的负担转嫁到对方的支持者身上直 到其中一个政党被迫接受财政负担的较大部分为止。希望连任或重新执政的愿望促使政治家用 个人利益取代了公众利益而选择了可能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组经济政策。事实或许正如布 莱恩·斯诺登和霍华德·文所言,“政治不稳定对经济不稳定的更深刻的影响则是由在实施对长 期稳定至关重要的困难的、但必要的经济政策方面,脆弱的联合政府的无能所导致的”。②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政党政治下产生的分歧很大的政策会带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并且使宏观经济政策变得 不稳定。(三)国有企业的困境西方政党的不同派系对国有化的取向也是截然不同的,这使得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规模呈现出不稳定的态势。以英国为例,艾德礼工党政府在头三年时间,接二连三推出了八项国有化方案, 包括英格兰银行、煤炭业和民用航空业,接着在1947 年电信业和电力工业、1948 年在交通和燃气业也相继实现了国有化。与工党执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私有化则是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经济政策 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撒切尔主义使得英国航空公司和英国电信公司都出售给私人。————
①[美]布鲁:《经济思想史》(原书第6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②[英]斯诺登、文:《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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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撒切尔执政时期的英国电信案例来说,“在私有化中所有的员工将得到价值70 英镑的免费股份——并且每个股份购买者购买100英镑的股份就可以获得两股免费的股份。同样,每个购买250 英镑(3 次呼叫中支付)股份的电话订户将有资格得到每季度的电话账单减免18 英镑的优惠。其目的并非秘密:越多的人成为股东,工党将越难以对英国电信再次国有化”。①西方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政党政治的更大影响,其运作效率相比私有企业来说也是低下的。这是因为,西方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是由选举出来的官员担任。管理者为了延长工作任期的可能性追 求的是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国有企业为了增加政治支持在生产方面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例如, 为了减少断电、停电的可能性而增加生产能力,因为此种做法会避免潜在的短缺和消费者的抱怨。这意味着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行为更缺乏效率。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上,有为政府需要实现三个方面的经济政策目标:第一,微观政策的目标是取得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宏观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第三,国有企业的目标是要避免收入“两极分化”和保障社会安全。上述对西方国家经济政策效 果的检验表明,以党派轮流执政为特征的政党政治是造成微观管制失效、宏观政策不稳定和国 有企业困境的主因。因此,就能否实现经济政策目标而言,政府失灵的特征化事实使得西方国 家变成了无能政府。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其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居于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 是执政党;而各民主党派则是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参政党。这种合作是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一)政党权威高于资本意志西方国家的政党被利益集团俘获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威屈从于资本意志。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指出:“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资产者不允许国家干预他们的私人利益,资产者赋予国家的权力的多少只限于为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和维持竞争所必需的范围之内;因为资产者一般以国家公民的姿态出现只限于他们的私人利益要他们这样做的范围之内。”②更引人注意的一个援引是,“在美国,虽然钱多不一定就能当总统,但资本的意志却真的在决定、主导美国的一切。美国政权要符合资本及大资本家的 利益,甚至为它们(他们)服务,这并非政治宣传”。③在我国,对政党权威高于资本意志的解释依赖于下述两个制度:第一,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对于前者,我国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④这意味着,中国的私人资本不可能迫使国家服从于其意志。就后一制度来说,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⑤ 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在我国是高于一切的。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历史中形成 的政府权威以及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政党权威都被用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用来组织落 实各种改革措施,用来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协调。在这方面,一个强势的有为政府使我 们成功地防止了不少西方国家变革中出现的社会失控和国家解体,减少了改革中不同利益的冲突 与矛盾,大大降低了解决复杂问题的代价。如今中国已经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行政组织能力,这 是因为相比西方国家,中国政党权威高于资本意志的优越性使我们能够做出正确决策、有效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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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维斯库斯、弗农、哈林顿:《反垄断与管制经济学(原书第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25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8页、第412页。
③《美国大选富豪决斗凸显“资本”主义》,《环球时报》,2016年1月25日。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3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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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习近平所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 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各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①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困境原因在于党派的立场分歧造成的规模不稳定以及企业管理者追 求政治支持最大化导致的过度投资。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根源于西方国家的资本意志高于政党权威。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党和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制高点,拥有国 有企业的人事任免权和发展战略决定权。就像习近平所解释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 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② 政党权威高于资本意志的制度优势使得中国国有企业的规模比重取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具体地说,决定中国国有经济规模的主要因素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公平以及稳定宏观经济三个方面的社 会需要。③前面指出,西方国家私人垄断形成的进入壁垒造成了市场失灵,政府管制由于被资本意志俘获而与私人垄断相结合所形成的行政垄断导致了危害或许更大的政府失灵。在这方面,西方政党 的经济功能无法解决此悖论。在我国,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使得我国国有企业的发展不会出现与西方国家政党轮流执政相伴随的国有企业命运的不确定性。此外,相比西方国家私人垄断形成的市场失灵,我国以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组成的市场结构,其运作方式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和从属于非公有制的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和良性竞争,从而形成了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市场。另一方面,与“政党权威高于资本 意志”相应的中国政党经济功能又形成了有别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有为政府。在这种意义上,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便能破解西方国家处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关系时所面临的两难困境。(二)实质民主优于选举民主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有钱人的选举民主。对此,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哈罗德·迈耶森于2010年3月31日的题为《存在缺陷的美国政治模式帮助了中国》一文写道:“西方式的选举是富人的游戏,他们受到候选人能够利用的资源和资金的影响,设法赢得大选的人很可能站在他们党派或资助人的立场上行事。”④西方政党轮流执政实际上是为了平息民众的怨气将人民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不满转化为对代表某一利益集团的政党的不满进而再通过政党轮流坐庄来 分散大众的注意力。事实正如列宁所言,西方的政党制度是“轮流地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抓住”,⑤进而“利用他们之间的虚张声势的毫无内容的决斗来欺骗人民,转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⑥以“轮流坐庄”为特征的西方政党制度实际上不过是国家内部利益集团争夺好处的工具。它源于西方文明“利己至上”和“斗争哲学”的文化基因,从而沦为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各个政党相互之间“排挤、打压、拆台”等恶性竞争的否决型政体,结果往往陷入人民焦虑和群体分裂的社会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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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版,第176 页。
③ 裴长洪、杨春学、杨新铭:《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基于量化分析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50 页。
④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9页。
⑥《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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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体表现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和作为参政党的其他8个民主党派呈现“多党一体”的制度特征,这折射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多元性”和“统一体”有机融合的文化基因。它们之间所保持的“和谐共生”和“求同存异”关系成功地从政治上整合了中国56个民族和14亿人口的社会凝聚力。特别是,它还因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而体现的是“实质民主”,与西方政党轮流执政的“选举民主”相比具有显著优势。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所导致的恶性竞争归根到底在于离开集中搞民主,我国的实质民主则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发挥作用的。对此,习近平深刻地指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进行集中,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集中全党智慧,体现全党共同意志,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这样做,既有利于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避免发生重大失误甚至颠覆性错误;又有利 于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形成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①具体来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每一项重大决策都要和各民主党派进行广泛深入的意见听取和建议讨论。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通过民主协商可以及时反映和正确表达各自联系群众的具体 诉求和利益。这样,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使得国家重大政策的出台均体现了共产 党及其领导的8个民主党派的集体智慧的贡献,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因相互对立而造成的政府失 灵现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越性为代表的中国国家制度优势使得新中国成立70 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具体的经验数据可以给我们的这一论断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支持。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经济表现也很突出。据世界银行预测,1950—1975 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4.2%,在77个非工业化国家中只有10个超过了这个数字,而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石油出口国。②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速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迅猛提升:③第一,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目前已经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绝对数字从建国初期1952年的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多万亿元。若按不变价格计算,2018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52 年增长了174倍,年均增长8.1%。第二,就人均收入而言,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达9732美元,这一数字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2018 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8228元,比1949年增长566.6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59.2倍,年均实际增长达6.1%。与此相应的是,按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贫困发生率由97.5%下降到1.7%,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今天,我国农村已基本消除绝对贫困。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全球每100人脱贫,就有70多人来自中国。第三,就人均寿命而言,由于我国医疗卫生等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2018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比1949 年的35岁翻了一番还多,这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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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第74-75页。
②[美]勃兰特、罗斯基:《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③ 数据整理来源于巨力:《从三个历史节点看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求是》,2019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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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所创造出的“中国两大奇迹”做出了最好的总结:“新中国成立70 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一是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 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 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二是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我国长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 家之一。可以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 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①四、结束语本文的研究是属于经济政策层面的,可以概括为国家经济政策以及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效益均 受到一国政党制度的重要影响。西方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弊端造成了经济领域的微观管制 失效、宏观政策不稳定以及国有企业困境三方面的政府失灵。有鉴于此,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处理 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指导思想其实已转变为从逻辑上进行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两害取轻”的权衡比较。对比西方政党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政党权威高于资本意志”和“实质民主优于选举民主”两个显著特征,这从理论逻辑上克服了西方国家的政党由于被利益集团俘获而造成的政府失灵问题从而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的显著优势。本文的逻辑推论是:加强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寻求“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最佳结合点的关键所在。这种观点是借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 征和最大优势来论证的。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并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第一条。② 在这种意义上,“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优势,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理之一。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我国国家制度和 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可以肯定,统领其他十二个优势的“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这个首要优势,必将对我国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实现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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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4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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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M].北京:学 习出版社:人 民出版社,2019.
23.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20-10-30.
(来源:《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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