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若如此，书亦当然
人若如此，书亦当然
——以个人记忆与《读书》1989年7-8期合刊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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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触《读书》杂志，是高二那年。
1997年的夏天，小岛上讨论最多的是应该布置多少兵力，以应对英国人的攻击。两种情绪冷热交替，悲观的认为此战是“新鸦片战争”，自此搞不好连我们岛都要给英国佬占了；亢奋的认为百年难得一遇的机会已经到来，保家卫国的雄心正在燃烧。底层的人非常担心香港回归之路会不顺利，要是英国佬翻脸不认账，难免会引发战争。
作为位于中国海岸线中间的舟山群岛，定然是兵家必争之地，早早预防是良策。因为舟山向来是易守难攻，博学之士不断对我介绍定海三总兵的英勇，以及东海游击队的神奇，仿佛借用那些旧日的荣光，我们依然可以人肉对抗导弹。而那些喜爱《舰船知识》、《兵器知识》的同学，也向我灌输了不少中英军事力量对比的内容，给我的印象是中国人的能力尽管比李鸿章那时有大幅提升，但英国人也没有闲着，他们还是比我们厉害，打起仗来，我们还是会吃亏。
倒是我母亲抱有平和的心态，“打仗晦气老百姓，还是不打好。要是打了，顶好快快结束，好给老百姓过日子”。“真要给英国人占了变成香港那模样，也没啥不好”。这些实用主义的教导至今还启发我去观察各种各样的公共政策，那不过是“以人为本”的朴素表达而已。
当然，后来的历史证明当时的猜想都过于无稽，预想的灾难都没有发生，那年甚至台风都比往年小，我们平安迎来了开学。文理分班的时候，作为物理课代表的我选择了文科，自此我的人生就截然不同了。
开学不久，听历史课先生讲“历史误会了李鸿章”，《中英北京条约》签订过程中，李鸿章夹在光绪和罗便臣及后来的窦纳乐之间，据理力争，使得《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加上“九龙到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两句。
而实际上，英国人当年觊觎的是舟山，李鸿章禀光绪认为舟山乃战略要地，对中国海岸线安全非常重要，因此断不能让。英国人只想要通商口岸，因此以毗邻广东口岸之香港为诱，最终割了香港。这一说法，对一贯接受“李鸿章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说法的我而言，是巨大的冲击，李鸿章的形象与之前在我心里猥琐的模样大相径庭。真相是什么？
这一疑问，促成了我走进学校的依心图书馆，馆名是苏步青题的字，写得很公正。阅览室迎面的架子上，整齐罗列着一排《读书》杂志。我已经忘记我看了哪几篇文章，也忘记了我有没有借阅。我随后发现我的同学王灵琦君早就已经购买了这份杂志。于是课余时间，偶尔会读上几篇。一册《读书》所涉及的书目很多，也不时有些充满智慧的句子映入眼帘，我还专门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来，以便在作文中加以“引用”，去吓唬语文老师，好获取一个作文高分。这一计谋屡屡得逞，也增加了我对《读书》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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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大学之后，依旧保持了看《读书》的习惯，只是不能再从王灵琦君处蹭看，需要自己掏钱购买了。这一买就见证了《读书》从5元涨到6元的过程。
当然，从心里，我是感谢《读书》的。2001年的时候，我在《读书》8月号上读到一篇张鸣老师的文章，叫《辫子王朝的闲话》。读了之后，有所感触，就写了一点感想，叫《辫子王朝闲话的“闲话”》，投稿给《读书》杂志。不出所料，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只是虚荣心不散，心里还有隐隐的期待，但3个月后，就彻底放弃了幻想。对于一个本科的学生而言，这一结局似乎是再正常不过了。
2002年1月，在自习室里看书，买了本新出的《读书》杂志，随手翻翻，突然之间在“短长书”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先是惊讶，继而狂喜。虽然《读书》的编辑从这件事情上来说是彻头彻尾失职的，对投稿人回应不及时，删减文章未征询作者意见等。但那时我哪里顾及这许多，能把自己的名字印在《读书》上，本身就是件幸福的事情了。这事情给了我长足的信心。毕竟是《读书》让我从一个读者变成了作者，也让我从读书走到了写字。直到2006年和朋友们创立【读品】，将读书写字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回头看去，对《读书》也只有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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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我对《读书》杂志本身编辑之间的是非恩怨，并无兴趣，这类政治不在这里上演，也会在其他地方蔓延。只是因为《读书》，而被“强逼着”接收来自网络上的各种小道消息，这也主要是出于我对《读书》杂志本身的关心。在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金克木先生那篇《玉梨魂不散金锁记重来》的文章来，副题是“谈历史的荒诞”，发表于1989年7-8月合刊号。那真是一个荒诞的时刻。金克木如此写道：“一心想好，反而遭殃。自知不幸，又因祸得福。人既如此，书亦当然。”
这文章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盖因金克木先生在文中赫然提到了“意淫”两字。多年以后，这两字风靡网络（通以YY代替），却又生出别样涵义来。YY也被一些人用来形容汪晖、黄平时期的《读书》杂志，进而也被用来指责知识分子群体，连在一起，《读书》上的知识分子就变成了只会YY的无用书生。在号称“手淫强身、意淫强国”的荒诞年代里，不管何种评价体系，对谁都是不公平的，这自然也包括对《读书》、对知识分子的指责。正如蒙尘遮眼身在其中的时候，人们也会忘记李鸿章曾经的外交努力。
金克木先生称徐枕亚的《玉梨魂》中并不高明的男女关系：一女爱一男，却介绍另一女给此男，自己殉情死，另一女悲哀死，这一男在武昌起义的战场上牺牲死，“三人均死得有点离奇”，这是金克木的评价。书中人物之荒诞超过宝黛，也超过柳梦梅和杜丽娘，这便是警幻仙姑所说的“意淫”。金克木对YY的第一种解释是“不见面而通信息的想像之爱”。在金克木眼里，《玉梨魂》除了YY，几乎是一文不名。而金克木对YY的第二种解释是，男而作女语。最早是屈原的“美人”，其次是宋玉的“高唐神女”，再是曹子建的“洛神”，“神光离合，乍阴乍阳”，集男女与一体，尽“YY”之能事。
但金克木尽管提到，却没有指明的另外一种YY是：苏曼殊的那种“猛忆定庵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式的“诗化政治”型YY，以“意淫”通于政论。始于李义山，在毛时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后尽管有所削弱。但在《读书》之上，依然随处可见这种以文化或学术名义YY的文章，脱不了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以政治解小说的模式。
莫之许在《<读书>：不可能的任务》中批驳了将《读书》作为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的角色，认为那不过是一种YY。莫之许认为《读书》有影响是因为“当时的知识界就是沉浸在引领时代潮流的优越感中。而《读书》的地位以及其读者群体的自我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优越感的产物”。但我认为这仅限于知识分子的集体意淫，真正的底层生活是缓慢流动，而且从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来看，打破历史钟罩的是“下限齿轮的绞合变动 ”，而不是所谓知识分子思潮引领，以为知识能影响政治，那不过是一种想像，一种僭越，一种YY而已。可惜，这正是犯了一种致命的错误，而忘记了“读书”本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正如我投稿《读书》，断不是有什么指点江山的想法，只是觉得心有所感，挥笔抒发而已。那与“治国平天下”是相去甚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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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汪晖、黄平等出来辩称《读书》依旧具有兼收并蓄引领潮流的风范，莫之许认为这无疑是“不可能的任务”。荒诞的历史最容不得别人回忆，越是记得细节，就会越觉得荒诞。
引领潮流之类姑且不论，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汪晖、黄平等作为编辑是不合格的，一来对投稿要有回音，过了三个月没有音讯一般被认为是拒稿了；二来删改文章要经过作者同意。这两条汪、黄没有做到。尽管我不否认，汪晖和黄平作为学者，有他们的贡献，但他们没有尽到编辑的责任，也是不争的事实。学者办刊，容易犯的毛病是容不得思想上的异见，因此常常会变成持同种思想者集聚，托马斯·谢林用博弈论解释了这种“人以群分”的现象。而专业的编辑则多少可以免除这一点偏见，当然也不能保证完全客观，只能是稍微客观一点。
以我在【读品】的经历来看，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当我发现我自己很难摆脱那种偏见的影响后，我只能自觉从编辑事务中撤退，做一个撰稿人是我更好的选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沈昌文的确是比汪晖更为专业的编辑。这个结论可能会招来很多质疑。但沈之10年与汪之10年的《读书》相比，文章的多样性，观点的多元性，形式的多变性，前者都是胜出的。汪晖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内容编辑，而缺乏文字校对以及其他事务的技巧，这一方面来说，沈昌文更专业是毫无疑问的。当然，也可以说沈昌文并非十全十美，例如1989年7-8合刊，目录中的丁聪漫画赫然被标上了“553”页，而即便是合刊，也仅有288页。我翻了一下，应该是“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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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现在搞不清楚到底是谁在坚持《读书》的“担当”精神，是谁在坚持《读书》要引领潮流，是沈昌文还是汪晖，抑或两人都是？实际上，要判定《读书》是否引领潮流，我觉得1989年6月就是一个最好的分水岭。我们要看《读书》是不是真的有担当，当然不是去看6月号那一期，而是要看在1989年6月之后的那一期，也就是7-8月的合刊。这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在此期间，《读书》做了什么。
与1979年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截然不同，1989年7-8月合刊封面的前两篇是《周恩来的完美人格》（陈晋）和《学习马列著作专栏：列宁主义·定义及其他》（郑异凡）。沈昌文在“编后絮语”中写道：“由于技术、交通等原因，也为实现我们调整栏目的需要，将第七、八期合刊出版。切望读者鉴谅。”而封面文章早就证明了这段话是欲盖弥彰。
沈昌文进而解释为什么有这两篇文章：“第七、八期合刊篇幅增大了近一倍，这使我们有可能多容纳一些文章，同时对过去的内容有所调整。为了适应读者研习马列著作的需要，特辟‘学习马列著作’专栏。此外，关于周总理伟大人格的研究等篇，也都是我们久想组约而未能如愿的题目，现在一并刊出。近年来，文化上引进较多而用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消化辨析不够。我们虽有志于此久矣，但未能做到。今后当力求加强此类工作，想必这也是读者所希望的。”
这段话，很能看出沈昌文时代的《读书》的态度，所谓“引领时代潮流、具有担当精神”等等，都是没有的。更多的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对于生活饭碗的渴求。《读书》杂志只有先存在，才能继续往下走，编辑部的人才有饭吃。当然这样的《读书》未必就是读者所希望的《读书》了，“编后絮语”用“想必”只能是一种委曲求全。
当然，这种做法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妥，也容易理解。在关门与继续营业之间，选择后者对三联书店而言无疑是更好的选择。从“编后絮语”的最后一段来看，彻底暴露了沈昌文时代的《读书》的这种意图。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中国需要安定。本刊第二期（第11页）、第五期（第45页）曾屡次指出，动乱不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它只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苦难和损失。诚望在今后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读书》能进一步端正办刊方针，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以后各期有新的面貌。”这当然也已经完全背离了“无禁区”的先声。只要威权一压，立即见风使舵，这不是思想者或者知识分子的态度，但的确会成为编辑的行为。你可以说这是编辑的专业精神，但也可以得出结论：1989年的《读书》并无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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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无担当对于一本杂志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比如《读者》、《故事会》未见得要引领时代思潮，要有担当，但它们有市场需求，这就足够了。做杂志是一回事，自己要有思想是另一回事。知识分子办杂志的问题在于，既想有思想又想办好杂志多赚钱。这是另外一种“不可能的任务”。难道能指望按照“星球大战”的设想去建立一个一般的政治框架？你可以从中读出政治法律的味道，但“星球大战”占领市场还是因为高科技新想法，甚至帅哥靓女，而独独与什么政治无关。对于杂志而言，必须明白这一点。思想性的产品，消费者的数量总是有限的。我从来不认为《读书》能像徐静蕾的博客一样受人关注，那是不可能的。知识分子容易做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种幻想，正是应了金克木所说的YY。即便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有些人读书是纯粹读书，并不求有什么“治国之策”，也不求如何“指点江山”，只是徜徉于字里行间，这是专业读书人，他们将“读书”这一行为本身就当成目的；而另外一种就是将“读书”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手段，为的是不同的目标，我把这一类“读书”叫做YY。
20多年来，《读书》杂志的浮浮沉沉，作者队伍的移动变迁，不过是两类读书人交替轮换而已。而跳出来看，手工业者完成了从作坊到乡镇企业到上市公司的转变，农民也获得了包产到户的巨大成就，这些与《读书》毫无关联。
这是一个速朽的时代，也是一个方便面时代，在繁华喧嚣中曲径通幽去寻找一点读书的单纯乐趣，那是读书人自觉专业分工的抉择。其担当就在于其以更专业的姿态出现：编辑就做好编辑的事，学者就写好学者的文，YY者继续YY，而不是互相越俎代庖。此举也会更有效率地推进思想观念的传播。
人若如此，书亦当然。
注：2006年2月14日，我们开始【读品】项目。同年6月，我生日的时候，梁捷送了我一个礼物——《读书》1989年7-8月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