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平庸就是恶
最近因为上海防疫措施之低效之恶劣之没有人性令人错愕，自然就有百姓痛骂某些政府一线公务员。所以就出现了一种为这些公务员辩护的声音，说这是“平庸之恶”，他们只是执行命令而已，本身并不参与决策，做成这样也无非是为了混口饭吃。
在我们接受或者反驳这种借口之前，为什么不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平庸之恶”这件事呢？
“平庸之恶”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的著名论断，大意是说战犯艾希曼在战时只是一个纳粹命令的执行者，并没有自己的思考。因此类似艾希曼这样的只是服从权威，没有自己的思考，只是“平庸之恶”。该书1963年出版，到2015年已过半个世纪，“平庸之恶”成了极为流行的概念。
在目前的中国，更是被随意当成“挡箭牌”。例如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围成的也不过是平庸之恶。例如著名法学家方流芳老师曾在微博上痛心疾首，说：“学生们被反复告知，写论文需要原创。理解什么是原创，最简捷的方式就是理解它的反义词平庸。按照汉娜·阿伦特的理解，平庸就是停止思考，附随权威，纳粹分子的邪恶就是来自他们的平庸，平庸到连犯罪动机也没有。”
但原创也可能是追问一句：“平庸之恶真的存在么？”
帕斯卡尔之喻，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人如芦苇尽管脆弱，容易夭折，但人比致他死地的东西要高贵，就在于人有思想，知道自己的死亡和致命之物相比于人具有的优势，但致命之物对人一无所知。因此不管在何种极端的条件下，除非切除大脑或者消灭肉体，否则就休想让一个人停止思考。所以帕斯卡尔才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会思想的芦苇”怎么就“平庸”了呢？从时间顺序来讲，当然是阿伦特以艾希曼的例子对帕斯卡尔提出了挑战。帕斯卡尔之喻在前，但阿伦特说在特定情形里，人不思考造就平庸之恶，例子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
但阿伦特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个案例的解读是十分主观的。艾希曼的自辩一方面可以被看成是平庸的，但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解读成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需要新的证据来审视阿伦特的说法到底站不站得住。
施丹尼思（Bettina Stangneth）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挑战阿伦特说法的人，但却是迄今为止提出了最扎实的证据的人。在新书《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未被审视的大屠杀者的人生》（本书原为德文，2014年由Alfred A. Knopf出版社出版英文版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里，施丹尼思检视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之前写下的回忆录和大量其他文件，得出了与阿伦特截然不同的结论。
艾希曼作为第三帝国犹太事务主管，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耶路撒冷审判之前，艾希曼藏身在阿根廷，写下了大量回忆录和笔记。艾希曼是一个高产的“作家”，即便在接受耶路撒冷审判之后，其还写了长达1200页的回忆录。众多文本的最终目的无非一个，就是为自己开脱。不得不说，艾希曼的策略还是挺成功的，至少成功“欺骗”了阿伦特。
施丹尼思的作品恐怕是目前最全面覆盖艾希曼资料的研究。比如说施丹尼思在德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艾希曼文件里找到了一封艾希曼在1956年起草的公开信，这封信是艾希曼写给当时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信中提议让自己回德国受审。这种“细致”的考虑是艾希曼绝不平庸的一个例子。
当然，艾希曼的不平庸可不仅仅只有这个例子。施丹尼思在艾希曼的阿根廷笔记中发现了一大段反驳康德道德哲学的笔记，这完全颠覆了“平庸”和“没有思考能力”的说法。这些阿根廷笔记也显示出艾希曼绝对不是一个单纯服从命令的“士兵”，而是一个深思熟虑又狂热献身纳粹的“大屠杀者”。因为艾希曼在描绘自己的“天生使命”时写到“如果真有1030万敌人（犹太人）被杀，那我们也算完成了使命。”
根据施丹尼思的说法，德国情报机构尚有长达3400页的关于艾希曼的完整文件，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完全公布。在新的证据面前，阿伦特“平庸之恶”的论述是站不住的。我们又回到了帕斯卡尔关于“人是会思想的芦苇”的论述。所以有时候古老的论述会在新的证据面前熠熠生辉。
是的，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但思想可以开出恶之花，也能结出善之果，区别在于人的德性。同时，尽管人人都会思想，但思想的强度差异很大。这个世界你稍不留神，坏人就占了上风，大体是因为坏人思想的强度更高。纳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终结“平庸之恶”的借口，在今日中国有特别的意义。作出犬儒姿态的人，时刻准备着动用“平庸之恶”的借口，仿佛就此可以免除自己在转型时期的责任一般。但知识人群体本身思考的强度就要高一点，毕竟这是知识人安身立命之所在。也正因此，从知识人自己的思想上去除“平庸之恶”的借口，就更加重要。
这不仅是说，知识人出于专业要求而需要终结平庸之恶的借口，而还有更大的意蕴。这更大的意蕴与知识人的道义相关，因为专业性的知识本身既可能作恶也可能行善，但道义上的责任对知识人提出的是德性上的要求。这种德性上的要求也直指拒斥“平庸之恶”的借口。
换句话说，推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仗义还是屠狗辈”，但知识人不能没脸没皮地以“平庸之恶”为借口搭“屠狗辈”的便车，而是应该站出来作出知识人应有的姿态，那就是参与每一次公共论争，不放弃自己的领地。这一知识人姿态不仅是出于专业的要求，也是出于德性的感召。
而作出知识人姿态的第一步，不妨就从拒绝“平庸之恶”开始。
Bettina Stangneth,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 Knopf,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