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大】追寻金山伯的踪迹——澳洲华人淘金史
第 338 期
【编者按】本文作者蔡建文是中国科大79级校友，在朋友圈第一次看到他分享“澳洲华人淘金史”，就被吸引，马上联系希望他能整理成文投稿“人文科大”。蔡师兄一口答应，认真准备，不负所望，发来文字和图片，并多次交流。期间还发来其家族在南洋的经历，在这里也一起刊出，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关注背井离乡、出外谋生华人的生活和心路历程的兴趣根源。这篇文章不仅在讲述澳洲华人淘金史，更有不少反思并提出问题，很有现实意义。下面让我们一起来阅读，一起去思考，也期待广大读者留言讨论。
蔡建文的祖上是来自广东省揭西县的客家人，祖父在清朝末年与兄弟一起飘洋过海到南洋揾食，很快打开局面并有了自己的锡矿，能寄钱回乡置办田产、资助办学和担保乡亲到马来亚工作。但安定、小康的生活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骤然而止。捱过二战后又碰上了马来亚的内乱，最后萌生退意，于1950年代初期决定举家回乡，只留下祖母和己出嫁的大女儿处理后事。
蔡建文的父亲当年十九岁，与兄弟姐妹四人回国后留在广州发展，祖父只身带着全副身家衣锦还乡。没想到分别不出三月祖父却突然身故，父亲赶回乡时发现祖父己下葬，随身财物和田产已被分光，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在广州的亲人后来只有小叔跟随同在马来西亚回归的堂兄在六二年偷渡到香港，重复了一次背井离乡谋生的经历。因为自身和家族的经历，蔡建文一直有兴趣去了解早期那些像祖父一样选择背井离乡、出外谋生华人的生活和心理历程，尤其是那份挥之不去的乡情。
初到澳洲就喜欢上了这里广阔的空间，拿到驾照后到各地乡村的自驾游更成了每年必有的一个渡假节目。观光之余、很快就留意到一个现象，各地的早期移民定居点，无论人数多寡，总会先建立一个教堂和一个酒吧。我直到在澳洲生活多年后，才真正明白这两个建筑对早期欧洲移民社区生活的意义。
维省Ballarat 金矿的早期基督教堂。
澳洲有记录的历史很短，尽管英国最初把其定为罪犯流放地，但人口增长和经济开发主要还是靠外来的自由移民。倚靠其广阔的空间、良好的气候、丰富的矿藏，吸引着那些寻找新的生存空间的欧洲人，拖家带口过来碰运气。在找到矿藏或分得土地后，慢慢就形成了自然聚居奌。男人们在新土地上白天辛勤工作，日落后常要找个地方聚集、喝啤酒，聊天放松，并交流信息和经验。对社会不满的表达和对政府的诉求，往往是在这种场合中交流并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力量而展开行动。
周日大家会停下所有工作，穿着整齐、带着家人相聚一起读圣经、吃圣歺，教会礼拜是重要的社区家庭生活。尽管大家所信基督教派别可能不同、仪式也有不同，但在艰苦环境中也不容许太讲究。可能大家还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但相同的信仰使大家有相同处事方式。当人数到达一定规模时，大家会凑出钱来建设教堂并聘请全职传道人，而传道人一般也会兼职在教会建立识字班给儿童启蒙。随着社区人数的不断增加，更多的钱会被捐献出来通过教会去帮助孤儿寡妇、老弱病残，去修桥补路。
当时的殖民政府没有钱也没有能力去管辖各种新的聚居点，在这种丛林生活的的环境中、早期移民相同的宗教信仰使得社区自治和发展成为可能，而社区自治又曾加了安全稳定并极大降低了政府的管理运作成本。
维省金矿区域示意图，包括Robe上岸路程
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初就进入澳洲，成员主要来自福建沿海。开始主要是以合约劳工（indentured labour) 身份在农场工作（1）。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国割让香港，使得附近的广东人有机会跟随英国的炮舰到各殖民地做生意，搞活经济。早期的华工、华商以吃苦耐劳、聪明能干、顺服、守法赢得了良好口碑。因此当澳洲发现金矿，准备效法美国趁机大量引进移民以迅速增加人口时，对中国人打开了绿灯。也就是说当年中国人（主要是广东人）是带有和其他移民一样同等身份、同等权利进入澳洲的。不同的是绝大部分中国人负担不起初期费用、不懂英文，这就为懂门路的华商带来了机会。他们派人回乡招募敢冒险者、并负责初期费用和安排带路。应征者必须有乡亲担保，签下合同到澳洲挣到钱后连本带利归还债务。这种安排使得到澳洲工作的门坎大为降低，加上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南方发生太平天国内乱，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大量乡民只能出国一搏希望能碰上好运气，为自己和家人带来生活希望。但澳洲殖民政府没有预料到的是，当管理不到位、法规未完善之前，突然曾加一个信仰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而又人数众多的族群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而引起冲击的不和谐因素在社会的变革过程中很快就显现出来。
澳洲淘金热从1850年开始，维省金矿主要集中在Ballarat, Ararat 和Bendigo之间数千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被广东人称作新金山。黄金储量丰富、非常容易发掘，吸引了大批淘金者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其中最大两个族群是爱尔兰人和华人，使得维省人口从1850年的七万人一下猛曾至1860年的五十万人，这给殖民政府的管理带来极大压力。为应付猛曾的管理开支，政府决定向矿工收取牌照费，也就是说淘金者必须要先交纳这笔费用才可以去找矿。
在Ballarat 的Eureka 暴动紀念馆
Ballarat在1851年被发现有金矿，与其他矿区不同，这里很早就开始设置政府机构和城市化。到1854年时人口已超过二万五千，其中45%是妇女和儿童。这时期的华人主要是淘二手金，在别人己开发过的矿井和矿砂中再翻一次，因此也留下了华人有特殊技能的名声。但这种方式的收入只能维持生计和还清债务。华工真正的发财梦要等到1857年Ararat 的广东矿发现才能实现。
因政府机构就近在眼前、对牌照费的监管非常严厉，无牌者被处以重罚和监禁。很多初到者无法交纳此费用，加上当时警察的贪污和粗暴执法，冲突时有发生并出现流血事件。1854年10月7号，矿工James Scobie在Eureka酒店(住宿和酒吧一体)前被东主Bentley杀害，Bentley随后却被判无罪释放。审判的不公引起了矿工的愤怒，导致他们放火烧毁了该酒店，从而引发了政府的暴力镇压，这就是澳洲历史上写有很重一页的Eureka Stockade （2）我把其翻译为Eureka矿工暴动。
暴动誓词
事件中矿工们有多项诉求，除了要求更换金矿区总督那一条有明显造反意思外，主要的三条都与矿工们的利益相关：其一是取消牌照费，政府只能在矿工找到矿有收入时才应收取费用；其二是给予矿区发现者、开发者土地拥有权，以防止政府以各种理由把金矿占为己有；其三是所有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时此项政治权利是以个人财产多少为标准来决定。
由参与暴动的矿工家属们制作的十字旗
1854年11月，矿工和家属们聚集在爱尔兰人铁路工程师Peter Lalor旗下宣誓要抱团取暖。并收集武器，在Eureka 矿建立菅垒，打出旗帜与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对抗。12月3号，政府军趁营垒中大部分人和家属不在时发动进攻，以极少代价很快就解决了战斗。矿工死亡约三十人（指有名有姓者，准确数字己无法统计），超过一百人被逮捕，其中十三人被认为是首犯并被控以谋反罪而关押。首领Peter在交火中失去了左手但侥幸逃脱，藏匿在一个天主教神父家中养伤，并被政府悬赏200英镑通缉，这个数目相当于当时一个高级公务员的年薪。
因事件影响较大，维省议会专门成立了皇家听证会公开审理此事。审理过程在英国各殖民地广为报道，矿工们也由此得到广泛的声援。十三名被起诉之人于来年四月被判无罪释放，接着是牌照费被取消、土地拥有权被确认、有关费用被重新定义、投票权和议会选举改革。矿工们的所要求除了更换总督外都得到了实现，首领Peter 也被特赦并在1855年11月被选为Ballarat地区的平民议员从而步入政坛。尽管如此，Eureka Stockade 事件要过去整整三十年后才得到官方平反，矿工们也由暴徒变成澳洲社会争取民主的先驱，被树碑立传纪念。
早期画家笔下的Eureka Stockade 战斗场面
人数众多的华工无疑也是新政策受益者，我在网上和博物馆中一直想寻找当年华人参与该事件的记录，可惜没看到任何资料。事件死难者中大部份是爱尔兰人，也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澳洲人、德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和俄罗斯人，可说这是各地矿工们由鲜血结成的友谊并一起争取到的权益。没人因为赏金去举报Peter, 大家还抽出份子钱安顿死伤者和家属并为Peter买下一农场藏匿起来。相比之下华工似乎不在这友谊圈子之内，后来的事情发展是华工其他矿工的冲突越来越频繁激烈，以致于政府要专门设立华工联络员和华工隔离区来减少冲突风险。由此产生的政府额外开支很自然地被转化成专门针对华人的各种税项，这包括了人头税和上岸税。华人对这些不公平税选择的方式不是去抗争，而是规避。规避的方式就是在没有上岸税的南澳省Robe港上岸，然后徒步几百公里从荒凉的陆路偷渡进入维省金矿区。不过因祸得福、著名的广东矿就是在一次徒步过程中被发现的。
当年在金矿发现的近70公斤的金块
1857年来自广东四邑的一批淘金者在Robe港上岸，结队前往Bendigo金矿。为避开白人的采矿区以减少冲突机会、特意绕道当时还是荒芜之地的Ararat, 途中在树林休息时却无意中发现了地表上的金沙。他们保守秘密，几周内就挖到了三千盎司黄金，然后把其中一部分在当地套现了4000英镑并把新矿登记为广东矿（Canton Lead)后消息才传开。这引起其他淘金者的愤怒，因为一般不成文的规矩（行业的潜规则）是当有人发现金矿时，他们会插上一面旗子，公开宣示自己主权同时也告知他人此地有金。其他人得到消息后会自觉地到稍远处试试运气，或用分成形式加入。这样可让大家都有口饭吃，帮助他人之时也减少了冲突机会。
淘金人士本来就是结构松散的自由职业者，愤怒和妒忌使他们结成了团伙。当赶到Ararat人数够多时，他们攻击和烧毁了华人的营区，并把华人暴力驱离了工作矿井。幸好当时华人己登记了金矿拥有权，军警按法律介入保护了华人的权益，才保证了华工运气的延续，使得此矿成为最大的由华人发现的金矿。以后多年很多华人都在此发了财，衣锦还乡，Ararat 也因为金矿发展成为现代市镇。
矿工牌照原件
维省为解决冲突而采取的隔离方案，尽管开启了政策上的种族歧视，但客观上也改善了当时华工的安全环境，从而受到华工的欢迎。1861年，某位来自Bendigo教会懂英文的华人基督徒在Ararat发起运动，请求议会取消专门针对华工不公平的税收。请愿书收到了五千多份签名，最终促使维省政府取消了这些税项。但税收取消后冲突的根源还远没有解决，维省政府为此也费尽了心机。当时省议会曾举行过一次听证会，现在Ararat的金山博物馆中有连续播放的视频，找演员重现了当初证人回答问题的场景。华人对来澳目的、生活状态和对将来期望的回答近乎一致。他们都想通过掘金发财，回乡买房买地，娶很多老婆，让父母和亲人过上美好生活，没有一人说愿意留在澳洲建设和生活。
对非华人证人的问题集中在其对华人的看法。总的来说大家都认为华人勤奋能干，不惹事不闹事。负面看法包括了对华人在开矿过程中对水源和环境的恣意破坏，以及往往是百人以上的集体军旅式生活，没有家室，只挣钱不花钱，外人根本没法接触和了解他们。其中一位神父曾花精力去接触华人传福音，他的评语是华人缺少宗教信仰但却迷信，星期天也工作，休闲时的爱好是赌博和抽鸦片。从这些评论中看到人们对华工的恶感并非来自什么大奸大恶行为，而是各种小事的集成，缺乏与其他同为劳工阶层人士的沟通和不叁与社区事务使得误会越积越大。
金山博物馆收藏的Ararat华工和其他矿工冲突的记录和画面
大规模的冲突此起彼伏，其中以1861年发生的Lambing Flat 排华暴动最为血腥。纽省没有华工隔离政策也没设立华工联络员，暴动聚集到二千多人，向一千名华工各个击破，展开攻击和驱赶，造成极大伤害，使得纽省政府要从四百公里外的悉尼紧急调入大批军警进行镇压。讽刺的是造反者模仿Eureka Stockade 的方式，制作旗帜、手持热武器，提出的政治诉求是赶走所有华工，否则他们自己就没活路了（3）。频繁的冲突使得各地殖民政府非常头痛，究其原因是来自于不同文化的冲突，解决办法只能是修改法例逐渐限制移民，这就是所谓白澳政策的来源。
白澳政策并非指某一项政府法例，而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由各省殖民地政府和后来的联邦政府逐渐形成对移民的审核和限制措施之大成，其最终结果是基本断绝了非欧裔基督教国家的移民（4）。华人人数在十九世纪的高峰期中占澳洲男性居民九分之一强（1），可惜他们挣到钱后绝大部份都选择回归故里。新申请者受到限制后，到二十世纪初澳洲社区中几乎再难见到华人踪影，少数留在澳洲生活者或许觉得无面见江东父老，基本选择隐姓埋名的低调生活方式。
金矿中华工居住区
挣到钱后回乡的这些金山伯(粤语中称呼这些从旧金山和新金山回归者）是否都能过上妻妾成群的幸福生活呢？从中国整个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未百多年的动荡经历来看，答案是否定的。这些人和他们的财富就算能挺过内战、外战、土匪和饥荒，也会在1950年代的土改中灰飞烟灭。1969年中国文革后期，我跟着父亲的大货车在广东省内穿梭，帮助各地乡村运输农产品。记得到过台山、梅县、潮州这些著名的侨乡，引入眼帘的是破旧、肮脏、贫穷和落后的景象。反而那些留在国外生活的华人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八十年代中国的开放改革这些历史性节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澳洲后来以单一文化方式维持了这个新兴国家的社会安定，但也缓慢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白澳政策的废除起始于二战后，也经历了三十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完全对各民族、各宗教开放了国门（4）。经历二百年的建设，澳洲也由一个荒凉的海岛变成了一个靑山绿水、流奶与蜜的富强民主国家。开放的空间、完善的制度和公共服务也使不同背景文化的人能和平共处，因而也成为当今中国人首选移民地之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移民已不同于一百多年前那样买张船票就可成行，而是要翻过极高的门坎。
2017年5月，维多利亚省总督代表政府为当年的歧视政策正式向华人道歉（5）。一个健康、民主的社会，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由某位皇帝恩赐，而是由基于共同信仰基础的各种势力和各阶层互相角力而形成的平衡、妥协与共存。这种信仰迫使人们不断反思、改错而慢慢达到和谐。作为澳洲开发初期的受益者到后来的受排斥者，华人不应把这种道歉看成是胜利，而更需要从文化深层反思自身的问题。要问问自己到国外求生的目的是什么，对那些迫使几代人前赴后继背井离乡的因素、和引起冲突的行为习惯，是否还在怀念和维护？不从自身问题中寻找受苦难原因并加以改变，历史会以不同的面貌、不同的形式不断重复，得到的利益也只会是暂时的，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和后代。
參考資料：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Chinese_Australians
http://ergo.slv.vic.gov.au/explore-history/golden-victoria/impact-society/eureka-stockad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mbing_Flat_riot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hite_Australia_policy
https://cv.vic.gov.au/stories/immigrants-and-emigrants/many-roads-chinese-on-the-goldfields/walking-to-the-diggings/reenacting-the-walk-from-robe/
【作者简介】蔡建文生长于中国广州市，一九八四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精密机械系获工程学士，八四年至八七年在广东省科学院测试分析研究所任职助理工程师。一九八七年到澳洲悉尼留学、工作、生活至今。曾在世界百强企业中任职电讯工程师、总工程师、IT 团队管理、部门主管等要职。目前在银行界担任项目管理和质量管理方面的工作。
编辑：陈颍 8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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