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4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夜，科大81级数学系校友黄渝在纽约因车祸不幸去世，年仅40岁。消息传出后黄渝的同学朋友无比震惊，纷纷撰文缅怀黄渝的一生。追悼会之后又将纪念文章结集成书，于一年后在美国出版。黄渝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但他善良宽厚的为人、对数学的执着追求、还有他那真诚的微笑，永远留在亲朋好友的心中。本文初稿作于2004年12月29日。
今天早晨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检查信箱，发现了科大811通信录上沈珂等几个同学的信。因为是对前几天另外几个同学“祝大家圣诞新年快乐”的信的回复，我一开始还没在意。等到打开沈珂的信，发现信的内容竟然是：对着电脑楞了好一会儿，脑子里首先浮现出的，是和另一个大学同学黄道德的一段对话。那是2001年5月底，我们811的十几个同学，在弗吉尼亚海滩聚会，纪念入校20周年，庆祝811的20岁生日。在最后那天的晚宴上，我和黄道德聊到下一次聚会。我说，如果再等20年，也就是811的40岁生日的时候，恐怕咱们811有的同学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我们是把这当作一个精算师和统计师之间的玩笑来说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了事实。今天看到这则消息，我脑子里反反复复就是四个字：一语成谶，一语成谶。
虽然很少和黄渝联系，但在我心中，一直把他当成我在大学班上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老朋友走了，我得送他一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81级毕业合影，1985年元旦
关于黄渝，我记忆中的最早一个片段，是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在线性代数老师李炯生的家里。当时我哥李尚志和他的研究生同学查建国给我们当代数课的助教，教材用的是许以超编的《代数学引论》。一天晚上，我们在李炯生的家里看电视，查建国提到，“811的黄渝”解决了许以超书中的一个公开问题。我当时正被书中的练习题折磨得不轻，听到我们的同学中居然有人解决了书中的公开问题，自然是佩服得很，所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多年以后，仍然记忆犹新。我想，这应该是黄渝解决的第一个数学问题吧，大概也是我们811同学解决的第一个数学问题。从那时起，黄渝给我留下的主要印象，就是“数学人才”这样的定位。1984年，我们班曾经搞了一个集体庆祝20岁生日的晚会。晚会上的一个娱乐活动，是大家投票选班里的各项之最，比如“最有意思的人”、“最有福气的人”、“最可爱的人”、“知识面最广的人”等等。其中还有个“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我选的就是黄渝。因为在我看来，衡量“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的最重要指标，不是看他数学考试或竞赛的成绩，更不是看他是否像陈景润一样呆，而是看他写论文的能力。尽管我从来就不知道黄渝当初解决的是许以超书中的哪个问题，但我相信他是我们811第一个写出数学论文的同学，就冲这一条，我觉得他应该当选“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学习不怎么用功，成绩平平。按理说，和黄渝这样努力学习、搞研究的好学生，没有多少相交的轨迹。使我们成为好朋友的，是一篇作家礼平写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那是我读过的国内作家第一篇涉及到宗教问题的小说。一口气读完以后，掩卷沉思良久。20多年过去，情节已模糊不清。只记得结尾是在泰山顶上，女主角提及耶和华的那份虔诚与平静。这篇小说最早是在《十月》杂志刊出的，我读了以后，非常喜欢，就买了一本《十月》。到了那个假期，在家乡的书店看到了单行本，于是又买了一本。这样我手里就有了两份《晚霞消失的时候》。黄渝知道此事后，告诉我，他也很喜欢这篇小说，问我能否帮他买一本。我就把手里的那本单行本送给了他。他当时表示要付我书费，我难得在数学系同学中遇到读小说的知音，自然拒绝了。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尽管平时仍然是他钻研他的数学，我读我的闲书，难得在一起玩。
大四那年，科大开始放春假，有一个星期。这点时间，回家乡自然不够，但到安徽省内的名胜古迹去转一圈倒是绰绰有余。我是第一次出去旅游，就挑了安徽境内最著名的旅游点：黄山。出门旅游，如果能找个伙伴，自然比单练更有乐子。正好黄渝也想在那个春假去黄山，我们便结伴而行。1985年5月，我们一起去黄山玩了几天。当时的旅游条件较差，我们又是学生，囊中羞涩，真可以说是穷玩。来回坐长途汽车各用了一天。当天晚上，到了黄山脚下，找了个旅馆，半夜就得起来，排队买几天后回合肥的汽车票。天亮以后开始爬山，遇到了一个南京工学院的四川老乡，就三人一起爬。一进山，看见一个峭壁，还不算太陡，可以攀上去。当时年轻气盛，就决定不走正路，从这里爬上去。等到攀上峭壁，再拐上正路，却意外地发现，我们这一攀，倒把进山的正门给绕过去了，各自省了两元门票钱。那天一日上了北海，沿途游览了天都峰、鲫鱼背、迎客松、莲花峰等景点。等爬上黄山最高处——莲花峰，已经是黄昏，怪石狰狞，四周静悄悄的，就我们三个人，真还有点阴森森的感觉。本想看日出日落，可爬上山后，开始烟雨蒙蒙，在山顶呆了两天，连太阳的影子也没见着。第二天下大雨，猫在旅馆打了一天扑克牌。第三天雨小了些，我们冒雨在北海附近转了转。我当时的兴致已经大减，到了一个山头，就懒得上去了。黄渝先爬了上去，过了一会儿回来叫我，说上面有云海。我又来了劲头，爬上去一看，真是漂亮。我当时还没坐过飞机，所以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看见云海。黄山四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我那次总算都没拉下，如果不是黄渝，我就只能看到三绝了。到了第四天，无奈下山，天气却又转晴。南京工学院那位仁兄当即决定，再上黄山，可我们的钱已经快要花光了。说来怪我，当时没见过什么世面，看到什么都新鲜，买了一大堆旅游纪念品。结果不但自己弹尽粮绝，还把黄渝的钱也给花光了，最后一天，连吃饭钱都不够。等到回了合肥，买了回学校的公共汽车票以后，我们两人加在一起还剩了一毛钱。现在想来，最后一天的狼狈还历历在目，我当时确实表现得差劲。但黄渝却没有半句怨言，真是够哥儿们。那次旅游，我们聊了很多。我就是在那次才知道，虽然黄渝生长在云南，但因为他的母亲是重庆人，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我聊了很多下象棋的体会，他也介绍了搞数学研究的心得。他告诉我，他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在攻读华罗庚的《数论导引》了，更是让我大为佩服。最后大家发现，棋理和科研之道，其实是相通的。
从科大毕业后，我们都去了北京，我在《科学报》社当编辑，他在研究生院继续做他的数学。那时我经常去玉泉路，和811的一帮狐朋狗友玩。后来我看到一篇英文报道，有两位数学家号称证明了“庞加勒猜想”，我准备将这条消息发在《科学报》上，就请黄渝翻译，也是想帮他弄两文稿费的意思。结果过了些日子，他告诉我，数学界普遍认为，那两位数学家的证明是错的。此事遂不了了之。到了1989年，811在北京的一帮人忙着考托福出国，我却正忙着交女朋友结婚。那年春天，黄渝告诉我，他要出国了。他当时连合格的托福成绩都没有，全凭一纸出色的《自我介绍》，就敲开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门。我自然很感兴趣他写了些什么。他介绍说里面谈了自己这些年做各种数学研究的心得体会。我从来没有解决过什么数学未解之题，自然只有羡慕的份，没有借鉴之道了。过了两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也录取了我，但没有资助，我只好去了有资助的俄勒冈州立大学，错过了和黄渝再作同学的机会。出国前最后一次见到黄渝，是1989年夏天，去中关村玩。回来的路上，在白石桥转车，我告诉他说我要结婚了，还问他有无女朋友。他向我表示恭喜，同时说忙着出国的事，一时顾不上。我们当时的选择，一如我们不同的人生观：我是享受者，自然是先成家后立业；他是奋斗者，所以要先立业后成家。如果我没有记错，811的所有同学中，黄渝是第一个知道我当时要结婚的。不久之后，黄渝和一帮同学去了美国，我也如梦初醒，开始苦读英文，准备托福考试。过了两年，我费了一番周折，才来到美国。正好赶上黄渝他们因特殊机遇不到两年就拿到绿卡，我当时觉得这帮人真是交了狗运。以前在国内读围棋七段沈果孙的棋评，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是说骑车的时候，远远看见绿灯，就得使劲快骑，否则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就只好等到红灯再变绿了。交通灯由红转绿，花不了多少时间，可在人生之中，有时候却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下一个绿灯。我在后来漫长等待绿卡的年月里，多次想到这段话，点点滴滴，都在心头。等到再次见到黄渝，已经是2001年5月了。那次在弗吉尼亚海滩的聚会，黄渝也去了。相隔12年，黄渝还是那个样子，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还能一眼认出他来。当时聚会的一帮人中，男同学们大都是拖儿带女，只有黄渝还是王老五。我听说黄渝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博士不太顺利，当时在纽约工作，大为惊讶。在我看来，811的同学中，黄渝无疑是最该拿博士学位的人之一。我毫不怀疑他的能力，只能叹息他的运气不佳了。
那次聚会，我和黄渝聊天，曾经向他介绍转行搞精算的前景。以黄渝的智力，如果来参加精算考试，实在是小菜一碟。但他似乎兴趣不大，我也就没深入下去。
弗吉尼亚海滩一别，又是三年没有联系。今年7月，我去新泽西开会，正好周末结束，就到陈金发、杨若勇家住了两天，见了811的几位老同学。那个星期六晚上，杨若勇夫妇把周刚夫妇和黄渝请到家里吃晚饭，沈珂也去坐了一会儿。我有十多年没见到周刚了，老友重聚，相谈甚欢。和黄渝聊天的时候，我问他的近况。他说还在业余从事数学研究。我们公司当时正在招人，我很想帮他在我们公司找一份正式工作，就再次提到来亚特兰大工作定居的可能性。他表示了一定的兴趣，但似乎还是放不下他的数学梦。我想，人各有志，我虽然是个俗人，但对于老朋友的选择还是能够理解。一个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是最快乐的。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在尊重他本人意愿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帮助，但主要的决策，自然还得他自己做。那天晚上，在杨若勇家门前，我和黄渝握手告别，当时自然是做梦也想不到这就是永别。我告诉他，如果他什么时候愿意来亚特兰大做精算工作了，可以给我打电话。他表示再考虑考虑。
黄渝（右二）2004年7月和几位811同学聚会
半年过去了，我还在等待黄渝的电话。今天却收到了这样的噩耗，物伤其类之感格外强烈。车祸之危害，我并不陌生，我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就出过好几次车祸，前两辆车都是因为车祸而报销的。第二次车祸不但把老岳母给撞伤了，还差点要了半岁儿子的命。但虽然平时经常谈论车祸的危险性，仍然没有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
黄渝一生钟情数学。我虽然不知道他解开过多少未解之题，写过多少数学论文，但在我心中，他毫无疑问是个优秀的数学家。虽然他不很走运，但正是因为有许多像他这样痴情的数学之梦追寻者，数学的殿堂才会显得那么神圣。我自己因为能力所限、毅力不够，不得不在数学之路上半途而废，但对于黄渝这样执着于理想孜孜以求的前数学同行，永远怀有一份尊重钦佩之心。我又想起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奇怪的是，虽然我和黄渝因为这篇宗教色彩甚浓的小说而成为好朋友，但20多年来，我们多次相聚，却从来没有聊过宗教话题，以至于到现在也不知道黄渝是否成了教徒。我自己不是基督徒，但我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人死并不是万事皆休，相信我们还有再见的一天。我相信，黄渝去了天国，一定还在继续他的数学研究，那里没有世俗柴米油盐的羁绊，他当能更加专心地搞他的数学。也许，等到我们将来再见的时候，他会给我介绍解开哥德巴赫猜想之谜的诀窍吧。
黄渝（右二）读研究生时与曾肯成教授（右三）等老师同学合影
黄渝1964年7月14日出生于云南省砚山县。1981年从位于昆明市的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以当年云南省高考第六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1986年从科大本科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去北京，在中国科大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国内著名数学家曾肯成、许以超教授。1989年，黄渝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离开北京，来美国巴尔的摩深造，师从著名教授夏力卡，从事基础数论的研究，同时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数学助教。2000年，黄渝从巴尔的摩搬到纽约，加入“想象软件公司”，从事商业软件开发。从2002年开始，黄渝在纽约城市大学下属的学院做数学答疑工作。2004年12月24日，因为车祸遇难，终年40岁。黄渝一生热爱数学，尤其是对数论、代数和表示论等基础数学领域情有独钟，学问出众，拥有几乎是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他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攻读《数论导引》等高等数学教材，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从事数学研究工作，解决了线性代数教科书中关于矩阵分类的一个公开问题，是其大学同学中最早写出数学论文的，堪称“最标准的数学系学生”。据黄渝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学系的同学回忆，黄渝在数学上非常早熟，来美国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数学家了，在数学上有非常准确的判断力。更为难得的是，他几十年历尽沧桑，始终不改对数学研究的痴迷。一直到最近这两年半，他在工作之余，仍然坚持每个星期四都去听纽约城市大学数学系的一个俄国教授科利瓦金的课，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继续从事业余数学研究工作，直到去世，为数学研究贡献了毕生的精力。黄渝热爱生活。他喜欢开车旅行、钓鱼，还擅长做菜，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精神。在他去世以后，他的同学和朋友回忆起和他相处的时候，都忘不了提到他那“著名的微笑”。他为人善良忠厚，乐于助人，从不与人斤斤计较，在同学、朋友之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黄渝还是一个孝子，在个人经济最紧张的时候，仍不忘家中的父母兄妹，节衣缩食省吃俭用，每过上一段时间总要给家里寄点钱回去。真正做到了“君子安贫，达人知命。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算得上“仁、义、孝”俱全的中华好男儿。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缅怀黄渝。他虽然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他的善良、他的宽厚、他的执着、他的渊博，和他那著名的微笑一起，永远留在他的亲人、同学、朋友们的心中。
【附录2】
李尚靖主编的纪念黄渝文集《数学之恋》2005年在美国出版
【作者简介】李尚靖，四川省内江市人。1986年毕业于中国科大数学系，然后去北京当了六年科技记者编辑。少年时为一篇影响了一代人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所倾倒，一下子有了陈景润和徐迟两个偶像。生逢其时，先后都见贤思齐了一下，却因为不同的借口，改弦更张。1992年来美，拿了数学和统计两个学位，然后靠从事精算软件工作养家糊口。曾经的业余爱好，包括下棋办网站编书乃至上网聊天扯淡，都成了过去时。目前状态，说好听点叫悠然见南山；说难听点，叫……还是用好听这个版本吧。【情系科大】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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