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交通性骚扰多严重？最新报告：深圳近一半女性遭性骚扰 | 转载
2017年一整年中，媒体对于性骚扰议题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从对年初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影帝的性骚扰传闻的讨论开始，到#MeToo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全世界都在慢慢看到反抗性骚扰运动的力量。
2017年11月12日，数百人在好莱坞参与了“还我职场游行”（Take Back The Workplace March）与“#Me Too幸存者游行”（#Me Too Survivors March），以抗议性骚扰、性侵犯行为。
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勇敢地讲出了自己被性骚扰的经历，并为如何解决职场、公共空间的性骚扰寻找各种出路。
今年11月，网友@猪西西爱吃鱼 发起建议各地交管部门在地铁张贴反性骚扰标志的活动，截止目前已收到4城市妇联、3城市地铁和2城市交管局的回复。
近日，一份关于深圳公交性骚扰状况的调研报告出炉，结果令人忧虑，在全部433份问卷中，33.9%的受访者遭遇过公交性骚扰，而其中女性遭遇性骚扰比例高达42%。
该报告的数据部分分为五块：受访者人口学分布、公交性骚扰的发生状况、公交性骚扰的认知情况、公交性骚扰的应对状况、受访者需求与期待。另外还囊括了调研设计与执行过程的说明，最后是总结和分析主要发现，并提出具体的行动建议。
该调研受访者主体为女性，女性更经常受到性骚扰问题的困扰，该报告侧重收集女性受访者的相关调查，以便充分分析不同女性之间的经历的差异。受访者以青年人为主，职业多是公司职员，为一般员工或者底层管理人员。
433位受访者当中，有147人曾经在公交工具上遭遇过性骚扰，比例为33.9%。女性遭遇性骚扰比例为42%。男性仅为6.1%。
为了获取更近期以及更精确的信息，调研询问了受访者在过去两年（2015年3月－2017年3月）在深圳遭遇公交性骚扰的情况，比例为21.7%，即64%的性骚扰是发生在这段时期和地区内的。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和未成年人群体的遭遇概率要高出平均值10个百分点。
在近两年的深圳遭遇过公交性骚扰的人中，最普遍的骚扰形式是口头挑逗和目光接触、窥视以及过分贴近，但是地铁上前者较多，而公交车上有很多过分贴近，这与深圳的公交使用率、拥挤程度更大有关。
最严重的情况最多发生的还是过分贴近，但是同普遍情况相比，性器官接触和非接触型性动作比重更高。
该问卷列举了公共交通上的性骚扰的基本形式，并询问受访者这些形式当中哪些是受访者认知中的性骚扰。对于性骚扰基本选项有超过50%的认同，但是在一些选项中略有争议。
像口头挑逗和目光接触、窥视，调戏性地吹口哨或挤眉弄眼这一类言语上的性骚扰，受访者的认同度较低。加之所有选项都没有超过80％的认同度，可以看出性骚扰的基本知识仍有待普及。
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不同群体对于性骚扰问题认同不一，总体上说，女性认知程度高于男性，女性对于性骚扰问题的敏感度和关切度更高。未成年人对于性骚扰的认知要普遍高于老中青年，学生是对性骚扰认知程度高于其他职业群体。
当受访者遭遇性骚扰时，大多数人通过以呵斥、反抗等方式进行自助，向外求助比例较低，有47.2%的人会选择不声张、默默忍受。
未成年人在遭遇性骚扰时，选择忍受的比例十分高，选择忍受比例较高的群体还有学生和中低层工作人员。受访者也表达了不求助的原因，63%的受访者认为遭遇性骚扰是羞耻的，而有一半多的人认为求助后也不会有实际作用，有近一半的人是出于担心被报复。
对于曾经向外界求助的被骚扰者来说，总求助过程满意度低于50%，而在求助者所求助的各相关责任方中，对警方的不满意程度最高。
性骚扰的经历给73%的被骚扰者都留下了一些乃至重大的负面影响。被骚扰者的负面影响来自于不同方面，大部分被骚扰者是因为骚扰这一行为而留下负面影响
但是也有人因为自己当时的处理方式不够妥善而有负面影响，也有向外界求助的人因为警方和工作人员的应对不够满意而留下负面影响。这说明，社会文化和其各相关管理部门，需要给被骚扰者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为ta们提供充分的帮助和资源，这样才有利于鼓励越来越多的被骚扰者站出来。
最后，调查了解了公众对于有关职能部门的期待，受访者呼声最高的部门是执法机关，另外还有交通运输和管理部门、立法机关。
98.4%的受访者认为，在遭遇性骚扰时是需要外界帮助的。最需要的是警方、地铁、公交工作人员及时有效介入，以及在场乘客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于平时如何做性骚扰防治工作，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立法和有效执法最重要。其次是公众教育，地铁部门应该设置相关反性骚扰制度和救济措施。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报告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性骚扰问题是十分严重的，而反性骚扰公众教育和机制是极度缺失的。
从数据可以看出，近一半的女性受访者都是性骚扰的受害者。而这只是公交工具上性骚扰的数据，性骚扰可以发生在任何场合任何人群当中。个人在如何应对性骚扰上面是缺少信息、缺少救济措施、缺少帮助的。与此同时，有关的责任部门并没有建立有效防治性骚扰的机制，公众的需求没有得到回应和满足。
二是性骚扰问题是性别、年龄、阶级因素相交叉的呈现：从数据可以看出，女性是性骚扰是主要受害人群，且比例非常高。
同样，未成年人、学生群体也受到性骚扰问题的困扰。这使得这些人群对于性骚扰有更多敏感度，但是面对性骚扰处于更加脆弱的处境当中。另外由于缺少足够信息和支持，这样的困境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三是没有职能部门能给性骚扰问题带来制度性的改善，性骚扰问题将很难得到解决。个体在应对性骚扰问题上选择自救，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救济途径，而因为反性骚扰意识没有成为公众共识，旁观者也较少出手相助。
数据充分地表达了被骚扰者对于外界援助的需求，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警方还是公交责任部门，都没能为当事人提供足够的支持。有时甚至成为被骚扰者负面影响的来源。
性骚扰的问题无法靠个体去解决，它需要公权力部门调动资源，各个部门相互协作，在主流议程中加强反性骚扰意识的公众教育、普及应对措施、鼓励公民互相帮助，并在各部门建立有效的措施，在性骚扰发生时候可以有效介入，对员工进行培训，对性骚扰行为和性骚扰者进行严肃处理，才能渐渐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广州地铁众筹投放反性骚扰广告受阻后，张累累将自己变身为“人肉广告牌”向大众宣传反骚扰知识，这一行为艺术行动得到了许多网友的支持和效仿。
针对报告的结论，调研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可行的防治公交性骚扰的建议，期望在认知上，可以在大众层面上树立反性骚扰的共识；在行动上做好预防和治理，通过多部门联合合作，在反性骚扰上面尽到职能部门的义务。
具体措施如下：
公交地铁公司工作人员应当接受反性骚扰培训、公共交通工具设置并公示性骚扰投诉渠道、设置反性骚扰广告以及反性骚扰标识；
公安部门需要设立明确的接警和处理性骚扰案件的流程并对警员进行培训；
立法部门需要设立对性骚扰有更细致、可操作的规定；
教育部门也要做好性骚扰防治教育、对教师进行培训；
妇联需要协力促进各方建立共识，督促反性骚扰机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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