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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学习2019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体会
其他
周天勇:丢掉幻想 以重大改革和发展举措稳定经济增长
2019年12月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我认为，其中结构性问题中最大的是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趋势严峻。因此而未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结合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未来经济增长，以及宏观调控，进行模拟和推演。有这样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不要对经济增长能够自然企稳和恢复上行抱有任何幻想
2015年时，通过回归20年前人口增长对20年后经济增长影响相关关系，我判断，未来我们几年中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可能处在一个向下的大拐弯中。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化证实了这点。2018和2019年，我们用回归外推和将人口因素作为索洛模型内生变量等多种方法进行推算，2020年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自然的经济增长，开始还处在一个下行拐弯之外，之后稳定在低速增长的平台上。从棋局上看，人口这一棋子的冲力，由于过去遭遇过干预，已经先天不足。
我们倒算，假如2015年时，棋局中人口不是13.7亿，而是15.3亿，经济增长在2020年到2035年间，国民经济还可以以6.77%的速度增长16年。但由于对人口增长曾经的过度干预，如果没有重大的改革和战略性发展措施，我们反复用多种方法模拟计算，未来2020到2035年的经济增长平均速度均不理想，都在中速以下水平。
人口过早进入较低自然增长速度阶段，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提前和严峻，是经济增长速度在没有走完工业化进程和完成工业化目标，就开始下行的最主要压力来源。
从国际看，由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特别是中美贸易棋局冲突，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和实施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以及中国本身劳动力等成本的上升，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06年的35.2%下降到了近年的18%左右，为最高比例时的一半。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已经结束。
而由于最后一波人口增长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要求建立的生产体系，在国内2012年开始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受近年来逆全球化经济的影响，不断收缩的内外需求，导致其生产能力不断地过剩，也迫使其需要不断地出清，使过剩和去产能常态化，造成了国民经济增长长期的下行压力。
在这样一种趋势下，没有重大针对性的改革，以及发展战略举措，任经济可以自然恢复理想经济增长，在人口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越来越严峻的长趋势下，可能是一种幻想。
观棋的第一个视角：过剩和城镇户籍居民消费需求弹性较小
经济萧条是什么，就是生产过剩；生产为什么过剩，就是消费、出口和投资需求不足。这个矛盾不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将会长期存在。这是一个经济学中常识性的规律。从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来看，有创业和劳动得到收入的人口棋子在短期内恢复不了，出口需求这步棋也因贸易保护主义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再创辉煌的可能性也不大。这个问题只有用国内需求等棋子替代的办法去解决。
国民经济问题的棋局症结，整个生产过剩的终端，实际是对工业消费品的需求不足。一是一些观局学者提出，以投资棋子来拉动中间需求，关联扩张消费需求。但是，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基础设施也大体满足，越投可能越过剩，或者根本就投不进去。二是也有一些观局学者提出，走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这步棋，以替代国外出口收缩。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很复杂和很难。经济分析中的消费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需要有提高居民收入这步棋支撑。
2018年工业产能过剩11万亿元。我们先来看，能够指望刺激6亿城镇户籍居民的消费积极性这步棋，去解决工业生产过剩问题吗？回答是否定的。据我们的推算，2018年城镇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77元，收入消费率为60%，收入增长对工业品消费的需求弹性很小。这步棋基本不靠谱。
平衡过剩的一个关键：增加8亿农村户籍人口收入这步棋
总体上看，2018年居民收入总额占GDP比例只有43%，消费支出总额只占30%，离国际上居民收入占GDP60%到65%和居民消费占GDP50%到55%，偏差太大。从结构上看，主要是农村常住居民和外出人口收入过低所致。
现在的城市人口中，有2.3亿多农村户籍的常住人口，这部分人口2018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我们推算在22620元，同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6亿多农村常住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617元，这两部分8亿规模农村户籍人口的收入消费率在80%左右，收入增长对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弹性很大。
怎么才能增加这8亿人口的收入？从目前的渠道看：（1）2亿农业劳动力，种了20亿亩地，劳均9亩地，南方可能就两三亩地，依靠农业种养来显著地增加收入，可能性不大。（2）制造业过剩，城镇吸收农业劳动力创业就业能力变弱，外来劳务工增长速度放缓，而且务工人员的劳动收入要比城镇户籍就业劳动力低得多，2.3亿城镇务工等人口收入增加解决生产过剩的能力也很微弱。（3）与日本、韩国相比，我们农村户籍人口少了两项最重要的收入：即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的创业收入。而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住宅、耕地、林地等只是生活资料，而不是有价值的资产和财富。2018年，农村户籍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为1∶12，资产性财富差距为1∶18。
也就是说，增加8亿农村户籍人口收入这步棋，我们现在只有种地和外出务工这两个棋子，靠它们根本不可能走通大幅度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这一步。而他们最能致富的两颗棋子：土地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基本上没有。这一棋局如果长期化，也就意味着农村户籍居民的工业品需要因收入不能相应增长而不能得到满足，而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却要工业生产能力被不断地出清，无法延长标准化、专业化和大规模化生产的工业化阶段，也就意味着中高速经济增长的结束，国民经济未来增长将长期徘徊在低速平台上。这是一个劣态格局。
国内扩大消费替代出口需求比例下降，关键在8亿农村户籍对工业品消费需要大的人口，但是，他们收入的理想增长在传统方式下，无棋路可走，使生产陷入了过剩常态化的僵局。
危棋：传统宏观调控与货币流向及高负债
对于目前全球主要国家人口增速放慢和老龄化造成的这种经济下行，由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过去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赤字政策和货币主义倒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再有通货膨胀来刺激一下经济增长和抹平周期的作用；而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虽然能延缓大量的企业在经济不景气时关闭和破产，但是减税是短期政策和短期作用，面对这样人口下行变量持续地影响，解决人口变量下行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收缩问题的能力也有限。走凯恩斯、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传统的三颗政策棋子，也难以改变棋局。
11月消费物价上涨4.5%，主要是食品部分上涨，特别是猪肉上涨过快所致。其他大部分消费物价指数在2%以下。我认为，这是一次临时和结构性的通货膨胀。随着猪肉供给的增加，仍然会回到低通胀的格局之中。
在经济下行的局面下，如果长期使用财政赤字，发行国债，用于没有直接收益和不能变现资产的公共服务、养老等福利、基础设施等支出，央行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产业收缩企业贷款不积极时以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债和建设项目的方式，通过买卖国债和贷款的方式放出货币，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支撑一下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其并不能消除工业品过剩带来的萧条，特别是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要求的生产能力的不断出清。消费仍然低迷，经济仍然下行增长。
我们货币与GDP关系的动态格局是：1999年末M2规模12万亿元，2009年末61万亿元，2019年10月增加到了194.5万亿元，越到后面，年增加规模越大。与中国不一样的是，美元的国际流通、支付和储备的需求较大，美国2008年M2规模8万亿美元，2018年为14万亿美元。2018年美国M2占其GDP的比例为68.46%，而中国M2规模则是GDP的2.16倍。目前中国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占GDP的比例约在310%左右。
美国可以向全球输出量化宽松发出的货币。中国却不能，只能堆积在国内。由于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8亿农村户籍居民低收入能力不能形成有支付能力的工业品消费需求，投放的货币流不进制造业，或者流向国有垄断性的上游制造业，使原材料价格上涨挤压下游竞争性的最终消费品制造业，使这些领域的民营企业更加艰难；或者流向为投资品的房地产，继续推高住宅用地价格和房价，以吸收这些放量投放的货币。这从行业利润比上，使制造业更加雪上加霜。
这样放量货币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后果是什么呢？大概率是：住宅、商业和金融等楼宇已经供给过剩，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对未来住宅价格形成下行压力，而电子商务和网上办公，使商业和金融等用房的需求也在收缩，可能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会增加；一些公用设施投资，如果规模太大，债务太多，税收增长放慢，也会形成大量的政府违约。
出口相对收缩，进口不断增加，会改变外储格局；产业外移、资金外流、跨境消费等，也会使外汇减少和汇率不稳定。其叠加国内经济体系中赤字不断加大、债务持续升高和出现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如同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印度等发生汇率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会增大。
货币发行，总得有资产作为保证。目前这种无有效资产保证，或者无经济增长潜能的货币投放，这种走棋法，进行模拟和推演，金融和经济体系崩盘的概率会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传统各派经济学所提供的政策棋子和棋步，不仅是对中国，就是对全球性衰退，也已经是棋路已尽。按照过去的套路出棋，基本上行不通，会进入死局。
一项新的学术研究与债务和货币扩张政策的资产基础
从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中资产、债务、货币三者之间的关系看，宏观资产负债表上，资产要与债务平衡，债务过多，货币超量发行，不应该进入的领域流入过多，应该进入的领域很少流入，无理想而有效资产的对应，或者有相同价值的实物交易，或者投入资产缩水并发生不良，资产价格和其他上游垄断交易价格必然上涨；而经济主力人口收缩，消费价格却难以上涨。关键的问题是有效资产、各类债务与货币发行之间失去了平衡。经济下行时，货币投放的关键棋子：有效和有价值的资产。
这里先概括地介绍一下我最近经济学的一个研究进展。
实际上，无论是用索洛模型简单正向输入数据计算总结中国投入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历史，还是用其预判中国经济的未来，都有很大的误差。原因在于，中国配置要素的体制和环境，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学界都知道这一问题，但是如何计量体制扭曲到底造成了产出多少损失，如果进行要素配置体制改革会带来多少产出和增长潜能，并没有一种可分析的方法。
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我也陷入的方法缺乏的困境之中。后来思考，能不能用体制和其他条件“应该有，但没有；应该有这样多，但是没有这样多；应该有这样多，但是太多了”这样的逻辑，找到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各个方面，或者市场竞争性的如收益率等这样的标准值。将比较同阶段和同环境化，将扭曲对标化，将差距数量化。在此基础上，用假设条件还原法估计体制扭曲的投入产出损失，以及理顺和改革体制会形成的投入产出和增长潜能。
这样一个研究逻辑的突破，（1）使原来改革会带来增长潜能过去的定性“猜测”，变成了定量的模拟估计；（2）可以发现和从数量观察体制不顺造成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最大、较大、中等不同损失的体制分布有什么样的结构，最突出的问题在什么地方；（3）发现了哪些改革增长潜能较大，哪些改革增长潜力较小，改革的重点在哪些方面，并且对各方面改革进行组合，计算不同改革方案增长潜能的不同，给改革安排提供定量的决策依据。
那么，这一项研究与宏观经济调控讨论有什么关系？进一步地说，走什么棋，会全盘皆活？我们发现，可以找到宏观经济赤字、发债和货币等政策，其平衡需要的有效资产这颗棋子在哪里。
宏观调控棋局：土地体制后改革和国土回旋余地比较优势
找出和布局宏观经济调控上的一个关键棋子：可利用和有价值的资产，以平衡资产与负债的平衡。成了这次全球各国宏观调控一个几乎不可企及的难点。
在这一轮世界各国宏观调控中，许多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已经没有这种寻找土地资产吸收和平衡货币投放的空间和余地。在全球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和老龄化加剧的格局下，前面已经提到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失效，各国主要是采取量化宽松出来的货币推动经济增长，但仍然无效，而陷入低利率、低通胀、高负债和低增长的尴尬局面。那么，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能不能走上述提到的寻找和增加有效资产来吸收和平衡货币投放而推动经济增长速度的棋路呢？回答是否定的。一是许多发达国家市场化程度很高，他们的土地价值化已经很充分，作为资产进入了国民经济，没有再释放价值的空间；二是许多国家已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的比率很高，已经没有多少增加土地资产的回旋余地；三是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这样土地多的国家，人口及劳动力太少，消费规模也不大，已利用土地已经很多，再增加可利用土地的增长意义不大。
而从中国宏观调控的条件和环境看：
首先，中国国民经济中，最有必要的是增加土地资产。比较而言，中国有通过调水改土增加可利用土地的回旋余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农村农业中劳动力过多，各非农业产业中装备资本过剩，国民经济各种要素组合比例中最稀缺的是可利用土地资产。（1）中国农业里有近2亿就业劳动力，20亿亩耕地，劳均耕地水平可以说是世界最低；对居民住宅用地供给也是全世界各国和地区间人均水平最少的国家。（2）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中，已开发利用土地占国土总面积比率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仅农业用地方面，美国930万平方公里国土，234万农业劳动力种植耕地达25亿亩。（3）调水是国土利用的重要因素，中国人均调水只有24立方米，远低于美国的94立方米和印度的101立方米，美国西雅图、旧金山到洛杉矶一带的城市、工业和农场，就是调水200亿立方米发展起来的；印度与我们人口规模相当，其300平方公里国土有23亿亩耕地，调水量为1386亿立方米。
中央这次经济工作条件会议提出“紧紧扭住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中国要素结构中劳动力过多，装备资本过剩，而与世界各国相比，可利用土地要素不足，就是大格局的不平衡。水与土关系中，北方和西北水资源缺乏，而干旱未利用土地多；南方和西南水资源多，海洋水资源多，但耕地和建设用地短缺，这就是水资源与土地在二者之间和时空方面又一大格局的不平衡。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发展空间，平衡劳动力、装备资本和可利用土地等要素间的配置，增加和扩大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回旋余地和空间，这就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
其次，中国是体制转轨中的国家，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还没有到位，有通过改革使土地价值化、资产化的后改革优势。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并首次提出“要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非常及时。我们农村的耕地、园地、林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过去由于是生产和生活资料，限制交易，不能定价，几乎没有价值；城市、工矿企业和水利交通设施中，过去划拨的土地，也没有价值；一些早期协议出让和低价招拍挂土地，价值也较低。通过深化改革，将几乎无价值的农村农业生活和生产土地资料变成有价值的资产，也通过改革将价值太低的城镇、工矿和水利交通等土地价值，提升到合理的水平上，这使得宏观经济政策中，用增加有效土地资产来吸收和平衡投放货币，有很大的后改革空间。
这是在全球各国经济中，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工具操作和推动经济增长独有的优势，也是我们带头走出目前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希望和信心所在。
改革使农村土地吸收货币并消除梗阻货币流动的障碍
进一步推进土地体制改革，关键是形成公平竞争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由市场机制决定城乡土地要素的配置，土地要从目前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成为有价值的资产棋子。其不可或缺的条件是，能够定价，而定价的机制是交易。否则，不能交易，包括只是短期出租流转，或者从所有权到最后的经营权和居住权等层次太多，也不能交易，就无法定价确定其价值。
推进土地体制的改革，主要是解决微观和宏观经济运行和流程中的梗阻问题。从微观上问题讲，土地要素的有效率配置和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城乡双向优化流动，受到了梗阻。（1）土地不能合理定价，其就无法作为资产与其他如流动资金、装备资本、技术等要素平等地以合理的价格入股成为经济投入中的资本。（2）如果不能定价，土地作为资本进入投入产出后，无法合理地确定资本要素的成本，也无法确定土地要素的贡献，使土地实际占有者合理地分配其收入。（3）因土地不能定价，投资无法合理地与土地组合，也无法在资产增值、调整投资结构、避免风险、出让给更有效土地利用者等等时，无法通过交易退出。（4）金融机构贷款时，土地如果无法交易时，抵押就没有意义，因为其风险无法退出。一些学者总是想在不让土地交易的前提下获得信贷资金。这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其实，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银行不愿意给农村和农业贷款，许多为农业农村放贷的担保公司，几乎全部倒闭。无不与土地只是资料，而不是可交易和有价值的资产有关。（5）由于产权还是不清，实际占有和使用的土地退出不能通过市场机制得到使用财产交易收入，农民即使土地闲置撂荒，也不愿意使用财产权流转让其优化配置。（6）由于使用财产权不清，内部结构复杂，使用年期较短，土地只能经营权出租流转，租金水平很不稳定，耕地不能抵押而得不到信贷资金，投资农场风险很大，使中国无法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7）人力资源有投资成本，农业的比较收益太低，不仅城镇人才可可能向农村农业流动，就是投资较大的农村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也不会在农村农业中从事农业生产。
从宏观经济流程看，流动和流量问题在于：（1）农村户籍居民需要工业品，但是收入流量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流量不够；而工业品消费已经饱和的城镇居民，收入流量大，但边际消费流量很小。如2018年8亿农村户籍人口只有农业生产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其收入规模为13.53万亿元，其收入消费率约80%左右，消费规模在10.84万亿元；而6亿城镇户籍人口居民收入规模为25.48万亿元，其收入消费率60%左右，居民消费规模约为15.29万亿元。从工业品供需观察，2018年产能过剩11.2万亿元左右，假设中间产品占40%，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缺口在6.72万亿元。其实，消化这部分消费工业品的潜力，主要支付力不在城市户籍居民的支出上，而是在增强农村户籍居民有货币的消费能力方面。因此，解决生产过剩的关键，是提高8亿农村户籍人口的收入水平。（2）从投放的货币在城乡和要素结构中的流动看：首先，城镇土地和房屋吸收和流动货币太多，农村农业土地不吸收货币和货币流动量微弱和太小。城镇的土地招拍挂，新住宅销售和二手房交易，有价格泡沫，吸收了大量的货币；而农村的土地和住宅，限制交易，根本就没有吸收货币的功能，只是依靠农业生产购销和务工所产生货币流入，流量较小，甚至农民到城镇务工收入的储蓄，通过乡镇的金融机构，又通过贷款流出农村和农业，流入了城市和非农业。据2016年的数据，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商行和农业信用合作社四大渠道，向城镇和非农业领域流出了3.2万亿元资金。其次，从各要素和资产结构看，其他所有的要素都吸收货币和形成货币流动，仅农村农业土地要素和资产，不仅不吸收货币，反而形成了经济运行中货币流动的梗阻。劳动力要素通过劳动收入和支出，形成了货币流；城镇和工业建筑、装备和流动资本通过购置原材料、制造、销售，装备购买和安装使用等等，使固定和流动资金吸收货币和促进货币流动；技术要素方面，技术研发投入，技术销售和购买，技术入股等等，相关的也有货币吸收和流动过程。唯独农村和农业土地，不吸收货币，货币流动到农村农业土地这一要素和资产时遇到了梗阻，实际成了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流动的一大障碍。
深化土地体制改革，就是要土地成为能够吸收货币的资产，并消除由于土地只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使货币不能流入农村农业领域的屏障。
土地改革和调水扩土会使中国率先走出经济衰退的困境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扩大一些赤字，发行长期国债，实施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可利用土地、扩大发展空间重大战略，通过改革和扩土，使项目贷款和国债买卖投放的货币有土地资产吸收，使财政赤字有资产保证，这是实施中央这次会议提出积极财政和稳健货币政策最好的搭配。
纵观全局，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最为关键的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解开8亿农村户籍人口收入水平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与出口潮退后工业品产能过剩11万亿元这一僵局；二是避免未来刺激增长而发行大量货币，但没有有效资产平衡，跌入金融体系及其国民经济崩盘的险局。
我们对这一土地资产化体制改革和调水扩土发展战略的实施，包括农村户籍居民收入的提高，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的增长，工业品生产过剩的解决，经济增长潜能的提高，进行了模拟和计算，结果如下。
中国可以改革的无价值和低价值土地资产，规模为623.6万亿元。其中农村耕地、林地、园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等被限制交易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性质的土地，用影子价格等办法计算，若能够定价交易，规模为473.4万亿元。城镇国有土地价值，包括划拨和低价出让的，现价规模在304.2万亿元，其中可交易资产规模150万亿元左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我认为，进一步解释，唯有提高农民收入来增强其消费能力才能解决工业品过剩。如果农村土地要素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向着资产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允许其交易改善再配置，以及以地为本创业、入股、投资和建设，形成投入产出。1%的交易量，就是4.73万亿元，假定税收为40%，农民就可得到收入2.84万亿元；资产化率年5%，产出率为10%，产出收入2.37万亿元。两项加起来为5.21万亿元。收入消费率为80%，就会形成4.16万亿元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而且大部分是工业品消费。
调水改土，最保守可增加 50万亿元土地资产，还可年平均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分别为8000亿和5600亿元。从 2020年起，每年调水改土，将未利用土地改造为可利用土地，年新增2500万亩耕地和187万亩建设用地，到2035年时，累积增加40000万亩耕地和3000万亩建设用地。保守估计价格分别在每亩3万元到4万元和80万元到115万元变动，2035年可额外增加50万亿元土地资产，16年中每年平均所得的交易和资产产出收入为1.82万亿元。如果居民收入从目前的30%逐步扭转到60%，每年居民所得新增土地收入为8000亿元左右，收入消费率按照70%计算，消费支出年规模平均为5600亿元。
有学者提出，粮食不够，可以从国外进口，这样对我国环境压力就小。问题是，如果加大粮食的进口，换汇600亿美元支出到国外，目前中国2亿农业劳动力去干什么？五分之一的粮食供给，依赖于国外，能安全吗？
未来的数年中，8亿左右的农村户籍居民，逐步富裕，从2020年新增4.5万亿元消费开始，逐步提高，加上城乡土地改革和调水改土使城市居民的收入也增长，共同增强工业品的消费，改变消费品的供求格局，使中间工业品的需求也扩张，从而整体上走出产能过剩的困境。
彻底改革户籍体制，放开人口迁移，提供教育等公共服务，多种方式供房，降低房价收入比，调节农业过剩的劳动力向新增耕地的区域流动，发展规模生产，以及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使农业生产率也得到提高。
而目前620万亿城乡存量无价或低价土地资产价值化释放空间，以及每年调水改造新增2500万亩耕地和188万亩建设用地，发行数万亿元国债和贷款，投放数万亿元货币，前有存量土地资产改革吸收货币，后又银行买卖国债和放贷投放货币，有价值化资产和增量资产保证负债和资产的平衡，流通和投放的货币有巨额土地资产作为基础，我们就可以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中央这次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土地体制改革和调水扩土，增加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在扩大财政赤字，投放货币，稳定经济增长中，保持宏观经济杠杆率基本稳定最好的棋路。
土地改革、增加收入、扩张消费、消除过剩、资产保证、增强流动、货币稳定和稳定增长，中国完全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的计算表明，如果进行减税、国有企业、金融体系、人口迁移、农村土地和城镇土地等体制进行改革，2020年到2035年间，按低和高方案，年平均可获得1.89到2.88个百分点的增长潜能，分别使年增长速度达到4.73%和5.72%。这样两个速度，先后不同，都可在2035年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而城乡土地体制改革释放的增长潜能，占到改革总潜能的按照低高不同，分别占到70%或80%，农村土地体制的改革释放的潜能占到改革总释放增长潜能的60%或70%。
上述计算说明，在前20年统计局调整公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基础上，只要进行劳动力、资本和土地三大要素配置，特别是土地体制要素改革，按照中方案，在2035年前跨过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即使按照1%抽样调查，以其前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无论是外生推算，还是人口作为内生变量推演，通过改革加调水改土，也可进入高收入和初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而即使按照1%抽样调查较低的人口自然增长数据推算，如果深化改革，调水改土，在2035年前，也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周天勇：《生育管制的经济后果》，《财经问题研究》，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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