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孟军 | 语言自信能否推进产能合作：HSK数据的实证检验
编者按：本期文章在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基于语言的溢出效应剖析汉语国际推广推进产能合作的作用机理，实证研究汉语“走出去”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关系。研究认为，沿线国家参加汉语水平考试(HSK)人数的增加是中国语言自信的最重要表现，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有显著推动作用，且这种推动作用表现出明显的洲际差异和经济偏好。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换档期和动能转换期，为了进一步推进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包括65个国家，涉及全球60%的人口和世界1/3的经济总量，“一带一路”合作有望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国际产能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中之重，源于李克强总理2014年关于中哈产能合作的共识。“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旨在通过有效输出中国优质产业和能力实现优势互补，扩大合作范围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同时也能给沿线国家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2015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对国际产能合作的发展目标、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作出规定，明确“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产能合作要在“三共”的原则下顺利实现“五通”，“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顺利开展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实现世界经济的复苏有重要作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65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145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额达760亿美元，占对外承包工程总完成额的47.7%。由于沿线国家语言多样、文化多元等因素较易产生沟通障碍，致使很多国家对产能合作产生理解偏差，如何让更多的国家和民族理解“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共赢共享的本质非常重要。
十九大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并把文化自信定位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汉语“走出去”作为中国语言自信的最典型表现，是文化自信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溢出效应，中国方案和中国产品逐渐被认可和接受。根据国家汉办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已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1638所，注册学员232 万人，汉语水平考试(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是为了测试母语非汉语的汉语学习使用者汉语水平而设置的考试)考点1100个，年度考试人数达650万人。目前汉语普通话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通用语，为消除世界各国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理解偏差作出重大贡献。提升中国语言自信、增强汉语的国际传播能力、实现“语言相通”是推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基础因素。
本文试图在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基于语言的经济溢出效应剖析汉语国际推广推进产能合作的作用机理，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语言“走出去”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关系。基于产业转移的视角把产能合作分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派出三种形式，阐释汉语普通话的国际传播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推动作用，并以HSK人数作为汉语国际推广的代理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定量研究语言推广对三种产能合作形式的作用大小及差异性等问题，以期为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实现新一轮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决策参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国际产能合作指通过对外投资或国际贸易等形式实现产业跨国转移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是李克强总理于2014年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的新概念，源于发达国家优化资源配置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主要合作模式有以产品周期论为基础的美国模式、以投资发展路径论为基础的S型曲线模式和雁行模式。
早期的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基于毗邻国家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通过经济合作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开拓国际市场实现规模经济，建立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消除差别待遇并获取垄断竞争优势。进入21世纪，跨区域、跨洲际的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合作区域内的要素流动更为自由。“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推动了欧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为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了重大战略机遇。
学者们主要从市场失灵和体制缺陷两个方面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意味着不同的治理策略。基于市场视角的文献认为，微观企业行为是造成资源错配的重要因素，政府应该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基于政策调节的文献认为，地方政府干预不当是造成资源错配的重要原因(王立国等，2012)，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是治理之策，产能的国际转移是发达国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通用做法(卓丽洪等，2015)。
一国(地区)的高速发展会出现外汇短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弥补这一缺口并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德国通过扶持向海外进行尖端技术方面的直接投资，提升了本国的产业结构，香港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把内地工厂变成制造厂商生产中间产品，使其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科技资源优化本国产业结构，韩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国内低端生产转向海外，提高了国内生产的技术密集度，促使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斯洛文尼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
实证方面的文献也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能优化产业结构的结论，日本的边际产业投资缩小了本国劣势产业的规模，将制造业优势产能转移到国外，促进国内第三产业的对外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影响，通过利用优势资源使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黄琨和张坚，2000)；爱尔兰的跨国公司从母国反向进口其生产环节所需的中间产品，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新加坡的对外投资推动了国内劳动力向高技术、高资金密集型产业转移(戴翔，2006)。
传统产业转移、新兴产业增长能优化本国产业结构，但同时也会因失业效应和国际收支平衡效应对母国产业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熊勇清等(2017)通过构建资源对接价值分析模型研究国际产能合作实施的战略价值，结论认为国际产能合作能促进全球产业链的合作共赢。赵祚翔等(2018)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研究国际产能合作机制体制的重要性，并对国际产能合作的实践进行梳理。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化解产能过剩及破解“胡焕庸线悖论”的双重难题，可以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强化中国在“一带一路”价值链中的龙头地位。
“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是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自提出以来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研究兴趣。
国外学者主要从地缘政治的视角展开研究，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堪比“马歇尔计划”，是新兴大国实现对外政策的战略手段，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安全考虑，通过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输出优势产能来提振本国经济，为重塑国际体系寻求支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和互补性的产业结构，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发挥比较优势能够推动创造“一带一路”区域增长极(刘敏等，2018)。
国内学者的研究视角更多元，研究内容更丰富。有学者从现实主义的视角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地缘政治平衡、能源安全及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等(周保根，2016；胡鞍钢等，2017)，也有学者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欧亚经济一体化、构建经贸新格局、建立合作共赢经济带等(裴长洪，2016)，还有学者从认知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沿线国家政策沟通、民间交流、全方位合作共同体等(郑筱婷，2016)。
从研究内容来看，涵盖“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内涵、本质、机遇与挑战、发展策略等，也涉及与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合作博弈和政策沟通等(邱斌等，2016)。徐康宁等(2015)认为，“一带一路”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重要历史机遇和平台，国际产能合作是一把“双刃剑”，专业人才的匹配和流动是国际产能合作的关键所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能够扩大有效供给优化供给结构。赵德宇和刘苏文( 2016)认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社会动荡、法律和制度风险、外交摩擦等不稳定因素，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需做好风险防范。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便引起国内外学者、政府部门及企业的广泛关注，近几年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内容非常宽泛。由于“一带一路”是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的较新研究课题，提出时间较短，相关研究以媒体报道和文字评述为主，缺乏严谨的数据支持和实证分析，国外文献非常缺乏，研究内容集中在“一带一路”的内涵、本质、机遇与挑战等方面，对国际产能合作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数不多的关于产能合作的文献亦主要基于经济影响因素进行考量。少数学者尝试从政治的视角进行研究，部分学者关注正式制度对产能合作的影响，尚未发现有学者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分析语言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推动作用，出现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情况。
本部分借鉴Jcako(2015)的文化壁垒模型对汉语国际推广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数理推导，假设中国(C)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F)都生产普通产品(M)和民族产品(N)两类产品，且中国消费者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消费者消费两类产品的比例相同。
替代弹性相同，其中普通产品是所有消费者均能从消费中获得效用且不包含民族文化差异的产品，民族产品是包含民族文化特征的产品，只有接受和认可该国文化的消费者才能从消费中获得效用。
假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的民族产品种类为n，中国生产的民族产品种类为n*，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的民族产品的种类之和为n+n*。这里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即语言不通和语言相通。
当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不通时，因沿线国家民族文化多样、宗教多元和社会制度迥异等，致使中国和沿线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距离。如果沿线国家对中国的语言及民族文化一无所知甚至不能接受和认可，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情况定义为“语言不通”。此种情形下沿线国家的消费者只消费本国生产的民族产品，不会对中国生产的民族产品产生消费偏好，其消费的民族产品种类范围为［0，n］。假设效用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则沿线国家消费者的效用函数UF为:
其中，CM是沿线国家消费的普通产品的数量，C(i)是沿线国家消费的本地民族产品的数量，i的范围是［0，n］，ρ是消费的普通产品所占比例，θ是消费的替代弹性。由于语言不通，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法进行产能合作，中国消费者同样不能从消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的民族产品中获取效用，中国消费者消费民族产品的种类范围为［n，n+n*］，则中国消费者的效用函数UC为:
当中国和沿线国家因语言不通而没有产能合作时，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当作封闭经济考虑。为了简化分析，假设只有一种生产要素劳动(L)，工资为W，则沿线国家消费者对普通产品的消费量CM和民族产品的消费量C(i)可以表述为:
沿线国家消费者对普通产品的总消费量XM和民族产品的总消费量X(i)可以表述为:
其中PM表示普通产品的价格，P(i)表示民族产品的价格。这里我们主要关注民族产品，民族产品的成本函数L(i)和价格函数P(i)则可以表述为:
其中α表示民族产品的固定成本，β表示民族产品的边际成本。假设民族产品所在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生产者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则当所有厂商的经济利润为零时实现市场均衡，民族产品的利润函数π的形式为:
因为假设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出清时所有生产民族产品企业的经济利润均相等且为0，我们分别用P和X代替P(i)和X(i)，对上述利润函数进行最大化求解可得:
上述公式表明，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民族产品的消费量C和民族产品的固定成本α正相关，和民族产品的边际成本β负相关，与劳动量L负相关。即当生产民族产品的固定成本较大时，为了降低单位固定成本必须提高生产量，随着生产民族产品的边际成本的增加，产品价格也会上升，从而使得民族产品的消费量下降。民族产品种类n和劳动L正相关，当劳动量L增加时，民族产品的种类也会增加。
如果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通过文化交流及其他各种方式进行经常性民族往来，沿线国家就会对中华文化及汉语逐渐接受和认可，对中国的民族产品产生消费偏好，并且可以从消费中国生产的民族产品中获取效用，我们把这种情况定义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实现了“语言相通”。由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语言相通”，文化壁垒将会逐渐削弱甚至消失，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民族产品贸易、投资等将随之发生，沿线国家对民族产品的消费范围由原来的［0，n］扩大为[0，n+n*］，沿线国家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变为:
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原则，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将会使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商品价格趋同，因我们假设市场完全竞争，沿线国家民族产品的价格可以用P代替P(i)，中国民族产品的价格可以用P*代替P*(i)，此时可得:
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及零经济利润的假设条件，我们可以求出语言相通时沿线国家民族产品的消费数量和消费种类，利润最大化条件的计算法和前面类似，具体求解过程不再赘述，仅列出求解结果:
很明显
上述公式表明，在预算约束一定的情况下，沿线国家对民族产品的消费总量X虽然没有变化，但消费的民族产品的种类n却比原来大大增加。即提升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文化及汉语的国际传播能力、实现语言相通能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进而增加沿线国家民族产品的消费种类和居民的效用水平。如果考虑动态情况，产能合作所带来的优势互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产品价格，预算约束一定时会使沿线国家的相对收入提高，也会增加消费总量X，即沿线国家通过产能合作还可以获取其他额外收益。
1.模型设定
根据李克强总理的国际产能合作定义，我们将产能合作的主要形式分为对外贸易和产业转移两种，本文基于产业转移的视角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主要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派出3种形式。
引力模型是目前学者普遍使用的分析国家间投资关系的重要模型，有些学者曾为该模型构建微观基础以提高其科学性，本文通过对引力模型进行拓展构建包含汉语国际推广变量的引力模型来分析“语言相通”和产能合作之间的数量关系：
其中，i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年份)；α表示参数；Y表示被解释变量，分别表示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派出三种产能合作的形式；GDP和CGDP分别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规模；D表示地理距离；HSK表示核心解释变量汉语国际推广，提升语言自信增强汉语的国际传播能力能吸引更多的人学习并使用汉语，HSK的考试人数是中国汉语国际推广的最重要表现，这里用沿线国家参加HSK的人数代表汉语国际推广，由于HSK可能存在滞后效应，这里把HSK的滞后一期加入模型;X表示控制变量;μ表示随机扰动项。
2.变量及数据
根据产能合作的定义，被解释变量分别指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沿线65国中有HSK考生50国为样本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外承包工程(CB)和对外劳务派出(LO)，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对外承包工程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度对外承包工程营业完成额表示，对外劳务派出用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度劳务派出人员数量表示，相关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核心解释变量为语言自信(HSK)，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国别年度参加HSK的人数作为代理变量，参加HSK的人数越多表示学习并使用汉语普通话的人数越多，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和认可度越高，“语言相通”的程度越深，这是中国汉语国际推广的重要表现形式，HSK数据来源于国家汉办和汉考国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传统解释变量为中国经济规模(CGDP)、沿线国家经济规模(GDP)和地理距离(D)，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沿线国家生产总值来源于联合国统计署数据库，地理距离用中国首都北京和沿线国家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表示，数据通过网站www.indo.com的距离计算器计算而得。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推动产能合作的重要因素，选取三个正式制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即经济自由度(EF)、政治稳定性(PS)和法制完善度(LW)，这三个变量的范围均为［0，100］，数值越大表示制度质量越高。
经济自由度(EF)数据来源于全球遗产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政治稳定性(PS)和法制完善度(LP)两变量数据来源于“全球政治治理指标”(The World 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全球遗产基金会和全球政治治理指标对全球两百多个国家的正式制度质量进行定量评价，也是学者们目前普遍使用的较为权威的制度质量数据库。由于沿线国家参加HSK的人数自2004年开始发展迅速，因此变量数据范围设定为2004～2017年，变量含义见表1。
1.基准回归
本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面板数据常用的回归模型包括随机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F检验结果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效应模型，所以本研究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变量的内生性是回归过程中经常遇到的现象，系统 GMM通过差分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内生性，所以本文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内生性，同时进行系统GMM回归分析。固定效应回归和系统GMM回归比较研究也可以用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使用计量经济学软件STATA进行计量回归，基准估计结果见表2。
估计结果有效性来看，所有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系数均在0.50左右，系统GMM回归中AR(2)和Sargan值都大于0.1，表示两种估计方法的效果都比较理想，固定效应和系统GMM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没有太大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核心解释变量HSK中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影响的相关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示参加HSK人数的增加显著推动了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即“语言相通”能够推进“一带一路”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但HSK和对外劳务派出的相关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是每个国家对劳动力的跨国流动都会有较严格的限制，即劳动力不是完全自由流动，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本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而对外劳务派遣既包括低技能的普通工人，也包括高素质的高技能人才，即跨国流动的劳动力不是同质的，从而导致对外劳务派遣这一变量在回归过程中出现不显著的现象。
从相关系数符号来看3种产能合作形式的相关系数符号均为正，表示汉语国际推广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有正向推动作用。从相关系数大小来看，对外承包工程的相关系数最大，其次是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劳务派出的相关系数最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HSK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劳务派出。HSK滞后一期变量的相关系数大于当期的相关系数，表示汉语国际推广对产能合作的推动作用存在一定滞后，从参加HSK考试到当地居民对中华文化和语言的接受和认可，再到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需要一定时间。传统解释变量与预期相同，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有一定“推力”，沿线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有较强“引力”，地理距离是阻碍“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重要因素。从控制变量来看，所选取的制度变量大部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且相关系数较小。原因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根据全球遗产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全球政治治理指标”(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关于全球两百多个国家或地区制度质量的统计数据，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制度质量指标的数值都相对较低，即目前制度质量还不是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主要因素。中国与地理位置接壤的国家之间的产能合作较为显著，儒家文化圈范围内的国家对中华文化的认可度较高，更易与中国实现“民心相通”，对产能合作的推动作用较大。
2.洲际差异检验
基准估计结果表明，由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还处于发展阶段，汉语国际推广对产能合作的影响尤为重要，参加HSK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派出。“一带一路”主要涉及亚洲和欧洲国家，那么这种影响是否存在一定的洲际差异呢?
基准回归中固定效应和系统GMM的估计结果没有显著差异，这里使用能够有效削弱内生性的系统 GMM进行洲际差异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因系统GMM回归时需要进行差分处理，模型中的地理距离、是否邻国及儒家文化圈3个变量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所以无法报告估计结果，以下系统GMM回归分析中将不再报告这3个变量的估计结果。从洲际差异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有模型的拟合系数都在0.50左右，AＲ(2)和Sargan值均大于0.1，汉语国际推广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推动作用依然非常稳健。从回归系数来看，HSK对欧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作用较大，可能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关;HSK在亚洲国家对对外承包工程及对外劳务派出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大，这可能与地理位置及文化习俗相近有关。传统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基准回归没有太大差异，这里不再赘述。
3.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检验
洲际差异检验再次验证了语言自信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还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偏好于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国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也偏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呢?接下来按照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经济差异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表4的检验结果依然稳健，与表2和表3差异之处主要表现在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还是对外劳务派出，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一带一路”沿线中高收入国家的偏好，即汉语国际推广对产能合作的推动更倾向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和表2与表3没有太大差别，这里不再赘述。
4.稳健性检验
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世界传播的最典型代表自2004年始建以来发展迅速，连大祥等(2017)和谢孟军(2016，2017)认为孔子学院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推动作用。由于大部分HSK考生是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并在其报名点报名考试，为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把孔子学院(CO)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中孔子学院变量用“一带一路”沿线每个国家当年的孔子学院数量表示，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准确性，我们考虑孔子学院影响的时滞性，在模型中加入滞后一期的孔子学院(COt－1)，统计数据来源国家汉办，最后我们构建以下计量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使用孔子学院的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见表5，从表5估计结果来看，AR(2)和Sargan值均显示估计结果较为理想。孔子学院当期和滞后一期两个变量在所有模型中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大于当期的相关系数，表明孔子学院通过汉语的国际推广提升了中国的语言自信，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HSK的考生大部分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并通过孔子学院报名考试，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较大表明语言自信的提升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沿线国家对汉语的国际推广会经历一个开始认可、逐渐接受及广泛使用的阶段，即孔子学院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影响有一个滞后期，孔子学院建立的时间越长，使用汉语的人越多，进而对产能合作的影响越大。其他变量和基准估计没有显著差异，这里不再赘述。
“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自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并取得显著成效，并有望成为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由于沿线国家语言多样及民族文化多元等较易产生沟通障碍，致使很多沿线国家对产能合作产生理解偏差，通过提升语言自信增强汉语的国际传播能力来增进理解、加强信任并尽快形成命运共同体尤为重要。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加HSK的人数作为我国语言自信的代理变量，基于产业转移的视角把产能合作分为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派出3种基本形式，实证研究了语言自信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影响。
研究结论认为汉语国际推广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有显著推动作用，沿线国家参加HSK人数的增加加快了“语言相通”的进程，是推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重要因素。汉语国际推广对对外承包工程的推动作用大于对外直接投资，且滞后期的推动作用大于当期，而对对外劳务派出则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HSK对亚洲国家对外承包工程的推动作用较大，对欧洲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产能合作的3种形式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一致偏好，沿线国家较强的经济实力对中国的产能合作具有“引力”作用，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是产能合作的重要前提。中国与地理毗邻国家和儒家文化圈内国家更易实现“语言相通”，汉语国际推广对“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地区更为显著。
今后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汉语的国际推广，提升中国的语言自信，进而推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
首先，建立并完善HSK考试的信息服务平台，为更多的考生提供更为便捷的考试途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学习并使用汉语，HSK考试人数逐年攀升，这对HSK考试服务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提出更高要求，亟需探索并建立现代化的考试信息服务平台，以便为更多的考生提供更为便捷的考试服务，并为汉语普通话发展成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主要通用语创造条件。
其次，逐步实现孔子学院从数量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向质量提升为主的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型。十余年的时间中国在世界各国建立千余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的前期主要遵循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路径，为了实现汉语国际推广的可持续性，今后孔子学院的发展应该注重结合国内外实际情况完善教学及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孔子学院的教学质量。
再次，加强与沿线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巩固双边及多边合作伙伴关系，为“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一带一路”产能合作不仅是经济领域的合作，而且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合作工程，需要通过加强在政治、外交、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为经济领域的合作创造条件，从而保证“一带一路”产能合作的效果。
参考文献：略
原文载于《世界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作者：谢孟军，作者单位：山东工商学院国际商学院。文章版权归原作者，限于版式，对文章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如有异议或侵权，请与公众号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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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媛媛
校对/谢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