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帅铁哥|​ “性”的紫色：等级与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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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紫色：等级与歧视
大帅铁哥

刚说完了“性”的红色或血色，那是革命的颜色。但红过分了便发紫，因此有红得发紫的说法。

邓公晚年一再向我们提出要警惕“极左”。

当革命的口号往左偏了，并把许多人性的事情要用阶级来制造时，曾经是革命对象的等级身份和歧视就又换了个面孔惨痛着人生。

 一、极权主义的荒谬重构

我们对极权主义的认识来源于某本书。该书深刻反映了极权主义统治对人性的压制，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生存状态的担忧。

我们很奇怪的是当年的书，竟然有许多事情在后来未知的36年间变为现实。

作者把故事发生地点虚构为以伦敦为背景的“大洋国”，再将当时时间移植到未来时间。文中的“老大哥”讽指斯大林。奥威尔将极权社会的惯常语言与行为运用新奇语言进行艺术创作。

大洋国里的人们不允许拥有正常的爱情、亲情和友情，人们唯一的情感是对“老大哥”的恐惧与崇拜。

大洋国里在D的号召下，夫妻间不能拥有正常的性生活，也没有爱情（因为“在党眼里，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性欲是思想罪”）。

妇女们早在学校时期接受过严格的教育，绝不流露思想感情，贞操观特别强烈，她们个个清心寡欲，正常的情感追求冲动早被扼杀。如该书中所写：“这是一个没有真实情感的世界，正常的性交被视为对党的不忠！

而像温斯顿这样本应该拥有妻子，享受性爱的男子，却被迫与凯瑟琳分手，去找一些‘烂污货’苟合相交，满足作为男人的最正常的生理需要……我在灯光下看清了他，她是一个很老的老太婆，至少有五十岁，可是我还是上前，照干不误。”

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成可能使它无法控制的盟誓关系。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上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

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唯一得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该书的虚构性预测竟然在其出版近30年后，在某国灭绝人性的做法中被实践了。他们1975年取得政权后，除了杀人如麻之外，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

他们把200万住在首都和其他城市的居民驱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有两百万人口的首都,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他们迅速废除了了商品、货币、学校、报刊、邮政，废除了家庭。

在婚恋上，人们无权选择自己的配偶，大多数男人和女人不被准许选择他们的配偶，婚姻也由组织上实行配给制，夫妻生活也由组织上按计划来安排。

他们让男女各排成一队，然后由当权者指定谁和谁，不从者只有死路一条。权力者的理由是城市、商品、货币、学校和知识、家庭生活都代表着罪恶和落后。

有的夫妇在婚礼仪式之前不知道他们未来配偶的名字和长相。他们自己的家人，通常也不被准许参加婚礼或参与作任何决定。传统的服装、舞蹈、歌唱和宗教仪式都被禁止了。

也在婚礼那天，男人和女人被要求站成两排。然后村长要求夫妇互相携手并宣誓他们会共度一生。这样就表示他们结婚了。送上一些吃的东西后，这个简短的婚礼就结束了。

结婚以后，夫妇只被允许住在一起几天，然后他们各自回他们的生产组。每隔7～10天他们会被允许回家聚会一次。

一位亲历者描述了他的婚姻：“他们指着一张名单上的名字要我结婚。第二天的婚礼仪式上，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决心按照他们说的做。同160对新婚夫妇一起，我和我的妻子承诺在一起生活并在一年内生个孩子。”

有时候女人被强迫和在战争中伤残了的士兵结婚。那些拒绝接受伤残男人的女人会遭到监禁和折磨，或被强迫去远离家人的地方服苦役。有些面临被强制结婚的女人自杀了。

虚构变成事实令人哀叹和引起警醒。现代青年人以为这是神话，但毕竟是真实的历史，被虚构小说不幸而言中的历史真实。

二、摆脱歧视的挣扎

歧视来源于和现代公平相悖的等级制度。那种在婚恋上营造的惨痛，是经历者难以忘记的惨痛。我知青时耳闻目睹过“黑类”子女们的艰难婚恋 。

有一天政治学习，工宣队宣读了一份团部的通报。通报说的是某连队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男知青阿杰，引诱毒害工人阶级出身的女知青阿红，与之谈恋爱，并发生性关系。

通报指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警惕剥削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

老工人纷纷表达了对杰的愤慨，而我心中更增添了一种恐惧：会有许多“爱憎分明”的眼睛盯着这所谓“黑类”人随时发现什么“新动向”。

后来听说对阿杰开了许多场批斗会，全场都以此为反面教材。对于女方，则通过对其本人及其父母进行“教育”，让她去医院打胎。

不久，又听说某连一位出身不好的女知青恋上了机务连的一位退伍兵、共产党员。路线教育工作队苦口婆心劝告男方离开女方。经过反复多次晓之以利害，男方无奈之下忍痛放弃。

我很同情女方，她是希望找一层红色的外衣把自己的“黑”皮包起来，以获得一种安全。但她这种“阴谋”被“识破”了，只能以失败告终。

此事又一次告诉大家：当你被划归某种成分时，你就别想冲破它所布下的樊篱。

我已经理解人们对“黑类”的恐惧以及努力摆脱“黑类”，脱黑变红的追求。女孩子可以通过嫁给出身好的人而令自己的后代改“黑”归红，不再遭受社会的歧视。

后来，我又听说另一连队一位出身不好的曾经是学校高材生的女知青，经人介绍，嫁给了粤北一位没有文化，连写信也不会的矿工。这令我们为之扼腕长叹。以个人理想生活的破灭来换取后一代的安稳日子，好听一点是本能的自救，不好听的就是政治卖身。

还有许多“黑”类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是情感上的原因而与“红”类相恋，但在强大的社会压力和家庭压力下，逃不脱痛苦分手的命运。

我们连队女知青阿珍与一位军人相恋，在进入谈婚论嫁时，却因为其父亲解放前曾为渔栏老板管过账而过不了军人婚姻必须要过的政治审查这一关。那日子，她痛哭了好几天，同房间的知青女友都不知怎么劝她。

队里另一位女知青阿俞和她的男友周原来同在海边一个农场。后来那农场考虑到出身不好的知青太多，聚在一起不好管理，便分散一部分来我们山区的农场。周出身不好，被调过来。阿俞出身好，本不在调动之列，但她死活要跟自己的男友一起来。

我们很欣赏女方的对情感的坚韧。但是没几年，却传出女方因为家庭强烈反对，被迫与之分手的消息。那段时间，有个别男知青表现出对阿俞的过分热情，我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孤立、冷言冷语等手段对付，企图建立起一条保护线，促使阿俞在没有第三者干扰的情况下与周能够重归于好。可是，这保护线防得了内防不了外。最终，阿俞嫁回了老家家庭成分好的人。

在怎么多令人叹息的故事中，最终有个好结局的是第一个故事中的阿杰。他们男女双方虽经多次批斗，但仍然是棒打鸳鸯决不散。他们最终还是结合了。阿杰回城后做点生意，如今已是当年知青群体中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也许是这种对目标的坚韧精神造就了他成功的事业。

三、“我”和小芳不平等

上世纪90年代初，李春波和他的《小芳》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当时大街小巷余音不断的歌坛神话。

由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小芳》迅速红遍全国的1993年，被媒体称为“小芳年”、“李春波年”。那缓缓道来的旋律在讲述多年前刻着忧伤与怀念的故事。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长得好看又善良，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粗又长。

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

你和我来到小河旁，

从没流过的泪水，

随着小河淌。

谢谢你给我的爱，

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谢谢你给我的温柔，

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

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

你站在小河旁。

“我”和小芳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歌曲没有详细叙说，但透露的那股情却在忏悔：“我”对不起小芳。

“我”和小芳起点不平等：“我”出生在城市，她在农村；“我”家有铁饭碗，她家只是泥饭碗。时光流转到那特殊年代里，“我”是离家到远方插队落户的“知青”，是“落难”之人，落难也许是因为少小离家、家庭遭难、父母被困、政策所迫等。“我”的落到底层，与小芳平等了，或者更低于村里的小芳。但小芳并没有身份高低之分，而以爱抚摸“我”心中伤痕与孤寂。

后来政策和势道的变化，使“我”能以招工、读书、入伍或别的什么原因，离开下乡的农村，于是城乡之间文化、地位的变化所一下子拉开了差距，成为难以淌过的小河，分隔着曾因爱走到一起的年轻男女。

那条难以淌过的小河，与其说是拉开差距的外部原因，不如说是“我”昧了良心的内部原因，是潜意识里流淌着“不平等”之流，自己被“不平等”对待后，仍然以“不平等”对待别人。“我”的不平等逐渐得到平复后，小芳与“我”再也不平等，小芳成为了不平等的牺牲品。

多年后“我”良心发现，发现正是小芳给我的温柔，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个年代，而“我”离开农村之时，却把悲痛留给小芳。

没良心啊！

年代过去了，扫除和冲刷不平等与歧视的河水还要继续流淌着。

（文中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 ·简介

大帅铁哥：心理学教授。喜欢听人们说他们经历的故事，希望通过叙说往事把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纳入到历史中，对叙说者也实现从话聊到话疗的转换。有关的专著有《叙事心理学与叙事心理辅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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