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连载】西安事变背后的重重谍影——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七）

本文为原创连载，前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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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西安事变背后的重重谍影

就在蒋介石发动一轮又一轮针对红军的围剿行动的同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1935年5-6月间，日本军部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之后，日本军部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策划成立由其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全面在华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激起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

1935年8月1日，尚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再次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这就是“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

建国后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此时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大四学生，同时也是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正是他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成为唤起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夫妇也参加了游行示威。

1936年，蒋南翔（左）与同乡好友何凤元（中）、宗亮东（右）

1935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从理论和政策上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面对中共不断发出的抗日倡议，再加上日本的侵略野心已经成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蒋介石也在秘密寻求与中共进行接触，寻求和解的可能。

蒋介石委托他的大舅子宋子文去与中共接触。宋子文求助于二姐宋庆龄介绍关系，联络陕北的中共中央。1936年1月，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去陕北送信。董健吾过去是中共特科成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又是宋子文的大学同学，是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信使。宋庆龄叮嘱董健吾：此行重要，将来益国匪浅。

董健吾带着密信远赴西安，由张学良派飞机送到延安，再由当地东北军骑兵护送，行程六天到达瓦窑堡。面见中共中央领导人之后，董健吾又把复信带回南京，面交宋庆龄，再由宋庆龄转给国民党中央，这封信中写道：“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国共两党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就此得以恢复。

董健吾

同年6月，董健吾化名“王牧师”将美国记者斯诺带到延安。董云飞在回忆父亲《护送斯诺进入苏区》的文章中描述，董健吾与斯诺的接头颇具戏剧性。他在西安招待所旅客登记表上查看到斯诺之名，找到斯诺，以暗号相对：“在北平的ＭoＳ吗？”斯诺回答：“她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各自拿出写着英文诗句、盖有骑缝章的半张名片。拼对相符，两人接上了关系。经过多天接触，斯诺对董健吾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在《西行漫记》中说：“我发现即使仅仅为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

逗留保安期间，毛泽东在窑洞里由翻译陪同，与斯诺畅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毛泽东亲自向这位“可信赖的外国人”详细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历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耐心解释了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还亲笔写下他的诗作《七律·长征》赠送给斯诺。

斯诺与毛泽东

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和歪曲诋毁，在公开媒体上所能看到的对红军的描述与刻画，大都是充斥着污蔑和谎言的妖魔化报道。1936年10月下旬，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采访笔记和一堆胶卷，还有好几磅重的中共杂志、报纸、文件回到了北平，决心把这些日子的所听、所见、所写“做一番公开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国晚报》和北平《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首先发表了斯诺对毛泽东的访问记和多篇苏区特写报道，这些很快轰动了中国知识界。斯诺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日后成为中共情报战线“龙潭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此时刚满十七岁，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大一的学生，在1936年12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斯诺的影响下，他越发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完成了从官宦子弟向忠诚的共产党人的转换，为将来置身龙潭虎穴，从事危险的情报工作埋下了伏笔。

熊向晖

1937年3月，斯诺所著《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译本）在北平秘密出版发行，首印5000册很快销售一空，这本书就是《红星照耀中国》的雏形本。正是在这本书里，斯诺盛赞红军长征“在军事历史上成就了一个奇迹”，认为当年汉尼拔率军跨越阿尔卑斯山，与红军长征的壮举相比“就如同周末旅行（般轻松愉快）”。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0月《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因内容源自西方记者对红军长征和毛泽东的首次专访，《红星照耀中国》甫一问世，就迅速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该书在伦敦上市仅数周就卖出了十几万册。由于读者需求旺盛，截至当年12月，该书已追加印刷5次，发行量达数十万册。

《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刚上市，就立即登上了美国“非小说读物”畅销书的榜首。不久，这部著作又相继被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语言文字出版，一时风靡全球。1938年2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也是没几天便销售一空，连印5次仍供不应求，以至于中国内地、港澳及东南亚华人居住区出现了无数盗版，使得红军的正面形象更加广为人知。

斯诺的这些作品在当时影响极大。可以说，中国的知识青年基本都看过《西行漫记》。在中国广大进步青年心目当中，将红军所在的陕北看作民主、廉洁、抗日、进步的灯塔，成为生活在蒋介石腐朽统治下的人们心目中向往的圣地。

斯诺的著作为促成“西安事变”，将来大批进步青年奔赴延安，以及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打下了良好的伏笔。可以说，蒋介石政府在公众舆论战线上一败涂地。

董健吾利用牧师身份，长期潜伏在上海，营救过多名共产党员。1930年，中共上海组织决定由董负责筹集经费，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革命后代。董以牧师身份兼任院长。收养的孩子中，有彭湃烈士之子彭小丕，恽代英烈士之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等。毛泽民将毛泽东的3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送入幼稚园。在上海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后，大同幼稚园停办，岸英、岸青仍由董负责抚养（岸龙已病故）。党组织补贴经费中断，董一家以做纸花、帮人洗衣被等维持生计。1936年，由董筹资10万法朗（张学良资助），将岸英、岸青送苏联学习。

董健吾是真正的深藏功与名的地下党。解放后，董健吾继续隐瞒身份潜伏，为肃清帝国主义势力借助基督教外衣的颠覆活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受“潘扬事件”（潘汉年、扬帆，两位都是情报战线的杰出人物，后来均平反）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他为了生存才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1960年，美国记者斯诺访华，在会见毛泽东主席时，提出想见见当年联络护送他到陕北的“王牧师”。中央立刻派人核查，终于搞明白，“王牧师”就是上世纪20年代上海圣彼得大教堂牧师董健吾。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做过和尚（许世友），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

董健吾与斯诺的渊源交代到这里，我们接着回来说陕北。

1936年初，位于陕北剿共前线的张学良，主动派人到上海找共产党，正好在宋庆龄家中碰到刚从敌营逃脱尚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刘鼎。1936年3月，刘鼎到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之后亲赴陕北向中央汇报。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方向的统战工作，专门成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首任局长就是中央特科“龙潭三杰”之首李克农。此前，李克农从事过情报工作、保卫工作，现在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中共对李克农的官方评价是“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李克农任局长的中共中央联络局，重点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工作。李克农首先从东北军俘虏工作入手。

东北军的将士大都是东北人，家乡父老目前还在东北当亡国奴，恨不得去东北抗日却不可得，身背卖国骂名，还要攻打一项主张抗日的红军，士气之低落可想而知，剿共连战连败。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109师的士兵。

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战斗中被俘，痛惜自己没有死在抗日战场，却要受共产党羞辱，没想到却受到共产党的优待。擅长话剧创作的李克农，亲自改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国民党团长被红军俘虏之后，掉转枪口打日本的故事。高福源在台下看着这出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戏剧，忍不住放声大哭。第二天，高福源就主动约见李克农，诚恳地表示：“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回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的人。”李克农精心策划，安排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军部去说服张学良。

高福源

张学良早有联共反蒋之意，高福源的到来对他来说，相当于瞌睡时有人送枕头，但是当时东北军中有许多隐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张学良为了试探他，就假装严厉地说：“你做了俘虏还有脸回来，我枪毙了你。”高福源心想横竖都是死，不如把心里话说出来，于是他说：“我如果怕死的话就不会回来了，今天既然回来就抱定必死之心，但是容我把话说完，讲完后任凭副司令处置。”

谈话持续了一夜，张学良一直留神地听着，只见他时而眉头紧皱，时而眉头舒展，时而目光炯炯，时而目光昏暗，时而情绪低沉，时而开怀大笑。最后他对高福源说：“你讲的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来，我们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就必须实行联共抗日。你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谈谈下一步的联合问题。”

张学良为什么急切与中共合作？

高福源作为东北军将领既然都一心抗日，张学良顶着个“卖国少帅”的骂名，心理压力更大，早有联共抗日之意。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东北军的前身是东北的奉系军阀，通过“东北易帜”披上了国军的外衣，但骨子里其实还是军阀。东北军离开了起家的地盘，客居西北，西北这里本来就穷，而且还有阎锡山的晋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等地头蛇，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西北的地盘也不足以养兵。东北军的军饷完全靠国民党中央调拨，蒋介石以此为要挟，逼着张学良去剿共。东北军与中央的矛盾本来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偏偏共产党还很扎手，东北军损失了3个师的兵力，蒋介石直接就砍掉了这三个师的编制，停发军饷。

张学良就是再纨绔无知，也知道蒋介石是在借着剿共的名头，行“削藩”之实。现在有了抗日这个大义凌然的借口，张学良如果再不反，就不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了。

1936年2月，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到东北军驻地洛川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各守驻地，互不侵犯。3月3日，从南京返回的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到达洛川。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直截了当地问：“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李克农知道自己的特情身份名声在外，就回答了一个公开身份：“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双方坦率交谈。张学良提出共产党应该改变“反蒋抗日”的主张。李克农阐述了共产党对日作战的方略。分歧越来越小，3月5日，达成红军与东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

3月9日，中共全权代表周恩来亲自抵达东北军驻守的延安城，与张学良在天主教堂举行谈判。这次密谈,不仅在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树立了共赴国难、保家爱国的共同信念,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情,而且促使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了和解,这次谈判不仅改变了西北政局，还改变了中国历史。

延安天主教堂（现为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西安的统战工作，成立由周恩来领导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工作。还派叶剑英到张学良部任中共中央常驻代表，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张学良的东北军已经被统战过来了，但是原来与中共合作良好的杨虎城，却因为张汉民的死结下了很大的疙瘩。1935年11月间，毛泽东将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找到他的住处，仔细分析研究了派汪锋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联系、谈判，争取联合抗日的问题。汪锋在与毛泽东谈话后，又等了几天，待毛泽东分别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写了亲笔信后，就去了西安。

杨虎城见到毛泽东的信后，让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汪锋。大约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杨虎城约汪锋在新城大楼西客厅谈话。汪锋回忆说：“首先由我代表毛主席向杨先生问好，说明了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没有等我说完，杨先生就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第二个问题：十七路军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中央（指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陈立夫也亲自对我谈过。但是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在九间房设伏袭击，并把张汉民杀害了。这是我们很不满意的。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呢?”

对于杨虎城的问题，汪锋都做了回答，特别就张汉民事件解释得更多。汪锋说：“红二十五军误认张部在寻机攻击，遂于九间房接火战斗，张旅长被俘。由于红二十五军和上级失掉联络，不了解张汉民同志的情况，所以误杀了他。汪锋本人也是这个事件的受害者，他就是与张汉民的联络人，张汉民被杀后他也受到关押。汪锋的解释虽然澄清了一些问题，但未能完全消除杨虎城与红军的误会。

1936年4月中旬毛泽东又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杨虎城，杨竟推诿不见。这些都使中共领导人对杨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毛泽东断定：“杨虎城怕蒋特甚，一时当难与我们建立积极关系。”

据中共特使王世英后来回忆说：实际上，杨虎城有两大疑虑：一是“害怕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还“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后，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之发觉而迟缓。杨胆子很小”。二是“因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与十七路军曾订有互不侵犯协议，红军片面毁约，杨恐共产党不能遵守信义。”

杨虎城这种犹疑不定的态度让毛泽东很恼火，因此他在1936年8月亲自写信给杨虎城，要求其表明态度：

“……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然而杨虎城的态度并没有多少改变，直到1936年9月两广事变平息后，杨虎城担心蒋介石腾出手来对自己和十七路军不利，害怕蒋调集大军夺取整个陕西的实际控制权，自己地盘全失，因而“甚觉形势急迫”。杨虎城虽然很爱国，但是归根结底也是一方军阀，因此他与张学良同样对蒋介石的“削藩”，心存恐惧。

蒋介石的压力终于促使杨决意与中共合作，他在9月上旬向中共代表提议，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反蒋。中共代表叶剑英、刘鼎随后特别就杨虎城态度的突然激进，电告中共中央说：“西安空气大有变动，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前此所谓落后分子已大有变动。”这里所说的“前此所谓落后分子”，指的就是杨虎城。

杨虎城虽然已经决定与共产党合作，但是对于如何对付蒋介石，还没有成型的方案。他最终下定决心扣押蒋介石，还是受了自己部下赵寿山的影响。赵寿山是西北军的一名悍将，击溃收编了盘据地方的军阀部队，消灭了土匪王山春，也与红军交战过。

赵寿山

1935年10月，时任17路军17师51旅旅长的赵寿山借看病之名向杨虎城请假离开部队，先后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观察形势。期间，他经常接触杨明轩、赵葆华、杨晓初、李馥清、韩述之等进步人士。通过学习阅读进步书籍和与他们交流，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明确了反蒋联共抗日的救国方向和办法。

1936年10月，赵寿山回到陕西。他在西安事变前与杨虎城最后的一次谈话中，提出了捉蒋的大胆想法：“蒋如果来西安，必要时我们把他扣起来，逼他联共抗日”。赵寿山就如同说服孙权联合刘备抗曹的鲁肃，他的这番话使得杨虎城放弃了犹豫不决的心态，最终下了与共产党合作，逼蒋抗日的决心。

大敌当前，联合抗日成为全国人心所向，蒋介石却依然背道而驰。他虽然也寻求与中共接触，但是在日本入侵在即的紧要关头，还是坚持剿共乃第一要务，亲抵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剿共战争。西北友军不肯自相残杀，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在这次事变中，赵寿山担任十七路军的城内军事行动总指挥，是扣押蒋介石行动的直接指挥。

形势骤变，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对蒋谈判，也三位一体备战中央军。东北军调兵潼关，阻止中央军入陕。张学良主动将延安完整地让给共产党。红军在陕北地区腾挪多年，始终在周围山沟乡村打转转，还从来没有染指过延安。

延安，这个陕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塞上咽喉”之称的军事重镇，终于成为了中共的根据地。这里位于抗日前线，又在中国北方，便于与苏联进行沟通，又在蒋介石政府势力范围之外，虽然穷是穷了点，但其实从地缘形势上，要比南方的中央苏区要好得多。

中共也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在这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得以发展壮大。当时的中国，又有谁能想到，窝在山沟里的这个红色政权，日后会席卷九州，一统天下？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中国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削权，他的十七路军缩编为三十八军，在抗日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赵寿山在抗日战争中作风顽强，升任三十八军军长。三十八军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达两年半之久。日军称中条山是他们侵华的“盲肠”，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称三十八军为中条山的“铁柱子”。

蒋介石抗日，实际是抗日之名，把非嫡系的部队拼光，以打击异己，消除隐患。赵寿山对于国府深表失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安插在赵寿山身边的特务们在给蒋介石的密报中，分析赵寿山不可能去参加共产党。并说赵年纪大，“共产党要青年不要老汉”，加之赵有“百万之富”，生活优越，家庭和睦，只有傻子才会放着富裕悠闲的日子不过，非要去自找苦吃。

赵寿山加入共产党，既不图高官，也不图厚禄，更不图“斗财主、分田地、讨老婆、传宗接代”。而他真正所图的，就只图共产党提出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之政治主张，和他“掮洋枪打洋鬼子”的报国志向最贴近，就只图“于国于民敢问心”。

赵寿山的转变，也代表了国民党内一大批心怀忧国忧民志向的爱国志士的心路历程。“天下无人不通共”的传奇，也就从抗日战争的爆发开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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