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格：16岁还是银行“号贩子”的他，终成高盛传奇

导读

华尔街传奇人物的成长轨迹，都有各自的曲折，各自的精彩。有时候，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物，不总是生而伟大。从小人物到大老板，这个巨大落差之中蕴藏着的正是华尔街奔腾不息的机遇和脉搏。

16岁时，西德尼·温伯格（Sidney Weinberg）为去银行兑钱的焦躁不安的储户排队，靠把位置卖给他们而赚钱。他在高盛的第一份工作是大堂清洁工的助手，月薪5美元。独特个性和商业天才帮助高盛从二流迈向伟大。

1907年11月16日，年仅16岁的西德尼·温伯格为了求职来到华尔街。这片地界对他而言并不陌生。更小的时候，温伯格曾在这里每周为商家运送女士花边帽，一周能赚两美元。
当时正发生针对美国信托公司的挤兑，这给了温伯格赚钱的机会，他所要做的就是在前来取钱的焦躁不安的储户中排队。等排到银行门口，就把位置卖给急着来取钱的人。为了赚钱，他干脆不去上学，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学校将他扫地出门。
这时，他才意识到真的需要找一份像样的工作来养活自己。
温伯格的父亲平卡斯·温伯格是一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波兰裔酒水批发商。这个辍学的孩子只比同龄人多一点优势——一封由他的一位老师签名的措辞含糊的介绍信。信中说：“我很乐意为持信人西德尼·温伯格的经商能力提供证明。他只有在忙得脚不着地的时候最开心。”

从大堂清洁工起步

五短身材，口音浓重，温伯格踏上了求职之路。他回忆说：“当时为了找一份正当的工作，早上8点钟我就走进了交易广场43号。选择这栋楼没什么特殊原因，只不过因为它看上去很光鲜。我坐电梯直达23层，从顶层开始，走进每个办公区，用最谦卑的语调问：‘你们还招人吗？’到下午6点，我已经走到了3层，但仍然没有找到工作。
高盛的办公区就在那一层，一位员工告诉我没有什么职位可以给我，但是我可以回来试试运气。第二天一早，我仍然在8点准时走进大楼，准备从昨天暂停的地方接着再来。”柜员莫里西先生召来了大堂清洁工贾维斯，问道：“你需不需要一个助手？”就这样，温伯格在高盛开始了5美元一周的工作。
在这项工作上温伯格没干太长时间。一次，他被指派用购物小推车送一根旗杆到曼哈顿北部去。送货地点是保罗·萨克斯的家，给他开门的正是萨克斯本人，他是高盛公司首位初级合伙人的儿子。温伯格充分发挥了他与贵人交友的本事。不久，温伯格成了传达室的领班。
萨克斯决定送温伯格到布朗商学院学习文案课程，同时还让他学习在华尔街工作必备的数学知识，并为他垫付了50美元。温伯格如此描述：“直到他把我当作自己的学生之前，我都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孩子。萨克斯多给了我25美元，让我到纽约大学再学一门课。他并没有指定选哪门课。很多课程都引不起我的兴趣，除了一门叫做投资银行学的课程。我知道雇我的公司做的就是这个，所以就选修了这一门。”
温伯格性格中一直有种唯我独尊的特质。他说：“我当时野心勃勃，经常在老板们回家后跑到他们宽大的办公桌后坐着，点上一支50美分的雪茄。”当时在公司内谋求升职的艰难使他感觉挫败。1917年，温伯格离开公司加入了美国海军。

机会来时伸手快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德尼·温伯格回到了高盛，但是他以前的工作已经不复存在。有人告诉他，如果他想在这儿工作的话，他就得创造出一个职位来。他确实做到了，就是债券交易员。很快，他在定价以及根据对市场的判断做出投资推荐等方面就获得了认可。
用当时华尔街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温伯格所在的这家公司根本就无足轻重。这家当时经营了四十多年的公司仍处在金融食物链的末端，经营着商业本票交易。整个大萧条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高盛都在死亡边缘挣扎，从1929年股市崩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6年间，高盛只有一半的年份是赢利的。许多合伙人都反过来欠着公司的钱，因为他们从合伙制中得到的收入还抵消不了他们为维持生活而“支取”的费用。
萨克斯家族对于挽救高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措施：给别人让路。他们深知作为已经在财富、名誉、文化和安逸中浸淫了多年的人，已经没有能力在复兴公司的沙石路上摸爬滚打了。于是，他们让温伯格领导公司，自己退居二线。温伯格本人也是被逼上梁山，因为萨克斯家族同意免除他因交易公司的失败而亏损的100万美元债务。
与萨克斯家族的高雅、有教养以及高品位相比，温伯格显得爱耍小聪明，脾气倔犟，并且盛气凌人。但他的优势在于对市场、数据、人物都非常敏感。有一次，公司要为西尔斯发债定价，公司最精于数字的斯坦利·米勒赶制了一份可观的报表，表的一侧详列了各种可测的利率水平，另一侧对应地列着到期的年份。为了这份报表，他没日没夜地坐在庞大的NCR加法机前低头做着算术。正当米勒要展示他的成果时，温伯格举重若轻地说，该次债券应该以票面价附加4.375%的息券出售——事实证明他的定价分毫不差。
高盛当时正处于一个敏感的“内部运营权力交接”时期，公司内部急不可耐地盼望生意能早日好起来。温伯格在公司内的领导地位日益巩固，很快就出现了把公司称为“西德尼·温伯格的公司”的说法。虽然高盛是一家家族企业，但是他对萨克斯家族的人并没有给太多情面。为了向所有人昭示萨克斯家的人在公司里做不了主，他在合伙人的餐厅里放了一张圆桌，这样一来就无须让萨克斯家的人坐到上席。温伯格在公司内的升迁非常迅速，他在高盛合伙人体系内的股份百分比由1927年的9.5%增长到了1937年的30%。温伯格自己说，成功的秘诀在于“热爱工作，不惧怕问题，而且干一行爱一行。”
温伯格的政策就是奉行严格的资金保留制度。合伙人之一彼得·萨瑟多特说：“这对公司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把公司看做一个整体，每个人都在为公司的利益而努力；对个人的好处就是保证了每个合伙人的资金量都比较适当。这样你就不会养成一些奢侈的消费习惯，因为你根本拿不出钱来消费。”
温伯格还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获得他人信任的本领，他那种令人愉悦的性格使得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非常喜欢他。在通用食品的一次董事会上，发言冗长枯燥，纯粹在念数据。在这么一个严肃而高级别的场合，温伯格抓住了一个发言人实在念不动而停下来喘口气的机会，抓着手里的报表跳起来高喊：“够了！”

福特带来的福音

福特汽车公司是由亨利·福特一手创建的独资企业。他死后，其子埃兹尔继任公司的CEO，但半年后，埃兹尔也去世了，这个职位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埃兹尔35岁的儿子亨利·福特二世的身上。

福特家族很早就发现，老福特临死前为了合法减免不动产遗产税，用福特88%的普通股成立了基金会。该基金会融资委员会一致认为，最精明的决定无疑是把资产管理多元化，所以决定推动福特在纽约证交所上市。
这样一项规模庞大、操作复杂的交易至少应该聘用一位专家级的顾问。福特家族得到了温伯格。温伯格立刻接受了首发顾问的任命。
温伯格和怀特黑德在舍曼·斯特林公司的帮助下起草了56套不尽相同且都相当复杂的重组方案。为了保密，温伯格在整个过程中从未让人代写过任何信件、纪要或备忘录。任何必须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东西都是他亲自书写的，福特的名字从未在文书中出现过：相关的地方都是用“X”替代。
1955年，温伯格和怀特黑德都拿到了一本出版物，同时也是一份绝密文件。这是为福特公司制作的完整版年报，内容加上了插图，文字说明全面到位，财务数据清晰准确，甚至还在必要处加上了脚注。
在一次前去参加福特家族的秘密会议时，温伯格差点毁掉了全盘事业。他们到达底特律机场的时间比通常早了15分钟，温伯格和怀特黑德要在轿车来接他们去总部之前打发15分钟的时间，所以他们走到一个报摊前买了份本地报纸。
温伯格顺手把他那个装有福特最敏感的机密文件的皮革公文夹放在一旁，然后从衣服内侧口袋里掏零钱，当时公文夹里装的就是公司完整的经过审计的财务报告。他边掏零钱边和怀特黑德逐项核对当天开会所要涉及并完成的商谈事项。付完报纸钱他们就走到一旁的咖啡屋去喝咖啡了。
当轿车司机来到时，温伯格为了保证不迟到，匆匆付过咖啡钱起身就走，直到上了车还一直和怀特黑德谈当天会议所要涉及的内容。车就这么朝着福特位于迪尔伯恩的总部开去。突然，温伯格一言不发，他惊恐地看着怀特黑德，以接近怒吼的声音叫道：“约翰！约翰！你把我的公文夹放哪儿了？”
温伯格心知肚明怀特黑德没拿他的公文夹，他知道是自己把文件弄丢了。温伯格立马让司机掉头，一到机场两人就飞奔到报摊去找那个要命的公文夹。如果当时有人捡到并把里面装的福特的财务数据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他们这两年的工作以及温伯格过去40年积累的名声都将受到极大的威胁。
幸运的是，公文夹好好地躺在报摊那儿。看着两个跑得气喘吁吁的人，摊主说：“如果你们没回来找的话，我就把这些东西扔进垃圾箱了。”
福特的股票发行注定是战后华尔街最重要的一次承销业务。温伯格精明地把自己安排在了控制承销团内份额分配的角色上，其实这一角色应当由基金会方面的财务顾问出任，而且主承销商是当时知名的布莱斯公司。
事实上，真正的回报还是超过了账面上的收入。在之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福特一直都是高盛最重要的投行业务客户。更重要的是，西德尼·温伯格利用福特的首发，将高盛一举推上了华尔街一流投行的位置。

本文来源于德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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