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特辑：峥嵘岁月宏图起——回顾毛泽东时代的教育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筑就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论断。

阿玛蒂亚·森

从这个看似让人惊异的结论出发，我们回首建国后前三十年，却会发现，在路线的变动和政局的变换间，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既完成了为国家快速工业化提供人才支持，又完成了对广大普通民众的普及教育。这不啻为一个奇迹。

在这个“奇迹”的背后，两种针锋相对的教育思路各自在自己占据主导的时段内，造成和积累了难以弥合的缺陷，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后教育体系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应对这些缺陷带来的困难。这是一座短时间内就构筑起来的大厦之基，直到今天，还需要后人不断对它进行改造和加固。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全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人学率只有百份之二十左右，受教育者基本都是出身优渥，劳动人民很少能进入学校学习。

根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统计，一九四七年全国高等专科以上学校仅有二百零七所，在校学生只有十五万五千零三十六人，一九四六年中等学校仅有五千八百九千所，在校学生只有二千三百六十八万三千四百九十二人。幼儿教育和特殊教育更为落后。一九四六年幼儿园仅有在读幼儿十三万人，盲聋哑学校仅仅有学生二千三百二十二人。

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受外国控制的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占很大比重。学校分布极不合理，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和沿海一些省份，中、小学也是大多数设在城镇，农村很少，内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更加落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仅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五点六。国民党统治三十六年，高等学校毕业生仅有二十一万零八百人，而且科类结构很不合理。

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教育的民族，但是从孔夫子“有教无类”兴办教育以来，始终贯彻的都是精英教育的方针。实现现代教育的其他国家，大多也通过隐性的教育分层，实现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分化。全世界恐怕只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实现的是完全彻底的公平教育路线。

实际上在建国初，同样存在精英教育和公平教育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围绕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和向苏联学习的正规化建设，我国教育在五十年代初逐渐走上“精英教育”的路线。

它主要表现为：国家优先发展培养专才的高等教育，并且对大学生免收学费；在中小学实行重点学校制度，形成以升学教育为目标的“小宝塔”结构，选拔和培养少数“尖子”。出现了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重工程技术教育和科学教育，轻文科教育；重专业教育，轻普通教育等教育价值的失衡。

毛泽东成为精英教育路线的坚决反对者,他从不掩饰对正规化、制度化的苏式教育的抵触。他在1958年和60年代两度发起的“教育革命”，包括许多复杂的层面，其中之一，是颠覆精英教育体制，对教育公平原则的强调和坚持。毛泽东批孔，并不是反对教育，而是反对孔子的精英化教育路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于孔子，毛泽东其实才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家。

毛泽东关注的重心，始终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教育和普及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他尤其强调广大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权利。

1958年8月，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毛泽东教育主张的三个重要方面，1958年的教育革命正是在这样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和消解，是通过教育的不断政治化，用凌驾于学术之上的政治批判，压制“专业化”和崇尚专家的路线；同时，用战争年代常用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方式冲击他所反感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

此后，这种以政治动员、政治批判、群众运动为特色的“革命模式”不断再现，冲击和改造正规的学校教育。当然也要看到，由于数千年精英教育传统过于根深蒂固，在纠正精英教育趋势的同时，难免出现矫枉过正的负面情况。

“文革”的主要目的的之一，是建立新型的学校教育体系，普通中小学教育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文革”中一个突出的意向是在农村普及中小学教育，其次是普及大学教育，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学校办到家门口，让‘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其中虽然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但在普及教育方面还是迈出了一大步，农村儿童入学率大幅度提高，成为“文革”中最大受益方。

“文革”时期的教育呈现一种奇怪的混合：在知识权威扫地、反智主义盛行的同时，出现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大普及。1970年代初，当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学更是加速度发展，1976年全国中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6.25倍，初中生增加5.4倍，高中生的增长尤其迅速，共增加了11.3倍。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初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高中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

应当承认，“文革”期间中小学教育数量的发展，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而以实际的功用去评价，那么更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也满足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实际需要。许多今天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19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于1970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 

新中国成立50年来，我国共扫除文盲2. 03亿，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以上降到了15%以下，青壮年文盲降低到5%以下。我国的扫盲工作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1984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国际扫盲奖评选活动中，中国先后有11个单位获奖，其中有6个单位获大奖。建国前三十五年，普通高等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专门人才四百一十一万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七百二十二万人；各种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培养了大量劳动后备力量，普通高中共有毕业生六千二百八十五万人，普通初中共有毕业生一亿八千八百五十八万人，农业、职业中学共有毕业生一百一十万人。

为什么教育普及，对于一个国家的富强这么重要？

在工业化进程中，教育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工业化开始时，农业人口只有受过足够的教育，才能从大字不识的农民变为能够理解测量、工序、分工协作的工人，完成复杂的生产作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技术及产业提升，所需教育程度还要不断升级，规模也要不断扩大，以填补工业化带来的职业空缺；而受教育人口的数量以及层次的提高，又会反过来促进技术进步。工业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相互促进，螺旋上升。

 目前，世界上的最优秀高等教育资源仍然主要集中在曾经的工业革命策源国家（英美德日）。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能从两次大战中迅速恢复，而日本也能从二战废墟中迅速站起，原因就在于在战前积累的大量受教育人口以及教育体系并没有太多损失。

 教育造就人才，而人才，才是工业化中的第一要素！

教育本质上是人教人，初中生可以用来教小学生，中学生上一两年简易师范又可以回来教中学生，就这样鸡生蛋蛋生鸡，中国迅速从普遍文盲过渡到年轻人普遍接受小学以及中学教育。1949年建国时，中国的成人识字率约有10%，到了1977年，成人识字率达到66%。考虑到一部分老人是从建国前过来的，年轻人识字率应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而且考虑到同期人口膨胀，这个增长幅度是相当惊人的。

为什么这里只讨论中小学教育？因为在中国当时的工业化阶段，小学教育水平对于当一般的产业工人是没问题的，中学教育水平对从事绝大多数工业生产，是完全够用的，大学生，则完全是当时的“奢侈品”。反过来说，民国时代培养的一些所谓留洋归国的大师，由于缺乏庞大的具有初等教育人群作为基础，这些所谓的大师只是看起来很好看的“空中楼阁”，对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毫无意义，更何况其中很多只是文科大师，更是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没有什么实质贡献。

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来说，国民政府只发展少量精英教育，让大部分民众成为文盲，文盲很容易安于现状，可以用最低的成本维护统治。当代的印度贫富分化如此悬殊却能维持基本稳定，一亿精英十亿文盲的社会结构，就是保持社会稳定的终极秘密。所谓印度的教育普及，就是被编织出来的神话。

毛泽东大力推动初等教育，其程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看，都是相当激进的。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造就大量超出工业化程度需求的受教育人口，实际上是在玩火。

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甚至远不如印度。例如，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就拥有英国留下来的全国统一的超过5万公里的铁路网；中国在1949年拥有铁路2.18万公里，但由于是不同殖民者修建，彼此标准不同，能勉强通车仅有1.1万公里。除了工业基础上的巨大差距之外，印度普遍讲英语，可以方便地引进西方外援，还拥有民主选举、多党制等符合“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独立之路，更是被引为人类文明自由的精神赞歌。

由于起步阶段中国的工业基础实在太薄弱，无论工业化扩张多快，如果用整个国家GDP做基数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十分有限。五十年代中国钢铁农具还没普及，1956年才开始设计蒸汽机车，技术水平还在工业和手工业的边缘上。直到六十年代，中国还在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课；而同一时刻的日本，已经进入战后腾飞期，1967～1968年间日本一举赶超英、法、联邦德国三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大经济强国。

这一时间段内中日发展的巨大差距，不是中国太无能，而是双方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工业化进程，相对于中国从1953年才起步，日本的起步应当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改革（即明治维新）开始算起。

相对于工业化发展的举步维艰，同一时期，中国的人口和教育却是呈指数扩张的， 这样一来，受教育人口将远超工业社会实际需要。从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一五计划开始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四五倍，但受过中学和小学教育的年轻人增长了几十倍，受教育人口的增长极大超过工业增长的实际需求，可以说教育非常“超前”。

 到70年代末，读过中学的年轻人只有四分之一能去工厂就业，剩下四分之三只能继续当农民。年轻人受了教育增长了见识，知道现代生活是什么样，只要能拿到粮票，在城里吃上饭，年轻人随时都想离开农村，只是因为粮食供应不足，才不得不留在家里种地。而城里的年轻人受到教育后，如果找不到工作，不可能主动去农村，将成为待业青年。

在国家相对贫穷并且受过一定教育的年轻人普遍失业的情况下，年轻人的不满就像火山，如果得不到宣泄，终有爆发的一天，其能量足以打碎社会秩序，颠覆一个国家。

2011年开始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根源就在于现代教育的普及与滞后的工业化水平产生了深刻矛盾，造成了年轻人高失业率，中东年轻人的怒涛终于引发了一场社会革命，颠覆了中东国家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持续至今的难民问题。欧美社会如今的深刻社会危机，则是广大受现代教育的人口存量与国家的去工业化进程，造成了受教育人口的相对过剩，从而引发社会危机。

由于上世纪60-70年代中国社会上的受过教育的待业青年实在太多，为了防止这个隐患酿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国家采用了非常激进的政策，中学停课闹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将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实际是待业的中学毕业生）赶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再加上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执政理念比较理想化，希望打破几千年来阶级分层的“魔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迅速失控，酿成十年动乱。

幸运的是，这个事件发生在70年代而不是更晚，那个年代与现在是如此的不同，虽然国家乱成一团糟，但是工业化进程还在持续，军队也没有乱，不至于像现在的中东国破家亡，形成世界性的难民潮。

 直到80年代中国开始开放，正好赶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遇到经济停滞、迫切需要转移低端产业的工业梯次转移的浪潮，中国得到外国投资700多亿美元，开了上万家合资工厂，再带动几万家民企，雇佣了许多60年代和70年代受教育的劳动力，这才使受教育人口数量相对于工业化规模过多的矛盾得到初步缓解。

然而，中国中等教育人口过剩的问题一直长期存在，就业压力始终是逼迫中国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推动中国经济必须开动全部马力向前狂奔。

甚至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经济增速下滑，“GDP增长率保八”成了句政治口号，这是因为GDP每增长1%，大约对应新增就业100万，如果GDP增长率掉下去，会造成非常大的职位缺口，失业人口就会暴增，社会就会剧烈动荡，甚至引发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再次参见中东）。直到最近两年，中国人口增长出现拐点，就业压力的问题才有所缓解。

 1977年之后，中国的大学毕业人数也在逐年增长。从1977年到1997年，二十年间，每年大学毕业人数从27万增长到100万。90年代后期，为了提供产业升级所需的高级人才，中国大学开始大规模扩招。从1997年到2008年，大学毕业生从每年100万增加到500万！2016年，预计将有770万大学毕业生，54万人获得硕士学位，6万人获得博士学位。中国从1977年到2013年合计培养的大学毕业生超过8000万人，而同期美国25岁以上的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口约9000万。可以说，通过大学迅速扩招，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

大学毕业生人数的迅速扩张，也造成了大量大学生失业的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引发了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

 进入21世纪以后，经历了长期产业积累以及人才储备，再加上加入WTO利好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爆发期，接连超过 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于2009年超过日本，2015年约占美国的60%。从2011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质量水平也在不断接近发达国家。2015年中国出口14万亿，有8万亿是机电产品，衣服、箱包、玩具这些劳动密集产品加起来不到3万亿。在过去三十年中，只有中国和韩国实现了快速增长，而在前十经济体中，实现快速增长的唯有中国一个而已。

现在回过头看，虽然在当时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烦，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动荡，但是必须承认，快速教育扩招以及人口扩张，是中国能够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前提。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世界上一共有五个国家获得过“世界工厂”的称号。从农业国到世界工厂，前四个国家（英美德日）都花了上百年的时间，并且都经历了对外掠夺战争，抢占海外殖民地的过程。

中国没有外部殖民地、没有对外发动掠夺战争，而中国的总人口比英美德日四国人口的两倍还要多，发展跨度却是前四个国家发展跨度的总和。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居然让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并且把当年那个“成功国家的候选”印度，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不能不说，中国创造了人类工业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普及已经再不是问题。教育分层，以及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越来越成为受到社会公众关注的现实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切的不平等，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结到教育不平等。阶层的固化，归根结底是教育的分层和固化。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让一部分人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垄断接受顶尖高等教育的机会，阻断其他人阶层上升的通道，迟早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导致社会秩序打碎重来，这是数千年阶级社会史一再证明的铁律。

曾经在毛泽东时代引发激烈社会动荡的精英教育和公平教育路线之争的问题，在今天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浮出水面。

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68年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句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就又会落空。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

了解更多：

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

与文化大家

走一段文旅之路

与民银旅行

开启一段心灵旅程

 民银旅行 携手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