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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共和国的挽歌:金融危机、中产阶级破产以及两党斗争白热化

2017-09-29 王民盛 民银旅行

理清这场货币战争的来龙去脉,还得从罗马共和国的崛起和灭亡开始讲起。


罗马共和国是罗马帝国的前身,这个发源于亚平宁半岛中部的城邦共和国,是当时受到希腊文明圈辐射的、几乎唯一的农业文明国家。在依靠贸易、金融掠夺财富以及大批奴隶劳动的希腊人看来,罗马人就是一群苦哈哈的土里刨食的泥腿子,成天挥锄头种庄稼,能挣几个钱?罗马人需要遵守严格的纪律,又没什么文化,简直就是一群野蛮人,哪里比得上自由民主而又文明高尚的希腊人?


翻译成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搞金融的高富帅看不起搞工农业生产的屌丝。


然而历史的发展进程却往往是野蛮消灭文明,屌丝逆袭高富帅的过程。这群土里刨食的罗马土鳖泥腿子,毫无悬念地吞并了贸易发达、经济繁荣的希腊诸城邦,那些享受锦衣玉食、口称民主自由的希腊精英们,只能向土里土气却彪悍尚武的罗马将军们俯首称臣。


为什么会这样呢?


位于希腊文明圈西部边缘的贫穷落后的罗马,与富裕的希腊诸国之间的对比,恰如同中国的战国时代函谷关以西的秦国与关东六国。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罗马也跟秦国一样出台政治改革,抑制贵族势力的过分膨胀,将土地分成小块交给自耕农耕种,罗马的贵族也是艰苦朴素,并未脱离生产,往往也要亲自下地劳动。比如说曾经作为独裁官的辛辛那提斯,率领军队打败外敌之后,立刻卸任回家种地去了。


以农业立国的罗马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如东方的希腊诸国富裕繁荣,但是能够激发广大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而更多的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野蛮的罗马反而掌握了比文明的希腊更加先进的生产力。


希腊诸城邦历史上的高峰期,是公元前430年之前的雅典时代。实行的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民主制,数百万的奴隶以及殖民地人口,养活站在金字塔顶端的自诩”民主自由“的一小撮雅典公民,供养比例大概在200:1甚至更高。所谓的“雅典帝国”,是包含雅典本部、众多仆从国以及庞大的海外殖民地的殖民帝国,也就是后世大英帝国的最初原型。


民主自由的代价是如此高昂,因此雅典公民权的授予是极为吝啬的,只有在艺术、科学、文学、哲学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海外优秀人才,才可能获得雅典“绿卡”,除此之外,想要享受雅典的民主自由,就只能靠投胎了。


雅典的经济已经高度金融化。对于依靠贸易金融牟利的雅典公民(其实就是奴隶主)来说,控制殖民地、通商口岸,贸易航线、海外市场以及关键的矿产资源才是头等大事,占领过多的土地得不偿失,打仗则依靠雇佣兵和奴隶军团,他们自己只要负责放贷、收款,享受即可。为钱卖命的雇佣兵毫无忠臣度可言,而奴隶对于奴隶主恨之入骨,不倒戈就不错了。罗马的自耕农则是为了自身利益打仗,斗志昂扬,战意旺盛。


显而易见,依靠雇佣兵和奴隶军团的希腊,其战斗力远远不能与依靠广大自耕农作为中坚力量的农业军事王国相提并论。


在希腊公民看来分文不值的荒地,对于农业国家来说,却是生产财富的宝藏。土地可以生产粮食,粮食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更多的人口则需要更多的土地。土地——人口的螺旋膨胀,必然要求农业国家将获得土地作为基本国策。而那些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阶层,则成为支持国土扩张的人力支撑。


这就叫做“耕战合一”,除了耕,就是战!《商君书·农战篇》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秦国正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变成了高效的战争机器。罗马的军事化程度甚至还要更加彻底,战争是全民的事情,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高效的战争机器。


生产力、军事动员能力、人口全面被碾压的情况下,希腊就只能被野蛮人吊打了。


在罗马统一亚平宁半岛之前,希腊就已经被吊打了一轮,捷足先登的是希腊北部山区平原的马其顿人。然而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帝国分崩离析,又进入希腊化时代,也就是说各方面变得越来越像希腊人,巴尔干半岛又变成了一个富有却内部矛盾重重的地区。


金融高富帅们总是勾心斗角,貌合神离,相互拆台,彼此尿不到一个壶里,这也是自古皆然。


生产型国家则与此相反。土地不会自己长出粮食,需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发动战争夺取土地,同样需要大量人口。因此对于农业立国的罗马来说,人口增长,并把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就是重中之重。人力资源是仅次于土地资源的第二大宝贵资源。


仅靠罗马的人口基数,通过生育繁殖来壮大人口,显然无法赶上依靠武力获取土地的速度。因此罗马公民权的发放,要比希腊宽松的多。血缘不重要,只要会讲拉丁语,认同罗马的神,就可以成为罗马公民。这种宽松的入籍政策,使得罗马人口迅速膨胀,反过来又刺激了对土地的欲望。在战争中获取军功,又成为普通平民提升社会地位甚至成为贵族的不二法门,进一步刺激了对于扩张的渴望。



于是,土地与军功,成为支持罗马疯狂扩张的原始动力,并且从上到下全面军国主义化,这与秦国的演变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顺便澄清一个历史认识的误区,人们通常认为,以生产立国的大陆文明国家相对于以贸易金融立国的海洋文明国家来说,扩张动力不足,并以宋明清的中国历史作为例证。


然而,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甚至跟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生产立国的国家,如果现实条件允许它们进行扩张的话,其扩张动力其实要远远强于贸易立国的国家。


贸易立国的希腊城邦、迦太基,曾经在地中海叱咤风云上百年,领土仍然极为有限。但是生产立国的罗马,如同风卷残云一般席卷地中海,吞并了所有他们所能触及到的,适合农业生产的每一寸土地。同样,早已发达起来的以贸易立国的齐国,数百年来国土几乎没什么变化,但是以生产立国的秦国,只要时机成熟,恨不得吞食天地,吞并了东方六国之后,也占领了当时技术条件下能够触及的、适合农业生产的每一寸土地。同理,对于土地财富的强烈渴望,推动刚刚建国不久的美国发动“西进运动”,屠杀印第安人并抢夺土地,同时用极为宽松的入籍政策吸引欧洲移民。


当人类从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之后,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变为工业,对于指数级膨胀工业生产力来说,对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渴求变得更为突出。推动英国进行扩张变成大英帝国的根本推动力不是贸易和金融,而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生产能力。推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瓜分世界的殖民狂潮的根本动力,也不是贸易和金融,而是列强们不断膨胀的工业生产力!


如果客观条件允许顺其本性任意发展,金融国会变成趴在别人身上吸血的吸血厉鬼,生产国简直就是吞噬一切并壮大自身的饕餮凶兽!




富裕而虚弱的希腊,在贫穷而扩张欲望旺盛的罗马人眼里,简直就是不可多得的猎物。罗马通过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46年),消灭了同样是贸易金融立国的迦太基的同时,通过四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4至前146年)征服了希腊。


以上对于罗马扩张动力的解释,是许多历史学家喜欢采用的方式。虽然比“生产型国家的扩张性不如贸易金融型国家”的武断判断要好多了,但仍然只是描述了一个方面,并不是事情的全貌。


其实最为准确的表述,推动扩张的强大动力,是货币与实物生产的不平衡性,或者换个更为通俗的说法:金融危机才是推动扩张的根源!


根据现代货币学的常识,流通中的货币应当与当前流通中的商品(包括实物商品及虚拟商品)相匹配,以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如果货币过多,就会导致物价上涨,这就是通货膨胀;货币不足,物价就会下跌,这就是通货紧缩。如果经济增长,则要相应增加货币供给,也就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如果经济衰退,就应该从市场上回收相应的货币,也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通常来说,适度通胀有利于刺激需求和供给,使得经济增长,而通缩则会打击商品生产,造成经济萎缩。当然,如果出现快速通货膨胀,就意味着经济面临崩溃。


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流通中的货币”与“当前流通中的商品”仔细剖析起来非常复杂,但是对于古罗马就相当简单了,前者基本等同于已经发行并且在使用的货币,后者就等同于各种各样的消费品。


如果出现严重的货币与实物生产的不平衡,就意味着爆发了金融危机。货币的不平衡,不仅包括货币总量与实物生产不匹配,也包括货币分配的不平衡。比如贫富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少数人拥有大量货币,但是多数人却一无所有,则能够投入流通领域的货币就会相当有限。事实上,支持罗马扩张最重要的动力,就是不断发酵中的金融危机。


可能有读者看到这里觉得穿越了,要质疑作者:你确定写的是古罗马不是纳粹德国?


谁告诉你金融危机是近现代才有的事物?如果你是从教科书中得来的这一概念,那我只能说,关于金融危机的表述,现有的绝大部分金融教材都是错误的。


金融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特有产物,实际上,金融危机伴随着货币的出现而出现,自从古人开始使用贝壳等原始货币的时候,金融危机就已经出现,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发展到现在。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那么我们到现在应该还在使用贝币本位,而不会出现金本位、银本位、信用本位等一系列货币改革,各种社会进步可能也不会发生,人类现在大概还在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


金融危机,既是伴随人类文明出现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顽疾,也是推动文明演进的重要驱动力。


有危才有机,有危机才会推动进步!在历史上,每一次进步的背后,也伴随着无数人流离失所,甚至生灵涂炭。


这里对金融危机的实质先不展开,回过头来继续说罗马。随着土地的扩张,人口的增长,罗马的国力越来越强盛,然而,罗马国内却越来越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当然,古罗马并没有股票期货等金融产品(至少按照现在的考古认识是这样),罗马金融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持续的通货紧缩!


持续的通货紧缩,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对于较大的庄园主来说,通货紧缩使他们日益脱离生产,成为纯粹的金融食利者。设想一下,有个托斯卡纳地区的葡萄种植园主,名叫二蛋图斯。二蛋图斯一年需要投入100个金币的成本,葡萄卖掉收获150个金币,净利润是50个金币。然而由于通货紧缩,到了秋天葡萄价格下跌,他只能换来130个金币。如果他不去组织生产,而把这笔钱拿去放贷的话,每天就晒晒太阳喝喝茶,一年下来能收125个金币。


辛辛苦苦一整年,就比那些啥也不干的放贷者仅仅多挣5个金币,如果还不知道该怎么选择,那就真成二蛋了!于是,二蛋图斯卖掉葡萄园,拿所有的钱都去放贷,反而比以前挣得更多。如果二蛋图斯把钱拿去炒罗马的房地产,利润就更高了。随着国家增大,人口增多,各种商品都在贬值,但是帝都变得寸土寸金,房地产价格却在水涨船高。于是,罗马的经济出现“脱实向虚”的趋势。


对于大贵族来说,他们具有大量货币资产,他们用手中的金币低价收购自耕农抛售的土地和二蛋图斯们折价出售的种植园,用来自外国的廉价劳动力替他们劳动,这些劳动力要么是跨越国境线的非法移民,或者是战争中抓获的战俘作为奴隶。


对于罗马共和国的主体阶层,也就是维持社会稳定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中产阶级——自耕农来说,是致命的。他们的主要财富来自于土地的实物产出,年景不变的情况下,打的粮食所能换来的金币却逐年减少。为了继续维持生产,就要向富人借贷,贷款加上通缩,那就更是雪上加霜。如果再碰上旱涝灾害,就基本是掉进火坑了(总体而言,欧洲发生旱涝灾害的几率要小于东亚)。最后为了维持活命,只能低价出卖土地,沦为流民甚至奴隶。现代中产阶级的收入是以货币形式发放,他们最害怕的是不是通货紧缩而是通货膨胀,也就是钱贬值导致收入缩水。不过异曲同工,结果都是收入缩水。


于是,罗马的土地与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贵族手里。破产潮在罗马共和国的中产阶级中蔓延,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日益撕裂为1%的贵族和99%的贫民,罗马政坛也就日益分裂成两大针锋相对的党派:代表日益陷入破产陷阱的沦落的前中产阶级的民粹党,以格拉古兄弟、凯撒、屋大维等人为代表,以及代表大地主和金融资本的贵族党,以西庇阿、庞培、安东尼等人为代表。


为了沦落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代言的格拉古兄弟,出台限制使用廉价外劳(奴隶),将土地重新分配给贫穷的罗马公民的政治改革。这一为罗马共和国续命的改革却遭到贵族的坚决抵制,格拉古兄弟先后被贵族杀害,尸体被扔到台伯河中。


台伯河


读到这里,可能有人又觉得穿越到今天的美国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推出了大量量化宽松(QE),大量进行货币增发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据有关研究数据表明,增发的天量货币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主要流向了富人各类资产中,比如债券、保险等,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速度减慢甚至停滞,实质上就是用一场隐形的金融掠夺,将美国的财富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总统特朗普,越来越有当年格拉古兄弟的风采。


对于罗马共和国而言,既然阶级矛盾已经尖锐到无法通过国内“分蛋糕”的改革来解决,那就只有对外扩张一条路可选了:向东,向西、向北抢夺异族的土地和财产,其目的就是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罗马公民将选票投给能带着他们军事扩张的领袖,谁越狂热地推动军事扩张,谁就越得到人民的拥护。此时的罗马共和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国家。


挑起二战的德日法西斯的强大扩张动力,也正是由1929年金融危机所点燃。2008年金融危机发酵至今,右翼甚至极右翼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崛起。这不是巧合,而是同样的政治经济规律在其中起作用。


到了凯撒的时代,他通过对外扩张的军功获取威望,用军权来捍卫自己的权威,与平民分享分享权益。凯撒的军功无比耀眼,凯撒加冕已经是众望所归。结果他遭到了元老院贵族的刺杀,死于罗马剧院的台阶前。他的死为屋大维铺平了道路。屋大维以为凯撒复仇为名带兵攻入罗马,武力清洗了反对自己的贵族,换上自己的党羽,消灭了所有政敌,罗马共和国日薄西山,步入帝国时代。



进入帝国时代的罗马,金融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越演越烈,将帝国推向了进一步扩张的道路。随着帝国疆域的增长,并且逐渐深入蛮荒地区,扩张带来的收益越来越低,不仅不能缓解金融危机,反而由于越来越庞大的防务支出,使得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当帝国停止扩张,国内矛盾无法转移,内乱和经济衰退成为主旋律。当北方的日耳曼蛮族大举入侵时,罗马帝国走向衰亡。


金融危机使得罗马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从共和国走向帝国;又继续推动帝国过度扩张,最终走向死亡。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罗马陷入无法摆脱的金融危机魔咒呢?


答案需要从那一枚枚金灿灿、银闪闪的罗马钱币中寻找。


罗马钱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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