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文化教育重要内容的经典，是指我们民族历史上那些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思想理念、道德规范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既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也是今人智慧的源泉。学习经典，对中小学生传统文化核心素养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中小学经典教育的内容选择，应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小学阶段以传统蒙书为核心，1～3年级重点学习伦理道德类蒙书，如《弟子规》《小儿语》《朱子治家格言》等；4～6年级重点学习知识类蒙书，如《三字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等。初中阶段重点学习“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同时兼顾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子部经典，如《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兵法》等。高中阶段重点学习“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左传》，同时兼顾学习具有代表性的史部、集部经典，如《史记》《资治通鉴》《史通》《楚辞》《昭明文选》《文心雕龙》等。小学阶段的经典教育之所以将蒙书作为核心内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蒙书，也称蒙养书、蒙学读物等，是古人为实施启蒙教育而编写的教材。从相传为周代识字课本的《史籀篇》和秦汉时期通行的《仓颉篇》《急就篇》算起，蒙书的历史已超过两千年。那些在历史上流传广、影响大的蒙书，大多是古人为实现“蒙以养正”的教育目的，针对识字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教育等实际需要编写而成的。就内容而言，它们往往浅显易懂，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就形式而言，它们往往句式短小，采用押韵、对偶等形式，读起来朗朗上口，适合学生诵读、记忆。可以说，蒙书是古代启蒙教育经验和智慧的集中体现。作为古代儿童入学后所接触到的第一批教材，蒙书对古人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具有其他典籍无法比拟的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它关乎“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地被熏陶下来的”［1］。而且，蒙书在古代各类教材中的受众最广。对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更高层级教育、无法系统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生而言，蒙书是他们一生中所能读到的为数不多的书籍。此外，除启蒙教育外，蒙书还被广泛用于“化民成俗”的社会教育活动，其影响可以说遍及社会的每个角落。因此，正如当代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蒙书“比起那些‘羽翼经训、垂范方来’的所谓‘不朽之作’来，就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丝毫的逊色，反而更加典型、充分和鲜明。即使比起那些堂皇的儒家经典，也更加真实、更加具体”［2］。经过历史的淘洗，虽然很多蒙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甚至难以逃脱散失亡佚的命运，但也有一批优秀的蒙书脱颖而出。在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启蒙课堂上，这些蒙书持续地发挥着影响与作用。例如，南朝周兴嗣所编的《千字文》，成书后很快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它不仅是启蒙教育的重要教材，而且是流传千古的精美文章、历代书法家竞相挥毫的书写材料，还是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计数工具，影响遍及古代教育、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书于宋末元初的《三字经》，因其“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三字经训诂》序）的特点，在明代中后期开始流传，成为古代最负盛名的启蒙教材。《三字经》不仅在一般的启蒙课堂上广泛使用，而且还出现在王公贵族的教育活动中。明穆宗幼年做太子时，面对大臣“宜读书进学”的勉励，就曾以“我已读《三字经》矣”（《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一三八）作答。《三字经》不仅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而且远播域外，1990年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进了“儿童道德丛书”。至于清代康熙年间编成的《弟子规》，虽然在众多蒙书中相对“年轻”，但从它在清代中后期风行以来算起，至今已超过两百年。被誉为“开蒙养正之最上乘”的《弟子规》，在其影响最盛的时候，甚至一度取代了《三字经》的地位，而使后者“几废”（《童蒙记诵编》卷上）。这些优秀的蒙书，就其独特价值和历史影响而言，完全具备典范性、权威性等特征，是当之无愧的传统经典，理应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
古代教育家往往将教育活动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汉书·食货志》）。虽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笼统的界定，而且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学习年限并非一成不变，但将教育活动明确地划分为层次有别、内容各异、彼此衔接的两个阶段，这在古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是一以贯之的。关于小学与大学的区别，宋代大儒朱熹做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子语类》卷七）也就是说，初级阶段的教育应以“事”为中心，不必探究过于深奥的“理”，从学生的日常生活出发，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爱亲、敬长等常识和规范，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培育一个圣贤的“坯璞”，也就完成了本阶段的教育使命。在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教育实践中，往往有蒙馆和经馆之分。例如，清代人唐彪曾指出，“经、蒙宜分馆”，以便“经师无童子分功，得尽心力于冠者之课程，故已冠者多受益；蒙师无冠者分功，得尽心力于童蒙之课程，故幼童亦受益”（《父师善诱法》）。陈芳生也认为：“蒙馆中，不可夹入举业之徒。”（《训蒙条例》）张行简则指出：“课蒙徒，要使其畏我；课经徒，要使其亲我。”（《塾中琐言》）具体而言，蒙馆实施启蒙教育，主要以蒙书为教材，教导儿童识文断字，学习一些常识和生活技能，养成良好的道德规范；经馆实施经学教育，主要以“四书五经”等为教材，面向那些年龄较大、想要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教导他们系统地研读儒家经典，学习写作科举应试文章。这是古人继承“小学”和“大学”的教育理论，结合教育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一些长期关注教育实践活动、深知其中甘苦的学者或塾师曾反复指出，儿童的经典教育应从内容浅显的蒙书入手，不宜过早地学习相对深奥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例如，明代的吕坤认为：“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社学要略》）清代初年的著名学者陆世仪也指出：“小儿五六岁时，语音未朗，未能便读长句。”（《论小学》）清代一位经验丰富的塾师，针对当时一些蒙师“开蒙即训《学》《庸》”的做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始入大学，今呼七八岁童蒙，而训以大人之学，一步登天，自问亦应失笑。”（《变通小学义塾章程》）可见，即使在儒家经典地位如日中天、全社会对读经应举趋之若鹜的古代社会，很多有识之士也并不提倡儿童过早地学习儒家经典，而是明智地将其放在蒙书的后面。这对我们今天思考小学阶段经典教育的内容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今天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实需要出发，蒙书对小学经典教育的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就教育目标而言，蒙书的“蒙以养正”与当代教育的“立德树人”具有内在一致性。“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蒙》）这句话历来被视为蒙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目标。像《弟子规》《小儿语》这样的伦理道德类蒙书，固然是“蒙以养正”教育目标的直接体现。例如，《弟子规》以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一章为框架，从孝、弟、谨、信、爱众、亲仁、学文等方面出发，着力学生道德修养的提升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吕得胜在编写《小儿语》时，也是着眼于“夫蒙以养正，有知识时，便是养正时也”，于是“乃以立身要务，谐之声音，如其鄙俚，使童子乐闻而易晓焉”（《小儿语》序）。至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知识类蒙书，也间接体现了“蒙以养正”的教育目标。例如，《三字经》本身就是一篇劝学文献，书中涉及大量古代圣贤勤学苦读的事例，借此劝勉学生珍惜时光，努力学习。可见，蒙书的教育目标，与当代传统文化教育中强调以人格修养、社会关爱和家国情怀教育为重点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具有内在一致性。其次，就教育内容而言，蒙书可以为小学经典教育提供大量难度适宜、语言优美、内容丰富、贴近生活的诵读和学习文本。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的高深晦涩，蒙书往往浅显易懂，甚至用一些近似口语的句子，将深刻的道理、广博的知识娓娓道来。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的佶屈聱牙，蒙书往往文从字顺，句式整齐，押韵便读，有助于学生充分感受和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优雅与精致。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侧重“天道性命”“修己治人”的阐发，蒙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更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相较于一些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理想的价值体系，蒙书中的内容更能反映社会现实，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最后，就教育过程而言，蒙书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传统文化教育持续、有效地开展。“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训蒙教约》）正如明代大儒王守仁所指出的，能否在教学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其乐学好学，往往是决定教育成败的关键。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从而提升传统文化的核心素养。其中，增进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是前提。蒙书多采用押韵、对偶的形式编写，富于美感，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铿锵悦耳，再加上其教学和学习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有利于培育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和感受力，推动传统文化教育持续、有效地开展。
参考文献：
［1］鲁迅．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M］//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1．
［2］徐梓．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J］．寻根，2007（2）．
原载《中国教师》2017年第8期下半月刊
刘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副秘书长，北师大版地方课程教材《中华传统文化》副主编。
本号主编：小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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