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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若痴：警惕有人用新自由主义误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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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管理强调市场的自动调节，而需求侧管理则强调宏观调控。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用需求侧管理办法来调节经济、稳增长。但在“十二五”收官“十三五”开篇前的重要时点上，中央决策层频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主张，这意味着促进经济增长不再单纯靠“刺激政策”提升总需求，转而回到增长本源创新，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将共同发力，在长期形成“供需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对此，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高频热议。不少学者、媒体人士从不同角度对此发声解读，甚至成为贴标签式选择新概念，似乎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供给侧改革来解决，其中不乏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大肆解读言论，企图混淆视听，误导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和方向。甚至有人大放厥词，认为“中国政府如果决定放弃新自由主义，很可能无法避免一场1994年墨西哥经历的金融危机。”习近平主席严正指出“供给侧改革，要防止有些人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因此，很有必要正本清源，厘清新自由主义对供给侧改革的误读，防止其对我国的社会舆论和经济实践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一、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实践绝非照搬西方供给学派，走新自由主义之路
供给侧改革提出以来，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诸多解读，尤其经济学界纷纷从新供给经济学、新古典理论、各类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主义等不同流派的理论观点出发加以释读。其中，有不少人将“供给侧”简单等同于供给经济学，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理论就是中国“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倡导者们套用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观点，在实践中提出的政策也是类似于“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甚至有人曲解为“供给侧改革”就是走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之路，这种认识严重错误。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总统以及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都采用了供给学派的体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发挥、促进技术创新）政策主张来打破困境，滞胀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但是供给革命并未取得真正的成功，主张全面减税政策,导致财政赤字的巨额增长,制约了宏观经济的发展；金融行业缺乏监管地日益膨胀，过度创新,最终引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供给侧改革，实质要从基础性、生产性的供给一端入手，通过包括减税在内的诸多政策，来提高市场主体的竞争能力和活力，提高生产力，不断满足公众的需求，增强经济持续增长新动力。因此，我国供给侧改革需要借鉴基于供给学派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一些重要政策思路和成功经验，但绝非简单的拿来主义，直接套用其供给管理政策。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私有化是供给学派提出的经济政策目标，但公有制是我国绝对不能动摇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供给学派反对政府干预，认为市场能自发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供给会自发地创造需求，从而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而我国供给侧改革在注重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注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供给学派认为高利率是美国滞胀病的根源，大幅减税能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而我国供给侧改革是综合性系统性国家大战略，涉及多个层面、领域，减税作用有限，并非是最主要、最有力手段。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也绝非如供给学派全盘否定需求侧管理、否定扩大内需的重要，而是要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形成“供需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另外，抑制通货膨胀是“里根经济学”的首要政策目标，而我国现在正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我国现有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速度和阶段，所处的城镇化、工业化阶段，以及科技背景、国际环境等也与当时的美英有很大的差异，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也更丰富艰巨，其广度深度、内涵和外延均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供给侧管理。因此，死搬硬套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绝对不适用于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应该立足我国发展的阶段特征，用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结合我国自身已有的成功经验、自身体制的特殊性以及新常态下存在的客观现实问题，来深究原因、探寻对策。
二、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意味着又一次强调国退民进，推进国企私有化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和重点，而加快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是改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主要途径之一。由于“僵尸企业”比较集中在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等八大行业，而国企在这些相关行业中占比又最大，“僵尸”企业退出首先须从这八大行业的国企入手，使得各界越来越聚焦于国企改革。2016年1月召开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宣布正在为清理“僵尸企业”研究3年内基本清理完成的工作方案。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一批”，即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有人在对这些政策解读时，趁机指责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创新动力弱，产能过剩，拖累整个经济增长的活力和速度；还有人进而提出“国进民退”导致有些国有企业效率低、绩效差，却能借助政策持续经营、甚至过度膨胀，挤压了民营经济，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2015年，我国国企利润总额23028亿元，同比下降6.7%就是明证。甚至有人利用“清理退出一批”造势，提出供给侧改革清理处置僵尸企业，推进其重组整合，都是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所作的部署，只有“国退民进”、进一步让国企私有化，让民营经济发挥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提法让人听到了新自由主义宣传走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国企私有化之路的腔调。
应该说，不仅国有企业存在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而且改制过的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也同样存在，比如过剩较明显的运动服装鞋帽等产业，几乎都是私企。但私营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会在市场机制下被出清，而国企则受到一定保护，故清理淘汰僵尸企业，主要涉及国有企业。“清理退出一批”是重头戏，但并不意味着就是“国退民进”，也绝非“去国有化”或“私有化、外资化”，一刀切式地将大批国企当僵尸企业消灭。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企业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代表国家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支撑国民经济的运行。国务院2015年8月24日颁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已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所以，国有企业对基础性、命脉性、支柱性行业的控制力应坚持并加强，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红线。中央将“创新发展一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三个一批”的首位，即意味着供给侧下的国企改革核心由过去单纯的体制改革，向产权体制与产业结构改革并重转变。发挥国有企业在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新动能产业的重要作用，提升技术创新改造能力、加强管理，提高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剥离办社会职能，增强其活力、控制力、创新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充分体现国有资产的价值潜力。以实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目的。并为供给侧改革和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和活力，提供改革红利。兼并重组，尤其是清退“僵尸企业”，涉及大量产权交易。应警惕新自由主义打着“供给侧改革”的旗号，主张将大量国有企业当“僵尸企业”淘汰；或借重组整合之名，无原则底线界限地引入民企或外企，改变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将国有企业大量私有化。
三、强化制度供给和改革既非市场自由化，也非所谓“新计划经济”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而制度是供给侧五大要素之一，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然也需要重构政府与市场两者的关系。专家学者大都认可供给侧改革应该更加倚重市场的力量，要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加快有效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但政府管制应减少到何种程度，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供给侧主要的动力和阻力在政府，若制度供给不到位，供给侧改革是空谈。有人趁机提出供给侧改革即在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应该让政府退出，“由市场说了算”；甚至有人偷换概念，提出市场化就是自由化，把经济决策权交给市场的微观主体，这实质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我国在侧重需求管理时，更易倾向于政府采取刺激性政策、直接干预微观经济行为，虽然也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作用，但容易造成重复投资建设、产品过剩日趋严重，地方之间同质化竞争激烈，不得不采取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市场分割，不利于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发挥。而供给侧改革要对以往需求管理政策进行纠偏，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活力和创造力，必须进行行政体制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措施如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但减少政府管制，并不意味着政府全部退出、市场完全自由。市场化和自由化是两个不同的基础概念，虽然二者都要求放松管制，但市场化本质是培育市场、健全市场机制和体系，须在政府可控的前提下，遵循一定的法制、规则；自由化本质是放开或解除管制、弱化甚至放弃干预，完全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我国供给侧改革应该是市场化改革，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若忽视计划调控的作用，过分倚重市场调控的作用，可能导致经济主体对市场调节的手段日趋缺乏灵敏度，反而会进一步造成供需失衡。因此，有少部分学者提出供给侧改革应关注大数据时代是否可以实现对供给的调节、按需生产，解决供需错配、产能过剩问题。也有人进而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要搞“新计划经济”，即实行国家管控，全部由政府计划或政府主导来对供给的要素、结构、速度，产品数量等进行调节。由于我国当前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缺陷的影响，因此，应警惕新自由主义者利用民众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感，故意将供给侧改革与计划经济画上等号，借批判“供给侧改革就是搞新计划经济”的观点，大肆宣扬计划弊端、否定计划调控，从而误导人们反对政府干预，转而支持市场自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放松行政配置要素资源的管制。但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都是资源配置方式，放松不等于甩手不管，因此，供给侧改革同时也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计划调控作用、政策导向功能，将政府的责任主要集中于为市场运作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强提供公共产品和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公共竞争和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共同富裕和发展共享、完善市场机制、弥补市场失灵等基本职能方面。同时，在解决产能过剩、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控制资本成本、促进房地产良性发展、引导创新驱动发展等现实问题时，必须注重发挥政府计划调控的作用。
四、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并非意味着推行土地私有化
土地产权的公有制虽长期为新自由主义所诟病，但鉴于土地私有化比国企私有化更敏感、也更难以触动，一直不敢直接呼吁私有化。而土地作为供给侧改革的五大要素之一，必然要通过改革调整，发挥其重要作用。因此，不少学者逐渐认同应“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促进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的发展。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承包土地使用权的确权、加速农地流转和租赁。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划，我国将推进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加快推进房地一体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中，明确要求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农业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深入推进“三块地”改革试点，探索“三块地”权依法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慎重稳妥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关于这些土地制度改革的方针策略有很多解读，有种声音趁机提出，市场经济以个人所有权为基础，而现有土地制度阻碍了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不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土地制度改革的根本是实现私有化，要将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产权清晰完整地界定给个人，实现土地产权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交易权和继承权的高度统一，这显然是对中央文件的错误理解。
我国土地红利的边际效益在逐步递减，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有关政策推行，将打开土地用地供给瓶颈，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有助于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的消费能力；还能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益，让农民能在城市安居乐业，推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进程。但中国的历史原因和人口、土地、三农的特殊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绝对不是推行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虽能使部分农民获得土地财富，但若引导不当，一夜暴富的农民也可能返贫，而且也并不能让大多数农民明显增加收益，反而可能导致产生大量的“三无农民”、新的贫富两极分化，导致城市贫民窟蔓延和引发社会动荡，印度土地私有化的诸多弊端早已给我国提供了明鉴。土地私有化还可能会引起土地要素价格攀升、要素配置使用成本上升，或因不愿将地块上的经营权流转，反而不有利于适度规模经营，这在台湾和日本都曾面临过类似难题。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而我国宪法已明确规定土地实行公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两种形式，这是毋庸置疑也不能动摇的。土地供给侧改革无须对土地所有权归属进一步明确界定，而是基于土地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的可分离性，为优化土地供应结构、降低用地成本，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利用，探索如何进行土地相关制度改革，使非所有人能在一定范围内合法使用这四项权能的权限，而这些权能一旦被违法使用，国家或集体作为所有权人都能依法主张权利。
（作者：胡若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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