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及践行路径探析
编者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提升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功能问题的焦点。先行澄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提法有何创新是研究如何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问题的逻辑前提。核心价值观提法的创新主要有四：提法意在为全社会树立一个可以共同认同和践行的价值准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在适应社会结构分层化、价值主体多元化、思想多元化的现实，对以往的核心价值观创造性重构和细化分层，具有现实针对性；批判性地“兼收并蓄”了各种思想资源，与历史、时代和现实息息相通，具有价值张力和辩证性；对传统单一价值观进行的创造性重构和细化分层，具有可操作性和未来启发性。当代中国，应该以各种社会利益整合调整来筑基、以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来固本、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来涵育等三大途径来推进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落地生根。
改革开放时代乃至新时期以来，“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终结论”背后掩盖着核心价值观之争，“底线交锋”的常态化白热化，因此，核心价值观建设是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升意识形态功能的焦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的提出和建设，对外有助于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相互交锋过程中争夺话语权，对内有助于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为多元价值观和谐共生、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价值引导，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实践意义。下面，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提法有何创新以及如何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等问题进行阐述。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的阐释
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是基于就其生命力、解释力和穿透力来说，它依然是迄今为止社会历史理论的翘楚，因为它源于丰富的生活实践而又高于实践，不断与时俱进，守正出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创新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包括内容（理论）的创新、形式（话语）的创新。但是，这种创新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自身的“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固本强基式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然而，需要追问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重要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需要创新？
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这个问题进行批判回应。事实上,即使在当今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在本世纪来临的时候，马克思数次被西方思想界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中认为，当今时代不能没有马克思，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咱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的确，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具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经典作家根据当时的革命实践提出的许多具体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至今不少确实早已过时了。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写道：“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1]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本来就是对于具体历史时空背景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反映，因而必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它无法超越具体的时空局限。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也非与当年可以同日而语，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作为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而只能成为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真理体系。正如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2]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观点是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局限性的，因而是会“过时”、“失效”的，但是不能由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的真理性。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3]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就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心所在和根据所在。
具体来说，当代中国，为什么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法的创新呢？这里，主要阐述三点根据：
其一，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性决定的。“创新功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功能之一。”[4]从本性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她不是封闭僵化的，而是不断与时代同步、不断创变的。核心价值观亦复如此。马克思之所以赢得“千年伟人”和“千年最伟大思想家”之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影响最广泛的理论，是因为其揭示了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变、具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永不满足的“谦虚”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源于社会实践的“源头活水”、与丰厚的社会实践同呼吸共命运的；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就必然永不停息，她必然要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创变和提升。这意味着，我们要以生动的实际生活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来灵活实际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把握时代走向、新的实际和活的现实，实现理论和实际、原理和实践、普遍性与具体性等方面的有机结合。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在顺应时代客观要求、解答时代问题中发展和创新；需要把承继历史、接续“老祖宗”与批判性地“兼收并蓄”当代文明和学术成果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实行科学变革和创新发展；需要引领社会社会思潮和批判、斗争错误思潮淬炼和深化理论；同时还需要在深刻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和失误教训中发展深化理论。唯此，既避免误入偶像化和神圣化马克思之藩篱，同时也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进而保持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始终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习近平一语中的的话：“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5]
其二，这是由现实挑战和实践要求决定的。尽管一般来说理论是高于个别实践的，但是，理论不能疏离于实践，总体实践高于理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段有不同时代主题和社会矛盾，要求解决的时代矛盾不同，因而相应地理论也应该不同。实际上，理论内在的紧张关系是推动理论创新乃至实现理论飞跃的内在机制。时代课题的破解正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和主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6]可见，理论变革的前提是，实践需要的凸显而同时它被理论准确把握，理论之中的内在紧张由此产生。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因此，“内在紧张”是理论面向实践、把握了实践需要，并与实践互动和渗透的反映。当然，“内在紧张”理论与外部世界、被实践拷问的理论思考与被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相互激荡、相互质疑、相互促进的过程。改变世界的科学理论离开了“内在紧张”这种理论“生产方式”无以充分展示自身的强大活力和生命力。马克思写道：“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8]其实，“内在紧张”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需要倾听实践的呼声与要求、在解决矛盾过程中反视自身不足，以此为基，与时俱进。不断将“内在紧张”变为“内在张力”，方能达到理论发展的理想之境。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不重视这种“内在紧张”，就必然会在时代挑战面前成为理论上的落伍者，继而沦落为时代的“弃儿”。事实上，实践证明，“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9]。十八大以来，整体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这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作为发展战略的精神动力和价值保障。
其三，这与西方持续核心价值输出的语境下中国核心价值观遭遇到巨大的挑战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大雪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机会，各色社会思潮趁机鱼贯而入，其中以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利用学术的方式、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制度化改革等途径全面渗透。面对世界风云变幻，如何“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首要之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之本，作为国家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同时也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否则，所谓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就无从谈起。这种包容式的“固本强基”的创新是与时代发展同步进行的。其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聚焦点和重中之重。为此，如果依然沿用过去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路，采取过去的思想观念、提法概念、话语体系和工作方式，特别是简单地照搬过去有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提法，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多样化社会思潮“诸神竞争”、变幻不断的现实。因此，举全党全国之力结合当今现实和国内实际，提炼概括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大力推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历经多年的反复研讨和多方征求意见，胡锦涛总书记终于在党的十八大上第一次亮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提法，这可以说是中国核心价值观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他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0]审视核心价值观的新提法，决不能把它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提法，提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字数太多、逻辑混乱、抽象不足，需要也可以进一步凝练。但是现在我们的态度是，既然新提法已经提出来了，就要好好落实，培育、践行、弘扬核心价值观。需要追问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种阶段性提法中有哪些重要的创新点呢？这些创新点中的主要之点也是未来进一步凝练核心价值观之时需要注意的。这种创新主要有四点：
其一，提法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意在为全社会树立一个可以共同认同和践行的价值准则。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从制度层面深入到价值层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四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辩证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最高抽象，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表现出来。然而，应该看到，在我国多种利益主体，多种阶层分化，多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去加以引领和整合，显得操作性不够，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为既具有价值底线，同时又具有价值高线的价值观来整合和引领，已达成最大的价值公约数和价值共识。核心价值观“三个层次”“二十四个字”正是适应了这一需要进行了理论创造和理论创新。
其二，提法是在适应社会结构分层化、价值主体多元化、思想多元化的现实，对以往的核心价值观创造性重构和细化分层，具有现实针对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分层化、价值主体多元化、思想多元化的现实，以单一的价值观（比如，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等）进行整合和引领，显得难以为继，力不从心。而且，面对世界性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如何老祖宗不丢，又说新话，才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核心价值观是人们的精神支柱，也是行动向导。要振奋起人们的精气神、增强全民族的精神纽带，就必须积极提出并敢于提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提法，以此铸就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精神。依托接地气的新提法，才能做到人们内心认同，心理接受，感情愉悦，从而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三，提法批判性地“兼收并蓄”了各种思想资源，与历史、时代和现实息息相通，具有价值张力和辩证性。提法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本质及其应有的价值优越性，是先进性与包容性、批判性和建构性的统一。核心价值观的新提法“三个层次”“二十四个字”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吸收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精华，又恪守底线，拒斥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等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同时，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并从多个角度体现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劳动光荣、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之，理论创新的前提是坚持科学理论，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指导思想和根本价值。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历史过程。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上述创新的三条原则：一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立党立国之本来作为创新的前提；二是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为中心来作为创新的主题；三是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和总结实践经验中来作为创新的保障。舍弃三条当中的任何一条，都将会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引向邪路，甚至给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其四，对传统单一价值观进行的创造性重构和细化分层，具有可操作性和未来启发性。有人认为，现有的概括尚不简明扼要，易学易记，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尚未固化，凝练核心价值观的工作尚处于“进行时”而非“完成时”，同时这种概括并非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本质及其应有的价值优越性，与前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相比也无甚差别。仔细想来，上述论调以核心价值观的简洁性为由，不无道理，从学术探讨层面来说，肯定存在新的概括的可能性空间。但是问题有另外的一面：并非概括越少越好。前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并非均是简明扼要、少而精。如果“德目”过少，必然流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事实上，今天价值主体存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足鼎立，依靠单一、抽象的价值规范去约束多维主体的行为、拎出来所谓“瘦身化”的“德目”恐怕实现的难度很大，甚至无从下手。从这个视角看，衡量核心价值观优劣高下的评价标准不是概念本身或者话语本身，关键看社会需要及其功能发挥的可能效果。
二、以各种社会利益整合调整来筑基
习近平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提到，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11]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看来，要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与“五大建设”相协调，需要通盘考虑，整体推进，从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对各种社会利益的整合和通过文化建设的涵养等三大方面着手。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利益决定思想，立场决定观点。任何利益群体为了实现、维持和扩大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发声表态，或者是论证自身利益要求的合理性，或者是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马克思曾经深刻揭示利益与观点，立场与思想之间的关系。譬如，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工人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由此造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2]那种物化的、异化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以此为根据并为此服务的。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人数不多并且仍在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13]由此可见，思想观念不仅是思想价值观念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为利益的维护和捍卫，并发展促成这种利益。
事实上，社会思想观念的涨落更替往往反映了利益格局的变化发展与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反映了利益需求越来越具体化、多样化。可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代中国日益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利益格局不断发生深刻变局并亟待整体调整，否则，就无法适应各种利益矛盾凸显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被广大民众大众认同，根本上说并不在于提法本身如何完美华丽，不在于是否准确表达以及满足人们的合理利益诉求，关键在于民众利益的满足和实现与否。因此，以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思潮，首先着眼人民群众利益的热点、难点、痛点、聚焦点，关切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只有把引领工作落实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和社会治理中，人民利益需求的满足中，才能为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夯实利益基础，进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概括地说，以核心价值观实现各种社会利益的整合主要举措有四条：
一是将核心价值观建设与不断促成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紧密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4]没有物质基础，不满足基本利益需要以及符合时代特征的利益诉求，无法谈什么理想、信念、价值观的大众认同。毛泽东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15]由此可见，物质手段与经济手段是协同作战的，不能割裂的，搞意识形态工作也是如此。同样，习近平在“8.19”讲话中深刻指出：“从根本上说，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空谈理想信念，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得好成效。”[16]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的生命力和命运最终取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否巩固和发展，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速度能否赶上甚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最坚实的基础，否则，就会事倍功半，甚至难以取得成效。
二是畅通利益表达与沟通。利益的实现离不开对利益诉求的了解和掌握。因此，如果不主动地了解民意，如果不允许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发声，压制民意诉求，那么，我们就无法及时掌握民间声音和愿望，更谈不上满足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利益整合。邓小平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17]中国特殊的国情以及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中的不同阶层、集团、群体利益表达的政治代表，后者的愿望诉求主要不是通过自身直接来表达的，而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来表达的。这样，如果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沟通机制不完善或者“肠梗阻”，导致广大民众就会变为“沉默的大多数”，其“存在感”大打折扣，他们的利益表达被包揽、被代表或者被遮蔽的结果。因此，建立畅通的倾听不同阶层的呼声和利益诉求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沟通机制，“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18]，“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19]，也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夯实利益保障的前提。
三是彰显公平正义，提升民生幸福。“要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根本目标，……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20]实际上，关于核心价值观如何践行如何接地气，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相结合，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结合是一个正确的路径。否则，在贫富关系、干群关系、雇佣关系和公私关系普遍紧张化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利益基础恐怕就会被抽空，甚至无从谈起。当前，“住房难、求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关乎社会良心和正义公平，同时也是当前中国最为令人关注，最为直接现实、也最难解决的利益问题。聚焦这些突出的课题，树立共享发展的理念，“全体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其拥有应有的“获得感”、“幸福感”，在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克服“塔西佗陷阱”，从而实现对利益矛盾的解决，进而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扎实利益基础。
四是指导社会发展规划，引领制度完善和创新。毛泽东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1]如何让思想与实际相联，首先需要制度保障和约束，因为制度是管长远、管总体的长效引导机制。因此，就要以核心价值观来指导社会发展规划，引领制度完善和创新。我们应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以及发展规划中去，推动经济的快速、公平、和谐的发展。与此同时，以核心价值观为灵魂，完善和创新相应的政策评估和纠偏机制，特别是将核心价值渗透于各级党委和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日常工作以及领导业绩的考核中去，加强官德和公务员伦理的立法，并对官员、公务员和社会公众人物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有关监督机制，同时加强企业伦理的立法，大力推进核心价值观的量化、制度化以及考核的标准化。
三、以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来固本
在“意识形态终结论”背后反映出的当代意识形态转型，核心价值观之争成为焦点，因此，应该“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22]。为此，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力争占领价值的制高点，进而树立自己的理论底气、文化自信和价值定力，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尤为重要的课题。
事实上，“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23]温室中的花朵是难以长 成参天大树的，彩虹总是出现在风雨之后。因此，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功能，必须面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现实，研究和关注多样化思潮的动态发展和网络舆情，与它们过招、碰撞、交锋过程中彰显自身价值和品格，从而真正提高核心价值观的领导力和话语权，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战略功能。有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对其他多样化社会思潮的预测、对话以及批判的功能，应充分挖掘这些功能，构建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具体引领机制，使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与其他多种社会思潮共存中发挥有效的引领作用。”[24]
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多样化社会思潮是复杂多变的。众所周知，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可谓“沧桑巨变”，但是在前进道路上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利益格局尚处于躁动嬗变的动态过程中，人们在思想认识上、价值观上、行为方式上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日益增强并凸现出来。可以说，这是一个彰显个性、追求自由、推崇创新、崇尚多元的时代，也是一个嘲笑崇高、沉溺享乐、信仰缺失的时代，各种新思想、新浪潮、新文化、新风尚、新流派纷至沓来，风起云涌。在中国多样化的社会思想从来从没有像这样活跃和难以预期或把控。因此，“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25]。
因此，面对社会转型期我们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深刻广泛的社会变革，面对经济新常态以及“三期叠加期”、新科技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日新月异，面对社会思潮和文化发展日益多元多样多变，如何使主流思想成为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共同认同和扎实行动，还存在诸多的挑战、难题和风险，需要继续持续努力，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对核心价值观建设来说，诚然我们需要从学理上论证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的必要性以及可能性，更为重要和关键之点在于更应该着眼于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进行有效引领，构建和谐而又有活力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态。
当前，“我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26]发挥核心价值观对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引领和整合作用，除了“敢于亮剑、敢于斗争”的“胆”，同时需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识”或“度”，避免走向“大批判”的过激倾向。
一方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体现了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原则坚定性与如何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具体运用的灵活性的统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并非一味迎合低级趣味，更不等于放弃严肃的政治原则。这是有底线的尊重，有原则的包容，不能放弃底线，消解原则。对意识形态工作和核心价值观建设来说，我们固然需要不忘初心，牢牢坚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这一原则，时刻铭记“两个巩固”的战略目标。但是，假若不从实际出发，根植实践沃土，以人民满意度为标准，只是天花乱坠之空洞的说教，那么，宣传思想工作中的主旋律就失却了基础。不难看到，近年来某些地方基层工作中，不管人民群众是否满意，动辄以“主旋律”为借口来说事，甚至把部门官员的兴趣喜好视为“主旋律”，令人惊诧，更令人反感。对主旋律的“庸俗化”、“实用化”、“标签化”，不但不利于宣传思想工作的入心及脑，也不利于“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27]。总之，坚持这四句话的原则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并没有矛盾，而是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运用的灵活性。
另一方面，提倡“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与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是相辅相成的。在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过程中，提出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须营造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社会人文环境，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一基本方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之所以这样做，符合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现实，符合我们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内容和状况的总体判断。“一花独放不是春，万花齐放春满园”。社会思潮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尽管其中良莠不齐、善恶纠缠，可并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等同于“洪水猛兽”、“毒药蛇蝎”，其中确实是积极与消极并存、进步与落后共生，所以，“一刀切、一锅煮”的武断做法已经不合时宜，搞得不好就“过犹不及”、适得其反。深入研究各种思潮，既不落入陷阱，又要“钻进它的肚子弄个究竟”，切忌重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愚蠢行为和工作方式。因此，我们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而多维地去分析批判社会思潮，汲取精华、去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历程，正是在直面纷繁多样的社会思潮、尊重差异性、包容多样性、主动汲取多样化社会思潮中的营养的过程；引领的本质在于整合超越而不是全盘否定或者全盘肯定。为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高度的理论自觉是引领社会思潮的前提，在仔细廓清社会思潮的实质和成因的基础上，分层实施，分类指导：对错误的（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民主社会主义等）应批判和解构；对中性的（如人本思潮、自由观念、民主观念等）应包容为主，引导适应主流价值；对良性的（如绿色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生态和谐理念等）要积极吸收借鉴以吐故纳新、为我所用。
总之，有了引领的战略思考和确立原则之后，我们应该更加注意引领的“时、度、效”和保障机制问题，在对多样化思潮的引领科学、理性、有效的轨道之中，不断提升核心价值观的大众认同感，进而使核心价值观的积极功能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
四、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来涵育
以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涵育是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的长效工程。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28]可见，文化建设非常重要，维护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文化基础是提升核心价值观功能的题中之义。文化是国家软实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运行提供合法性诠释，抵御异质性文化的侵扰，而且通过其对社会成员的主体建构和教化塑造，为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提供精神资本和人力资源。实际上，“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29]。因此，夯实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文化基础，一方面，深入挖掘、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此，首先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30]；另一方面，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事实证明，完全平等的、没有中心和主流的思想格局，只能造成思想混乱，而在社会精神形态自身统一性的前提和范围内，提倡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 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 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31]。这是夯实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的两大任务。
习近平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32]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核心价值观是科学性和道义性的统一，能够引领社会主义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凝心聚力以形成价值共同体和共同的精神家园，具有决定性意义。胡锦涛曾经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33]另一方面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文化化转型和文化的优势，意识形态建设确实需要通过文化化的方式来实现。恩格斯指出：“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34]显然，这句话启示我们，核心价值观建设当中有一个重要问题不可回避，即应该顺应时代潮流，直面当代世界，提出深深植根中国大地的“接地气式”的“真问题”，以独特的中国思维范式、问题式和话语方式来作出自己的回答，以各种各样的文化方式来涵育和培养核心价值观。
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我们需要加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具体来说，应该做到三点：
其一，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性基础上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为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可靠的文化载体和文化平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文化产品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又具有商品属性，意识形态属性是特殊性，商品属性是普遍性，要把两者统一起来，不能对立起来。不能用特殊性否定普遍性，也不能因为普遍性忽视特殊性。我们要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发展观中解放出来，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做大做强文化产业。”[35]比较而言，我们认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比，是第二位的。诚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36]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37]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艺作品来强化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说到底，是因为文艺作品是有思想深度、有情感温度、有价值灵魂的。“文以载道”说明了评价一部文艺作品的价值，离不开其承载和传递的“三观”。只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核心价值观才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依据唯物主义原理，意识形态与文化之间有一个互动互构的过程，美国学者詹姆斯·罗尔曾经指出：“意识形态的提供者依赖于文化，因为只有思想观点以巨大的影响力和重复性在社会上流传时，意识形态才有效，这是一个展现在日常生活的常规互动中的过程。”[38]
其二，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国民教育有机结合，将其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我们应当“从娃娃抓起”，及早着手，同时应该从学校抓起，注重教育,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各个阶段的教育、各个领域的教育之中，落实到“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学生，每一个教育管理者”的身上。为此，一是以打造“多位一体”平台为前提。构建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教育平台,平台是教育的依托；二是以德育教材建设为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德育的核心内容，是德育精神的灵魂，将之有机融入德育课程中，根据学生不同阶段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建构层层递进、逐步深入、有效衔接的德育课程体系；三是以实施师德师风建设工程为保障。结合当代实际，坚持德才兼备，以师德为先、以师德为上，建立考核、聘任和评价师德的长效机制，以核心价值观引领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提升。
其三，创新礼仪和仪式、抓住活动和契机来涵育核心价值观。传统优秀文化不能简单地拿来，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需要协调适应的地方”[39]。就仪式来说，我们可以承续、完善和创新各种仪式，并将其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进而收到涵育核心价值观之目的。西方国家在推进其核心价值观建设时的重要经验是，他们往往利用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来推进，以达到深入人心之效。习近平曾指出：“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要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40]的确，仪式具有规范性、严肃性和常态化的特点，能够营造氛围，提供一种独特的认同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场景，这种场景好比磁场，深深吸引和打动仪式参加者，培养对价值观的内心认同和敬畏之情，从而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再者，我们还应该将核心价值观与各个单位和部门的文化建设相结合，融入到各行各业的工作和活动中去，将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行业道德（含大德、公德和私德），成为人们职业素养的价值灵魂。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4]张允熠：《中国主流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下册，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94页。
[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
[9][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徐懋庸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2页。
[10]《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38页。
[1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3页。
[16]《学习习近平总书记8·19 重要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17]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5页。
[1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页。
[19]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64页。
[2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5页。
[2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2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24]张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67页。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2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03页。
[27]《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
[28]《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2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3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156页。
[31]《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
[3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33]《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3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5页。
[3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40页。
[36]《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3页。
[3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38] [美]詹姆斯·罗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4-155页。
[39]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40]《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作者：张志丹，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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