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以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编者按：我们党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实践中磨练和锻造的，严酷的战争环境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毛泽东极为重视艰苦奋斗作风和精神的养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毛泽东在给延安人民的复电中，就提出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深刻的思想，是他的“进京赶考”历史性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艰苦奋斗是我们党长期倡导和培育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的精神力量和精神动力所在，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不能弃置不用。特别是在当前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伟大征程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更具有特殊而深远的重大意义。
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在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的复电中，热情盛赞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殷切希望他们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他特别强调: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毛泽东对艰苦奋斗作风的高度评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一定要保持艰苦奋斗、戒骄戒躁的作风，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处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关键节点，重温和学习毛泽东和我们党关于艰苦奋斗作风培育和养成的历程，对于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义。
一
艰苦奋斗，是一种作风，一种精神，也是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的品格和习惯。艰苦奋斗的作风，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决定的，也是在党的斗争环境中磨砺、锻炼和培育而成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相区别的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革命作风、革命品格和革命特质。
中国共产党从一经诞生，就久经考验，饱受磨难，历经锻造。也正是在这一过程和革命实践中，形成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首先，作为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在实践中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何把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教育发动起来，进而投身中国革命，如何把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改造成坚定的无产阶级人民军队，都是全新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时代命题。这一重大的时代命题不仅要解决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也包括要形成新的工作作风，如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等等。其次，作为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面对着诸多强大的敌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但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大革命最终失败，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又历经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国民党挑起的内战，等等，革命事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险。正是在一次次的挫折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品格和革命作风不断经受历练、日益坚定。严峻的挑战考验了党，也锻造和检验了党的革命作风。在这其中，艰苦奋斗的作风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考验而不倒，历经挫折而不馁的强大支撑之一，如果没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精神，党就会失去生存和立足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党从幼小走向强大，从稚嫩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形成和确立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第三，作为一个有着明确革命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着形成和实践艰苦奋斗作风的清醒自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有着22年局部地区的执政历程，正是在这一历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锻造和形成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不同时期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都是在强敌包围之下生存和发展的，因而革命政权能够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就要求必须是一个廉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革命政权。流传至今的“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就深度反映了当年干部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因此，正是在长期的艰苦卓绝、极度困难的环境中，我们党孕育、形成、锻造和检验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保证了我们党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敌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艰苦奋斗革命作风的形成，离不开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精心培育。毛泽东是一位非常善于总结经验的伟人，在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旧军队的弊病，也看到了一支有理想、有信念、有纪律的军队的巨大战斗力，从“三湾改编”到“支部建在连上”，从官兵人人平等到成立士兵委员会，毛泽东非常注意使这支军队养成新的制度和作风，成为不同于旧军队的新型人民军队。1927年10月，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毛泽东为了创造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荆竹山正式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后来形成完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它的每一条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既便于战士理解执行，又便于群众监督。正是通过这样实际的纪律，使得新型人民军队具有了完全不同于旧军队的纪律、作风、形象和战斗力。比如作为三大纪律之一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由最开始的“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发展而来。江西一带，红薯种植多，产量高，毛泽东要求革命军队的纪律和作风从这么细微的细节养成，体现了对这支军队的严格要求，人民群众也正是从这些细节中深刻感受到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和严格纪律，从而爱戴和全力支持自己的军队。这样，严格的革命纪律同广大战士自觉的政治觉悟相结合，革命纪律也就成为广大战士的价值追求，产生无穷的政治力量。在根据地，党和红军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创造了在物质菲薄、战斗频繁的恶劣环境中，红军仍然能维持不倒的战争史上的奇迹。特别是经过古田会议，以无产阶级思想克服红军中存在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革命根据地、不耐烦和群众在一起作艰苦斗争而只想打大城市、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等等，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不仅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而且能够经受像万里长征这样严酷的考验。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十三年，也是艰苦奋斗作风更自觉、更成熟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如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日本法西斯集中其侵华的主要军事力量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则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一再挑起反共高潮，并从1940年冬天起完全断绝了对我军的抗日经费，对陕甘宁边区则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在这场关系解放区生死存亡的大生产运动中，创造了人间奇迹，创造了“陕北好江南”的南泥湾精神。正如当时毛泽东参观南泥湾时所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他特别强调: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延安时期的南泥湾精神充分体现了自力更生为主，艰苦奋斗、发奋图强的革命精神。
延安时期我们党自地把艰苦奋斗作为执政、勤政的工作方针，作为抗大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强调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重要论述，再次强调了艰苦奋斗作风与正确的政治方向之间的内在关联和辩证统一。他还对比了国共两党不同的方针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这也是我们应当永远牢记和发扬的特色。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毛泽东在给延安人民的复电中，就提出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个深刻的思想，是他的“进京赶考”的历史性命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毛泽东关于如何将党的优良作风推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阶段的思考，为我们研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提供了背景和参照”。
当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初现的时候，毛泽东就进行了革命胜利后如何巩固胜利的思考。郭沫若于1944年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描述了李自成在1644年以胜利之师进入北京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开始腐化堕落，贪图享受，战斗力和意志迅速消退，第二年又仓皇从北京败退的过程。这一历史教训使得毛泽东更加思考“进京赶考”的命题，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向同志们推荐了这篇文章，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在给郭沫若写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并希望郭沫若针对晚清太平天国运动，研究和总结太平军的历史教训。
历史上因成功后得意而迅速衰退的例子举不胜举，“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以至于历史一再以吊诡的方式屡屡重演。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于“进京赶考”这个历史性命题是高度重视的，也致力于答好“赶考”这个“大题”。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进行“窑洞对”时，黄炎培曾经问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对此充满自信而又高度睿智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奋斗艰难，松懈容易，夺取胜利艰难，巩固胜利更难，这就需要全党坚定信念，不忘初心，始终不渝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不渝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持续挡住“糖衣炮弹”的攻击，才能解决“历史周期律”的难题，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执政本身却又是一场特殊的“赶考”，是一场必须回答好和解答好的“大考”。我们党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成长，党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才能最终取得胜利。全国执政后，我们党所处的环境和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在这一新的环境下放松警惕，贪图享受，缺乏监督和约束，缺乏自觉和警醒，就很有可能精神懈怠、脱离群众、甚至消极腐败，进而在这场严格的“考试”中交上不合格的答卷。因此，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始终不能丢，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始终不能忘。对于党在执政后由于环境和地位而变化带来的执政考验和风险，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也高度重视这一点。1948年，刘少奇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1957年，周恩来指出:“我们一旦取得了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1954年，陈云指出:“大家是为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因此，革命胜利了，如何保住胜利成果，如何巩固胜利成果，使党的优良作风始终传承，党的精神意志始终高昂，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永葆，我们党首先依靠的就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和精神意志。要真正确保和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永不褪色，就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要提倡艰苦奋斗，就要毫不留情地反对官僚主义的作风。
从根本上说，官僚主义是旧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存在，是同党的性质、宗旨完全不能相容的，它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作风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是剥削阶级腐朽的政治遗产的突出表现，是一种反人民的作风。官僚主义是我们党的死敌，与我们党的宗旨格格不入，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弊病和旧作风。毛泽东一再强调，“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官僚主义“是一种腐蚀剂，如果不加以克服，就会使党的某些组织和个人腐化”。官僚主义是一个政党执政后面临的大问题，能否抵制和克服官僚主义，也是一个执政党先进与否的标志之一，要克服官僚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袭，对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腐蚀，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精神。
其二，要提倡艰苦奋斗，必须防范和严惩党内腐败现象滋生。
早在进城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向全党发出要防止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的警示，进城不久，毛泽东的警告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而这时离毛泽东上述讲话仅两年多时间。我们党长期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取得革命胜利，进行全国执政后，一部分党员干部开始居功自傲，追求享乐奢华，甚至有的还走上了贪污腐败、犯罪堕落的道路，这引起了一直忧国忧民的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警觉。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是关系到党能否长期执政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毛泽东亲自领导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就是以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推进党的反腐蚀方阵。薄一波当时具体负责“三反”工作，他回忆到:“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有毛主席的亲自直接指导，督促和撑腰，我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而且做得很起劲”。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三反运动”，从实质上来说是对全党的一次警醒教育，是对党内少数蜕化堕落分子的惩治，是对我们党艰苦奋斗作风和精神的坚持。
（作者：梁柱，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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