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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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首先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系统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破除“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的理论误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并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了阐述。近年来，理论界对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研究对象，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为研究对象，有的学者认为应当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系统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上层建筑，即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和一定的意识形态。因此，任何社会制度都存在三个方面的组成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力或劳动方式，而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在一起，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决定性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再强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如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分析。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列宁也认为：“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可见，断言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对象包括生产力，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的。
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马克思又用大量文字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但这是对既有生产力状况的概述，并且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研究。例如，研究价值，需要先讲述作为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研究剩余价值即价值增殖过程，需要先讲述劳动的一般过程和生产的简单要素；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重在研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怎样由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发展为实质隶属。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不研究生产力，这与他的研究任务有关：第一，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工艺学和自然科学，不会研究生产的技术层面。第二，马克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要揭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本质关系，阐释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成熟与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规律，给无产阶级提供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因此，马克思既没有必要建议资产阶级去着力发展生产力，更没有任务去为资产阶级出谋划策，提出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的建议。
在研究生产关系时，马克思着力于批判和突破前人的研究，提出系统、科学的创新性理论。《资本论》的副标题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前人的错误理论，汲取其科学观点。在马克思看来，“研究”就要创新，有新的发现。他对生产力的论述，主要是对既有生产力状况的解说，并没有突破前人成就、在生产力研究上有所创新和发现的意愿，其任务也不在这里。因此，他认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包括生产力。
但也应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生产力发展问题时，对适用于一切社会的生产力诸要素的发展和利用问题，特别是科学发明及其运用于生产的重大意义；节约利用资源的必要性；违反自然规律发展生产力要受到惩罚；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粗放型生产和集约型生产；折旧基金怎样用于扩大资本积累；两大部类按比例发展的公式；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等，都有科学分析。这方面的理论观点完全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这方面的分析不属于生产力的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层面，因而不足以据此简单地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包括生产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习近平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和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应当是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既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又要着力于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包括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也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社会主义要尽快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生产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时，往往是与满足人民需要和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的。
应当承认，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重视不够，相关研究也不充分，还存在许多盲点和误区以及是非不清甚至是非颠倒的混乱现象。比如，学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改革开放不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有人宣传要去掉所有制标签，反对公有制崇拜；否定我国国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主张私有化；宣传“国退民进”是改革的方向；将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是否有利于”标准错解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又如，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将后者贬为应摒弃的“传统社会主义”，因为“传统社会主义”不把私有制看作社会主义经济，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将私有经济认定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这种错解是为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混淆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区别。
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总结和提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包括研究对象的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与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同，必然会引致研究对象存在差别。既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包括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那么自然的逻辑推理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不研究生产力。
从生产力内涵上看，既包括技术层面的生产力，也包括社会层面的生产力。如分工协作，马克思把它视为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但它同时也具有社会关系属性。这种社会关系属性是中性的，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性质。再如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属于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层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要系统和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要从理论上研究怎样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要求从两方面研究生产力：
一是要研究怎样更好地利用和发挥生产力诸要素的作用。如，怎样搞好企业内部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企业和不同相关部门的分工协作；怎样更好地利用水力、风力、太阳能和其他自然资源等自然力；怎样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怎样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怎样重视科技发明与创新，并将其运用于生产过程等。这方面研究，存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如怎样利用自然力、怎样进行科技创新。自然科学要从科技方面进行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方面进行研究。
二是从社会层面进行研究。如，通过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用新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导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在经济实践中，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如，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要在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应对经济发展下行的新情况，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提高经济发展和供给的档次；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有效供给，以满足国内消费结构和出口结构变化的需要。这些方面实际上是发展生产力的体制安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要求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结果。一方面，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情况下，没有剩余产品，不可能出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另一方面，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差别的存在，需要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程度，这一原理对我国是适用的。另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条件。同时也应注意，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应是将发展生产力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统一起来。
三、破除“唯生产力论”和“唯生产力标准论”的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到习近平一系列理论论述，都是既强调发展生产力，又强调满足人民需要、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前两句是讲生产力问题，后三句是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三条“是否有利于”的第一条是，是否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条是，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还讲“四项基本原则”，是讲上层建筑问题。搞社会主义要把上述三者统一起来。习近平对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
针对历史上“左”倾时期忽视生产力发展，把重视生产力发展诬之为搞“唯生产力论”，甚至宣传“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邓小平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三大报告还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是用以判断我国改革与发展中是非得失的标准。但是，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贬损国有企业、“国退民进”的声音甚嚣尘上。对此，笔者提出了要把生产力标准和作为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标准和上层建筑标准统一起来。虽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但是也有学者发表论文进行批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就是“唯生产力论”，只能讲“生产力标准”，不能再讲生产关系标准和上层建筑标准。生产力决定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显然，这种观点错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理论逻辑上也是混乱的。讲生产关系标准，就是说，我们搞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发展，是既要快速发展生产力，又要同时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与完善，也应以此作为判断改革与发展是非得失的标准。社会主义应实现分配公平，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既强调经济建设，也强调政治建设、法制建设、文化建设等，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就涉及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问题。如果在上层建筑领域出现颠覆性错误，也会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应当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应当有自己的上层建筑标准。如果强调生产力标准，甚至搞“唯生产力论”，反对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标准和上层建筑标准，搞全面私有化和去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取得成功吗？
把生产力决定论错解为唯生产力论，把生产力标准论错解为唯生产力标准论。这完全颠倒了理论是非，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邓小平批判过的唯生产力论，竟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生产力论，也称庸俗生产力论。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批评过一种庸俗历史唯物主义论的观点。他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在某种程度内改变经济基础”。在俄国革命问题上，列宁曾与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进行过斗争。考茨基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对此，列宁给予了系统批评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在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可以先夺取政权，然后提高生产力和文化水平。斯大林也批评了第二国际首领们庸俗化的生产力论。邓小平也讲：“马克思主义没有‘唯生产力论’这个词，这个词不科学。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的。”
如果把生产力决定论，错解为唯生产力论，那就无法说明：为什么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英美等国家依然实行资本主义，而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依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旧中国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发展，需要打破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因为中国生产力落后，民族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还有发展生产力的空间，所以需要经历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建立单一的公有制，而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有些原经济社会条件与中国相近的落后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相比，在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巨大差距。
（作者：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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