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马克思一生不改的初心
一生不变的马克思——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编者按：马克思为人类的完美和人民的幸福而工作甚至牺牲的志向一生不变，他宁愿“苦干半个世纪了，可还是一个穷叫化子”，也不改初心。对马克思来说，他的主义可以说是一生不变的，其间的一些误差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他的主义之所以一生不变，与他的志向、严谨、审慎和勤奋有很大关系。马克思一生的爱人是他的夫人燕妮。一切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都有义务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实事求是地维护马克思的荣誉，并用无产阶级事业的成绩来补偿马克思一家所经受的种种苦难。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缅怀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重温马克思的崇高精神和光辉思想。”马克思的一生有三个“不变”，体现他的人格和思想的伟大。
习近平指出，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志向。[1]这是指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写下的志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马克思的这个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志向一生不变。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起初在大学里攻读法学，但不久就专心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曾准备争取当大学哲学教师，但当时普鲁士的政治运动，却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在他的协助下，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等人，在科隆创办了《莱茵报》，1842年秋马克思被聘为该报的主笔。[3]
康普豪森、汉泽曼以及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哥哥冯·威斯特华伦都做过普鲁士的高官，如果马克思当时肯追随他们投靠普鲁士政府的话，荣华富贵是少不了的，但是，马克思秉持自己的志向没有这样做。
在《莱茵报》被封闭后，马克思迁居巴黎，坚持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促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4]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发表。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运动时，比利时政府便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隆，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这家报纸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并对1848年6月巴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为此，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5]为了使报纸能办下去，马克思不得不在金钱方面做出巨大的牺牲和忍耐[6]，他投资了七千塔勒以上，他的妻子的最后一件首饰也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7]。《新莱茵报》被强行关闭令马克思损失惨重，但他不改初心。
1867年马克思为了尽快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亲自到离印刷厂较近的地方等候校对。为此，经济上拮据的马克思应库格曼医生的坚决邀请到他那里作客来度过这段时间。在此期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派了他的一名爪牙瓦尔内博耳德律师找到马克思，希望“利用马克思和他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当地统计局局长梅尔克耳访问了马克思，说他研究货币流通问题多年，但徒劳无功，而马克思却一下子就把问题彻底搞清楚了。当地铁路管理局局长也邀请马克思到他家作客。在离开的时候，他感谢马克思给与他的“无上的光荣”。当地一个合股经营的铸造厂的经理邀请马克思到该厂去参观。[8]库格曼医生甚至强迫替汉诺威王处理财政事务的欧洲首富家族——路特希尔德家族（即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表兄弟钻研马克思的书。[9]有意思的是，恩格斯也告诉马克思，“你的书对资产阶级也发生了实际的作用。”“格拉德巴赫的棉纺织业厂主们承认工作日过长，他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协会，要把工作日首先从十三小时缩减为十二小时”。[10]显然，马克思在1848年革命20年后又有机会倒向德国的上流社会，获取荣华富贵。但是，马克思宁愿“苦干半个世纪了，可还是一个穷叫化子”[11]，坚持不改初心，矢志不渝。
一些西方学者企图用分割马克思的方式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他们“高度重视早年的马克思，高度重视早期马克思的著作，而忽视或贬低中年、晚年的马克思及其著作；拔高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的一面，而忽视或贬低中晚年成熟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面；重视青年马克思表现出的批判精神，而忽视或贬低中晚年马克思的科学精神；重视马克思提出的异化范畴，忽视或贬低后来马克思正式提出的社会实践等范畴。”[12]
然而，尽管一个人的思想存在不断成熟的过程，甚至有时会出现翻然悔悟或晚节不保的情况，但是，对马克思来说，他的主义可以说是一生不变的，其间的一些误差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会把他的手稿和书信一直保留下来，而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得到这些资料时十分欣喜，极力要把它们保存好，并原样而不是删改或挑拣出版全集。
在马克思去世后再版的马克思所著《雇佣劳动与资本》的1891年单行本的导言中，恩格斯指出：“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不尽一致，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如果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而不言而喻：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这种早期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修改地重印这些早期著作。在这种情况下，重印这些早期著作，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但是，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这与上面所说的情况不同。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确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况且原本已经大量发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重印以前，这已经够了。”[13]在这里，我们看到，恩格斯（并且认为马克思同样）丝毫不在乎不加修改地重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且他认定马克思早期的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是不妥当的。由此可见，那些死抱着马克思早期的一些不成熟的手稿特别是其中的用语如“人道主义”和“异化”，并以此反对马克思后期思想的人是多么的肤浅和缺乏思维能力。
而恩格斯在上述单行本“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14]在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马克思早期的用语存在“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的早期演讲对工人的鼓动作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学说，它看重的不是名词和用语，尽管这些也十分重要所以后期要修正，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名词和用语所表达的含义和逻辑。事实上，在早期的版本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时，不妥当的“劳动本身”一词已经比较清楚地在起着“劳动力”一词所要表达的思想的作用了。
与之相对立的，一些人因为马克思在未公开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夸了几句费尔巴哈的具有特定含义的人道主义，就死抠字眼，大赞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企图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张目，进而以此消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人敢证明他们所讲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手稿中写下的“人道主义”是完全相同的含义吗？事实上，马克思在同样是青年时期与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所谓人道主义者进行了批判，所以马克思后来不使用“人道主义”这个极容易被人混乱的词语来表示他的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等观点就是十分正常的，决不代表其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同样地，马克思在后期对“异化”一词用得少，也是因为这个词不仅被当时的一些人滥用，而且它所能表达的东西十分有限。如今一些人大讲特讲异化范畴而不讲造成异化的政治经济因素，只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不知今夕是何夕。
马克思的主义之所以一生不变，与他的志向、严谨、审慎和勤奋有很大关系。按照他的志向，马克思决不会趋炎附势，也就不会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自己的言行和主义。马克思的严谨和审慎也使得他的观点尽管存在一些由于资料掌握不够而导致的不足，但从已有的资料出发决不会存在根本的缺陷。众所周知，马克思晚年为了给查苏利奇回信答复俄国发展道路的前景，他数易其稿，草稿写了很长，但实际复信的篇幅并不长。这就是出于他一贯的严谨和审慎。更何况，马克思的勤奋也使其掌握的资料远比一般人多得多，因而不足之处极少，从而到后期需要修订的地方也很少，不仅不足以构成其主义的变化，也使其主义在他生前身后的100多年里虽然无数资产阶级代理人一直企图驳倒但都没能成功。
注释：
[1]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46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1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52-45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4-52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2-30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2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6页。
[12] 杨志臣：《超越与确立：马克思“人生全程”研究视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发展史再研究》，载《科学·经济·社会》2015年第3期。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1-702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19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3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3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2-43页。
[19]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2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1页。
[23]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1-634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7页。
（作者：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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