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中消失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学被严重排挤
——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大学教学和研究现状进行的分析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与大学关系密切。在大学里,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被压迫人民之间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激烈。纵观马克思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生存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教授和马克思主义课程的生存和发展，与工人运动的兴衰紧密相联。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为世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但是在目前，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以各种形式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大纲中删除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完全被排挤。在意大利等西方的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已经与真正的斗争运动和工人阶级政党相脱离；马克思主义教授们彼此之间互不沟通，没有统一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而且，高高在上、纯理论化的讨论、与社会现实运动没有联系的这类马克思主义教授的出现，在某些方面就是资产阶级为了领导思想斗争，巧妙地成功渗透到马克思主义队伍、破坏马克思主义阵线的方法。
有一个史实不得不令人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91年期间，意大利共产党曾经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选举中同三分之一的选举团达成了共识；在有些年份，该党党员人数接近200万。该党通过报纸、杂志、出版社、党校和政治培训活动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吸引知名知识分子踊跃投稿，在大学里发展了党组织，将共产主义教授组织起来。但是，今天的情况截然相反, 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很少，而且规模小、分散。
一、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大学里诞生的，但是要参与大学里文化领导权的激烈争夺
在谈论大学与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该澄清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不是在大学里诞生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优秀的学生, 也可能经历了辉煌的大学生涯, 但是他们投身了政治斗争, 从来没有成为大学教授或学者。马克思主义最伟大的代表人物，那些把理论和政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人，如列宁、葛兰西、毛泽东，他们都不是大学教授。葛兰西是都灵大学的杰出学生, 但是他甚至没有毕业就彻底献身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大理论贡献并不是来自大学教授或者学者，而是主要来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大学不相干。大学是负责培训国家管理阶层的主要机构之一，对一项旨在改造世界、解放全人类的重要理论来说，能够在培训管理阶层方面发挥作用是最为重要的，因而，在大学里,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被压迫人民之间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激烈。这种激烈斗争存在于工人阶级尚未获得领导权，工人运动是对抗性的、是为获得政治权力而进行斗争的国家；在工人阶级已经拥有政治权力的国家，为了保持和发展政治权力，工人阶级仍然必须为维护和扩大文化领导权而进行斗争。因此，在处理大学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时，我们必须对不同类型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形势进行区别对待：（1）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的国家；（2）政治权力仍牢牢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国家，如西方国家。
二、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的地位与工人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
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曾争取到一些教授职位。这既是对当时马克思主义领导能力和发展能力的重要肯定；也要归功于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坚定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如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还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关于世界的普遍原理, 也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资本流动、周期性和结构性危机进行分析的工具。由于大学是阶级斗争发生的具体领域,在统治阶级的形成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作用仅次于资产阶级掌控的其他一些机构，如基金会、扶轮社、政治培训中心、党校等），因而，资产阶级及其同盟总是试图阻止历史唯物主义的教学。不过，由于资产阶级明白一点：了解阶级敌人是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是有利于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的，因而他们允许大学（西方的一些大学目前仍然允许）聘用马克思主义教授，允许开设一些马克思主义课程。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生存史, 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思主义教授和马克思主义课程的生存，与工人运动的兴衰是联系在一起的。当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时候（例如20世纪50～70年代的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拥有组织力量，在文化领域通过报纸、杂志、文化中心（包括党校和研究所等）发挥影响，工人运动高涨，大学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允许马克思主义教授担任教职。而在工人运动衰落时, 大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教授的态度则相反，1989年之后意大利就是这种情况，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三、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中消失
关于意大利大学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状况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问题，萨伦托大学（莱切）政治经济学教授古列尔莫·福尔日·达万扎蒂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尤其值得关注。
达万扎蒂在《意大利的唯物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消失》的文章，谴责马克思主义课程在意大利大学的消失，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课程的消失。达万扎蒂认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以各种形式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大纲中去掉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完全被排挤。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为世界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但是，现在看来这一传统已经基本被终结……一种新的主导模式强行出现了，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将其定义为新自由主义。”达万扎蒂引用了马切拉塔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卢卡·本尼迪克蒂斯和那不勒斯大学帕坦森分校经济学副教授米歇尔·迪马约所做的，关于经济学家对2007年4月至2007年6月期间经济状况的看法的调查。通过对意大利经济学家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只有3％的受访者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约占50％的经济学家宣称自己是“折衷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20%的受访者未做任何声明。
四、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大学消失的第一个原因是，垄断资本扶持起新自由主义和功利经济学家
达万扎蒂认为这一现象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重组以及从经济思维中排除了政治批判维度有关。达万扎蒂认为：（1）长期的经济衰退加剧了意大利生产结构的脆弱性，使其越来越向已经成熟的行业集中;（2）在这一背景下，自第一次危机（2007～2008）爆发以来，意大利企业大幅减少了对合格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需求; （3）同时，他们还建立了实际上是试图使批判性思维被排挤的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评估机制。
意大利资本主义的重组必须在新劳资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而劳资关系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向有利于资本的方向逆转。“新劳资关系致使工人工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显著下降，使工人的权利受到严重侵害，使教育培训体系进行了有利于新型资本主义监管充分发挥作用的重组”。
“近几年来，意大利各届政府一直在整个教育系统（包括中小学和大学）实施最大规模的紧缩措施，以支持意大利企业减少对熟练劳动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需求。意大利的大学毕业生数量虽然还没有达到国际最高水平（相对要低很多），但是已经大大超出了生产需求。经济危机爆发后，意大利国内需求下降，政府启动紧缩政策，使问题更突出：企业规模小，而且缺乏创新动力。这致使对熟练劳动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需求降低（并且不断下降），因此，教育和研究方面的经费受到挤压。”
现在，意大利的教育和意大利大学教育政策的目的变成了毁掉劳动人口的劳动资格，从而加强已经开始进行的工资调整。
作者通过分析，把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变化及旨在满足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以降低工资的政府培训政策，与教授们以及各大学经济学院在西方社会中所发挥的使新自由主义政策合法化的思想作用联系起来。
“经济学是一门指导政治决策的学科，所以，经济学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具有重大影响。因此，询问经济学家关心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讲述经济，并不是漫不经心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注意一个关键点，就是要考虑到科学家们（包括经济学家们）做研究，不只是为了寻求真理，也是为了使其同事、决策者和公众舆论相信他们的研究结论是真实的，从而赢得声誉。实现这种目的的渠道有两个：一是成为‘王子’的顾问，二是设法使自己的文章被更多的引用。显然，这需要有实实在在的科研基金的资助，需要有相应的科研评价机制，因为：一方面，‘王子’有自己的政治理念，需要通过研究使之合法化；另一方面，基金和评价机制绝不会对科研出版内容持中立态度”。
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逐步巩固的过程，是他们传播的基础。他们常常通过这样的方式，将那些绝对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有明显错误的论文，作为无可争议的真理进行传播，例如：“在危机时期，必须作出牺牲”（隐含着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虚假均衡的信息）；“意大利的公共开支是过度的”（而根据官方资料，意大利的公共开支与欧洲的平均水平相当）；“我们的公务员太多”（但是根据官方资料，意大利的公务员人数比欧洲平均水平要少）；“我们的毕业生太多了”（但是意大利的毕业生人数比欧洲的平均水平要少得多）。这样的信息，如果是权威的经济学家传播的，尤其是名校的大学教授传播的话，就会被认为是真实的——因为信息来自专家，而专家掌握着非该领域的专业人士所接触不到的科学知识——这些信息还被用于使经济干预政策合法化，使人们相信采取经济干预政策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信息通过预测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促使公众达成共识，认为绝对需要进行“改革”。
五、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大学消失的第二个原因是，垄断资本控制了对经济学研究的评价
达万扎蒂认为：“经济学研究评价实际上是为奖励在主流期刊上发表作品的经济学家；他们以这种方式获得名誉和资金；他们的办公室可以招募思想观念明显与主导思想相一致的年轻的研究人员，而在大学里却无法这样做，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的工作是中立的。这种现象越来越成为主流，其中一些人凭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声誉和建立的关系网，成为最受重视的意见领袖和‘王子’的顾问。据统计，意大利最受欢迎的几份日报刊登的经济方面的文章，作者几乎都是私立大学教师（博科尼和路易斯），虽然也有来自公立大学的教师，但是他们的理论取向明显都是自由主义的，而且他们经常同私立大学的教师合作写文章。这加重了经济信息的垄断。”
代际问题也很重要，也需要考虑。“除了少数人之外，今天意大利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都处于五十岁至六十岁这一年龄段。这一代经济学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形成的, 当时意大利学术界开始引进美国的经济理论即所谓的货币革命，之后进入意大利大学的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达万扎蒂继续写道：“经济学研究越来越支离破碎、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自闭：经济学家往往只与经济学家对话，用非常平庸的、赘述的语言，或用充其量解释不了任何问题的理论或不想解释任何问题的理论，来讨论复杂的技术问题或成堆的数学问题。新古典主义——自由主义继续占据主流和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越来越被排挤。这个不只是在意大利”。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经济金融精英变得非常恶劣。据经济学家在某些情况下透露：今天在美国收入等级体系中占据令人羡慕位置的那些学者，更倾心于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他们常常以轻蔑的方式在背后自嘲，说自己不太可能维护公众的利益。
主流经济学的特点是：（1）经济话语中排除了所有政治因素；（2）研究对象在实质上与经济无关。如果这就是建立在用于预测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基础上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那么，意大利（不仅仅是意大利）过去七年的经济增长率被错误地高估为7个百分点左右，就不足为奇了。应该指出的是，经济预测的误差并不只是出现了微小的差异，而是与真实情况相反，即预测为经济增长，但之后的事实却证明是经济衰退。
由于意大利主流经济学的现实状况，以及所谓的格莱尼法所规定的大学的招聘和职业晋升的新方法，现在在意大利获得大学工作变得极为困难（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而且即使得到工作，也长期不稳定。这是由于：格莱尼改革把研究人员的无固定任期改为固定任期。与此同时, 拨给大学的资金大量减少，是否聘用人员与是否具备聘用能力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研究人员的聘用受到影响，因为聘用固定任期研究人员的成本更高。可以理解，在资金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即使有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大学也更倾向于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因为这样可以节省资金。
国家研究评价机构制定的评价标准，在研究人员和教授的聘用及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研究评价机构——其运营成本估计为每年约 1000万欧元——制定了一份期刊清单，用高度可疑的技术和方法将这些期刊定为“A级”期刊，要求研究人员在这些期刊发表作品。如果研究人员在声誉高的期刊发表作品，国家研究评价机构就认定该研究人员为“优秀”，而不考虑其研究内容的相关性。期刊的“声誉”通过其影响因子进行认证，而认证的标准是由一家私营的英（国）加（拿大）公司——汤森路透集团制定的。换句话说，在意大利，我们对容器（期刊）进行评价，而不是对内容进行评价，只要作为全球最大的出版公司之一的那家私营出版公司认为该容器是好的，那它就是好的。
六、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大学消失的第三个原因是，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意大利大学里有排斥马克思主义的隐性机制
达万扎蒂在论文中，分析了目前意大利公立大学遭受破坏的关键原因，他认为是与意大利资本主义在危机中的重组进程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意大利经济结构越来越多地由小公司组成。这些小公司缺乏创新性，而且是属于成熟的生产领域。有人认为，使大学缺乏资金的政策实际上是为这种发展模式而制定的。按照这种模式，小企业不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不需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些做法通过当今的主导经济理论完全合法化并不断得到加强，这样就使批判性思维的产生几乎成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在大学里被严重排挤，进而更广泛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被严重排挤就不足为奇了。
目前在意大利和西方其他国家没有法律规定——像20世纪4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或者70年代德国的贝鲁夫斯沃特一样——明确禁止在大学里进行马克思主义教学或阻止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成为大学教授。但是，正如达万扎蒂在文章中所讲的那样——有隐形的变相的机制使马克思主义在大学中日益被排挤。这与工人运动兴衰密切相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而今天在西方劳资关系非常不平衡，资本占据非常大的优势。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和整个西方的现状，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辉煌的三十年”时期明显差得远。
尤其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大学和中小学的大规模斗争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争取工人阶级的子女有效地上大学（争取预支工资来支付学费），反对“大学贵族”，争取教学民主化。当时，大学里开设了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课程——从哲学到经济学、从政治学到历史、从社会学到文学和教育学，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被收入课本并作为考试内容，还有列宁的著作，也有毛泽东的著作。在乌尔比诺哲学研究所的建于16世纪的宫殿大厅里，毛泽东的这句话非常醒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0世纪80年代，大学不仅资助和组织重要会议学习马克思著作，而且还组织重要会议学习毛泽东著作。1986年，在毛泽东逝世十周年之际，乌尔比诺哲学研究所召开了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为期五天的大型国际会议。这种活动在当时并不是孤立的。
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教授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很少或根本没有经费用于出版作品或举办研究会议。因此，大学里的那些努力抵制逆流、建立文化堡垒的主动行动更值得关注，如前面提到的乌尔比诺大学的期刊（主要是在线）《历史唯物主义》、巴里大学的“校际葛兰西研究中心”、罗马第三大学教育系的“马克思主义和教育研究中心”以及其他欧洲大学类似的主动行动。
正如一些重要的盎格鲁-撒克逊报纸上的文章指出的那样，2007～2008年开始的严重危机无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恢复。但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得到真正的广泛复兴，就必须着力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有组织的开展共产主义运动。
七、马克思主义目前在西方大学（含意大利大学）薄弱的第四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但脱离了工人阶级，而且自己陷入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争斗
在这里有必要再看一下马克思主义目前在西方薄弱的另一个原因，这是不能直接归咎于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政权的，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分裂为相互敌对的不同派别。在西方的大学里，马克思主义已经与真正的斗争运动和工人阶级政党相脱离，已经分裂成部门小团体，彼此之间互不沟通，没有统一的理论和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与当年是不同的。当年，在不影响科学含义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者用工人阶级听得懂的语言面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辩论。继马克思召开工人大会之后，《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汇编了马克思1847在布鲁塞尔给德国工人协会的讲座文稿，而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恩格斯的著作，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等，都使用了工人阶级读得懂的语言。这些人不仅懂得如何对专家讲话，而且懂得如何向群众讲清楚，因为他们知道“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当时，有报纸和杂志（意大利有《团结》日报、《重生》周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月刊）不同程度地在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论情况，避免使马克思主义最终走向专业化。
但是，今天，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本来为数不多，而且还局限在少数专家之间高高在上、纯理论化的讨论，与社会现实运动没有联系，也没有把分析现实与变革现实的斗争联系起来，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在西方不同的大学里都存在，没有激情，忽视人，导致青年学生远离马克思主义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失去生命力，走到了“马克思是活的科学”的对立面，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伟大的变革力量。
这类马克思主义教授的出现，在某些方面就是资产阶级为了领导思想斗争，巧妙地成功渗透到马克思主义队伍、破坏马克思主义阵线的方法。现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甚至需要用复数形式，而不是单数形式了。伟大的大师们——尤其是列宁，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侵蚀、防止蜕变，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正如达万扎蒂在前面引述的文章中所准确地指出的那样：范式之间的竞争，如果缺少广泛认同的理论的话，在另一方面，客观上也是对获胜者的惩罚。关于这一点，请细想一下当代马克思主义多元化的一幕：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而后者坚决反对所谓的“迂回主义”，双方陷入对马克思价值理论有效性的无休止的争论。
（作者：安德列·卡托内，意大利《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杂志主编；译者：李淑清，中国农业大学烟台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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