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四林 柯萌：马克思对传统人的解放理论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
编者按：通过对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整体性把握，不难发现，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取代了形而上学方法，科学把握了人的本质，并从社会实践和历史生成视角出发探究人的解放问题，认识到变革不合理的现存社会关系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进路，提出了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革命主体。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方向。
追寻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的最高旨趣，正是通过对传统人的解放理论的解构和超越，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哲学革命，使人的解放从解释世界的思想活动，转变成改造世界的历史活动。只有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对人的解放问题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这一理论相对于传统人的解放理论的优越性和科学性，更加准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价值。
一、传统西方哲学理论中“人的解放”的思辨路向
传统西方哲学通常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把人界定为神创物、理性存在物或感性存在物，即预设了一种应然的人的存在状态。正基于此，西方哲学家往往把人的不自由归因为人的实际生存状态与应然状态不相符合。笔者认为，历史上有三种西方哲学流派的自由观富有代表性，且对马克思自由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其中包括基督教哲学、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先验理性主义哲学以及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
（一）基督教哲学对人的自由问题的阐释
基督教哲学深刻影响了人类自由思想的探求。在基督教的设定中，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是万事万物的初始因。“世界靠上帝而存在，上帝是必然的原因”。[1]216显而易见，人正是上帝所创造的作品。
与此同时，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宣称，上帝不仅创造了人，还赋予了人“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人以上帝为中介而获得了自我决定、自主行动的能力。首先，人通过与上帝订立契约而获得了自由意志；然后，尘世中的人通过相互交往而获得了自由，但人在拥有了自由意志的同时也沾染了罪恶和不义，作为有限性的存在，人无法完成自我救赎；人们只有拥有了向善的意愿，具备了摆脱肉体欲望支配的意志，同时，坚定了对上帝的爱和信仰，才有机会通过上帝的末日审判摆脱尘世的罪恶，最终获得自由。这就是说，基督教“试图通过从‘人——神’关系到‘人——人’关系再到‘人——神’关系的思路来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最终则又把人的自由与解放推向了彼岸世界”。[2]130总之，在基督教哲学中，上帝对人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他的裁决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得到拯救而升入上帝之城或是堕入罪恶的尘世之城，而人并不具有真正的主体性，不具备自主获得自由的能力，也就是说，上帝为人的自由立法，人必须通过上帝的恩赐才能获得救赎和解放。
（二）康德哲学对人的自由问题的阐释
康德赋予了理性崇高的地位，把理性视为人的解放的条件。他认为，人要学会自己思维，自己解放自己，他不再把自由仅仅归结为上帝的恩惠，从而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和凭借自身获得自由的能力。
第一，康德明确区分了两个世界——现象世界和道德世界，自由存在于实践理性领域。康德预设了理性能够自我批判，而这种批判的结果就是为理论理性的认识范围划界，即理论理性只能认知由自然规律所支配的现象世界，而无法认知自由、上帝等物自体，后者只能靠实践理性来把握。[3]这样一来，康德就在由自然因果性所主导的现象世界之外，也即道德世界中为自由留下了空间。康德把自由与道德紧密勾连在一起，对自由的实在性进行了先验证明，在他那里，自由不是可以被认知的经验性存在，而“只是为道德自律提出的一个‘公设’”。[3]
第二，在康德哲学中，自由受到道德的约束，自由即是自律。康德把自由设定为人在道德实践领域中依据实践理性自我立法的自由，即理性的主体自己为自己颁布应当遵循的道德行为准则，并按照这一准则行动的自由。但他同时设置了一条绝对命令：“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4]31也就是说，这种立法并不是任意地为自己立法，而是要使自己所规定的准则不仅是适用于个人的主观行为准则，还要能够成为对所有理性存在者都普遍有效的法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方面人能够实现自己的自由，成为自律的、道德的人，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他人的自由。
第三，康德所阐释的自由和道德法则是形式性的，缺乏现实意义。因为在他看来，个人的主观秉好、感性欲望不能被作为他的行动准则的根据，理性存在者的行动准则应当是具有普遍性的法则，这就意味着这一普遍法则抽离了一切质料，只剩下了单纯的、普遍性的立法形式。然而，这种主观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道德法则只是由理性所确立的抽象的形式规定，是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应然的理想，因此，康德所规定的自由只是抽象的自由。
第四，人类所向往的自由是达到德福一致的至善境界，而在康德看来，只有在天国中，才存在德性与幸福相契合的可能性，才能实现至善，因此，康德最终把人的自由的实现推向了宗教世界。通过理性和逻辑的演绎，康德作出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道德法则要求我们把这个道德完满，并且具有全能的意志的存在树立为努力趋近的对象，而这个至善的存在就是上帝。因此，道德法则对理性存在者的内在要求意味着上帝的存有。这实际上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不可能在此岸世界中达成，也就是说，康德哲学无法实际地解决经验世界中的人的自由问题。
（三）黑格尔哲学对人的自由问题的阐释
黑格尔将自由视为一种理性自由，并将自由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由的实现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把历史理解为人类追寻自由，从必然性中走向自由的过程。
第一，黑格尔哲学中的自由作为理性自由，表现为有理性的人自我决定，不受他人支配的能力。一方面，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内在规律的把握；另一方面，自由意味着人能够凭借自身的意志从事实践，这种基于自由意志的实践是把主观意志转化为客观实在的活动，即在认识了必然性的基础上使主客体实现统一的活动。
第二，在黑格尔那里，自由的实现是从作为前提的自由发展到作为目的的自由的历史过程。自由是原因，是一种预设的先天状态和潜在的可能性，同时也是终极目标，而从作为起点的潜在自由到作为终点的现实自由之间需要经过一些不自由的、异化的环节，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意识一直处于被规定的自然状态，仍然受到外物的牵绊和欲望、情感等自然意识的限制，还未能真正认识到自由的主观形式——人的自由意志。因此，人需要不断自我完善，通过不断深入地认知自己的本质，发展和深化自己的活动；而在不断深化的活动中，人逐渐从自然规定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自由意识在必然性中的不断进步，使对自己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人逐步走向了真正的自由。然而，尽管黑格尔赋予了自由以历史性，但他所阐释的自由仍然是在观念支配下运动和发展的自由。
第三，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5]296，人的解放必须在现代国家中才能实现。一方面，在国家中，个人的特殊利益能够得到充分满足，个人的自由能够得到充分实现；另一方面，国家所实现的自由是以普遍物为依据的，特殊性的个体必须自觉希求普遍性的存在，把实现国家的普遍目的与实现自身的主观目的统一起来，从而使自己获得普遍性。正是基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现代国家实现了人的解放。
（四）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对人的自由问题的阐释
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内阐释了其自由思想。他把人的自然存在和感性存在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因此，不再把人的自由寄托在彼岸世界或完满的理性之中。
第一，费尔巴哈揭示出了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从而解构了宗教的神圣性，用人和自然取代了上帝的地位，否定了上帝是拯救和解放人的力量。费尔巴哈指出，基督教把人的幸福和完善性安置到了想象的天国之中，把实际存在的人看作没有肉身的抽象物，视为上帝形象的投射，而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因此，他重新把具体的、真实的人作为其哲学的前提，希望在现实的此岸世界和感觉世界中实现人的幸福和自由。
第二，费尔巴哈指出，先验理性主义哲学颠倒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把人抽象地设定为无人身的理性存在物，因此，他力图重新恢复物质存在的第一性地位，提出人是自然的、感性的、作为“类”的人，强调他的新哲学是“自觉地承认感性的真理性的”。[6]60基于这种判断，费尔巴哈从人的感情、欲念、意愿等出发建构其自由思想，提出如果人的本质被视为最高的本质，那么“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7]350
第三，尽管费尔巴哈是从自然的、感性的人出发建构其哲学思想，但他对于人的自由问题的理解是抽象的。虽然他认识到了人是类存在、社会性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但他视野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孤立的、原子式的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8]因此，他无法认识到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结成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从而使他无法真正揭示出导致人的不自由的世俗根源，而只能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试图用一种新的宗教解决人的自由问题。
二、现实的人的解放：马克思对传统人的解放理论的超越
马克思对自由的探求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及现代人经验生活的研究，客观揭露社会的内在矛盾，并试图提出克服这些社会矛盾及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方案，为实现人的现实解放指明了方向。
（一）对基督教自由思想的批判和超越
基督教既规定了人具有自由意志，又要求人们无条件地依附于上帝的神权，这实际上构成了自由的桎梏。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9]199，人们若想实现自由，就必须先从虚幻的宗教观念中彻底解放出来。他认为，人不是神创物，而是共同构成了国家和社会的经验世界中的人，是生存于一定的阶级和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人创造了宗教，人们膜拜的神灵是人的自我异化的产物，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9]199，“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9]199，它只是人们企图逃避现实矛盾的产物，只是对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苦难和压迫的人的精神慰藉，因此，人的自由问题绝不是依靠精神、信仰或道德约束就能解决的。正是基于对宗教本质和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马克思展开了激烈的宗教和社会批判。一方面，他高屋建瓴地提出，“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9]200，必须废除给人带来幸福幻象的宗教，对尘世生活中现实的苦难进行彻底批判，推翻奴役人民的一切关系，改变人民被压迫的生存处境；必须回归到人们生存的物质世界中去寻找导致人的异化和不自由的根源，对现存世界不合理的法、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关系进行深入批判，对社会现实进行彻底的变革。另一方面，他正确意识到了人的自由不应仰赖于虚构的上帝，而是必须找到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变革的历史主体，这一历史主体正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受到阶级压迫程度最深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实践，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
（二）对康德自由思想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继承了康德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通过理性的视角把握自由问题，但两者的自由观具有显著的差异。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抽象的理性存在物或个体意志，而是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感性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把自由问题视为经验性的问题，因此，他把人的现实经验生活作为其自由理论的出发点，试图在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探寻自由问题的症结。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科学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了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必要条件。在对现存物质世界的研究中，马克思先后发现了宗教、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分工、剩余价值、资本等一系列阻碍人类解放的现实因素，通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马克思认识到只有通过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才能使人们逐渐摆脱规定要做的劳动，增加自由时间，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同时，只有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才能为消灭不合理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物质基础，从而使人类逐渐摆脱剥削和阶级压迫，实现真正的解放。
（三）对黑格尔自由思想的批判和超越
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理性自由思想，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探求揭示自由的真谛。另一方面，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把实现自由视为一个历史过程的思想，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把握展开对自由问题的研究。然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阐释的自由仍然只是逻辑意义上的、形式性的抽象自由。
第一，与黑格尔企图通过理性的教化改造个体的思想和欲求，使其扬弃自身的自然规定性和特殊性，获得伦理性的、普遍的自我意识，进而实现人的解放不同，马克思强调，解决人的自由问题不仅需要完成对人的改造，更需要通过现实的社会实践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第二，马克思不再把自由抽象地看作绝对精神自我演进和实现的过程，而是在现实社会历史的发展线索中阐释人类实现自由的过程。第三，马克思揭示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指出现代国家所实现的只是抽象的公民解放，而非现实的人的解放。因此，现代国家只是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否定了通过现代国家解决自由问题的方案，认为必须返回到市民社会中探索实现自由的可能路径。只有使市民社会成员摆脱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和私有财产观念，消除利己主义和实际需要的世俗精神，使现代人重新认识到自身的社会属性，扬弃原子式的异化生存状态，才能达及真正的人的解放。
（四）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中自由思想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只是从感性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人，因此，他只能把人抽象地理解为有爱和自然欲望的感性存在，这使得他只能借助虚幻的“爱”的宗教解决人的自由问题。另外，费尔巴哈错误地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没有把人看作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这导致他无法意识到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才是导致人不自由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消灭资本统治之下的雇佣劳动以及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及支配关系，消除市民社会中追逐私利的、单子式的个体之间相互对立的状态，使社会关系合理化，才是通往人的解放的现实进路。同时，费尔巴哈哲学缺乏历史生成的视角。马克思认识到，人类总是以一定的方式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产方式也会不断发生改变，从而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人类也将面临新的现实矛盾和生存境遇。只有具备了历史生成的视野，才能正确认识到社会的现实矛盾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生成的，是由不断变化和演进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所导致的，也就是说，人类的不自由状态也是历史生成的。因此，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关系的不断变革，人类无法获得自由的状态也将得到改变。
三、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科学性与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优越性与科学性
从整体性的视域来看，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之所以能够超越整个传统西方哲学人的解放理论，其主要原因在于，他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取代了形而上学方法。正是基于对人的本质的科学把握，从而科学阐明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
第一，马克思是从现实的社会实践出发来探究人的自由问题的。他指出，为了能够生存，人首先就需要基本的吃喝住穿，因此，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实践活动。人的自由问题，也只有不断通过社会实践对现存世界进行实际改造，批判和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境况才能得到解决。
第二，马克思认识到了只有对异化的社会关系进行彻底变革，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催生一种奴役性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可以通过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榨取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而要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就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废除生产剩余价值和剥削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彻底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第三，马克思从历史生成的视角，科学揭示了造成人类不自由境况的根源。他意识到，现代人所面临的社会现实矛盾和异化生存状态是在历史发展中生成的，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异化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所导致的。而随着社会实践的推进和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将逐渐被消灭，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的社会关系也会趋于合理化，历史将向世界历史转变，由此，人类也将迎来现实的解放。
第四，马克思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是实现历史变革和人类解放的革命主体。他指出，无产阶级作为具有普遍性的阶级，在深重的社会压迫中已经完全丧失了自我，遭受着一般性的不公正，他们不要求任何特殊权利，只要求人的权利，这个阶级的形成表明了旧社会和一切等级的解体。因此，马克思赋予了无产阶级崇高的使命，指明了人的解放的心脏就是无产阶级。
（二）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当代意义
第一，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行动指南。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的解放是在社会实践中展开的历史性的社会运动，需要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人的自由程度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正是在科学把握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马克思认识到了人的解放的实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科学地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意味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这也就预示了人民将享有比当今更高程度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第二，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方向。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愿景，即形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53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理性存在物，也不是孤立的单子式的个体，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个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愿景不是仅仅实现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自由，而是把实现全体人民的自由作为最终的价值诉求。与此同时，在这个联合体中，成为了世界历史性的人，拥有了共同的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指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这种全球价值观，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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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晓芒.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试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艾四林，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柯萌，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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