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祚：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新时代创新
编者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许多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具有当代价值、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必须清楚，一切都要与时俱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也不能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学术理论界应该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新时代课题。要回答好这个时代课题，必须明确一个宗旨和一个前提。宗旨是，我们不是为“转化”而转化，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更好地体现其当代价值；前提是，必须鉴别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否则转化和发展将不知所以。因此，首先必须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认真挖掘、鉴别和梳理，以确定哪些属于真正优秀的、应该弘扬的、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更好地成为当代中国的智慧。我认为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爱人仁民的民本思想
孔子倡导 “仁者爱人”，“亲亲而仁民”，“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执政者要与民同忧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淮南子·氾论训》强调“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商汤重视民心，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明代张居正强调关心百姓是执政者第一要务：“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晏子春秋·内篇问下》则说：“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民。”
唐太宗李世民说：“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北宋苏辙主张“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柳宗元甚至倡导“官为民役”。郑板桥的诗抒发了爱民之情：“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清代万斯大认为“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清代河南内乡县衙的一副对联反映出当时对官民关系的真切认识：“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
《大学》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志成才的逻辑；北宋张载倡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担当；《孟子·梁惠王上》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天下情怀；《礼记·礼运篇》提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念。
苏武不惧威胁、不贪美色、持节不屈的爱国信念；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胸襟；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赤诚；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绝笔；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诗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呼吁；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誓言……都堪称爱国精神的典范。
高尚人格的修身引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伦理道德和人格修养。例如，重视人的荣辱观，强调“礼义廉耻”；修身时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倡导虚心接受批评，“闻过则喜”；论及品德修养时引导人们自省自励，“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倡导“君子慎其独” ；为人处事重诚信， 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待人接物崇尚礼让，倡导“温良恭俭让”；面对严峻考验时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面对得失、利害时，强调应该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面对矛盾冲突，强调中庸，倡导“君子和而不同”，“尚中贵和”。
教育学生要善于处理学习和思考的关系，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主张学者要知行统一，“经世致用”；强调不要拒绝做小事，“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强调戒骄戒躁，“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满招损，谦受益”；强调自力更生，“君子自强不息”。
治国理政的深刻谋略
中国历代积累了深刻的治国理政谋略，举其要者有如下诸端。一是强调坚定信仰，决策果断。《荀子·解蔽》指出“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二是强调德治和法治兼行，且以德治为主。孔子在《论语·为政》篇强调“为政以德”，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德治中又特别强调官德，《论语·颜渊》指出：“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其身而天下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郑国大夫子产说：“德，国家之基也。”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在强调司法公平时也不忘强调德治的重要性。《商君书·靳令》指出：“法平则吏无奸”。周成王进一步强调“礼法合治”“明德慎罚”“德主刑辅”。三是阐述反腐败要防微杜渐，强调廉洁的重要意义。《商君书·修权》指出微腐不治终成大患：“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明代泰安知州顾景祥提出“公生明，廉生威”，成为后世清官的座右铭。 四是倡导借鉴历史经验。《旧唐书·魏徵传》指出：“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五是强调居安思危，《易经·系辞下》指出：“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 六是强调创新，《礼记·大学》倡导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七是强调务实。王羲之曾批评魏晋时期的清谈，指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顾炎武则概括为“清谈误国”。八是强调执政者要善于团结协作、集思广益，宋代陈元晋《渔墅类稿》提出同心同德，群策群力。
此外还有些方面值得重视。如：阐释战与危的辩证关系，《司马法》指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强调国家要坚守正义之道，孟子说：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强调治国要善治本，白居易《策林》说，“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重视县治，荀悦《前汉纪》指出：“郡县治，天下安。”强调为官不可骄狂，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说：“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意思是官越大越要谦卑，他三次升官，第一次是弯腰受命，第二次是鞠躬受命，第三次是俯身受命。敢用善用人才，《三国志·蜀志·许靖传》指出：“苟得其人，虽仇必举；苟非其人，虽亲不授。”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各国友好往来，如《尚书·尧典》所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以上四个方面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虽然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部，但也足以看出其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和博大精深的底蕴。如能对以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理念、思想、气度、神韵和方法，不仅有利于今日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品格砥砺，有利于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而且必将丰富当代中国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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