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文城：马克思主义是“修筑”中国道路的思想指南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铸就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中国奇迹。这条道路取得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根本上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考察和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指引中国走出了道路选择的困惑、缔造了开辟中国道路的坚持基础、开启了中国道路的光辉历程、指明了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焕发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普遍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条人间正道。这条道路的成功开创离不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但根本上讲，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修筑”这条道路的根本依据。不管这条道路如何艰辛和曲折，只要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不丧失话语权，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考察、分析和解决前进过程的重大问题，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走向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
一、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走出了道路选择的困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了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不懈探索和美好愿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西方列强铁蹄的践踏和蹂躏，中华文明5000多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西方列强积累资本、发展资本主义的主要来源。腐朽的晚清政府懦弱无能，无法组织有效力量守护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民，导致国家丧权、民族分裂、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推翻“三座大山”、改变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夙愿，成为了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和任务。中国不同阶级的政治力量和仁人志士，积极探寻民族复兴之路，他们的政治主张一个个粉墨登场，实践各自的政治主张，经受历史实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次次检阅。
走什么道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在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出现了林则徐的爱国禁烟运动和“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热潮；洪秀全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起 “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发起“君主立宪”、“中西会通”的戊戌变法；出现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民主共和”的辛亥革命,等等，近代以来不同阶级、阶层在中国道路的选择上不乏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主张、拿出了多种方案、经历了多次的变革和努力，但最终都是这条道路上的匆匆过客、你方唱罢我登场，留在了历史教科书中，成为检阅中国现状的典型案例以及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发展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国人民本以为找到了民族发展的出路，可以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国家一样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事违人愿，辛亥革命后出现了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取而代之的还是军阀统治和割据，混战连年，没能彻底改变我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用血和泪的实践代价证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改良的道路、复辟帝制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封建地主贵族的腐朽无能、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依附性和腐朽性，决定了他们均无法在帝国主义时代，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
在人们对中国社会发展出路感到迷惑和渺茫之际，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引起中国先进分子的极大兴趣，积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开始思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的困局，走俄国人的路。李大钊、陈独秀等创办了《新青年》，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从而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唤醒了一批爱国青年为了国家领土完整，拒绝“凡尔赛合约”的不平等协议，抵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爆发了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从而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培养上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做了充分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立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主要解答了中国人民当时的三个困惑：
一是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当时中国的现状和各个阶级的基本情况，指出了挡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力量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但更具有相互依存性，甚至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苟且，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决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合作、改良不可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广大人民群众只有通过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推翻“三座大山”，才能走上独立自主和民族复兴的道路。因此，在当时的中国，只有革命才是解决中国的唯一出路。
二是唤醒了变革中国问题的依靠力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他们的革命性和先进性需要在实践中磨砺和锻炼出来，但如果缺乏先进理论唤醒和先进政党的组织、宣传和动员，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只能是零散的、自发的斗争，不可能成为一支自觉的先进力量。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唤醒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让工人阶级自发的、分散的运动转变为自觉的、有组织的作为，充分调动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先进性，成为了变革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依靠力量，登上了中国政治历史的舞台，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由原来追求资本主义道路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以资本主义为过渡、以社会主义为前景、以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三是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但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却经历了探索和曲折的过程，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从此，当时的中国在历经曲折和千辛万苦的探索中找到了出路、依靠力量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唯一的出路，选择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通过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共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缔造了开辟道路的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从1949年到1976年，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结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有过一些失误，从反面为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鉴戒，但是，建设成就是巨大的、主要的，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为当代中国道路的开辟奠定了根本基础。
（一）为当代中国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制度基础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留给当代中国道路的一笔宝贵财富。1949年到1956年，我国在战后的废墟中开始恢复国民经济，顺利完成了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现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为当代中国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制度基础：一是经济制度。经过“三大改造”，我建立起了以国营经济、公私合营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既打破了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又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成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体和根基。二是根本法律制度。1954年制定了新中国的首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法律基础。三是明确了国家的性质，规定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是我们国家的根本性质。四是政治制度，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准则，又体现了中国自己的特点，到今天仍然是我们所坚持的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留给后代最可宝贵的财富。
（二）为当代中国道路的开辟奠定了理论基础
理论方面的贡献是毛泽东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突出贡献，为当代中国道路的开辟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了许多具有创建性、科学性的理论，主要包括：一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毛泽东第一次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和改革，正确解决国内矛盾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关于社会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毛泽东关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划分，又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同时，提出从不发达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社会主义需要100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等等，这些理论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三是关于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强调要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这些正确思想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虽然后来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做了过分估计，没能很好的得到贯彻，但也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供了理论先导。此外，关于商品生产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经阶段的理论，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民主集中制和深入调查研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极端重要性，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和实践，等等。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关政策的发端。
（三）为当代中国道路的开辟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虽有失误，但社会建设仍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与1952年相比，在工业方面，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按原价计算，全国工业固定资产增长26倍多；棉纱产量增长33.5倍，原煤产量增长,8.4倍，发电量增长40倍，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石油、钢铁、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在农业方面。全国灌溉面积由3亿亩扩大到6亿7千多万亩，发电量增长7.5倍，全国粮食增长近1倍，棉花增长1倍多，人口从建国初4亿增长到近10亿。在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方面，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6.7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增长7.7倍，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提高近1倍，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增长2.7倍。“还依靠人力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2]，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杂交水稻、中医药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外交上，恢复了联合国常务理事国的席位，与世界上140多个国家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等等。这些成就还是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苏联逼债，打赢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珍宝岛海战，化解苏联“核打击”、中印冲突等，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保卫祖国边疆的艰难历史条件下取得的。这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建立起足以抵御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侵略和挑衅的军事科技实力，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对于现在很多人认为那段时间老百姓过了“穷日子”，应该客观的、历史的、辩证的看，而不能拿现在的生活条件与当时相比较，也不能拿当时的生活条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比较，那是不公正，更是不现实的。对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多万人的说法更是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歪曲和捏造，这一问题也已经为学界的相关研究所证伪。
此外，这一时期的人才锻造和培养、理想信念的培育等，也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了一批有坚定理想信念、有高尚道德情操、敢为能为有为的时代先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疆拓土、建立功勋。总之，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贡献不能因为某些严重失误而被漠视，如果否定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贡献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了社会主义、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而否定了我们自己过去事业，也就否定了我们自己今天和未来前进的事业。
三、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道路开启了光辉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继承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开创的制度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开启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创举。经过40年来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举世瞩目。这条道路取得的发展和巨大的变化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通、走得好、走得对。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3]
（一）这条道路成功的根本在于明确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正确解答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在党十二大上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的开创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四项基本原则”，确保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反复强调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有完整的准确的认识，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只有发展才是真正的坚持。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强调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或者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两者都是错误的、有害的。胡锦涛强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5]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四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强调掌握马克思主义是“看家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我们不可能从他们的具体言论中直接找到解决今天中国问题的答案，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6]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要继续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二）这条道路成功的前提在于厘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正确解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回答的基本问题。邓小平指出“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7]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阶段、任务等论述，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实现手段、发展布局和国际环境等问题的论述，深化了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本质要求、主要任务等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一问题作了进一步探索，特别是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问题的深刻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他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科学——实践——苏联模式——新中国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等六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普遍性与特殊性、长期性与曲折性等方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是新时代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新判断、新概括、新发展。
（三）这条道路成功的关键在于明确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正确解答了“怎样建设党”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创造性地提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8]的思想，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也是邓小平晚年留给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遗嘱。因此，“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也成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解答的主要问题，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丰富的时代内容。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点提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出台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决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把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地落实到了具体的实践中，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出台了转变作风的“八项规定”、严惩贪污腐败，提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补齐党内的制度，为我们党切实改变作风、凝聚群众、净化人心、优化社会环境打下了坚持的基础，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事业上取得了新成就、开辟了新的境界，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四）这条道路成功的动力在于明确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正确解答了“怎样发展”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全过程，而这条道路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围绕这一问题，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和任务，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的增长，充分体现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和优越性。改革开放刚开始，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9]，从思想观念和政治意识上解决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问题同党的性质、党的执政理念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没有变、国内的主要矛盾没有变的实际，总结国内外发展实践的经验，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作了全面深刻的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在总结了经过多年来快速发展的经验，以及新时期在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进一步调适和完善我国发展理念，在发展的问题上补短板，提出要对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体进行精准扶贫，扶到点子上、根上，让困难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在发展速度上提出“适应新常态、发展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要求；在发展的理念上提出了“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也标志着我国在发展问题上进入更趋成熟、稳健的新的历史时期。当然，世界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发展模式，虽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面临诸多新挑战，但是，我国发展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发展的前景更是举世瞩目的。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作出了新的规划和部署，实现了发展观的与时俱进。
（五）这条道路成功的力量在于提出了“什么是‘中国梦’”、正确解答了“怎么样实现‘中国梦’”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每个中华儿女的美好夙愿，怎么样实现“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不懈探索。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见到了黎明的曙光。新的历史时期，针对这一历史性重大课题，通过什么道路实现，如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0]在几代中国人不懈奋斗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出台一系列有力的举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重要保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奠定物质基础（五大发展理念和“五位一体”的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一整套逻辑严密、相互促进的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战略，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讲了新话，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号角，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分两个十五年的战略部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什么是“中国梦”、怎么实现“中国梦”的重大历史性课题的蓝图已经绘制、目标即将实现！
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从来不是发展道路和方向上的意义的，不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照搬和复制，而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是抛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不利的因素、吸取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切有益的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更好地吸取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有益的成果，让我们更快地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减少发展过程中的曲折环节、减轻发展过程中的负担和压力、降低发展过程中的成本，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为不断赶上并超越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积累了经验。这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社会主义并不可能脱离人类社会发展所奠定的基础和前提从头开始，这是不利的、也是不明智的。改革开放是姓“社”不姓“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姓“社”不姓“资”。这条道路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改旗易帜的邪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近百年奋斗探索出来的康庄大道，是一条开创性和独创性“修筑”出来的成功之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共产主义的一条人间正道！
四、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
旗帜就是方向，方向是开辟道路的依据；丢掉前进的旗帜必然会迷失前进的方向，其结局要么是走回头路，要么是走四分五裂的道路，因此，在道路上前进既要脚踏实地、也要仰望星空，高举鲜明的旗帜，明确前进的方向。忘记远大的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
一个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指出了一定时期内党的奋斗目标和任务。正确的纲领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给群众指明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错误的纲领则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违背群众意愿和要求，最终必然导致失败。无产阶级政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科学分析社会各个阶级的基本情况及其相互关系，认清形势，正确把握阶级力量的对比，才能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纲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一般包括最低纲领（作为当前的运动的指南）和最高纲领（作为运动的未来的指南）。
不管是最低纲领还是最高纲领，都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首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这一最高纲领体现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一切党派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是共产党之所以称为共产党的原因之所在。如果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必然改变了党的性质、失去了不断追求先进性的本色、失去正确的方向。当然，共产主义是一个持续的、漫长的、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难免会出现低潮、挫折或者暂时的后退，但不能因此而退缩，产生共产主义“渺茫论”；也不能违背客观实际，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其次，最低纲领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确保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最低纲领是在最高纲领的引导下，与不同阶段的目标和任务相联系，也称作基本纲领、最近目标，或者成为“最低理想”。只有完成最低纲领，不断完成不同历史时期的任务，实现每个阶段的目标，才能逐步地实现最崇高的目标。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体现了党的最低纲领的要求，也反映了党的最高纲领的要求。《党章》规定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明确了当前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和路线，以及要实现的目标任务，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当前的最低纲领。同时，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始终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习近平指出，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1]既反映了我们党近期的奋斗目标和基本要求，也体现了党的崇高的奋斗目标。
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是辩证统一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12]说明了共产党人最近斗争的目的和利益，与他们所追求的未来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这样表述自己的主张“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13]他们把共产党人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要明确过去所走的道路、今天坚持的道路以及今后前进的道路的辩证关系，做到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进的道路上，既不能否定走过的路，也要坚定今天所走得路，又要明确这条路要走向何方，要确保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辩证统一。我们既不能忘记甚至抛弃共产主义的目标，又不能忽视当前的奋斗目标，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在当前的运动中走向运动的未来。
共产主义既是指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也是指共产主义的运动。党的崇高目标（运动的未来）是指共产主义制度，而要达到这样的制度，就要通过共产主义的运动（当前的运动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共产主义运动指明了方向。在我国，当前的运动就是要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制度是有区别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而奋斗。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必然要进入新的更高的阶段。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今天的奋斗是为了今后的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距离共产主义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我们今天所做的事不可能与今后的共产主义完全一致，不能因为现在允许、鼓励和支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让资本等各种要素参与分配，就否定了今后共产主义的崇高社会理想。其次，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制度又是紧密相连的，两者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否则，共产主义运动就会脱离人类文明的轨道，走向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渐行渐远。
共产主义是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依据。实现共产主义的长远性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他们的区别和界限我们要搞清楚，共产主义社会要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像邓小平讲的经过几代、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努力，这是讲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建成。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始终是现实而不是遥远的未来。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今天来讲不是应当确立的一种状态，而是改变现实的一种运动。共产主义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旗帜方向和客观标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就像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论，他说新旧民主主义的区别在哪里？新民主主义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它的指向是社会主义，旧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它的指向是资本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是正确认识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依据。要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向是共产主义，在思想体系中属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范畴，这就跟其他的思想体系划清了根本界线。有了共产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才有了定向的标准，有了依据，离开共产主义就没魂了。
过去，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高举共产主义旗帜，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自主，逐步实现了民族繁荣富强，临近了民族复兴。今后，我们还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动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走向美好未来！
注释：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2]数据转引自李慎明：《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人民论坛》2013年第36期。
[3]徐崇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页。
[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796页。
[6]《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0页。
[1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作者：庄文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专家；原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年第4期，作者授权本官微网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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