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历史演进：从反封锁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者按：在对新中国对外开放史的认识中，常存在将改革开放前30年视为顽固的闭关锁国，从而坐失对外开放良机等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追溯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及其战略思想的形成，能起到驳斥这些错误思潮、帮助人们树立正确历史观的作用。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后的几代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善于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敢于斗争、利用矛盾，先后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开创新中国外交新局面的三大决策，以及坚持维护国家主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战略方针。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开展“乒乓外交”奠定对外全面开放的基础，通过实施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向社会主义强国迈进，最终形成了十八大以来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引领世界交往新潮流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抚今追昔，新中国走过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程。与此同步，新中国的对外交往也从反封锁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国际大势，不断作出正确的战略思考和决策，接力推进，迎来了新时代的辉煌。研究和回顾这一过程，既能加深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也能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 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一、新中国对外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流
国家发展需要对外开放的思想和决策，并不是我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发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就有丰富的对外开放的理论和主张。其最早的理论源头，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5-1846年间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世界交往”理论，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源头。“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显然把“世界交往”视为同生产力普遍发展条件同等重要的要素相提并论，把二者一并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世界交往奠定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理论源头。世界交往就是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在现代生产的基础上的密切联系、相互交往、彼此依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它是保护和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必要条件，舍此就会使科学发明创造不断灭绝或原地踏步；也是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融入资本主义体系，使各国都具备发生革命的必要条件，而不必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极端。世界交往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阶段。
新中国的外交战略思想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展开的。早在1938年，郭沫若便翻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世界交往”理论的经典著作。毛泽东十分重视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交往理论并不陌生。这可以从他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得到印证。毛泽东当时就提出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也提出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外交工作气事实证明，在毛泽东和历届中央领导的思想里根本就不存在闭关锁国的影子。
然而，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新中国对外开放和交往却不得不从反封锁开始。在新中国成立近70年的历史上，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善于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敢于斗争、利用矛盾，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推进了对外开放的事业。
二、新中国开创外交新局面的三大决策
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国际形势总体对我国有利，但也错综复杂：一是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为我国建立新型外交关系提供了可能；二是苏联由战后对国共两党的中立态度逐步转向悄悄援助、甚至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但又受限于《雅尔塔协定》，存在一些顾忌；三是新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激起美英帝国主义的敌视，但由于欧洲与苏联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牵制，干涉中国革命的力量受到限制。
在诸多国际环境的要素中，最现实的要素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敌对和封锁行为。1949年3月，美国国务卿向国会和总统提交的关于建议与新中国保持外交往来关系的文件被否决。10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即蒋介石政府引者注）为合法政府。”不久，美、英、法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专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封锁和禁运的秘密国际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以下简称“巴统会”），其正式名称叫“多边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根据这个组织的决定，自1950年起美国商务部取消了已经核准的向中国出口的许可证，冻结美国辖区内的中国公私财产，禁止一切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禁运的提案，参加对华禁运的国家达36个。1952年9月，“巴统会”增设中国委员会，专门负责对中国禁运。巴统会对中国禁运的货单项目达490项，比当时对苏联禁运的项目还多出40多项。1949年8月，毛泽东提出：
【“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新中国暂时的相对孤立状态，正是被美帝国主义封锁的结果。新中国是求开放而不可得，并非有什么闭关锁国的思想。在这种特殊的复杂形势下，毛泽东先后制定和提出了三条方针，形成三大战略决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而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帝国主义在华的控制权和特权必须彻底取消，不急于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便在新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949年10月25日，中国海关总署成立，收回了帝国主义长期霸占的海关管理权、驻军权和内河航行权。1950年1月9月，京津沪各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收回或征用美、英、法、荷在当地的兵营地产。1950年4-7月，交通部颁布规则，外国轮船未经新中国政府允许，不得驶入中国内河。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不给他们留下活动的余地，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对于外国的新闻宣传机构，在接管中进行了清理。首先停止各地“美国新闻处”的活动；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兴办报纸杂志；外国资本经营的广播电台一律停播；停止与中国无外交关系的外国通讯社和记者的活动；外国人经办的文化、教育、卫生、救济机构必须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前提下才能继续存在。
“一边倒”就是在对外关系中把与苏联的关系放在首要地位，明确倒向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南京解放前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有接触新中国的想法，中国亦答应了司徒雷登的要求。但是，美国最高当局却决定：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美国政府彻底关闭了与新中国交往的大门。战略上的“一边倒”并不影响在战术上的适当的争取。
这个时期的三大战略思想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首先，新中国迎来了第一个建交高潮。1949年10月2日，苏联第一个宣布与新中国建交，同时断绝了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接着，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等10个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宣布与新中国建交。南斯拉夫承认新中国，但由于当时的南苏关系紧张，中南建交延迟到1955年。
1950—1951年，新中国坚持先谈判后建交的原则展开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建交工作，因为这些国家有的虽然表示承认新中国，但仍然支持或保留与国民党集团的关系。因此，我国主张与这些国家建交需满足三项条件：一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断绝与国民党集团的外交关系；二是承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三是将其境内属于中国的财产移交给新中国。经过谈判，与我国建交的有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以及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列支敦士登等。此外，有3个欧洲国家（即英、荷、挪）虽都承认新中国，但是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条件，未能建交。亚洲的锡兰、阿富汗、尼泊尔、以色列也是如此。
其次，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45年8月，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曾经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苏联不但从日本手中得到千岛群岛、南库页岛，也承袭了沙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许多特权。如占有旅顺军港、租用大连商港一半设施30年、获得中长铁路的一半所有权和主要经营权等。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虽然支持新中国，但对废除旧约、签订新约也存在顾虑。这成为毛泽东第一次访苏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斯大林顾虑废除中苏旧约会牵涉到《雅尔塔协定》中获得的其他利益，对于签订新约采取拖延态度。毛泽东对此表示失望，并极力争取。随着西方对华调整政策，斯大林终于决心与毛泽东签订新约。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文件终于在克林姆林宫签字。中苏不但建立了军事同盟关系，苏联也放弃了《雅尔塔协定》中从中国得到的利益。新条约还规定，1952年底之前苏方将中长铁路一切权利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并从旅顺口撤军，为中方提供三亿美元的低息长期贷款。中苏双方还决定，在中国创建石油、有色金属、航空、造船四个合营公司。这是新中国利用外国资本促进工业化的最初尝试。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意义重大，它“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于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再次，出兵抗美援朝，维护远东的和平与安全。1950年6月27日，美国借朝鲜发生内战之机，制造政治谣言，说这是苏联策划的共产党人在全世界进攻的信号。为此，美国出动海、空军对朝鲜进行直接干涉，轰炸我国鸭绿江边的丹东市；同时将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并支持法国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增加在菲律宾的驻军。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反复慎重思考，及时作出部署和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全国人民掀起声势空前的抗美援朝运动。
从1950年6月25日到1953年7月27日，在长达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毙、伤、俘敌109万人，其中美军39万余人。志愿军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毙、伤、俘敌71万余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挥了我军的政治优势和光荣传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被祖国人民称为“最可爱的人”，涌现出了6000个功臣集体和30多万英雄功臣，以及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模范。抗美援朝实际上是一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严重对抗，是新中国与美国互为对手的全面较量。抗美援朝的胜利，彻底戳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给美国严重的教训；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大众中的威信；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抗美援朝的胜利遏止了美国侵略扩张的势头，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使新中国的威望空前提高。
三、维护国家主权的和平外交及与美、苏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我国对外政策的战略调整到维护国家主权的和平外交上。由于按照既定方针，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的外交和内政建设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但是，随着苏美关系的变化，以及他们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我国对外关系的健康发展不可回避地面对抵制美、苏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主权的干涉。为此，毛泽东率先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从而推动国际关系向着符合世界人民愿望的健康方向发展。
第一，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和平，广交朋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思想，结合战后实际提出来的和平外交的基本原则。列宁在苏俄建国不久曾指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并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始终如一地继续执行这一和平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上的讲话奠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他指出：
【“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1954年，新中国通过了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恩来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的讲话，最终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型：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一原则为世界各国发展健康友好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
为了给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更好地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首先加强中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采取“走出去”、广交朋友的原则，把交朋友的重点放在亚非拉三大洲的国家。不仅如此，中国也注意改善和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毛泽东说，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应该把思想体系上的分歧和政治上的合作分开，思想体系上的分歧不应该妨碍一国与另一国在政治上的合作。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提出了“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的战略思想。他说：“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中国成功地处理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
第二，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阴谋，有理有节地处理中美关系。新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经济建设，但美国不但继续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还把第七舰队摆在台湾海峡，不断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舆论。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继1953年的美蒋《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和1954年的《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出于反共和“遏制共产主义潮流”的恐惧，美国又策动了“东南亚防御集团”和“太平洋反共军事同盟”等组织，力图军事占领台湾或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以维持美国战略中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针对美国的战略，中国政府喊响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同时于1954年9月第一次炮击金门，激发了美蒋矛盾；又于1955年1月一举攻克一江山岛，威逼大陈岛，美蒋驻军撤离大陈岛，人民军队全面解放了浙江沿海诸岛。
在美蒋矛盾、美国与盟国矛盾激化之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及时提出与美国和谈的建议，并主动释放了在押的4名美国飞行员，使得美国不得不同意和谈。1955年8月，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开始。中美和谈达成的唯一一项协议就是关于对方平民回国的问题。根据这项协议，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得以冲破美国政府的刁难和迫害回到祖国。中国提议并促成了中美和谈，在敌对状态下开辟了一条相互沟通的渠道，在国际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然而，对于中国政府的坦诚方案，美蒋不但不买账，反而变本加厉。1957年11月，美国第七舰队竟然搞起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国民党军队也举行了11万人的全岛军事演习。1958年5月，美国又把在台湾的17个驻军机构统一为“美军驻台协防军司令部”。国民党军队三分之一部署在外岛，加剧对大陆的骚扰活动。为了打击美蒋反动气焰，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于1958年8月23日第二次炮击金门、马祖。在85分钟的时间里，3万发炮弹铺天盖地、从天而降。当时，正值美蒋联合舰队驶入金门料罗湾港口，准备卸货。美舰不但没有开火，反而丢下蒋军舰船，掉头向台湾方向逃跑。中共中央、毛泽东摸到了美蒋关系真实的深度。此后打打停停，利用美蒋矛盾，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反攻大陆”的宣传，改称“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此后，美国的主张海峡两岸都不认可。这不但挫败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也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美国侵略者的嘴脸。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自从社会主义国家大量涌现，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才是正常的，就是一个必须经过实践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却用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组织围攻，使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与之作相应的斗争。
1956年4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采取不正当的态度和手段大反斯大林。此举不仅引发了苏联内部的政治动荡和流血冲突事件，也导致了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国际上的反共高潮。为了稳定大局，毛泽东带领中央政治局经过集体认真讨论，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规律，对斯大林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赫鲁晓夫也于1956年12月31日的除夕宴会上公开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他说：“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毛泽东对苏共赫鲁晓夫暴露出的问题立足于帮助，立足于对其多做工作。毛泽东说：“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是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的战略思考。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应邀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活动和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会议。毛泽东在大型和小型的会谈中，都提倡各国党顾全大局，说服了几个具有不同意见的党，解释了“以苏联为首”就是“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由于毛泽东诚恳积极的工作，随后召开的64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也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这对于维护苏共威信，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击退世界上的反共逆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抵制苏联大国主义，捍卫国家主权。随着苏联内部局势的稳定，其大国沙文主义和企图控制中国的倾向日益明显。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致信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建议在中国土地上由中苏共建一座长波电台，所有权共有。7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见毛泽东时，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建议中苏“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1959年9月，赫鲁晓夫顺道访华时指责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甚至建议中国让台湾暂时独立。这一切遭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严词拒绝。为此，1960年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对中共进行突然袭击和围攻。7月，苏联政府突然撕毁与中国合作的几百个合同，撤走全部援华专家，索要抗美援朝时期提供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费，并对华实行贸易限制和歧视政策。1962年5月，苏联在中国伊犁地区策动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6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同时支持印度在中印边界进行挑衅。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11月，中国派出党政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希望新的苏共领导人改善两党两国关系，但苏共新领导人顽固坚持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中国代表团良好愿望被拒绝。1965年3月，苏共召开了原由赫鲁晓夫策划的国际分裂会议。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社会主义阵营名存实亡。此后，苏共继续推行霸权主义。1969年，苏军公然侵入中国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地区，造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第五，在大动荡的国际背景下，与亚非拉三大洲国家的对外关系有了新的大幅度进展。尽管国内外形势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阶段，我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变，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不变，反帝、反修、反霸的基本战略不变。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重点放在了亚非拉三大洲的新兴国家。1959-1964年，中国先后与几内亚、加纳、马里、扎伊尔、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刚果、中非、赞比亚等10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有新的突破和进展。继1956年中国与埃及、叙利亚、北也门建交之后，中国先后与新诞生的伊拉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索马里、突尼斯、毛里塔尼亚、也门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在拉丁美洲国家方面，虽然有美国的阻挠，中国仍然从发展民间往来入手，与智利、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墨西哥、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进行了访问或演出，推进了对外关系的逐步发展。1960年9月，中国与古巴正式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古巴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在亚洲，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1967年12月，毛泽东在致阮友寿的电报中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烧到柬埔寨，毛泽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中国为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付出了巨大的民族代价，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反侵略战争的正义形象，为日后的外交事业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乒乓外交”与对外全面开放基础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世界经过一系列动荡和调整，处于一种由旧格局向新格局过渡的阶段。中国成为一支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虽然表面上维持着“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但实质上正处于更换重点斗争对手的过渡阶段。美国对苏联的军事优势消失，双方处于均衡状态。美国对西欧和日本的控制削弱，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离心倾向在发展。国际范围的对抗集中表现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
毛泽东敏感地觉察到调整国际关系的必要性，始于他看到尼克松的一篇论文。据周恩来对美国来宾说：“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周恩来说的这篇论文，就是1967年尼克松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上的文章。文中说，“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毛泽东请周恩来等人阅读此文，他据此认为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提出要抓住时机，缓解中美关系，由过去中美对抗为主过渡到集中以中苏对抗为主，对其他势力采取联合或合作的战略。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再次暗示他有意改变对华政策。毛泽东则指示《人民日报》于1月28日破例全文发表尼克松的这篇演说。10月，中苏外长重开边界谈判的举动，加快了美国接近中国的步伐。1970年3月，中美双方达成协议：同意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通道，由基辛格进行秘密接触。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美国记者斯诺，由其传话尼克松，愿意在北京和他会谈。
中美双方的接近是由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加速的，史称“乒乓外交”。1971年4月初，毛泽东根据当时中美一系列接近的外交信号，破例答应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请求，以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作为打开两国官方关系的序幕。对此，尼克松和基辛格惊喜交加，在批准乒乓球队接受邀请的同时，感到这是中国方面采取的一个必然引起连锁反应的重大外交步骤气其实，中国乒乓球队早在参加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前，就做了充分的工作，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1971年4月10日，在中美两国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国乒乓球队抵达北京，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打开了大门。
中美双方加速接近的主要环节是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6月30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发布例行公告：尼克松将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7月2-5日前往越南南方执行调查任务，随后去巴黎与布鲁斯大使磋商，去巴黎途中将到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系列访问。只有尼克松总统、罗杰斯国务卿和基辛格理解这次行动的全部内容。美方把基辛格北京秘密之行的代号定为“波罗1号”，取用700多年前到中国探险的意大利威尼斯探险家马可•波罗的名字。1971年7月9日中午，基辛格一行秘密抵达北京南苑机场。他的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轰动。
受此影响，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既然曾经带头孤立和封锁中国的美国政府都开始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其他国家再也没有理由对中国采取“不承认主义”。于是，加拿大先于美国，在1970年10月13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随后，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纷至沓来。除加拿大外，在这一轮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还有意大利等60多个国家。此后，1971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代表的议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获得通过。11月17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出：“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总是要通过无数的革命和变革才能取得。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伟大列宁领导的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解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人民的斗争是有曲折、有反复的，但是反对人民和反对进步的逆流，终究不能阻止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主流。世界一定要走向进步，走向光明，而绝不是走向反动，走向黑暗。”乔冠华发言中指出的世界变化，证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战略构想的正确性。
在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大会上，科威特、东欧八国、阿尔巴尼亚、法国、智利、赞比亚、毛里塔尼亚、坦桑尼亚、加纳、尼泊尔、南斯拉夫、苏丹、马里等国纷纷指出：联合国终于决定纠正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生活和工作，将是我们的组织成为真正的、普遍的世界讲坛迈出的重要一步，这是联合国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这个机构就没有希望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机构，今日的联合国就不可能顺利地处理当代世界面临的急迫问题。
这一时期，最大的国际关系变革是中美关系的缓和。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久，《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布：“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双方把双边贸易看做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这为新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首先，促进了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交往高潮。至1973年为止，除爱尔兰外，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几乎全部都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其次，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有43个第三世界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另有7个国家恢复交往关系。再次，促进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稳步发展。1971年，中美贸易额不足500万美元，至1972年两国贸易额则跃增到1亿美元。一些民间机构通过交换情况，为中美两国接触提供了方便，并为进一步扩大交往准备了条件。最后，中美决定在对方首都设联络处，这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准备了充分条件。通过“乒乓外交”的战略调整，中国对外开放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这为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实行全面对外开放的政策创造了基础性的条件。
五、全面对外开放战略和走向社会主义强国之路
新的历史时期，在毛泽东开辟和留下的对外交往的宝贵遗产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逐步提出和坚持了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设计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全面构想，形成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到了全面对外开放的新境界。几十年来，虽然国际环境不断变换，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但对外开放始终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成为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的必由之路。
20世纪70年代未以后，我国对外开放的第一张蓝图就是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其一，设立经济特区。1979-1982年，我国先后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设立四个特区。1988年4月，全国七届人大决定成立海南省，建立新的海南经济特区。其二，开放沿海14个城市。1984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又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这些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三，形成沿海开放地带。1984年以后，我国确定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等五个开放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立综合改革开放试验区。东南沿海开放的海岸线共跨1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人口覆盖2.2亿。1988年以后，国务院又开放了辽东半岛和胶州半岛，将济南市和广东的韶关、河源、梅州并入沿海开放区。这使沿海开放区增加至7个。其四，沿江开放带。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推进内地的对外开放。199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设上海浦东新区。接着又沿长江开放了芜湖、九江、武汉、黄石、岳阳、重庆等6个城市，以及合肥、南昌、长沙、成都等4个省会城市，形成了以上海浦东新区为龙头的长江流域开放地带。其五，形成内陆周边开放新格局。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国务院又先后决定开放浑春、绥芬河、黑河、满洲里、二连浩特、伊宁、塔城、博采、河口、碗盯、瑞丽、凭祥、东兴等13个边境市、县、镇，形成了内陆周边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不久，还宣布所有的省会城市对外开放。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努力，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初步形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推进沿海、沿边、内陆对外开放，这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一路高歌猛进，收到了许多明显的效果，成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思想立足的基石。第一，拓宽了引进外资的领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筹集了大最资金。我国也逐渐形成利用外资的两种形式：对外借款、引进外资投资。1979-1991年，我国利用外资的协议额为121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800亿美元。第二，积极引进技术，促进我国企业的技术升级改造。1979-1988年，我国引进技术资金共计165.8亿美元，引进项目达18446项，涉及26个行业。第三，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高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例如，1979年，电子工业领域引进2000多项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使电子工业取得显著进步，技术进步跨越了20年。技术引进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的产品出口。1981年，我国出口总额为1157万美元，至1986年已提升至1.19亿美元。由于沿着引进、提高、出口的思路，1984年我国造船业造船总吨位已达世界第三位，成为世界船舶出口大国。
进入新世纪，世界局势进一步发生巨大变化。世界多极发展依然进行，一国的单边主义尽管猖獗一时，但毕竟不能单独应对暴恐冲击。近20年中虽然发生过13次局部战争，但世界大战预期还是不可能打起来。和平和发展虽然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但毕竟还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的战略思考是，既然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就只能忍受双刃剑的考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彻底解决对外开放问题，才有彻底翻身的希望，达到社会主义强国的理想境界。中国自1986年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以来，经过15年的漫长谈判和跋涉，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进入世贸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加入世贸组织，实际上就是实现了彻底的对外开放。
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提出与外交新局面的开创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外交和开放作出了新的战略思考。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论述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这种世界大局之下，党的十九大宣布我国的基本外交战略主张：“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断。
第一，“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世界性的战争冲突可以避免，和平仍然是世界主题。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纵观世界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要失败的。这就是历史规律。”“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中国既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逻辑，也不认同“零和博弈”的逻辑。”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
第二，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因此，“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同各国的互利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
第三，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上发展的快车道，中国以自己的发展经验和积累的实力，传播和平发展理念，开拓合作共赢空间，促进和引领全人类走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中国创新发展道路和话语体系，可以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第四，确认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既需要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需要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即使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了“中国梦”，由于具有13亿多人口，个体财富水平和幸福指数仍然偏低。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生动的说明：“同样一桌饭，即使再丰盛，8个人吃和80个人吃、800个人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深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高13亿多人的生活水平和质最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的战略思考的前提下，我国对外开放和交往提出了一个总的基本方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这个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气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羸的开放战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来自世界上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共600多名中外代表出席。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2013年，我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我高兴地看到，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赞同，这一倡议正在从理念转化为行动。”“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4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有关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巨大合作平台。涓涓细流汇成大海，点点星光点亮银河。我深信，只要各方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起来规划，一起来实践，一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说：“各国和各政党需要各展所长、同心携手。中国一直在身体力行，起到了示范作用，中国倡导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项目，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举措。“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赛义德•乔杜里指出，很多国际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全球化进程，“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全球化最确切和最适合的注解。”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秘书长拉斐尔•图朱说：“我们看到了中国正在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中国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陈振治说，中国提出和推动”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澜湄合作等一系列重要公共产品，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国际影响力最核心的体现。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目标下，“一带一路”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140多个国家、80多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企业对沿线投资和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从沿线其他国家进口和对沿线国家投资也迅速增长。在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亚太经合会议、二十国集团会议、金砖项目会议，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影响力提高，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独创性的对外交往新战略。它既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承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荣传统。中国共产党既是严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论家，又是审时度势善于掌握政策灵活性的模范。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共产党人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的21条章程，都体现了丝毫不含糊的原则性。同时，对于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也能够掌握战略和策略的灵活性，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为当时的共同任务而奋斗。比如，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起草的宣言和章程，恩格斯为第二国际制定的组织规则，都带有高度的灵活性、群众性，能够把最大多数的群众团结起来，形成工人运动的高潮，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就是继承这样的传统，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中国对外交往的新篇章。
（作者：刘书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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