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苏联解体
编者按：1985年，上台伊始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雄心勃勃地在苏联推行“改革与新思维”，试图全面改造苏联体制，但却成了终结苏联的掘墓者。戈尔巴乔夫对内提出“公开性”口号，对外则提出“外交新思维”。然而，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改革设计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又缺乏总体上的判断与把握，也缺乏目标明确的路线图。戈尔巴乔夫统治集团已基本上丧失了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丧失了其应有的代表性和先进性，沦为一个老朽腐败的特权集团。这一切都注定了改革的失败，并成为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的惨痛教训。
1985年3月～4月，戈尔巴乔夫公布了自己的改革方针，苏联国内的“改革”开始了。
戈尔巴乔夫宣称这次“改革”要解决以往累积的矛盾，因而得到了苏联国内各方的全面支持：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无论是政界的头面人物，还是市民，都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也得到了信任，他声称，“改革的实质正是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连在一起，在理论与实践上完全恢复社会主义建设的列宁主义思想”。“我们全部的改革纲领（在戈尔巴乔夫的一本重要的书中我们读到，‘为了我们国家和全世界，改革与新思维’——引者注）完全基于以下原则：更多的社会主义，更多的民主……”[1]
依据戈尔巴乔夫的承诺，改革“首先是满足人们对完全合格食品的需求，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民众必需商品和所需的高质量服务，实施住房建设方案，改善医疗条件，提高国民教育和文化水平。其中首要的任务是——加大力度保护自然环境，根本改善全国的生态状况。只有用这种办法，我们才可以偿清停滞时期遗留的债务，使我们的经济进入有利于人民的健康发展轨道”[2]。
在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安慰那些认为“改革”会威胁其世界观的轻信的公民说：“我们改革的某些批评家，强调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令人难受的现象。他们向我们预言了通货膨胀、失业、物价上涨、社会分化加重，也就是西方因之‘富裕’的事物本身。”
从表面上看，戈尔巴乔夫奔放的思想超过了苏联学者们所达到的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水平，这使普通市民为了感悟源自年青的、接替前任总书记的政治能量而大大张开了眼睛，并让他在凡人的眼中变得高尚。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人谁也不怀疑，这一改革将导致通货膨胀、失业、物价上涨和社会分化。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却巧妙地使社会公众丧失了警惕性。[3]
一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之前（1981年～1985年），苏联国民生产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3.6%，1986年为4.1%，1987年只有2.3%。工业品生产（1986年为4.9%，1987年为3.8%）与农业生产（1986年为5.3%，1987年为0.2%）也有类似情况。
但我们在《二十年之后》的纪念报告中看到这样的论断：戈尔巴乔夫执政前，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下滑至零。显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快结束时，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才变为零。我们可以用苏联国家崩溃时的所有指标来证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领导集团的无能（见表1）。
表1显示，“改革”的负面结果早在1987年之前就已经浮出水面。
数据表明，苏联经济从1980年到1985年，除了干果、盐和植物油外，最重要食品的生产是有增长的（按人均算）。虽然增加的速度和总量不明显，但没有发现衰退的迹象。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只有几种产品还保持着80年代初的地位，到1990年，尤其是1991年，衰退取代了萧条和停滞。
苏联的经济总产量下降在1980年～1985年伴随着并不明显的物价上涨。然而，1985年～1990年，物价则是明显地急剧上涨。特别是到了“改革”的最后一年，大部分食品的价格增加了两倍。更引人注目的是，价格是在消费合作社的系统内和集体农庄的市场上抬高的。
在苏联实行“改革”政策的整个时代，在国家经济部门就业的居民收入（工资、退休金、奖学金等）实际上没有变化，这些收入总量的增长完全不能与价格上涨相比较，苏联公民在所谓“停滞时期”的积蓄保持了国内居民的高购买力。
随着食品和非食品的生产总量减少，在保持高需求的情况下，短缺成为苏联消费市场的主要特征。这使得商店的商品与食品席卷一空，首先是急需的生活用品与商品，然后是次要的、再次要的等等，纷纷从商店消失。商品严重短缺和有辱人格的配给卡分配制度成了消费市场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票证制度几乎遍及苏联的所有地区。
关于“改革”政策遭遇危机时刻和“改革”产生的危机加剧的情况，苏联国家领导人是知道的。在这方面特别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奥西波夫院士领导下起草的报告：《苏联社会及社会政治的情况：现状与预测》。该报告呈交了苏联的最高领导，1990年公布后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知晓。该报告怀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担忧指出：“从一些共和国试图不惜一切代价脱离苏联和几百万公民移居国外开始，社会与社会政治的离心趋势就开始增强并具有不可逆性。社会局势的紧张程度增加，社会毫无出路的感觉增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根据社会学研究的资料）在于：丧失了明确的生活方向；进入最高权力阶层的人不够专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在通过一些即使不能制止，但哪怕能减缓离心倾向和流血的重要社会决议时行动迟缓、瞻前顾后、延误时机；继续忽视人文社会科学的信息，对所通过的决议不做科学的鉴定；设立各种顾问‘专用办公室’，其决策往往是不称职的，其实际运用造成了国家巨大的物质与精神损失；整个社会生活进一步官僚化（特别是在中层决策者中），国家逐渐使社会进入瘫痪状态；保障一些实用的建设性活动变为废话活动等；还可以指出一系列原因。但问题不仅在于原因，而是社会活动的总方向。该活动的特征是权力斗争，在这里个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都是次要的。”[4]
该报告的重要结论之一是极其准确的：“造成这些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规律不匹配。非系统、不综合的改革方式导致了经济发展不景气、通货膨胀加剧的危险，对居民食品和日用必需品供应的急剧减少，主要居民群体生活水平下降，这也导致了社会环境更加不稳定。这种不稳定表现在居民对尚未解决的经济问题日益不满，民族与地区间关系的尖锐化，对改革的成就没有信心，人们感觉社会缺乏保障。”[5]
但苏联当局仍然实行了符合其真实意图的政策，而对这一国内著名科学家报警性的呼吁已经不感兴趣了。奥西波夫院士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例行报告书中写道：“1989年末国内形成的危机状态，在1990年有转变为全国性灾难的趋势，对作为完整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其后果可能是致命性的。国内不同地区之间数百年来形成的经济联系正在被快速破坏，居民生活水平在下降，不同社会团体之间产生民族与地区的不容忍性在增强，社会分化与社会不平等的进程以几何级数发展，白白浪费人民的财产：石油、钻石、黄金、有色金属等，地方开始独断独行，犯罪率增加。人民不确信能摆脱已形成的危机并对社会感到绝望，这是即将来临的灾难的特征……”[6]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共产党各地区、市、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委员会书记们，都收到了对事态作出深刻分析的报告。甚至有几万名演讲者和宣传家在党组织中对此发表意见，苏联人民也拼命地阅读报纸和杂志的文章，每天花几小时看电视，以参与对此问题的辩论。
但离奇的是，苏共最高领导人并没有负责任地利用民众被唤醒的政治兴趣来引导国内的政治文化，所谓的富有激情的反对派却毫无障碍地利用“公开性”解体了苏联。
二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改革”的合理性与国家领导人扭转事态不良发展的能力所产生的疑虑在公众舆论中散播开来。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变得很少与本国公民见面，常常出国。滚滚而来的现金奖励、荣誉称号、金质奖章和电视特别报道，“文明”国家欢庆的居民和同胞们阴沉的面孔，最终确定了总书记兼总统政治漂移的反苏方向。
苏共中还留下一些有足够影响力的人，他们试图重振共产党的威信。但在苏联共产党或党的其他组织（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层面做不到这一点，于是产生了创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的思想。
若是在其他情况下，如果由苏共别的领导人主持工作，这项决定可能会取得积极的成果。但领导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是一些无个性的工作人员，只会温顺地服从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命令。
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中找到的不是对手，而是实际的帮凶，他们在社会政治制度的彻底改变中起了破坏性作用，哪怕是不由自主地。
这里必须澄清一个重要的情况，在选举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前夕，被提名担任这个职位的不是波洛兹科夫，而是弗拉索夫。
那时他手里有几张重要的王牌：他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俄罗斯政府总理，拥有一个受尊重的公众形象。在投票前夕举行的代表意见试探表明，弗拉索夫被提名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在投票的前夜，戈尔巴乔夫突然建议弗拉索夫放弃自己的候选人资格。当天早上，波洛兹科夫提名叶利钦为唯一竞选对手，前者明显逊于弗拉索夫。[7] 因此，还是这个戈尔巴乔夫，为叶利钦开辟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道路。他不停地愚弄人民、媒体和他身边的下属。
1988年6月28日～7月1日，当“改革”带来的破坏性已经变得明显时，召开了第十九次苏共全苏代表大会。我们不用理会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们所做的报告，根据判断他们应该对“改革”的成果感到高兴。
但在会议代表中有一些人担任党的各个委员会第一书记，他们是相当聪明的人；著名学者，包括一些院士；先进工作者等。这些代表由于自己的公民地位与人民相当接近，了解普通人的思想和愿望。
那么，他们在苏联共产党全苏代表会议上都谈了些什么呢？
时任苏共莫斯科州党委第一书记的麦夏茨说，他在会议前夕接到了大量指示，其中主要的一份是“要让党不以任何理由放弃已经采取的、坚定的改革方针”[8]。
从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格罗斯的发言中可以得出结论，摩尔多瓦党组织的代表团完全支持改革的方针。[9]
如果相信那些在会上发言的共和国、边区及党的其他委员会的书记们，塔吉克斯坦[10]、爱沙尼亚[11]、土库曼斯坦[12]、罗斯托夫[13]、鞑靼[14] 和其他党组织的共产党员都委托他们要“深化改革并使之不可逆转”。在近5000名与会代表和几十位发言者中，没有一个人就“改革”政策必然引起的负面结果表示出担忧。
同时，在1988年夏天，距苏联解体还剩3年的时候，即将发生灾难的所有迹象是显而易见的。
出现了一个问题：执政党推选的是什么人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大会？是年轻而幼稚的政治家吗？或是平庸的科学、文化与教育活动家？还是文化水平低的工业巨头及农工联合体负责人？
不是的。在这之前，所有真正拥护社会主义选择的人已经失去了职务，不能影响政治进程了。在会议大厅还有一些有良心的规矩的人，但阴谋家们已经做了榜样，他们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多攫取一些社会主义的财产。他们的面具都还没摘掉，但已经非常明白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团队了。
到1988年年底，在苏联实际上每个人都清楚：国家进行的不是改革。苏联开始的是消灭科技实力、生产潜力、农工综合体、智力储备和道德准则的毁灭工作。
国家开始变得像战场。同时，又尚未向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战：战争在任何时候都是反俄罗斯的，不管世界是“单极”时，还是分裂出“两种制度”和“第三世界”时。随着戈尔巴乔夫执政，同俄罗斯的战争被转移到俄罗斯的领土上，这场战争主要是由俄罗斯人自己操纵的。
政治头面人物以改革为幌子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其结果是多层次的和具有毁灭性的。首先，到20世纪90年代初，工业经济几乎完全被摧毁，并丧失了适应新的——首先是金融和政治再生产的条件。其次，在这之前，创造性劳动实际上已被彻底破坏，劳动者的社会地位是虚假的。再次，经济管理体制混乱。官员的小团体利益导致一些封闭机构形成，以新群体的自私计划代替国民经济的目标，并迅速占有了“改革”前他们只能管理的一切。
不能把改革的必要性绝对化。从改革是历史的需要这一情况出发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改革”之称的政策开始变得适合迫切的需求，除了该政策本身，似乎没找到别的选择。
众所周知，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民共识，除了彻底重建社会主义的政治方针别无他途。”[15]
在这句话中，无论是就“全民共识”，还是追求“社会主义的彻底重建”，或是在“没有选择”地坚决声明方面，都没有任何真理可言。斯捷平院士公正地指出：“同一种真实的历史进程可以借助不同的、甚至是可供选择的历史重构而变得具有某种意义。”[16]
“改革”不能被视为一项因人民的社会运动而引起的政策：它产生于党、苏维埃和行政经济寡头的精英阶层中，是由福利和特权分配领域的斗争而引发的。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之前，政治特权阶层（苏共机关、各级人民代表委员会、克格勃、军事工业委员会等）开始失去自己独有的统治地位。行政与经济特权阶层（厂长团体、科技贵族等）地位的加强不仅使党的领导人感到焦虑，而且遭到后者的反对。
在安德罗波夫的活动中，以及戈尔巴乔夫最初的活动中，为维护政治统治地位的斗争都是从“净化”与“重建”社会主义并赋予它“新”的形式开始。
政治特权阶层能够以“重建与净化社会主义”、“民主化与公开性”的思想和经济领导人选举制等思想吸引民众。而民众也确实付诸行动了。但“改革”的倡议者没能阻止党与苏维埃特权阶层的利益所引发的进程。
“市场关系”思想取代了“社会主义重建”思想，并获得吸引力。
因害怕失去权力，上层的政治权贵很快转向了市场经济立场，剽窃行政经济与科技贵族的口号；借用“持不同政见者”的术语；他们掌握了“新政治思维”的用语，走上了将从前只由他们管理的事物进行私有化的道路。
政治特权阶层——首先是凭借无限权力独享国家财富的党的工作人员认识到，只有以所有者身份变成国家全民财产的占有者，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苏联特权阶层打算为了精心设计的目标而进行“革命重组”。
1988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合作社》的法律。该法允许创建附属于企业的合作社并接收统一的国家资源。
合作社被赋予权利独立从事出口业务，建立商业银行，在海外创建自己的公司。外币收入不能被没收（《关于合作社》第28条），合作社只对自己的监察委员会汇报整个金融和经济活动。
《关于合作社》这项法律补充了苏联部长会议的20个决议，取消了对外经济活动的国家垄断，禁止海关扣留合作社的货物，允许在境外保留货款等。[17]
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年就从苏联运走了1/3的消费品，第二年也一样。国内消费品短缺，市场垮了。
政府命令拨出苏联的部分黄金储备来购买进口商品（两年时间储备下降到1500吨）。黄金流向国外，而来自国内市场的“本地”粮食常常冒充“进口”食品。例如，在列宁格勒、里加或塔林的港口装载了便宜饲料的船只，沿海路绕行西班牙和希腊之后，来到敖德萨则是“进口”的小麦了，1吨能卖到120美元。[18]
在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合作社都是为了用能为居民提供服务、生产日常需求商品的小型工厂、企业和机构补充国家经济，而我们的大部分合作社不生产任何东西，也不提供任何服务：它们带有投机和中介性质，完成两项主要功能：“洗”脏钱，保障其合法化；把预算资金转给私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国家掌握了“洗钱”和“私有化”的最初经验。当时的“基金会”和“子公司”还很少，因为阻碍掠夺国家的“红色厂长”集团仍保持着自己的实力。但是，对企业领导、厂长和托拉斯经理等实行民主选举之后，“极端的保守派”被赶下台；很多情况下，当选的是煽动家和损人利己的家伙；他们转向自己信任或者排挤所有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人。
出现了影子经济成分，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能量，其规模达到1500亿卢布，每年侵吞额为650亿卢布。全国登记的吸毒者有13万人。最初的口号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现在实际上换成新的、前所未闻的“一切权力归犯罪！”
除此之外，戈尔巴乔夫还成功地搞掉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从原有的2500吨到改革末期只剩下240吨），并以巨额利息借款650亿美元。[19]
因此，苏联政权的历史成果所剩无几，世界最伟大强国的人民重新受到贫困和社会无权的压迫。
戈尔巴乔夫在破坏社会选择方面的不懈努力产生了结果，并团结了国内有“民主化倾向”的活动家。与此同时，增加了更大胆暴露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开始为美国及其盟友提供越来越重要的服务。
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震惊了国际社会，他放弃了所有他以前宣布的在欧洲分三步裁军和削减常规武器的原则，宣布要同时实行所宣布的措施。此外，他还表示，莫斯科是单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最后，戈尔巴乔夫宣布，准备将裁减军队和常规武器这一问题转到严格控制的轨道上来，而当时的西方对于该问题仍停留在宣传领域。
专家们的评价很快就应验了：“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发言等同于政治珍珠港的意义”；“他一句话就免掉了北约成员国在国防领域中不能胜任的上万亿花销；在西方看来，他大大降低了苏军的威胁程度”；“为使西方确信不疑，戈尔巴乔夫调整并补充一些衡量削减的极为重要的标准——地理、民族、部队类型、装备数量及落实所需的时间等。被这些结论紧急武装起来的有北约秘书长韦尔纳、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尔腾堡和所有北约成员国大使。[20]
他向所有“冷”战的参与者发出一个信号：投降开始了。凯特尔和朱可夫元帅的继承人交换了位置。
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宣言《为了我国与全世界的改革与新思维》中说：“有两个实行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德意志国家。它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它们都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二者中任何一个都可以为欧洲和世界的事务作出自己的贡献。100年后将发生什么——历史会决定。”[21]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昂纳克的私人朋友的背叛经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同时，在柏林墙倒塌时，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还滔滔不绝地说，他们一直主张德国统一，并相信历史的公正将实现，雅尔塔协议将被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所有社会主义联合体的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在时间上都是同步的，而所有离心力都是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自由社会选择学说之后才开始表现出来的。
“自由选择”概念成了作为完整国家的苏联解体的基础。在其基础上积攒了民族分裂主义的，首先是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然后是其他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潜力。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联合体分裂了，华沙条约组织被解散。
雅科夫列夫在周游全国、各加盟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时阐述了“自由选择”学说的真实含义。结果没多久：在同一时间，各地都出现了同一类型、宣布为“非正式的”组织、社团和协会，这些组织与其毫不相符，其活动空间广阔，特别是在官方的、正式的、首先是执政党所建立的媒体当中。
事实上，按同样的模式还成立了一些经济组织，首先能把财政资金变成个人财产，然后允许实行昨天还被叫做投机的商业运作。在苏联，这表现为创办合作社和苏联外国的联合公司。同时，政府“没有指出”，在2500个苏德合作社和其他合作社中，1989年生产商品的不超过10个。其余全是贸易采购的中介，原则上扭曲了国民经济体系中有关合作社用途的概念。这绝非偶然，1990年第一季度，从合作社的账户上看，银行划拨了60亿卢布，而记账的只有45万卢布。瓦解党的经济精英是准备和实施国家政变的昂贵但必需的条件。不劳而获成了特权阶层腐化堕落的主要源泉。
苏联第十八次全苏代表会议加速了毁灭过程。这次会上，“选择自由”方针从政治上得到论证。“改革”领导人口头上对这一主题的论断是这样的：“选择自由这一概念是新思维的关键所在。我们相信，当文明的生存成为主要的、普遍性的全球问题时，原则对于国家关系来说会具有普遍性。这一概念取决于前所未有的正在发展的世界多样性。我们正在目睹这一现象，数百年来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的几十亿人正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之中。这数十亿人在全新的条件下走上独立自主进行历史创作的舞台。在民族自我意识普遍增长的环境中，在寻找自己选择的道路时，他们将表达自己的心声。在这种情况下，以任何方式（不要说军事、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政治的方式）从外部强迫接受，都是过去的危险武器。主权和独立、平等与不干涉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这本身也是20世纪的重大成就。反对选择自由意味着与历史本身的客观进程相对立。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形式和表现的强权政治在历史上都终将会无用。”[22]
时间证明，或是对政治一知半解的人或是叛徒，都能轻易摆脱“从前的危险武器”。这两种人都不是大公无私的。德国赞赏戈尔巴乔夫的功绩，戈尔巴乔夫成为“最优秀的德国人”和柏林的荣誉公民。同时，确保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苏联军方领导人，从荣誉公民的名单中被删除掉了。
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所有条件和可能性。国家灾难的火车头与组织者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工会和共青团的机关以及党、苏维埃和经济的特权阶层。
原来，“改革”政策的创立者和传播者很会“游泳”：他们能顺利地克服乱世的急流，从自己的区委会、市委会流动到银行、保险公司、企业（康采恩）的办公室。而“沉不下去的人”根本不着急，仍然留在1991年8月政变前他们工作的那些大楼里。
在财产与特权的再分配过程中，首先，是合并整个权贵阶层的部分代表；其次，新的权贵阶层把财产分配闹到了中央崩溃和苏联解体的地步；再次，新的政治精英取消了对财政经济活动的所有限制，因为这样才符合他们的社会利益。
俄罗斯的另一特点是：国内向新状态过渡的方式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方式，而是刑事官僚的方式。
特权阶层私有化和官僚自由化产生出一种依稀让人想起市场关系的综合体。至于它们的形成，除了时间，还必须要有一系列其他条件。其中的关键是改革要符合社会文化空间，俄罗斯人的心理对改革是否认同，以及社会重组这一政治行动的合法性（在合法的同时应当明白，与其说是法律形成的执政权，不如说是社会自愿承认某种政治力量具有执政权）。
但几种说法都不够圆满：被当作政府活动之哲学基础的个人主义被祖国的集体性和一统性所摈弃，而由于从传统上来看，新的政治寡头允诺的比能给出和打算给予的要多，其政权的合法性不被承认。
所有这一切，和其他很多情况一样，影响了“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成果。由于这样那样的改革，国家的农村居民对苏联政权和工人阶级的党——苏联共产党失去了信任。
苏联社会曾经享有特权的那部分人、工人阶级本身因为无权而闹腾起来。最受尊敬、最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力量——煤矿工人充当了抗议行为的催化剂。带有反叛情绪的组织者办事巧妙：从采矿定居点开始丢失商品。首先是粮食和肉奶制品，然后是黄油和面包。很快，内衣、袜子、肥皂、香烟、茶叶、洗衣粉也不见了。
巧妙的和人为制造的短缺导致了罢工。首先是在梅日杜列琴斯克。后来中央委员会有人要求，让基谢廖夫斯克的工人们联合到梅日杜列琴斯克的矿工。罢工工人的要求十分典型：“按固定的时间表发放专用服装；给每位工人发一条毛巾和人均800克洗涤用的肥皂；给所有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发放棉袄；安排好食堂一周7天的工作，在黑板上标出矿场工程师的收入；安排好夜班矿工人均1卢布的免费饮食；改善工人家中的食品供应！”[23]
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国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总体结果。一些大的领导、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们开始感到焦虑。其中，在一份有舍宁、巴拉克诺夫和弗拉索夫签名的，写给戈尔巴乔夫的报告中讲道：“情况很紧急。原材料和汽车、轻工业及其他行业的物资供应不超过30%。只能保障国防综合体2/3的物质和装备。只有30%的资源分给住房和社会文化生活设施的建设者。很多企业，用帕尼切夫、普根和达夫列托娃部长们的话说，都快停工了。”报告进一步指出：“特别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必须坚决制止在国外市场上浪费原材料，防止对外经济联系中出现混乱。”[24]
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在文件的页边上勾画一番，就把它放入档案中了。
1985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人均4953美元；到“改革”末期，俄罗斯国内总产值的实物总量不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我们提醒一下：1985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两倍，在这一指标上与日本不相上下。
到1991年底，像生产效率低、生产积极性缺乏激励机制、结构失衡等这些现象，事实上使国家的发展能力瘫痪。在“改革”政策框架内采取的措施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系统，使经济失衡，造成商品短缺，为苏联解体奠定了物质基础。
到1991年夏天之前，关于苏联何去何从的问题，已经不再被神秘地谈论了。严酷的危机撕下了它的某种神秘面纱：国家已经脱离体制危机的轨迹，进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倒退的阶段。
“改革”以其主要后果决定了在过渡时期国家发展所有可能的方案中选择最差的一种。
在经济领域的生产衰退和技艺落后发展成摧毁工农业潜力、历史形成的联系与基础设施的阶段。国内生产商的商品开始从内部市场上消失，科技进步受到阻挠。
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社会经济状况的三大特点最为重要：
经济发展的源头遭到破坏（中止大型投资；科技集约生产被削减；中止了科研活动；基础科学的人才、物资和实验基地被破坏；地质勘探工作和矿产开采停止；劳动资源丧失专门技能；劳动生产率下降；等等）。
生活保障系统处于崩溃的前夕（国内粮食和工业保障缩减到危险的界限；交通、电信和其他系统开始解体；公用住房管理下降；出现了针对精英的、价格高昂的有偿医疗服务；负担不起高等教育；生态灾难逐渐临近；等等）。
国内出现两大人数和能力皆悬殊的阶级：第一种是完全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人；第二种人中，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连基本的最低生活费都没有。用作家和道德说教者尼古拉·塞巴斯蒂安·沙姆冯（1741年～1794年）的话说，这些是食不果腹的人。
这一切和很多别的事物一样，都必然造成苏联经济发展消极变化的“改革”成果。
俄罗斯人民清楚地知道外国媒体针对“改革”政策及其策动者的热情赞誉。
实际上不为人知的是专家们的结论。其实是有结论的，包括发表在公开刊物上的，比如1991年12月15日的《华盛顿邮报》上给出了以下数据（见表2）。
表2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成果
换句话说，据美国专家估计，苏联的黄金储备下降了10倍；卢布兑美元贬值150倍；石油出口下跌了一半以上。戈尔巴乔夫在位期间，外债增加了4倍。
我们再回到主题，回到“改革”的成果上来。
绩效标准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大部分可以被抹黑或伪造。比如，可以用术语“残酷的、榨取血汗的剥削制度”来描述汽车装配的流水传输工艺；在确定健康的生活方式时，可以找到“侵犯人权”的特征等等。最困难的是诋毁如人口和领土方面的积极变化这样一些成果。
回顾一下国家的历史，在第二个千年中，俄罗斯顶住了蒙古鞑靼的入侵，打退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多次进攻，依次摧毁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波兰、瑞典、法国和德国。
因此，在伊凡三世统治公国之前的1466年，俄罗斯的领土为55万平方公里，在他死的那年达222.5万平方公里；1584年（伊凡雷帝死亡那年）——520万平方公里；到费多尔统治末期——710万平方公里；1613年（米哈依尔登基）——850万平方公里；1645年——1230万平方公里；到彼得一世有1550万平方公里；1796年（叶卡婕琳娜二世去世那年）——1930万平方公里，到尼古拉二世统治末期是2180万平方公里。三百年中，俄罗斯的领土增加了38.6倍。
换句话说，在四百年中，法国人口增加了1倍，西班牙——1.1倍，意大利——2.4倍，奥地利——3.7倍，英国——25倍，而俄罗斯的人口增长了51倍!
到1985年之前，苏联的领土达2240.3万平方公里，比俄罗斯帝国增加了60.22万平方公里。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2.9亿人，世界上一半的国家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盟国。在所有这一切中，那些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生活过、工作过、保卫过自己祖国的人，其贡献尤其醒目。
不需要在这一说法中为某些人所犯的罪行寻找平反的特征，是斯大林委托他们管理国家及各个地区。尽管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政治评价，但目前尚未对国家发展作出现实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包括在1924年～1953年期间。
“改革”造成的完全是另外的结果。
世界地图上的苏联有2240.3万平方公里。[25] 截至1991年底，我们这个曾经占据世界1/6陆地面积的国家，只拥有1/8了。国家领土减少了532.76万平方公里，也就是将近24%；人口减少到14654.3万，几乎少了一半。
这些后果不是证实了统治的负面结果，而是实行叛变政策的结果。这项政策应当受到审判。
普通民众和专业人士运用各种词汇，采用不同的措词，得出了这一可悲的结论。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索戈林最精确地总结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特征：“1985年戈尔巴乔夫选择的改革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模式，失败了，而从1987年开始采用的民主改革模式引起了更具毁灭性的经济后果，活着的几代人注定遭受痛苦，未来的发展前景显得极不明朗。”[26]
从“社会主义重建”的经济后果看，“改革”政策阻碍了以科技进步、创新、发展基础和应用科学为方针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进步方案。它给俄罗斯新任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在规模和解决方式上类似1945年～1948年间的任务。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遗产不太好：国家获得了一种“程序上的民主”，具有一些凌驾于政治自由和民众的公民责任之上的民主仪式。“改革”抹黑了作为执政形式的民主，给予其很低的政治收益，在漫长的数十年中，“改革”把民主变成了一个贬义词。
提升到国家政策一级的虚伪和两面手腕导致人民完全疏离了政权。从1985年开始，真正的民主已经开始按收益递减规律发展，至今仍不能阻止这一过程出现复发。
精神道德领域的折磨是最严重的。第一，在这一领域形成了社会仇视态度、攻击性、倾向于用武力实现自己的野心、恣意妄为和逍遥法外；第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怀有极端社会政治情绪的阶层；第三，能转化为尖锐的大规模冲突的社会紧张情绪增加；第四，出现了一些民族不满的策源地，形成了民族间危机和分裂主义言论产生的基地。[27]
这些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成果和由此得出的教训。
注释：
[1]Горбачев М.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 М., 1987.- С.32, 33.
[2]XIX Всесоюз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С.34.
[3]См.: Сергей Кара-Мурза.Россия при смерти - М.: 《Яуза-пресс》,2010.- С.435.
[4]Осипов Г.В.Социальное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М., 2000.- С.74-75.
[5]Осипов Г.В.Социальное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М., 2000.- С.113.
[6]Осипов Г.В.Социальное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и социаль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М., 2000.- С.184-185.
[7]См.: Капто А.С.На изломе века.Записки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а. - М.: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 2006.- С.122.
[8]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3.
[9]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38.
[10]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44.
[11]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70.
[12]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94.
[13]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52.
[14]X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Т.2, С.63.
[15]Горбачев М.С.Первыйсъезд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СССР.- М.,1989.- С.437.
[16]Степин В.С.Марксистскаяконцепция общества и проблемы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артины социаль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В кн.: Философия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 М., 2004.- С.4.
[17]См.: Полторанин М.Н.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Наследиецаря Бориса.-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 2010.- С.55.
[18]См.: Полторанин М.Н.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Наследиецаря Бориса.-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 2010.- С.56-57.
[19]См.: Кузьмин Н.П.《Черные тюльпаны》 перестройки.Роман-хроника.- М.: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 2010- С.19.
[20]См.: Капто А.С.На изломе века.Записки политика и дипломата.- М.: 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2006.- С.301-302.
[21]См.: Горбачёв М.С.《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87.
[22]XIX Всесоюз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8.- С.43.
[23]См.: Полторанин М.Н.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Наследиецаря Бориса.-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 2010.- С.71-72.
[24]См.: Полторанин М.Н. Власть в тротиловом эквиваленте.Наследиецаря Бориса.- М.: Эксмо: Алгоритм, - 2010.- С.56.
[25]См.: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90 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 Госкомстат СССР.- М.: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1991.- С.68.
[26]См.: Согрин В.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1994.С.107.
[27]См.: Серебряников В., ХлопьевА.Социаль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М., 1996.С.80.
（作者：瓦·伊·茹科夫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译者：粟瑞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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