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全兴：弘扬五四创造精神
十年前，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我曾写过一篇《简论五四精神》的短文，把广义的五四精神概括为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奋斗精神。今天，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我想就弘扬五四创造精神发一点议论。这样做，决不是说五四其他精神没有现实意义，而是因为，第一，迄今为止，很少有文章论及五四创造精神；第二，创造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第三，创造精神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创造是五四精神的灵魂
也许有人会说，把创造纳入五四精神是不是有点牵强。我认为一点也不牵强，完全符合历史真实。不惟如此，我还认为，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一个“新”字，时时创新，时时前进。创造是五四精神的灵魂。五四的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奋斗精神若失去了创造精神，那就失去了灵魂。我们只要读读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派的文章，就能强烈地感受到一股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气息扑面而来，就会被他们带着炽热感情的文字鼓动得热血沸腾，奋不顾身地去创造新思想、新文学、新国家、新社会。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说：“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如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1]他指出，现在世界之变动，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历史发展之速度，愈演愈疾。新青年的职责就在于认清时代的发展，努力创造新国家、新社会、新民族。在这方面李大钊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他说：“盖文明云者，即人类本其民彝改易环境，而能战胜自然之度也。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已矣。”[2]他一再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他在1919年写的新年祝辞《新纪元》中说：“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轫，才能配称新纪元。”[3]受时代精神的熏陶，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热切地盼望“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4]。虽然那时先进的人们对新思想、新社会的认识是模糊的，也很不一致，但他们追求创造新思想、新生活、新世界的愿望是强烈的、真诚的。
把创造精神视为五四精神重要的内容的第一人是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1920年4月，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明确地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方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5]正是这种永不满足的创造精神，推动新文化运动由思想文化革命、文学革命推进到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推进到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
创造是人类能动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类文明的特色。今天，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要十分注意继承和弘扬创造精神，开拓创新，把我们的事业全面地推向21世纪。
二、 创造与需要
创造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推动创造的原动力又是什么？是社会实践，人的需要。孙中山在1918年写的《孙文学说》中指出：历史上许多发明创造，“为需要所迫不得不行而已”[6]。他还引用了西方的“需要者，创造之母也”的谚语。孙中山对需要的认识也有独到之处。他强调社会的改革、创造要顺应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新青年派注重现实的社会需要。他们并不否认孔子在历史上有其价值，他们批孔只是因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社会。陈独秀认为，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中。他尊现实，薄虚文，把一切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学术思想都拿到现实的审判台前审判。他宣称：“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虚文，诳人之事，皆一文不值[7]。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继续强调学说的价值在于满足社会的需要。他说：“学说重在需要，装饰品重在时新”，马克思学说输入中国是因为中国社会有此需要。马克思学说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装饰品[8]。胡适崇信进化论，认为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皆为社会发展之使然，是为了满足新时代、新社会的需要。
人类为了生存、发展，产生了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在社会生活中需要成了人类社会不断创造、前进的最深层次的原动力。人类一切创造最终都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人类自身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因此，需要既是创造的原动力、出发点，又是创造的目的、最终归宿。马克思十分注重人的需要。他把需要看做人的本性。需要总是社会的、具体的，不同社会对人的需要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封建社会，搞禁欲主义，极大地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压抑了创造的原动力。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不断地刺激人的多方面的需要，从而也给创造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者很少谈需要，很少研究需要，以致今天听到“需要是创造之母”的话感到很新鲜。我们要重视创造，首先要重视人的需要，不仅要重视人的生存需要，而且要重视人的发展需要、享受需要。需要是创造之母，原动力。一旦人们的需要变成一种强烈的社会欲求，那么满足需要的创造迟早会到来。需要如此重要，可以往对它却很少研究。今天，要重视对需要的研究，要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方面对它进行研究。
三、 创造与解放思想
不破不立。任何一种创造、发现、发明，都是对原有的理论、观念、制度、事物的一种突破。要创造，就要不迷信古人，不迷信权威，不迷信本本，要批判地对待一切，独立思考，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一切因循守旧，就谈不上创造。解放思想是创造的思想前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20世纪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新青年派们为了打破精神枷锁，大力鼓吹解放思想，反对迷信、教条和独断，破坏一切偶像。陈独秀写了《偶像破坏论》。李大钊发表了《倍根之偶像说》。胡适推崇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倡对什么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鲁迅发表“旧象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的随感录。五四时期的英雄们不迷信，不尊圣，不拜古，敢于冲破一切脱离现实、阻碍社会进步的陈腐东西。他们叱咤风云，所向披靡。陈独秀说：“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9]
要创造就要解放思想，要不断创造，就要不断解放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反对封建教条，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启蒙运动。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10]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的影响，在20年代未至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为教条主义所统治。毛泽东同教条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并在40年代领导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是继五四之后的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不反对新的教条主义，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延安整风运动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领导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扫除思想障碍，鸣锣开道。同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相比，这次思想运动更为深刻、广泛而持久。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社会生活中封建主义的腐朽东西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至今仍然广泛存在着，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在这方面思想解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四、 创造与冒险
任何创造都是对现有事物的冒犯和破坏，都会受到现存事物维护者的反对。真理一开始往往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被认为是毒草，遭受打击，只有经过斗争，才逐渐为多数人承认，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因此，任何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创造，都要冒险。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说：“知识皆从冒险猛进而来”[11]。变革社会尤其需要冒险精神。为此，孙中山把伟杰之士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称之为“冒险也”。他十分赞赏美国人的冒险精神。
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都有一股排除万难的冒险精神。正值五四爱国运动高潮之际，陈独秀在6月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的随感录。他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12]陈独秀本人在向恶势力斗争中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为了民主和科学，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就在发表上述随感录之后的第三天，即6月11日晚，他在散发自己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时被反动军警逮捕入狱。
中国数千年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一种因循守旧、怕这怕那、怕担风险的心理，缺乏西方人的冒险精神。梁启超在《新民说•论进取冒险》中说，进取冒险精神，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欧洲民族，之所以强于中国，其富于进取冒险精神乃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时至今日，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都缺少冒险精神的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教授在谈到中美教育比较时认为，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成绩都是很好的，但知识面不宽，胆子太小，觉得书上的知识是天经地义的，不能够随随便便地加以怀疑[13]。越念书胆子越小的人，知识虽多，但没有创造性。提倡和培养进取冒险精神是一个有关民族性格的大问题，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我们今天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伟大试验，会有风险，需要冒险精神。邓小平总是鼓励大家，胆子要大一点，要敢冒、敢闯，不要像小脚女人，怕这怕那，怕担风险。他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14]总之，要创新就要大胆、冒险。
我们要冲破传统的怕这怕那、一味求稳的保守的心理，大力提倡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虎虎有生气，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在激烈的竞争中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五、 创造与借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青年们深感中华民族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救国的唯一出路是向西方学习。他们反对闭关锁国，夜郎自大。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新青年应具备“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精神。他以警世的语言说：“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15]当时的新青年都具有世界的眼光。瞿秋白在《新社会》第1号上写道：现在世界的新潮流已以一天一天涌起来了。“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16]五四时期，先进的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取西方的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
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其他先进的国家，第一步就是要承认落后，虚心向先进国家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避免走人家走过的弯路。不承认落后，拒绝学习和借鉴他人的文明成果，等于自杀。但落后国家又不能仅满足于学习和借鉴，而要在学习和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造。若仅仅学习和借鉴，没有创造，那最多只能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可能赶上、更不可能超过先进国家。所以在学习和借鉴进程中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防止依赖思想，防止盲目地跟在洋大人后面爬行。在核技术、导弹技术和人造卫星技术等最新科技领域，如果我们依赖当时的老大哥苏联，那很可能我们至今仍没有核武器，没有导弹，没有人造卫星。1960年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造成严重损失。但辩证地看，这又是一件好事，迫使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独立自主地研制和发展高新技术。安逸容易造成懈怠，危难却能激发起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和凝聚力。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曾风趣地说，要奖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创造必须学习，必须借鉴，但学习和借鉴不能代替创造。今天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必须大胆吸取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最先进的技术是买不来的，全靠我们去创造。我们一定要警惕依赖思想，防止崇洋思想的复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树立赶上并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雄心壮志。
六、创造与继承
创造是对原有东西的否定，所以创造要解放思想，要大胆、冒险，但创造又不是在空地上进行的，而是对原有东西的辩证否定，是包含肯定的否定。新文化的建设离不开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吸取和借鉴，也离不开对中国原有传统文化的继承。
新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切的了解和精湛的研究。他们都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一流学者。受时代使命的驱使，他们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揭露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在创造与继承的关系上，新青年派确有片面的认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李大钊，都对识和做法。他们只看到新旧文化的对立一面，没有看到新旧文化之间除了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的一面之外，还有互相联系、互相贯通、互相吸取和互相转化的一面。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但他整理国故的目的是为了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化神奇为腐朽，化玄妙为平常，而不是为建设新文化提供养料，不是化腐朽为神奇。
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陈独秀的认识有所前进。他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其中说：“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17]这段文字似乎包括了我们今天时兴的“综合创新说”的基本内容。不过，就实际情形而言，新文化运动确实存在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否定的形式主义缺点。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十分中肯地指出了这一缺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五四以来文化运动的经验，正确阐明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方针，为新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五四以来文化建设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全盘西化论，也有复古论。近十年，贬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盛行，文化保守主义走红。有的学者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五四全盘反传统导致中国意识的危机，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发生。我的看法是，五四以来的80年，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思想障碍主要不是全盘西化论，而是复古论及文化保守主义。中国历史悠久，具有丰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是一个优点，但也带来了一个缺点，历史包袱沉重，好古、怀古、复古思想从未遂中断。在有些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似乎失去了生命力，而中国农业社会产物的儒家思想却有强大生命力。有的人主要不是引导人们向前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是向后看，似乎今日西方许多新的东西来源于中国。西学中源论和东方文化救世论至今不绝，这是值得忧虑的。我以为文化保守主义在今日中国不可取。文化保守主义与教条主义结合的危害则更大。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开拓创新精神。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应立足于中国当代的现实，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着眼于培养具有创造精神的“四有”新人。
七、创造与民主
创造离不开大胆想象。想象力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素质之一。科学家、思想家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正确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甚至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但没有百分之九十九的错误，就不可能有百分之一的新发现、新发明。这就要允许科学家、思想家犯错误。要求提出的每一个新思想、新观点都正确，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观点，违背人类认识规律。
学术的发展，文化的繁荣，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陈独秀猛烈抨击文化专制主义，揭露尊孔对学术发展的危害。他说：“人间万事，恒以相竞而兴，专占而萎败”。中国古代九流并美，而自汉武以来，独尊孔学，“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18]。他又说：“盖文化之为物，每以立异复杂分化而兴隆，以尚同单纯统整而衰退，征之中外历史，莫不同然。”[19]胡适也有类似的说法。通过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哲学的发达全靠‘异端’群起，百川竞流，一到了‘别黑白定一尊’的时候，一家专制，罢黜百家，名为尊这一家，其实这一家少了四周围的敌手与批评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锈了，不久就要钝了。”[20]陈独秀、胡适的上述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学术发展的规律。
要大胆想象、思想自由，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需要有一个民主的宽松的社会条件。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欧，封建专制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压制了人们的创造力。资本主义的民主制比封建专制是一大进步，为人的智慧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广大人民群众聪明才智的发挥提供了更为优越的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层出不穷，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缺乏民主传统，民主制度的完善尚须一个过程。因此，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不利于发明创造的社会因素。今天，我们重视创造，就要努力为创造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建立起激励创造的机制。
八、创造与青年
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力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青年人的运动。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37岁，胡适和李大钊到北京大学当教授分别为26岁和29岁。五四时期一大批介绍新思想的刊物大都是由青年学生办的。陈独秀、李大钊也寄青年予厚望。陈独秀在其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号首页就写道：“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他在《敬告青年》中涕泣陈词，惟望新鲜活泼之青年，为民族的复兴，自觉而奋斗！李大钊认为，青年，人生之最好的时期，“一切之新创造，新机运，乃吾青年独有之特权”。他热情鼓舞青年：“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年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他称：“盖青年者，国家之魂”[21]。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端在青年。
青年人没有负担，精力充沛，思想敏锐，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据研究者统计，35岁前后是一个人最佳的发明创造期。历史上虽不乏有大器晚成的例子，但不具有普遍性。中外历史上许多新学派是由青年人创立的，许多新的发现、发明、创造，出于青年人之手。中国社会论资排辈的传统极深，使得青年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不能得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干部队伍、科技队伍，我们的教授、研究员，年龄结构极不合理，35岁以下的年轻教授、研究员太少，这使我们的社会缺乏生机和活力，缺乏创造力。重视创造，就要为青年提供一个脱颖而出的机制和有利的环境。无论是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革，还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高新技术的革命，希望皆在青年。青年们努力呵！
注释：
[1]陈独秀：《一九一六》（1916年1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1页。
[2]李大钊：《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3]李大钊：《新纪元》（1919年1月1日），《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页
[4]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至1918年），《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5]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4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6页。
[6]孙中山：《孙文学说》（1919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页。
[7]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7页。
[8]陈独秀：《学说与装饰品》（1920年10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页。
[9]陈独秀：《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1920年3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98页。
[10]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11]孙中山：《孙文学说》（1919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12]陈独秀：《研究室与监狱》（1919年6月8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4页。
[13]宋晓梦：《杨振宁教授谈教育》，《光明日报》1997年6月27日。
[14]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一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5]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6页。
[16]瞿秋白：《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1919年11月1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17]陈独秀：《〈新青年〉宣言》（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7页。
[18]陈独秀：《答常乃惪》（1917年2月1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7页。
[19]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1919年2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51页。
[2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影印版，第395页。
[21]李大钊：《〈晨钟〉之使命》（1916年8月15日），《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179、182页。
（本文刊《理论动态》（内刊）1999年第1435期，《中国改革报》1999年5月5月、《光明日报》1999年5月7日摘登。又全文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收入《百年中国哲学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作者： 许全兴，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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