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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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历史方位论、民族复兴论、人民中心论、发展理念论、战略布局论、国家安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军战略论、国际战略论、深化改革论、强大政党论，这十方面的原创性思想，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或理论大厦。这十个方面具有内在逻辑关系，都是基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且围绕实现“强起来”，从不同侧面和角度而展开的：历史方位论属于实现“强起来”的立论基础；民族复兴论、人民中心论属于实现“强起来”的奋斗目标；发展理念论、战略布局论属于实现“强起来”的根本路径；国家安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军战略论、国际战略论、深化改革论属于实现“强起来”的重要保障；强大政党论属于实现“强起来”的领导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理论上的原创性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完善性理论创新，克服前人理论上的局限和缺陷；发展性理论创新，发展和阐发前人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阐释性理论创新，从理论上阐释一个新道理；开创性理论创新，填补理论研究的某种空白；原发性理论创新，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新的理论框架、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推进性理论创新，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整合性理论创新，梳理归纳、整合提升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与所概括的“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原创性贡献的总体框架、立论基础和基本依据。我们应基于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伟大实践，紧紧围绕“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这一核心主线，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为总体框架，进一步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这些原创性贡献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一、中国发展新方位

 这是提出一个新的重大论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可概括为“历史方位论”，属于原发性理论创新。

 当年，邓小平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处在今后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论断，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基础。江泽民同志首次提出“党的历史方位”这一新概念，强调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历史方位思想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处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其创新性，既在于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又在于对这一新时代作出了明确界定，指出这一新时代就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在于揭示了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的本质内涵，即这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历史方位，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容作出了全面阐释，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根据——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转化（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化），回答了新时代“由何而来”，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标志——即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三个意味着”，回答了新时代“从何出发”，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核心目标或基本内涵——即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讲的“五个是”，回答了新时代“走向何方”或“处在何种历史方位”，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坐标——属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的历史方位，解决了“自觉和自信”“自强和清醒”“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狂妄自大”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创新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回答新时代“因何立论”[1]。所有这些，都为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时代基础和实践基础。

 这是实现强起来的历史方位，把对我国历史方位及其阶段性特征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层次，从历史方位方面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二、民族复兴新使命

 这是提出一个重大命题，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这可概括为“民族复兴论”，属于发展性理论创新。

 在治国理政的任务、目标和使命上，习近平总书记实现了新的升级，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继承以往中国共产党人“三步走”战略基础上的升级版。20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社会发展“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进入小康阶段；第三步，用50年左右时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五大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提出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三步走”设想。即第一个10年，全面建设小康；第二个10年，达到富裕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五大的“三步走”设想，实际上是在党的十三大“三步走”战略框架内的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继承上述“三步走”战略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力求确定好我国发展起来以后治国理政新的战略目标。这种战略目标，既包括2020年所实现的战略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包括未来更为长远的奋斗目标，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者有机统一，实际上构成了奋斗目标的升级版：第一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即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时候，即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三步，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看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2]。中国梦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恢复中华民族曾经拥有的盛世辉煌地位且在继承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辉煌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之含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这个含义；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这里的“近代”，时间节点是1840年，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间节点分别是1921年和1949年。

 这是实现强起来历史方位的新历史使命，把对历史使命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从历史使命方面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三、执政理念新提升

 这是从理论上阐释一个新道理，即实现强起来新的历史方位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可概括为“人民中心论”，是阐释性理论创新。

 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

 一是明确把人民幸福作为民族复兴的价值取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中国人民的梦，是人民幸福的梦。

 二是整合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观”。毛泽东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此谓“宗旨说”。如果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概括简明通俗，更为大众化，那么，邓小平对于共产党的这一性质、宗旨，则做出了更为规范化的政治表述。他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判断改革发展成功与否的标准。此谓“目的说”和“标准说”。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此谓“标准说”和“代表说”。胡锦涛同志则提出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此谓“人民共创共享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哲学高度，三番五次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矢志不渝的价值理念，并站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之做出了体现时代、实践发展新要求的创新性诠释，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刚刚当选我们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饱含深情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4]在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此谓“中心说”。显然，“中心说”整合了“宗旨说”“目的说”“标准说”“代表说”“人民共创共享说”。

 三是明确概括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涵。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所讲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观，无非有四条：一是人民立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二是人民主体。把人民当作主体，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是人民目的。把人民当作目的，一切为了人民，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使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四是人民至上。把人民当作标准和尺度，要把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作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是实现强起来的价值取向，赋予“人民观”以新的时代内涵，在人民观上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四、强国之道新整合

 这是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这一新的历史方位中，为解决强起来的问题，在梳理归纳、整合提升前人关于发展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这可概括为“发展理念论”，是整合性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5]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既有其活生生的实践基础，即它是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又有其内在的现实基础，即它是新常态背景下力求解决我国调结构、转方式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和发展短板的本质要求，也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即它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还有其牢固的政治基础，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更有其深厚的历史基础，即它是由大国成为强国对发展的内在要求。五大新发展理念所具有的整合性创新在于：

 五大新发展理念是对“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第一要义是发展”的进一步整合和提升，它是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提出来的，是大国成为强国的根本之道。大国与强国，对发展的要求不一样。在由贫穷走向温饱再走向小康这一历史进程中，目标是要把我国建成一个大国。1978年以前，我国发展相对落后和贫穷。由于我国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也由于“时空压缩”，我国便实行追赶战略，目的是抓紧“做大蛋糕”。在这一时期，国家集中资源和力量快速发展经济并积累社会物质财富，就成为首要目标。然而，那时，我国人才资源不足，也缺乏创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经济注重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集中国家资源和力量先使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也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和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确实使我国以发展的高速度换来了发展时间，也拓宽了我国发展空间，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发展中的代价出现了，自然环境被污染了，发展出现了不协调，甚至一些地方出现了畸形发展的情形，一些人缺乏对发展的获得感，这既影响创新活力，也影响社会和谐。自从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相对发展起来以后，我国就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由大国成为强国，由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就必须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我国发展全局进行顶层设计。五大新发展理念，就是在我国相对发展起来以后，即在由大国成为强国、由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整合以往发展经验、发展要素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全局进行整体而系统的顶层设计：在发展动力上，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走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在发展方式和布局上，由重点突破非均衡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在发展基础和载体上，由以自然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走向绿色发展；在发展空间上，由低端的单向开放式发展走向高端的双向开放、全面开放、高端开放、协调共进、互利共赢式发展；在发展目的上，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全体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6]。

 五大新发展理念，既把握了我国发展全局，涉及发展的基本关系和基本方面，又抓住了我国发展的根本，体现了对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也揭示出了我国发展的短板，抓住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的矛盾、问题和短板，还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有引领性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7]五大新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今后5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深刻揭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条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大国成为强国的发展之路。

这是实现强起来所需要的发展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从发展之道上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五、战略布局新谋划

  这是基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时代背景且为实现强起来，所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它解决了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现强起来的总体方略这一问题，可概括为“战略布局论”，是拓展性理论创新。

 提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以往党的战略布局思想的进一步拓展。

 它对治国理政方略进行了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前，我们党较为注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遵循我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运用辩证思维即矛盾分析，进一步在具体实践上既注重“全面”，又抓住“重点”，集中做“四件大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再运用系统思维，把这四件大事加以整合，便形成一个严密的有机整体，这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这一有机整体再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升，便可发现它们之间构成一个逻辑系统，具有内在联系，即目标与手段的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是三个战略举措（手段）。基于这种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工作时正式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反映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具有历史基础和实践基础，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且体现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这一顶层设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在于把一些人们在工作中的片面化、碎片化、短视化倾向，引导到关注我国长远发展、全局发展、根本发展上来，力求使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根本要素、基本环节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彼此联系，进而使我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总体布局、有章可循，并上一个新台阶；又自觉地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平衡和治理具体统一起来，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相对注重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全面依法治国相对注重社会的平衡与秩序，全面从严治党相对注重全面提高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能力[8]。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总结过去我国治国理政与改革发展稳定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当今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求一种总体方略提出来的。它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顶层设计，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根本抓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影响治国理政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要素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为认识和把握当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表现、存在的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提供了分析框架，开创了治国理政、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这是实现起来的战略谋划，把我们党对治国理政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格局，从总体方略上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六、国家安全新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实现强起来首次提出系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梳理归纳、整合提升了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阐发和发展前人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新概念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提出新的理论框架、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这可概括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属于整合性理论创新、发展性理论创新和原发性理论创新。

 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且使大国成为强国这一新历史起点上，国家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军事斗争更加激烈。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保驾护航，就必须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锻造一支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强大军队。这种创新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并系统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家安全为依托，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这是实现强起来所需要的安全保障，开辟了国家安全理论的新境界，从安全观上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七、强军新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军战略问题上，提出了新概念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这是为实现强起来而提出的“强军战略论”，填补了我国军事理论研究领域的空白，属于开创性理论创新。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的强军思想及其创新，需要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强国必须强军，富国必须强兵，国防、军队强大是强国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军事领域解决了难题、办成了大事，开创性地推进军事变革。大国成为强国，没有强大的世界一流军队，是保证不了的。深入推进“两大布局”和实施“两步走”战略安排，实现强起来，须以相应的强大国防和军队作保障。因此，要把发展与安全统一起来。在国家战略结构中，发展战略是重心，强军战略是保障；发展战略是导向思维，强军战略是底线思维。强军不是为称霸世界，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繁荣、世界和平。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力量的强大又能保障发展成果。发展与安全需要一个平衡点，这就是强军战略。

 二是全面从严治军。即首次系统提出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的全面从严治军战略。尤其要注重改革强军。改革强军，就是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

 三是注重军民融合。它将安全与发展战略统一起来，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统一起来，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安排。军民融合，一方面是寓安全于发展。中国在全球的安全取决于中国的发展。从历史和战略角度看，雄厚持久的战略力量存在于经济和社会之中，军民融合的基础是民；另一方面，是寓发展于安全。中国的发展需要安全保障，需要安全来扩展发展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扩大发展空间。在中国，军民融合既是加快军民高科技方面的融合，进而形成竞争优势，又是发挥中国军民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而形成融合的比较优势。

 这是实现强起来的军事保证，把强军战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从强军方面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八、国际战略新构建

 这是在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问题上，提出了新概念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填补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空白。这是在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现强起来的背景下，在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问题上，所提出的新的“国际战略论”，属于开创性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不仅谋划国内战略布局，而且也谋划国际战略布局。在我国发展起来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大国成为强国新的历史方位和关键阶段，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关系进行着深刻调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国家对我国围堵打压也日趋激烈，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具有大国治理思维，既在根本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又积极主动作为，创造性提出以“正确义利观”为核心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创造性提出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这种理念和国际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谋求更加主动有利战略态势，使中国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整体上得到更好实现更有力维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国际战略支撑。这些，落实到具体方略和实际行动上，就是积极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实行全方位对外高端开放[9]。

 实现强起来，也需要营造一个以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为核心的国际环境。在习近平总书记那里，支撑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可从三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上，所具有的原发性理论创新和开创性理论创新。

 第一，第一次对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三大困境及其深层原因进行了科学研判。在人类文明发展长河中，就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力而言，从欧洲发轫的西方文明尤为耀眼。这使近代西方强大起来了。这与近代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人的主体性有关。然而，进入21世纪，西方文明开始受到了挑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把世界推入乱象丛生的境地。当今世界，人类面临困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全球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都未得到有效解决：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三是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这些困境，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实体经济不振，在政治领域体现为调节无力，在社会领域体现为贫富差距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暴露。这意味着影响世界发展的动力、平衡、治理三大根本机制出了问题。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以大国担当的勇气和自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意义的理论。其核心要义是：（1）强调世界既具有多样性又具有统一性（世界观）。这就是说，人类社会、世界各国在历史、传统、文化、国情、制度等方面都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同时，世界各国之间也具有统一性，即具有共同性，都要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美好愿景还具有共同追求。统一，是在承认和尊重世界多样性前提下的统一；多样，是统一性中的多样。强调统一不要忽视多样，强调多样也不要忽视统一。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也是统一性的多样。这样来认识和把握世界，既有利于使世界充满活力，又有助于使世界达至和谐。如果只强调统一而不注重多样，就易走向霸权主义，只强调多样而不注重统一，就会导致世界的对立和分裂。习近平总书记从多样寻求共同，他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尊重世界差异性，又注重世界统一性。这就克服了西方所谓“别无选择论”的方法论弊端。（2）强调国家平等（国家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在强调国家之间在主权、机会、规则上的平等，而不是“主体”统治“客体”；主张和而不同，而不是居高临下强加于人，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这就克服了“西方中心论”的方法论弊端。（3）强调文明互鉴（文明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一个学习型大国，要以开放的胸襟和世界眼光学习世界一切国家先进文明的有益成果。就是说，要注重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这就超越了西方所谓的“文明冲突论”。（4）强调包容发展（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益成为一个合作共同体。因此，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包容中发展，尊重其他国家自主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5）强调互利普惠（义利观）。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多次在国际重要场合发表主旨演讲，第一次提出“秉持普惠原则”“建设一个包容、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等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普惠概念，把普惠理念作为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的根本原则，作为推动建设经济全球化的核心理念，作为打造人类发展的一种模式。贯穿其演讲的哲学核心理念，就是倡导普惠价值。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之实质，就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追求合作共赢、和平发展。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

这是实现强起来的国际战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治理理论，使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站到了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前景的全新高度，从国际战略上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九、深化改革新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框架内，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新的命题，既梳理归纳、整合提升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也阐发和发展了前人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还解决了新问题。这是为我国发展起来以后实现强起来而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新命题，可概括为“深化改革论”，属于发展性理论创新。

 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抓手，实现强起来，全面深化改革是强大动力。在革命年代，“革命”是核心话语，在建设和改革时期，“改革”就成为核心话语。理解和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创新，可着重从四方面入手。

 第一，揭示了影响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问题倒逼改革，改革是要解决问题的。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既有宏观的，也有中观的，还有微观的；既有一般性的具体问题，也有决定中国发展命运的“命运性问题”。改革首先要解决其“命运性问题”，解决这种“命运性问题”的改革决定当代中国发展的命运。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决定的说明》，主要有三大“命运性问题”，即经济社会的动力问题、经济社会的平衡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这就整合和深化了对改革的认识，属于整合性理论创新。

 第二，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首次正式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是一种发展性和推进性理论创新。

 第三，使全面深化改革整体升级。即改革是全面性改革、治本性改革，是进行顶层设计的改革。这是发展性和推进性理论创新。与邓小平时期的改革相比，当今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改革属于转型升级式改革。如果说邓小平时期的改革是1.0版，那么，习近平时期的改革就是2.0版。邓小平时期所讲的改革，重点在经济领域，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是“全面性”改革；邓小平时期所讲的改革，是先从较容易改的改，留下了一些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改革，就是要深水攻坚、背水一战、壮士断腕，是“攻坚性”改革；邓小平时期所讲的改革，主要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改革，是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总目标，这是“民本性”和“治本性”改革；邓小平时期所讲的改革也有设计，但总体上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改革也要“摸着石头过河”，但总体上要进行顶层设计，是更加注重“科学性”的改革。

 第四，全面阐释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论。如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统一，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的统一，坚持重点突破和全面推进的统一，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统一，坚持改革的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统一，等等。这属于整合性理论创新。

 这是为实现强起来而对改革的新设计，把改革提升到一个新境界新水平，从改革观上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十、强大政党新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党领导一切和全面从严治党相统一，既阐发和发展前人已有的理论成果，又从理论上阐释一个新道理，也填补由大党向强党迈进这一理论研究的空白，还在梳理归纳、整合提升前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概念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解决了新问题。这是基于强国必须强党的逻辑，所提出的“强大政党论”，属于发展性理论创新、推进性理论创新和整合性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

 首次明确强调坚持党领导一切。过去我们曾讲过，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九大报告前所未有地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置于“十四个坚持”的首位，并特别加以强调。党的十九大给党的建设以前所未有的地位，强调党领导一切并起决定性作用。这涉及哲学上的主客体关系。党领导一切，是说党是领导一切的主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主体地位。这种领导的实质在于：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不仅如此，为体现党是领导一切这一根本政治原则，2018年我们党积极推进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首次明确提出并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重大政治论断。这意味着，要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一切问题，要理解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要解决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一切问题，首先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治理好。

 首次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把一切领导好，首先要把自身建设好。这就要勇于自我革命，刀刃向内，向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开刀。全面从严治党，是把党作为治理客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作为治理的对象。全面从严治党，既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又要增强“八种本领”。这叫做“政治过硬、本领高强”。

 首次明确强调要围绕“四个伟大”的总体框架推进党的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指出：“推进伟大工程，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10]

 首次明确提出并特别强调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具有政党自信[11]。习近平总书记建党理论的最大特点和亮点，就是把“强党”作为目标，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坚强有力的党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只有做到“党领导一切”和“全面从严治党”相统一，才能真正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也才能真正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建设强大政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理论的实质。

  首次对政党治理进行了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工程”这一总体框架中，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政党治理进行了顶层设计。第一，习近平总书记从我们党承载的历史使命和历史任务方面，在全方位深入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前提下，针对我们党所存在的短板，集中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主线和重点。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意识与担当品格相结合，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从总结经验教训方面，强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第三，习近平总书记在处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框架中，紧紧围绕“打铁必须自身硬”全面从严治党；在处理治国与理政的关系框架中，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在处理利益与崇高的关系框架中，紧紧围绕化解“四种危险”全面从严治党；在处理顶层设计与刚性执行的关系框架中，紧紧围绕“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把党的建设落到实处；在中国共产党建设与世界各国政党建设关系的框架中，紧紧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世界贡献进行党的建设，开辟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路、新局面，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把党的建设科学化推向新的高度。第四，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同步，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政治发展新生态的宏大视野，紧紧围绕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从核心理念、根本命脉、基本主线、基础工程、逻辑起点、重点突破、关键要害、决定因素、基本保障、固本之策、全新课题等方面，科学解答了“怎样管好党、治好党”这一重大课题，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体系，为党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党建思想的继承、发展和飞跃。

 这是实现强起来的领导力量，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党的建设上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2][10][1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0，11-14，14，16-21、49-57.

[3][4][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27，271-353.

[5]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5-10-30.

[6][8]韩庆祥.人民共创共享思想—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系统阐发[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1).

[7]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关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N].人民日报，2016-04-29.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作者：韩庆祥，原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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