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脱离群众、犯官僚主义的危险增加，毛泽东更加注重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并注意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
本文着重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些梳理和归纳，希冀对我们今天贯彻实施群众路线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一、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总是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提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新内容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指明了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关键。为这次全会做总结时，毛泽东又提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具体意见，他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六项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进，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逐渐向城市转移，毛泽东从这一新情况出发，对城市工作中怎样贯彻群众路线这个新问题作了具体明确的阐述。当时，有些干部对城市工作中应该依靠谁的问题认识不清，认为应该依靠城市贫民，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依靠资产阶级。对此，毛泽东指出，城市工作应该依靠工人阶级。他对城市工作中群众路线的内涵作了如下阐述：在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针对党内较为普遍存在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他强调，要“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各地要及时“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这就抓住了城市工作中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关键。
同时，他又“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份指示中指出：“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随着党的工作重心、工作任务的变化，党的群众路线要求的“依靠群众”的范围也应有所变化。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指出，在即将到来的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面前，“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这就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扩大了“依靠群众”的范围。在指导铁路工作时，毛泽东更明确指出，“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的范围不仅包括“工程师”这样的“内行的人们”，而且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在内。他特别强调：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最下层群众，这是基本的。他说：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管是共产党员或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这番话的精神无疑适用于经济工作的各个领域。
在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时，毛泽东把实行群众路线放到第一重要的位置，把是否动员了群众，是否发动了群众，作为衡量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的一个标尺。
以抗美援朝为例。毛泽东特别重视面向群众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他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51年夏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更把它推向新的高潮。一年间，全国人民捐资总值当时足够购买3700多架战斗机。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认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最关键的是要走群众路线。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泽东也特别强调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四清问题”发展而来。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在经济上迫切要求社、队认真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毛泽东注意到群众反映的这一新情况，指出：“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亦即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要及时地到群众中去，指导开展以清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四清”运动。以后，他又指导进一步总结各地的实际经验，扩大“四清”范围，发展为包含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个方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教育运动，“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在领导这场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指示，应该推广发动群众搞好运动的经验。当时浙江诸暨创造了好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他着重指出：“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后来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致使运动走错了方向，以后更发展为“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左”的错误。
二、坚持不懈地反对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提倡党员干部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真正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毛泽东在领导开展“三反”运动时，把贪污腐败、奢侈浪费和官僚主义等群众意见最大的各种不良作风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对脱离群众的各种不良风气深恶痛绝。他说：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他指出：要知道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是跟我们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问，没有去检查，或者缺乏检查。……我们应该轮流到下面去检查，经常有人在下面。……要从我们中央开始，带头下去检查。
为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这份指示中说：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下情，不了解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
毛泽东特别批评许多党员干部在工作中骄傲自满、强迫命令、压制群众意见的做法。他尖锐指出：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他还指出：“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毛泽东指出，压制群众意见，听不进批评，本质上是固步自封、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不懂马克思主义，是出现这种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指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后来，他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群众路线的方法贯通起来，指出：“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还从思想方法上提出要掌握“两分法”的要求，并作了透彻的分析：“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但是，许多人“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
在行动上，毛泽东非常注意以身作则。比如，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他作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还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毛泽东还对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他在1961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自我批评，表示了不满。他说：“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
毛泽东认为，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因此，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方法，也即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为了到群众中去，毛泽东要求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打掉官风，平等待人。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说：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要破除官气，扫掉官气。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26条中写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在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一群众路线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方面，毛泽东为全党作出了示范。
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指出：“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 事实确实如此。为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于1953年12月下旬即带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离开北京到达杭州，专心致志着手这项奠定新中国民主与法制基础的重大工程。在他亲自主持下，到1954年2月中旬写出初稿。以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又征求法律、语言等方面专家的意见，至1954年3月9日写成宪法草案四读稿。
接着，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扩大范围进一步讨论修改后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此后，宪法草案通过全国有代表性的8000多人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于6月14日经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草案共经过全国1.5亿多人参加的大讨论，并作了一些重要修改后，毛泽东于9月8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作最后讨论修改。接着又经9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临时会议审议，这才递交1954年9月15日开幕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9月20日，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表决，获得全票通过。制定1954年宪法的过程，充分体现了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再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为战胜20世纪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会后，他即亲自组织和率领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进行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而后，毛泽东布置“三南”（中南、华南、西南）的省委书记在广州开会，“三北”（西北、东北、华北）的省委书记在北京开会，讨论这一草案。几天后，他又把参加“三北”会议的人都调到广州，两个会合在一起，变成中央工作会议，从1961年3月15日开到23日，集中讨论修改，使它得到充实和提高。草案经过修改后，毛泽东对与会的同志说：现在有了初步的调查成果了。从群众中来，根据群众的意见搞了这么个东西。现在还需要到群众中去。把这个东西带回去，每个省、地区都到生产队去征求农民的意见。向群众宣读，一条一条地讲，逐条征求群众意见，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是基本同意还是部分同意，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带着草案下去调查、征求意见以后，毛泽东又于1961年五六月间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汇总大家的意见，进一步讨论、修改。结合广东、湖南两个调查组的调研结果，把草案中没有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了：一个是三分供给，不再保留，分配完全按劳；一个是公共食堂，解散。
通过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拟出草案；又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意见，对草案加以改进和完善，解决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是一条成功经验。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在制定《人民公社六十条》的带动下，又制定了《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商业工作四十条》，以及关于中小学教育和军队工作的一系列条例。在这些条例指导下，各方面工作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胜利地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这些条例对各领域的工作产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
三、制定和建立一系列规定和制度，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的有效贯彻实施
为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提高党员干部思想修养，推动党员干部形成良好的工作作风、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固然十分重要，但建立一定的制度，作出必要的规定，更为重要。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所说的：“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为贯彻实施群众路线，毛泽东倡导、要求制定和建立的规定和制度，约略说来，有以下七项。
一是下厂下乡，调查研究。不脱离群众，一个重要方面是政策符合实际，符合群众需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实际，了解群众所需，作好调查研究。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上强调：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在1958年1月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毛泽东在与一位省委书记的通信中甚至说：“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在毛泽东的多次倡导下，干部下乡下厂，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一时风尚。
二是蹲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全党来说，是一项新任务，经验不足，知识不够。因此，“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他批评说：调查研究，“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他肯定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到花县一个生产队蹲点两个半月后写的报告，而对许多没有下去蹲点的干部则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去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作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听见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一方面，而对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
三是参加体力劳动。毛泽东认为，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避免脱离群众的重要途径。1957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个指示随即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在1957年4月27日为即将发出整风指示写的中央给各省、部党委指示信中指出：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把鞍钢经验称为“鞍钢宪法”，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宣传和推广干部参加劳动的优秀典型。1963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转发的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重拟了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1963年5月9日，他又为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写了大段批语，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是“极端重大的问题”，要求对这个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
四是整风。整风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又一有效途径。在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已指出：整风“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在1957年春部署整风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多次论述整风的意义、目的和方法。他在1957年3月18日济南党员干部会上指出：“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接着，他又在3月20日南京党员干部会上指出：“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在毛泽东看来，整风不是临时抓一下，而“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这样，才能“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五是建立监督机制，重视人民来信。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群众监督、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都提出了意见，作出了规定，建立了制度。他认为人民来信是接受各方面监督的重要渠道，因此特别重视。早在1951年5月，毛泽东就指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毛泽东本人非常重视对群众来信的处理。1963年12月13日，毛泽东读到内刊《群众反映》上登载的《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即批示给上海市委负责同志：“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就业。”并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阅知，说“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六是树立先进典型。树立先进典型，运用好人好事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也是毛泽东注意运用的方法。他在1953年初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要求，在开展反对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了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工农业战线涌现了孟泰、王崇伦、郝建秀、李顺达、陈永康、王进喜等模范，科技战线涌现出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优秀专家，军队系统涌现了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为人民服务的优秀个人或群体，干部队伍中涌现出焦裕禄等典型，毛泽东或著文，或题词，或赋诗，或发指示，要求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典型、学习典型的活动，激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推动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七是反对特殊化。毛泽东历来反对干部特殊化，曾作出若干规定。毛泽东一直强调，各级干部都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勤务员，同群众同甘共苦。不许利用职权，使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享受特殊待遇。针对干部子女容易发生特殊化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20世纪60年代中央开会，会上喝茶，个人要付茶钱，在茶杯下押两角钱，成为与会者的一种习惯。
应该看到，群众路线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必须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民主作风、民主集中制密切相关。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密切相联。在贯彻落实群众路线方面，毛泽东为我们作出了示范和榜样。
（来源：《党的文献》2005年第五期；作者：程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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