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家的思想状况及其反思
编者按：苏联解体后，整个俄罗斯文学界情绪比较低沉，作家思想情绪比较复杂。曾对“改革”满怀希望的自由派作家普遍对新的现实感到失望，有不同程度的失落感。传统派则对苏联解体感到痛惜，许多人对新的当权者持严厉的批判态度。过去的持不同政见作家有一种遭到抛弃的感觉，其中有的人进行了反思，改变了对苏维埃制度和斯大林的看法。多数作家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很快摆脱困境，但是对此又显得信心不足。
在“改革”年代，尽管不同派别的作家对“改革”的态度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普遍比较关心政治，表现出较高的政治热情。有的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少数人甚至从了政。文学界的两大派，即自由派（或称民主派）和传统派（自称爱国者），曾在对“改革”的看法以及对苏维埃时代的评价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是到了“改革”后期，尤其是到苏联解体后，人们的热情有所减退，情绪发生了变化，某些人进行了反思。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苏联解体后最初十来年的情况。
一、自由派作家的失望和消沉
苏联的解体无论对传统派作家还是对自由派作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震动。传统派作家眼见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十分痛心和悲愤。而在自由派作家当中普遍出现消极情绪，有的人转而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总的说来，整个作家队伍的情绪是低沉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对作家来说，除了新的当局不讲民主和进行灾难性的经济改革这些使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的一般原因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首先是新的当权者在进行各项改革时，根本不关心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事业的生存和发展。用一位作家的话来说，文学被抛到“野蛮的市场”上听任它的摆布，而当局不闻不问。两派作家都认为这样下去会使文化事业遭到毁灭性打击。
其次，作家们觉得苏联解体后仍然没有真正获得他们珍视的创作自由。许多人发现，如今虽然没有了政治审查，但是出现了“市场的审查”，而且这种“市场的审查”比过去的“政治审查”更加严格，更加冷酷无情，凡是不合市场要求的作品，都在被排除之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两大派作家的意见又是一致的。文学的市场化，使作家像当年列宁所说的那样，被迫重新“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他们不仅社会地位大大下降，而且生活也失去了可靠的保障。
再次，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大国，在苏维埃时代更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作家当中尽管有人对苏维埃制度持批判态度，但是多数人都有一种“大国意识”和“强国情结”。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国际地位迅速下降，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们普遍有一种失落感，有较强民族自尊心的人甚至有一种屈辱感。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苏联解体后在整个文学界看不到欣喜和欢快的表现，笼罩着的是一种灰心失望和惴惴不安的气氛。当然，这并不排除作家们由于某种原因在短时间内有感情的勃发，例如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后两派作家曾一度表现出较大的政治热情，但是时过境迁，热情很快冷却了下来。
自由派作家大都是怀着沮丧的心情迎接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的。著名小说家格拉宁看到这种情形，在1992年元旦发表题为《灰心丧气是很不应该的》一文，给大家打气。著名剧作家格利曼用酸溜溜的语气在新年祝词里祝贺大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1]著名小说家伊斯坎德尔认为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不久前所企望的，他甚至说，现在的“自由生活”非常困难，要比坐牢可怕得多。[2]《旗》杂志主编巴克拉诺夫和《十月》杂志主编阿纳尼耶夫深为自己的刊物的命运担忧，达到了寝食不安的程度。自由派作家中有较强国家民族观念的人为失去“他们曾经生活过的祖国”而感到痛苦，例如诗人奇奇巴宾就是这样。他写了《哭失去的祖国》一诗来抒发他内心的悲愤。翻阅这个时期的文学报刊，可以说看不到一篇为发生的事变欢呼的文字，这很能说明问题。
应当指出，自由派作家中的有识之士早在“改革”后期发现形势不妙后，政治热情就开始减退。著名批评家拉克申和杰德科夫的变化最为明显。这两人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是老自由派，都拥护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纲领和方针，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得甚为积极，曾受到重用。但是到“改革”后期，他们发现国家陷入了全面的危机，思想发生了变化。苏联解体后两人都忧心如焚，拉克申说他“不断听到掘墓的声音”，觉得有人要把俄罗斯及其历史和文化埋葬掉；[3]杰德科夫则表示“不做恢复资本主义过程的参与者”，拒绝与新的当权者合作，与过去的自由派朋友断绝了来往，最后两人都因内心极端苦闷郁郁而终。
在自由派作家当中还有一些人，他们过去由于对苏维埃制度有诸多不满，渴望变革，因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抱有很大希望并表示支持和拥护，但是他们的希望未能实现，最后因为失望而在思想上出现了危机。康德拉季耶夫可作为这一类人的代表。这位小说家在苏维埃时代是一个“内心的反对派”，他欢迎和支持“改革”，一时相当活跃。可是到“改革”后期，他的情绪开始发生变化，抱怨“改革”没有带来他希望的结果。苏联解体后刚过了两个月他就发表谈话，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反常现象进行了揭露，对新政权提出了批评。他对休克疗法导致物价飞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降低特别不满，尤其不能容忍对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和领养老金者的打击和剥夺，宣称：
【“即使只有一个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饿死，我也要第一个到白宫去要求政府辞职”。[4]】
他认为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一切都做得不合适，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5]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康德拉季耶夫对当局的批评愈来愈严厉，指名道姓地责备叶利钦不遵守诺言。思想上苦闷，加上晚年物质生活失去了保障和身体有病，使得他在1993年9月开枪自杀。
有些自由派作家在失望之后开始考虑自己过去的思想和立场，经过比较冷静的思考后作出某些调整和改变。例如雷巴科夫、杜金采夫等人就是如此。
雷巴科夫是著名的反斯大林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他的这部小说到“改革”年代才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支持下发表出来，因而他内心充满着感激，一度热情地拥护“改革”。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他深感失望，对叶利钦等人搞垮苏联的行为表示“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他们搞的“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6]。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他对被他描写成“黑暗时代”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了重新认识，赞扬那时人们的主人翁地位和劳动热情，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工业化成就和斯大林在取得卫国战争胜利方面所起的作用。杜金采夫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因发表反官僚主义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而受到严厉批评，从此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机会。他也曾对“改革”抱有很大希望。但是到1989年就敏锐地感觉到凶多吉少，发现那些“进步活动家”正在变成他深恶痛绝的官僚。晚年他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正在破坏俄罗斯，有许多想法要说，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有病，没有能把这些想法说出来。
在“改革”年代非常活跃的剧作家沙特罗夫擅长写列宁题材，他的剧本《以革命的名义》为我国读者和观众所熟知。“改革”年代他连续发表了三个反对斯大林的剧本，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进行了全盘否定，实际上起了为“改革”造舆论的作用。苏联解体后，他感到自己与现实格格不入，思想上陷入苦闷，一直沉默了十多年，最近才想写一个新的剧本，其内容是在列宁帮助下寻找十月革命最后失败的原因。
一些在“改革”年代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在失望之余，不同程度上有一种后悔的感觉。曾担任总统委员会委员的格拉宁承认自己曾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后来才懂得作家不应参政，为没有及时退下来而责备自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为自己搞了四年政治而感到后悔，认识到了不能同时既搞政治又搞写作。至于说到那些在“改革”大潮中背叛过去和“改换门庭”的人，他们虽然获得了不少“实惠”，但是丧失了自己的品格和广大读者对他们的敬重，创作也出现滑坡，内心并不安宁。例如阿斯塔菲耶夫说他有一种“遭遗弃和不知所措的感觉”，艾特马托夫则承认苏联解体后的这些年是他创作中“非常困难的时期”。
还有这样一些作家，他们曾经受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口号的吸引，支持过“改革”，但是当他们发现戈尔巴乔夫等人的真实目的后，便迅速改变了态度，成为“改革”的反对者。著名剧作家罗佐夫就是其中的一个。据他自述，在戈尔巴乔夫发起“改革”时，他非常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可以解决苏联社会生活的老大难问题了。不久他觉察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在把俄罗斯拉回到资本主义去，而他“不愿意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便起来反对，开始与作为反对派的传统派作家站在一起。现任《文学报》总编的中年作家波利亚科夫也是如此。
二、爱国者的痛惜和反抗
传统派即爱国者大致可分为红色爱国者、白色爱国者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所谓“流动的爱国者”这三种人。总的说来，他们对苏联解体都感到痛心，尤其是红色爱国者。那位被称为“红色诗人”的格卢什科娃苏联解体时正卧病在床，当时人们没有告诉她此事，而当她得知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当我的祖国死去时，
我什么也没有听说：
我这个受上帝爱护的人竟在这时生病！
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和痛心的了……[7]】
另一位诗人普里梅罗夫在去世前写的一首诗中，发出了“上帝啊，把苏维埃政权还给我们吧！／／上帝啊，把苏联还给我们吧！／／上帝啊，恢复过去强大的国家吧”[8]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农村题材作家、列宁奖金获得者伊万·瓦西里耶夫在悲痛中一方面怒斥那些继续对苏维埃政权进行攻击和诋毁的人，不许他们“朝着苏维埃政权吠叫”，问他们“难道你们还吠叫得不够吗”，另一方面认为自己也有责任，“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良心来维护它”。[9]
著名小说家、《青年近卫军》主编阿纳托利·伊万诺夫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没有改变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立场，在苏联解体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表示要采取一切措施把他领导的最富战斗性的杂志办下去而且办得更好，并宣布不改变这份刊物的爱国主义方针。
另一位小说家、《战争》的作者斯塔德纽克同样没有改变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初衷，也没有改变对斯大林的看法，当有人用贬损和讽刺的口气称他为“斯大林分子”时，他干脆把自己的自传体小说第2部的书名改为《一个斯大林分子的自白》，表示以被称为斯大林分子为荣。
著名小说家、《金星英雄》的作者巴巴耶夫斯基在苏联解体后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持沉默。后来他在回忆录《最后的传说》里颂扬了苏维埃时代，痛斥了1991年底在白俄罗斯别洛韦日密林进行密谋搞垮苏联的叛徒们，相信“经过革新的、更加强大的苏维埃政权一定会回到俄罗斯来”。[10]（P107）
小说家阿列克谢耶夫和普罗斯库林、小说家兼批评家布申、诗人丘耶夫等人也都用不同方式表达对苏维埃时代的肯定和怀念以及对新的现实的批判态度。而在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是红色爱国者的领军人物邦达列夫。
邦达列夫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改革”。他曾当面责问戈尔巴乔夫要把国家引导到哪里去，是引导到后封建主义，还是引导到野蛮的资本主义?苏联解体后，他采取反对派立场，拒绝一位新的当权者的拉拢，拒绝了那人提出的与新政权合作的建议。1993年他发表了致雅科夫列夫的公开信，称这位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同伙为“腐烂的美国谎言牛排的爱好者”，对他们进行了揭露。在1993年“十月事件”前后，他和其他爱国人士针对叶利钦政府解散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图谋，几次发表抗议书，揭露叶利钦“践踏俄罗斯民主的幼弱嫩芽和抛弃俄罗斯宪法”的行为。1994年在他七十岁生日时，他拒绝接受叶利钦政府授予他的“民族友谊”勋章。他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人的背叛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应该在进修道院前双膝跪地，捶着胸膛，乞求人民的宽恕。另一方面，他信任俄共，一直与俄共合作，从1991年起就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结下了战斗友谊。1996年总统选举时，他赞成久加诺夫提出的政治纲领，支持久加诺夫竞选，并充当他的委托人。
与此同时，邦达列夫也进行了反思。他过去曾对斯大林采取批判态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写过揭露个人崇拜的小说，直到“改革”年代，还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残酷的、狡诈的、意志坚强和充满矛盾的人物”。[11]到九十年代后期，他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1998年底他在一次讲话中称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人物”，说斯大林“改造了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12]在1999年发表的札记里，他把斯大林与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并列起来，充分肯定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
“流动的爱国者”人数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拉斯普京和普罗哈诺夫。
拉斯普京属于爱国者当中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一类。他对苏联解体在思想感情上是很复杂的。1989年，当苏联国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俄罗斯人受到其他民族愈来愈多的责备时，他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其他民族的代表说，要是你们大家都不喜欢俄罗斯，那么你们退出苏联好了，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能活下去。尽管他口头上这样说，但是内心是不愿意苏联解体的。后来他在一次谈话中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他对新的当权者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他们“给俄罗斯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最使他感到痛心的是文化事业遭到极大破坏，认为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提出，要拯救俄罗斯，“首先应拯救文化”。
拉斯普京一方面多次谈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在它的影响下爆发的十月革命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好处，另一方面，他不能不看到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大地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事实。于是他提出俄罗斯“消化”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过去的传统“融合”了的说法来加以说明。拉斯普京是无党派人士，他反对和厌恶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两面派，却尊重那些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共产党人，支持他们，与他们合作。从1991年以来他就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支持久加诺夫，劝说人们投久加诺夫的票。
普罗哈诺夫是一个强国论者，他把是否具有国家观念和是否爱国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尺度，把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富强作为衡量社会制度、各种党派及其活动的标准。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苏维埃制度是肯定的。普罗哈诺夫对他曾引以自豪的强大的苏联毁于一旦而痛心切骨。他说，“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是社会的恶的同义语”，此人“是降到人民头上的极其巨大的灾难”。他还说，戈尔巴乔夫“应打入地狱的中心，让恶鬼永远啃咬他们这些叛徒的脑袋”。[13]他不接受新建立的制度，对新的当权者持激烈的批判和嘲讽态度。他把现行制度称为一种“占领制度”，一种“可怕而残酷的犯罪的制度”，他说，对这种制度不能修修补补，而应根本改变它，明确表示，他“与这个制度和解是绝对不可能的”。[14]他反对叶利钦，说“复仇天使的长矛”就要刺到他身上了。[15]他创作了一系列政论性很强的小说，在长篇小说《黑索金先生》里对普京上台前后上层政治斗争的内幕进行了揭露。
普罗哈诺夫在积极参加反对现政权的活动中看清了共产党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一支能团结人民群众复兴俄罗斯的力量，因此大力支持他们，同他们紧密合作。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中，他与共产党人一起站在议会一边。1996年总统选举中，普罗哈诺夫坚决支持久加诺夫，为他竞选出谋划策。他作为久加诺夫的亲密战友，有时也对久加诺夫领导的俄共提出直率的批评。同时，他为共产党人内部出现的分裂而难过，希望他们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
普罗哈诺夫对斯大林怀有崇敬之情，他主编的《明天报》经常发表文章批驳对斯大林的攻击，颂扬斯大林的功勋。他认为目前俄罗斯特别需要像斯大林那样的领导人。1997年底他在《斯大林来了》一文中说：
【“请注意听吧，请把耳朵贴近红场的石块，请把头俯在上过前线的爱国者的心口上。请挨近受屈辱的祖国母亲的胸膛。听见了吧?脚步声！斯大林来了！”[16]】
这一段话传达出了作者迫切希望新的斯大林到来的心情。他提出应把对斯大林的态度作为确定是不是爱国者的标准。他说：
【“如何区分爱国者和人民的敌人呢?您就问他爱不爱斯大林。”】
他接着说：
【“斯大林爱祖国甚于爱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却又是人民的公仆。他身后只留下了一个熏黑的烟斗和孔采沃的一座简朴的别墅，可是留下了能发射火箭到火星去的繁荣的祖国。”[17]】
白色爱国者不接受共产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他们当中有的人过去曾因进行反苏活动受到过惩处。苏维埃政权的垮台本应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苏联这个强大国家的覆灭和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又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失落感和对现实的不满。索洛乌欣就有这样的心态。白色爱国者的两位重要人物索尔仁尼琴和博罗金的情况，将在下文述及。
三、持不同政见作家的反思和教训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知识界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人数不算太多，活动能量较大，其中作家占有很大比例，因此阿克肖诺夫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与其说是政治运动，不如说是文学运动。[18]这当然是在其组成人员大多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的意义上说的。这个群体没有比较固定的和统一的组织，就思想观点来说，有两个主要派别，即西方派和俄罗斯派。前者的精神领袖是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属于这一派的有生理学家兼作家布科夫斯基以及作家涅克拉索夫、金兹堡、西尼亚夫斯基（捷尔茨）、马克西莫夫、沃依诺维奇、阿克肖诺夫、格拉季林、弗拉基莫夫等；后者的领军人物是作家索尔仁尼琴，属于这一派的有历史学家奥西波夫、数学家沙法列维奇、小说家博罗金等。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认为除上述两派外，还有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谓社会民主主义派。此外，还有在思想上独树一帜的人，哲学家、社会学家兼作家季诺维耶夫可作为这一类人的代表。
“改革”开始时，大多数持不同政见作家都在国外，他们对苏联国内政局的变动感到突然，不知道如何对待。在“改革”开始后的第三年，即1987年，他们还没有看清“改革”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决定采取什么态度。从他们发表的由布科夫斯基执笔的题为《让戈尔巴乔夫向我们证明》的公开信可以看出这一点。当苏联国内局势已开始失控时，他们这些当年曾在不同程度上受过压制和惩罚的人仍没有回国投入到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去。就是在苏联解体后，也还是那样。后来只有索尔仁尼琴和季诺维耶夫等少数几个人回到了故土，许多人至今仍滞留国外，有的人已客死异国他乡，例如马克西莫夫、西尼亚夫斯基和金兹堡先后在法国巴黎去世，科佩列夫则死在德国科隆。
由此可见，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上半期对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社会大变动时期似乎无所作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正如布科夫斯基所说的那样，西方“背叛”了他们，“不再支持”他们，“转而支持共产党的改革派戈尔巴乔夫等人”，使得他们无法开展活动，就这样错过了时机。季诺维耶夫根据自己的了解，也证实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实施苏联社会制度的“改建”工程的苏共领导人，似乎也并不看重持不同政见者，这可由雅科夫列夫的话来证明。他几次用总结经验的口气说，要搞掉苏维埃制度，不能采取持不同政见者的办法，
【“这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这事应当从内部来进行。我们只有一条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19]】
这位“改革”的设计师自然不会把持不同政见者视为依靠力量，不会主动地联合他们来实现他的“设计方案”。由此看来，他们置身于事变进程之外就不足为怪了。
持不同政见作家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思想情绪与整个文学界有相似之处，总的说来，也是比较低沉的，用阿克肖诺夫的话来说，“没有感到任何喜悦，相反，有一种极度的沮丧”[20]。相当多的人，例如沃依诺维奇等，由于历史旧账，没有改变对苏维埃制度的看法，他们仍然持否定态度，但是他们对新的当权者和新的现实也并不满意。苏联解体后，不少持不同政见作家对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反对派与新的当局之间的斗争并不十分关心，有的人采取中立态度，例如博罗金就是这样。这位过去曾两次被关押的作家在1993年的“十月事件”中决定不站在任何人一边，“既不站在红旗下，也不受盖达尔的征召”。[21]他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没有参加投票，因为认为“投现政权的票意味着赞成延长濒死状态”，而他又觉得“共产主义思想危害极大”，不能投共产党人的票。[22]许多人对俄罗斯前途并不乐观，例如格拉季林虽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但不相信俄罗斯会很快走向进步。[23]
应当指出，在持不同政见者当中不乏有较强的国家民族观念的人，他们思想比较敏锐，看问题有独到之处。过去他们由于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和认识上的偏颇或其他原因，才走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可是他们能及时进行反思，大胆承认错误，弃旧图新。不久前去世的季诺维耶夫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改革”开始后，身在异国他乡的季诺维耶夫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政治动向。当苏联国内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合唱时，他不仅不参加，反而站出来为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制度辩护。他经过周密调查得出结论说：历史性大背叛时代正在到来。他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揭露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图谋，并于1989年发表了中篇小说《灾难性的改革》，对“改革”作了全面的否定。
苏联解体使季诺维耶夫受到很大震动。他目睹苏维埃制度覆灭后俄罗斯的混乱局面，非常痛心和后悔。他曾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公开宣称：
【“我写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当时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决不会去写这些书。”[24]】
他改变了对苏联历史的看法，肯定十月革命，多次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称它为“我的革命”；他把苏维埃时期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断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将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的典型样式载入史册”。[25]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在学生时代曾试图暗杀斯大林的作家和学者，对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在多次谈话中提到斯大林，把斯大林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并把二十世纪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26]
季诺维耶夫对苏联解体后的现实持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现在的俄罗斯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可言，实行的是一种“殖民地的民主”。他称新建立的制度是一种“仿造的制度”，其特点是
【“在政治领域力图实行独裁，在经济领域力图把西方制度强加给我国，结果形成了一种把国家推向灾难的社会经济杂种”。[27]】
他不同意对现在的“犯罪的制度”采取容忍和妥协的态度，而主张进行反抗。回国后，他对俄罗斯的现状更加了解，经常发表文章和谈话陈述自己的看法。他反对九十年代初的私有化，认为重新实行金融系统和所有能源的国有化，就有可能拯救国家。
另一方面，季诺维耶夫长期在西方居住，对西方有深入的了解，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目前西方社会不是全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既保留了资本主义的东西，又汲取了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他用“西方主义”一词来表示它。他反对所谓的“全球社会”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
【“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种在意识形态上经过伪装的方针，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对其他所有人的统治”。[28]】
他关心中国，早在1994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西方在搞垮苏联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他说：
【“请记住我的话：西方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中国。它收拾了南斯拉夫和把俄罗斯彻底打垮后，就要搞中国了。”[29]】
他在另一次谈话中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西方为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30]最近他又再次向人们提醒这一点。
另一位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持不同政见者是马克西莫夫。他曾以坚决反共著称。苏联解体后，他思想上出现了急剧的转变。这时他完全同意季诺维耶夫的话，说他假如过去知道自己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也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再次表示他为自己“巨大的悲剧性错误”感到悔恨。[31]马克西莫夫公开表示，他完全不能接受苏联解体后的现实。1993年10月叶利钦炮轰议会和镇压反对派的行为以及自由派文人的表现，导致马克西莫夫与新政权和自由派朋友的彻底决裂。从1994年起，他同反对派报纸《真理报》合作，在该报开辟专栏，到1995年3月因病去世前，总共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对新的现实和新的当权者进行了多方面的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与此同时，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和苏维埃政权的看法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主张对苏联革命和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还有一位思想发生较大变化的持不同政见者是西尼亚夫斯基。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因把作品送往国外发表而被判刑，被释后流亡国外。他曾对“改革”寄予希望，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苏联解体后，他曾回国暂住。俄罗斯国内的混乱状态使他感到震惊，普通老百姓的痛苦生活激起了他对自己的同胞的同情和对新的当权者的不满。1993年的“十月事件”给了西尼亚夫斯基更大的震动。他得知叶利钦炮轰议会的消息，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便与马克西莫夫和阿博文-叶吉杰斯联名致函《独立报》表示抗议。这封信是他执笔的，信中对叶利钦进行了严厉谴责。同时，他开始与在事件中支持叶利钦的自由派朋友们划清界限，断绝与他们的来往。这位本来不大关心政治的作家开始参加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并以反对派自居，不断对当局提出严厉批评。他也像马克西莫夫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看法。
索尔仁尼琴对苏联解体后的现实也是不满的。1993年9～10月间，他在访问西欧时发表的谈话中严厉地批评了俄罗斯实行的经济政策，说它进行的改革是那样的混乱和草率，使得人们陷入了绝望。他认为俄罗斯实行的是“假民主”、“伪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则更坏，是“反民主”。[32]1994年回国后，他曾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也更加严厉。他在国家杜马发表讲话时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今天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33]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34]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继续对现实进行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在私有化进程中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而成为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几次要求宣布私有化为非法，把寡头们据为己有的财产还给人民。
索尔仁尼琴在揭露现实和抨击当局时，开头不点叶利钦的名。可是从索尔仁尼琴的言论来看，他对叶利钦是造成种种灾难的罪魁祸首这一点是很明确的，只不过出于某种考虑不直说罢了。叶利钦下台后他在记者问他应不应该追究叶利钦的刑事责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仅叶利钦应该负刑事责任，还有一二百人应该和叶利钦一起受法庭审判。[35]普京上台后，索尔仁尼琴曾与他进行过一次长谈，对他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办事有许多难处表示理解，在谈到具体问题时，两人既有共识，又有分歧。索尔仁尼琴曾希望普京对他最关心的处理寡头财产问题采取实际行动，对新的当局没有那样做而感到失望。
虽然索尔仁尼琴在他的文章里继续抨击共产主义，否定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然而他在亲眼目睹目前俄罗斯的悲惨处境，看到人民群众的怀旧情绪，可能心里也有所触动，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自己对苏维埃时代的看法。这可从他在199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看出来。小说通过对一个“红色厂长”的生活经历的描写，肯定了斯大林以及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其中首先写了主人公因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感到的喜悦，接着写斯大林逝世引起的巨大震动。这时作者直接出面说，
【“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可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36]（P6）】
作者多次提到“斯大林领导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说在奔跑中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像的奇迹。根据小说的叙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之所以能在建设上继续取得成就，是因为这个“伟大的奔跑”的冲力在起作用。他用肯定的语气描写小说主人公和其他的共产党干部，认为是时代造就了这些人。小说还写到党的作用和对苏共解散的看法，通过主人公之口说，“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36]（P11）这种写法显然是与他发表的谈话和文章相矛盾的。这也许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矛盾和激烈的思想斗争。
延续了三十来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也就不再存在了。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并不因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或掌权，相反，他们仍被抛在边缘，其中有的人仍然对新政权采取反对派立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批人过去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先是挟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国，成为外国敌对势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结果却被西方抛弃，又受到理应引他们为同道的苏联“改革派”和俄罗斯新的当权者的冷落，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和一堆煞费苦心编造的、正在失去利用价值的谤书。他们的结局具有双重的悲剧性。应该说，他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反思，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新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视。
[1]《电影艺术》1992年第1期。
[2]《文学报》1992年9月2日。
[3]《独立报》1993年3月17日。
[4]《文学报》1992年2月26日。
[5]《文化报》1992年8月15日。
[6]《文化报》1998年1月15日。
[7]《文学俄罗斯报》1992年9月4日。
[8]《文学俄罗斯报》1994年7月8日。
[9]《真理报》1997年5月5～16日。
[10]《我们的同时代人》1997年第6期。
[11]《文学报》1988年6月22日。
[12]《明天报》1998年第52期。
[13]转引自《文学报》1992年7月8日。
[14]《苏维埃俄罗斯报》1995年11月1日。
[15]《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0月13日。
[16]《明天报》1997年第50期。
[17]《明天报》1999年第45期。
[18]参看《旗》1997年第9期。
[19]《消息报》1998年6月17日。
[20]《消息报》1999年10月9日。
[21]《真理报》1994年10月12日。
[22]《独立报》1997年6月20日。
[23]参看《劳动报》2001年4月4日。
[24]转引自《真理报》1994年2月16日。
[25]《文学报》1997年12月3日。
[26]《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9月16日。
[27]《明天报》1993年第2期。
[28]《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2月31日。
[29]《真理报》1994年7月2日。
[30]《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9月18日。
[31]《真理报》1995年3月29日。
[32]《消息报》1993年9月21日。
[33]《真理报》1994年11月1日。
[34]《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12月5～11日。
[35]参看《莫斯科新闻》2001年5月23～29日。
[36]《新世界》1996年第6期。
（来源：《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8期；作者：张 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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