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红色洋教授”伊莎白：毛主席是伟大的社会学家
伊莎白的家，每个房间里都有一面墙安放着书架，以外文书居多。99岁的伊莎白退休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从青春少女到白发长者，从人类学家到教育家，经历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改革开放，在伊莎白丰盛的一生中，“加拿大传教士家庭”“共产主义信仰者”“外语教授”“人类学家”……种种看似不会有什么关联的身份组合成了她人生的“关键词”。伊莎白拥有加拿大和英国双重国籍，但中国却是她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她说:“我很高兴能在中国度过大半生，如果当年选择留在加拿大，我就无法经历这一切。”
1915年，伊莎白出生在成都，父母是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任教。伊莎白童年一半在成都，一半在加拿大度过。小时候，父母常带着伊莎白在四川山里游玩，接触到很多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人群，也让伊莎白渐渐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高中毕业后，伊莎白回到加拿大读大学，她想修人类学，但在父母的要求下读了儿童心理学。大学时，伊莎白开始对世界政治感兴趣，当时正值德国法西斯纳粹崛起之时。
1938年，抗战时期，硝烟四起，硕士毕业的伊莎白选择了回到中国。“我从小就经历过四川地区军阀混战，还常常捡子弹壳玩，因此并不害怕战争。”伊莎白开始在四川阿坝理县附近的一个少数民族村子做社会调查。从那时起，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关注与调查，持续了伊莎白一生，中国大江南北都曾多次留下过她的足迹。
伊莎白最为有名的社会调查著作是《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那是她和丈夫柯鲁克1947年在十里店的考察成果。
伊莎白回忆说：“当时斯诺的《西行漫记》在西方非常流行，但这本书出版于1937年，有些情况已经过时。于是，我和丈夫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书。1947年夏天，我们途经香港、上海，再到天津，最终来到冀豫交界的武安县西部山区的十里店村开展社会调查。”
在十里店，伊莎白和柯鲁克对中共土改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们和当地村民一起，参加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会议，并多次在自己的宿舍里召开座谈会，田间地头也有他们的身影。据《武安县志》记载，一位十里店村民曾回忆：“他们深入田间、打谷场、担粪路上，凡是有我们村上人活动的地方他们都要去。有一次跟我一起边走边说一起到地里，还接过我的镢头刨了一会地。”
在当地村民心目中，伊莎白夫妇“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一点架子”，村民回忆：“他们见到我们总是问寒问暖，平易近人。每天比我们劳动的时间还长。”从采访、笔记整理、誊写打印、装订分发文件、照相、冲洗到提水、扫地、通讯联络，他们都是亲自操劳。
伊莎白和柯鲁克对十里店的人和事都充满好奇，他们本来可以在边区政府的食堂就餐，但出于对当地村民日常生活的兴趣，选择找机会去各家各户吃饭。小米、窝窝头、杂豆面，当地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村民回忆说:“那时我们十里店的生活水平和卫生条件都无法和大城市相比，有些户没有煤，而是烧柴禾做饭。对于这些他们都不介意，反而很感兴趣地体察和品尝。”
上世纪80年代，《十里店(一)(二)》中文版相继在中国出版，并多次再版。该书以十里店为例，讲述了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一个村庄土地制度的变迁。书中没有冗长的社会学分析，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丰富的细节告诉读者土改过程中的点滴。它们在教科书的标准叙述之外，补充着历史的丰富性。
伊莎白把自己如今“北外退休教授”的身份归于“组织上的安排”。一直以来，她自己的兴趣在人类学研究，而丈夫柯鲁克的理想则是做一名记者，但当中国共产党提出希望他们去教英语以便为中国培养外事人才时，他们欣然答应了。“当时先说有两个选择，一是去新华社做对外宣传报道；二是去教英语。我们选了新华社，老柯想做记者。但后来又说，因为外事活动中外语人才缺乏，还是要求我们去教英语，所以我们就去教书了。”就这样，伊莎白和柯鲁克在英语教育岗位上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如今，他们的许多学生活跃在中国外交和英语教学领域。他们的孩子也相继在中国出生长大。采访中，伊莎白中文不是很流利，大多数时候都喜欢用英语表达，而她的儿子柯马凯则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尽管已经是著名的英语教授，伊莎白最喜欢的身份仍然是人类学家。教学之余，她一直关注着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夫妻俩曾于1959年-1960年两次回访十里店，将采访经历写成《阳邑公社的头几年》。1964年，农村掀起“学大寨”高潮，伊莎白去大寨考察了两次。退休后，伊莎白还一直以重庆璧山大兴镇为例，研究中国农村的发展。
在伊莎白家的客厅，最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两幅画像。“他们都是伟大的人”，伊莎白充满崇敬之情地说。毛泽东画像购于1949年3月的北京街头，在墙上已经挂了60多年了。伊莎白曾细读《毛泽东选集》，在她心目中，毛泽东是伟大的社会学家。
伊莎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虽然从小受的是基督教教育，但我一直关心的不是教义，而是人，特别是那些穷苦的人。”幼小的伊莎白就已经对普通中国人的苦难有着深刻印象。13岁的她曾有过一个“幼稚”的想法，“看到那么多穷人的孩子很可怜，就希望有一项规定，每个人必须在银行里存上1000块钱，才能生一个孩子，没有钱养育的孩子太悲惨了。”
伊莎白的儿子柯马凯告诉记者，她母亲是一个热爱阅读各类共产主义书籍并同情共产党的人。
大学毕业后在理县的社会调查期间，伊莎白看到了很多红军留下的标语，也听说了不少红军长征的故事。农村贫困的现状让伊莎白不满，但那时她还是一名和平主义者，崇拜甘地，不赞成暴力革命。直到遇到她后来的丈夫柯鲁克。
柯鲁克出生在英国一个犹太家庭，一战后家庭破落，柯鲁克在美国纽约当过工人，后又到哥伦比亚上大学，期间加入共青团，参加了工人运动等。1935年，柯鲁克加入英国共产党，1938年来到中国，1939年认识了正在重庆璧山县大兴镇做社会调查的伊莎白。关于社会变革方式，伊莎白和柯鲁克有过争论，但最后柯鲁克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服了伊莎白。“假想你患了重病，动手术可以很快治好。不开刀，演变成慢性病长期痛苦，你乐意吗？”
对伊莎白来说，共产主义信仰一旦认定就一生追随。在经历了西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衰退、文革时的冲击、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迁后，依然如此，始终对中国红色革命充满深情。
1941年德国侵犯苏联后，法西斯的阴影正在当时的欧洲蔓延，伊莎白和柯鲁克双双前往英国。柯鲁克加入了英国空军，二人随即结了婚。婚后，伊莎白在一家兵工厂工作，并和其他英国共产党一起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再后来伊莎白加入了加拿大妇女军团。二战后，他们又一起来到中国。本来打算考察一段时间中国农村土地革命就回英国，但最后却在中央外事组的挽留下，也是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感情，他们开始在中国教授英语。
文化大革命期间，伊莎白和柯鲁克都受到了冲击。伊莎白被隔离审查三年，和丈夫孩子被迫分开，柯鲁克则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谈起那段经历，伊莎白显得相当平静。谈到每两周换一次的看管人员，她甚至用感激的语气说“她们有时很友好”。当记者问到她当时有没有害怕时，她说：“我不担心自己，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担心3个孩子，担心他们看到父母无辜被关押，会对党对组织产生不好的情绪。”
和诸多外籍人士一样，伊莎白一家也得到了周恩来的关照，“周总理派人照顾我们的孩子，安排他们到工厂去学习技术，使他们成为有技术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后，孩子们回到英国念书，他们都是有技术的工人，自己赚的钱就够学费和生活了，我们没有资助他们一分钱。”
柯鲁克已于2000年去世，如今伊莎白一个人住在那套他们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公寓里，每天早上7点半起床，晚上十一点半睡觉，过着简单规律的生活。99岁高龄的她，仍然在不间断地阅读。
伊莎白一直坚持锻炼，她早上都会出去做操。2012年5月伊莎白摔了一跤，此前她一直一个人上下三层楼。在她家工作了近二十年的保姆素珍讲起那次摔跤仍心有余悸，“她当时一个人在家，听到门铃去开门时，不小心摔倒，把手臂摔断了。”
伊莎白的坚韧让素珍印象深刻，“那天是周末，胳膊两天后才接上，看着她都觉得疼，不过她完全没表现出来。她真的很能吃苦……胳膊恢复到现在这样连医生都不敢相信，医生说她能把手举到嘴边上就不错了，但她现在手都能摸到头顶了。”听了素珍的话，伊莎白胳膊抬起摸了一下自己的头，看着我们笑了，有些得意又有些顽皮。
说起丈夫最后的日子，伊莎白一脸平和。“老柯肝有问题，不让他喝酒。有时素珍会让他偷偷喝一点，我们很感谢素珍，她听老柯的话不听我们的话，让他喝酒，让他最后的日子能够好受一些。”即使她知道喝酒对丈夫的肝不好，但丈夫离世前能常常“如愿”也让伊莎白感到安慰，“最重要的是让他开心一些，情绪好一些。”或许，这正是一位老人历经一个世纪丰盛人生后对生命的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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