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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马克思主义关于“ 两个必然性” (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有其科学的客观依据， 唯物史观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推翻，反而是不断证明着“ 两个必然性” 理论的正确性。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抽象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价值目标，这是以唯心史观代替唯物史观，否定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最使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们感到恐惧和烦恼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因为关于“ 两个必然性” 的理论，以铁的历史规律为依据向全世界宣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资产阶级理论家们把马克思比之为上帝，把“ 两个必然性” 讽刺为宗教中的“ 末日审判” , 但规律终究是骂不倒的。 当然，历史不是由纯粹必然性组成的暗淡画面，而是曲折多姿、风云变幻。当前国际形势中出现的暂时的局部的逆转，只是使“ 两个必然性” 的实现更为曲折和复杂，而不可能根本改变历史的走向。我们应该深入探讨“ 两个必然性” 的客观依据，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反对和批评曲解“ 两个必然性” 理论基础的错误理论。
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抨击是形影相随的。可是从最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和康帕内拉，到19 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提出过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依据问题。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针对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激情多于理性，幻想压倒科学。即使是处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夜的19 世纪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没有突破这个局限。他们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不人道, 梦想用移民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们的历史观停留在抽象人道主义的范围，把社会主义理想建立在自由、公平、正义、人道原则的基础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并不是提出了社会主义问题。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理想或者行为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已存在很久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贡献，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而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指出了“ 两个必然性” , 并充分地科学地揭示了它的客观依据。 列宁反复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产主义必然崩溃，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① 列宁还对科学社会主义和以往一切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比较分析，强调科学社会主义“ 完全是新东西”。它之所以是新的东西, “新就新在”它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客观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② 必然性的观念是哲学观念，但“ 两个必然性”的理论并不是基于哲学的推论，而是植根于历史过程本身。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 即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基础上。“ 两个必然性”所表现的历史趋向，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本性之中。的确， 任何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哲学共产主义，它的基础不是抽象的哲学原则，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分析。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剖析，就不可能找到“ 两个必然性” 及其客观依据。 可是经济学的分析不可能离开哲学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阶级结构作过分析，但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它们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历史上的过渡阶段，而是把它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形式。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刀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它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为指导，从社会形态演变的高度，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内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肯定方面看到它的否定方面， 从它的存在中看到它的必然灭亡。马克思发表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可以说是科学地揭示“ 两个必然性” 的客观依据和理论依据，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结论结合在一起的卓越典范。
在当代，围绕科学社会主义关于“ 两个必然性” 理论，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自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这说明“ 两个必然性”的依据并不存在于经济之中。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 两个必然性” 的理论, 是以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矛盾及其更替为依据的。它的根本之点在于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 准确地说应该是共产主义) 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基本矛盾的产物，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形态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形态的母胎中孕育成熟。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在地球上就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制度。所以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违背“ 两个必然性” 理论。因为从时代来说,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这是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总体观点、全局观点，或者可以称之为世界史的观点。 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首先从哪个国家开始突破，这是另一个问题。革命总是首先从统治力量薄弱、矛盾尖锐的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的。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首先在资本主义最早萌发的意大利，也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英国，而是在法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是无与伦比的。同样, 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方，而是在资本主义不太发达或很不发达的俄国与中国取得胜利，这与“ 两个必然性” 的理论并不矛盾，理由有三：第一，把俄国和中国放在世界历史总体中考察，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是在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发生的；第二，俄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列宁的名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作过充分的论述。中国没有经历独立的资本主义阶段，但在世界资本主义总体系中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同样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或者是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或者是帝国主义卵翼下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或者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并不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孕育出来的，而是以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为前提的。第三，从革命的主观力量来说， 俄国和中国都很强大。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很软弱，但却有一个比较集中，特别能战斗的无产阶级。这个强大的无产阶级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资本主义经济( 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关于“ 两个必然性” 的理论，把社会生产力看成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并不把生产力的绝对水平看成是否应该革命的标志。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考察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即使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但只要生产关系还有容纳生产力发展的余地，只要它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政权还能正常地发挥它的调控机能，它就不会立即灭亡。相反，一个国家即使生产力水平不太高，但腐朽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僵死腐败的政权窒息了社会最后一点活力，不推翻这个政权，不改变这种生产关系，整个民族和社会就会在这种窒息中毁灭。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对旧中国的这种状况进行了科学的剖析。何况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体系中, “ 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④ 由上可见，把中国放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考察，中国革命完全符合“ 两个必然性”的规律。只是由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使这个必然性的实现带有中国的特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都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实现“ 两个必然性” 规律的具体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发展迅速，经济稳定, 革命沉寂，因此不少西方理论家们断言，马克思主义关于“ 两个必然性” 的理论已经完全失效。 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中说: “ 自从马克思去世以后，历史进程本身已经表明他所预言的革命并没有发生。社会润滑剂，如社会保险，失业补助，缩短工时，改善劳动环境等已经使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摩擦减少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世界，通过投票箱，甚至讲诸正义、公平这些资产阶级的价值而逐步进化，一般人的命运已经逐步得到改善。” 因此他认为，马克思的“ 两个必然性”已经过时, “ 作为历史必然道路的预言家的马克思则已经降到只能引起历史兴趣的被人遗忘的地步。” ⑤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虽然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他的关于工人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工人阶级已同资本家同化，工人阶级已分享资本主义制度的成果，没有任何革命欲望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对“ 两个必然性” 的否定。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更是非常卖劲地鼓吹这种一体化的理论。他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劳务者变为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事例是不多见的，他们并没有成为任何时代性革命变化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同民族资本主义合为一体，——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如此。在这样合并后，他们便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了一个依赖性的而不是独立的变因。” ⑥ 在米尔斯看来, “ 两个必然性” 是一种虚构，马克思设想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能发生。他说: “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以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序列，是马克思的理论和预言的巨大历史框架。但我们现在却必须对它加以修正: 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产生出任何一种可被认为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⑦ 米尔斯很清楚，只要推翻了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规律，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摈弃“ 两个必然性” 的理论。 我们并不否认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变化， 例如劳动条件的变化和就业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等等。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两个必然性” 的理论，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为依据的，而不是单纯建立在工人的生活状况上。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描绘的工人悲惨处境可以改变，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会消失。谁敢断言，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私人占有；谁敢断言，无产阶级已经不是被雇佣阶级。事实上，同早期资本主义相比，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更尖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更扩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可以通过从落后地区和国家获得的高额利润来缓和矛盾；可以通过采取各种社会保障政策来调节矛盾，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 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发达和富裕，同它的必然灭亡并不是对立的。尽管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发展生产力的潜力，并没有完全丧失创造力量，但它注定要为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因为它所固有的基本矛盾随着它的成就而不断激化。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切都是相反相成的。它创造了摩天大楼，也同时创造了用硬纸板和铅皮搭成的贫民窟；它发明了许多消灭细菌的新药，可又不断滋生新的社会病，从吸毒到同性恋。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以道德沦丧作为代价，艾滋病的产生和传播并不能单纯归结为自然原因。的确，资本主义社会是所有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中最具创造力的社会，又是最冷酷、最令人憎恶的社会。所有人们能看到的弊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层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征和结果。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只会加剧资本主义的破坏力，从而使它更接近死亡。 这种看法不仅是共产党人的看法，西方某些进步的，正直的学者也都不讳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例如在《美国社会问题》这部著作中，作者把美国的社会问题分为结构性和过失性两大类，详细地分析了美国的两极分化、种族歧视、吸毒、同性恋、政府滥用职权和家庭结构的解体等一系列问题。美国社会充满了矛盾。美国的确很富裕，但它是富人的天堂。对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来说，它的富裕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失望和怨恨。工人阶级，特别是觉悟了的工人阶级，不会由于生活的某种改善而安心于被雇佣、被剥削的地位；贫困和失业者不会满足施舍式的保障。资本主义越发达，越是预示由整个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把生产成果转归整个社会共同享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寿命还有多长，这无法预料。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算命先生。但关键问题是，不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最终的社会形态，变暂时的相对稳定为绝对的巩固。历史的衡量标准是大尺度的。我们的时代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根据几年或几十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状况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关于“ 两个必然性” 的论断，不是近视就是偏见。 至于有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利用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挫折和困难，宣扬共产主义的“ 大失败” , 期待“ 不战而胜” , 以此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 两个必然性” 理论的失效也是徒劳的。马克思主义关于“ 两个必然性” 的理论揭示的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它并不排斥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反复性，并不排斥偶然性，相反以其作为自己实现的形式和补充。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人类历史的根本转折，不可能没有倒退、没有旋涡、没有挫折、没有反复。处在比较强大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环境中，落后国家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遇到的困难将是可想而知的。但如果真正发生逆转，随着新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必将同时出现一个被雇佣的工人阶级；随着资产阶级重新处于统治地位，必将伴随着无产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已经解决了的矛盾重新开始，“ 两个必然性” 的规律将在改变了的条件下重新起作用。事情仅仅是揭开帷幕，并没有结束。把起点当作终点、序幕当作谢幕，是历史的错觉。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关于“ 两个必然性” 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规律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实现这个规律的条件和机制，民主社会主义则不同。 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对立，不能简单归结为要不要讲民主和人道问题。似乎民主社会主义强调民主、人道，而科学社会主义则相反。事实上，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民主，但不赞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但不赞同人道社会主义。原因在于，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从“ 两个必然性” 的角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抽象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仅仅把它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尽管社会党国际的宣言，以及某些社会党纲领原则上都宣布按照社会主义要求改造资本主义，实际上它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由，完全是以抽象人道主义为依据的。 在民主社会主义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而是自由、民主、人道、公正、互助原则的实现。人们追求社会主义，并不是由于历史规律的要求，而是因为它是符合人类本性的价值目标。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1947年年8 月《齐格海因声明》中公开宣称, “ 自马克思以来的历史进程，揭露了只从经济角度进行观察的片面性。“ 社会民主党把人的思想自由和道德责任也看作是对历史进程起塑造作用的因素。社会民主党为实现自己的最后政治目标而斗争，但它不仅仅是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向或出于物质的目的性原因, 而是为了人的尊严。” ⑧它们否定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证，把它称之为“ 历史的乌托邦” , 强调社会主义的“ 道德必然性” 。社会民主党著名的哥德斯堡纲领，把自由、公正、互助确定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宣称社会民主党“ 致力于建立一种符合这些道德观念的生活秩序” 。在后来修改的纲领中仍然坚持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价值的观点，强调: “ 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公正和相助，是我们估量政治现实的准绳，是衡量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尺度” 。⑨ 我们并不否定从价值评价角度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合理性，也不否定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伦理动机的重要性。无疑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正义原则，人道原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比拟的。问题是，民主社会主义把科学与价值割裂开来，否定“ 两个必然性” , 否定历史发展规律，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抽象的道德原则基础上。它们不是立足于历史规律和如何通过人们的活动来实现规律的要求，而是诉诸人们的道德观念、诉诸人们的理智和良心。这无异于把社会主义推向遥远的、永远不可实现的未来。 的确，民主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打算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通过革命手段、更不用说通过暴力革命来建设社会主义。它们既然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价值目标，必然认定社会主义是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通过改良逐步实现的渐进过程，是资本主义制度人道化的过程。其实，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只要资本主义的“ 好处” 不要其弊端的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幻想。 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同样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70 多年的实践中，并没有出现两种社会主义制度：一种是专制的极权的社会主义；一种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前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无非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漫画化和讽刺画，是利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某些缺点和失误而对社会主义制度极力加以丑化；后一种所谓社会主义，则是由于不能正确地对待历史经验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虚构。 社会主义社会当然需要扩大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坚持、宣传和贯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但是不能抽象地宣扬社会主义应该以人为出发点，用人道的、民主的来定义社会主义，把抽象的人道和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高目标。 社会主义改革，实际上仍然是“ 两个必然性” 规律起作用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自我完善，找到一条在自己国家中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不可能只讲民主不讲专政。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巩固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法立足的；同样也不可能只讲人道主义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制度，它必然会损害和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对抗和反对。因此纯粹民主和抽象人道原则，不应该也不可能实行。 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不同，它们的着眼点也完全不一样。科学社会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因此着眼于客观规律。它重视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但把无产阶级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阐述它们彻底解放的道路和可能性。恩格斯曾经精辟地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 “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⑩ 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关于人、人的本性的异化和复归，关于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应该是什么的理论，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剖析，阐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以及完成这一使命的条件的科学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价值判断服从科学判断。而以抽象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否认历史客观规律和“ 两个必然性” , 把道德价值视为最高目标和历史尺度。历史似乎在捉弄人，民主社会主义重新回到了空想社会主义，但已经没有空想社会主义曾经享有过的荣誉与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不断地反对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作为它们哲学基础的抽象人道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19 世纪40 年代对以赫斯为代表的“ 真正社会主义” 的批判，核心问题就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历史观看待社会主义的问题。 赫斯是德国“ 真正社会主义” 的代表。他不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代替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而是把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力图用费尔巴哈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来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观点。赫斯以“爱”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手段，以人的本质作为历史的尺度，以人道主义作为最终目标，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归结为人道主义要求。 这种观点似乎充满了感情，但极端有害。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批判。他们说，“ 真正社会主义” “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 ⑪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更猛烈的抨击，说“ 真正社会主义”是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用以吓唬资产阶级的“ 稻草人” , 是政府用来镇压工人的毒辣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⑫ 如果说,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 真正社会主义” 的批判, 对唯物史观的论述，是从理论上宣告用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破产；那么1848年6月革命的被镇压，则是从实践上宣告用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破产。马克思在总结6月革命经验时，曾辛辣地讽刺那些用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为工人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用冗长的博爱说教为无产阶级催眠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说: “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重复'博爱' 词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要抛弃这种词句以及由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意义所产生的幻想。”⑬ 后来，恩格斯在1859年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书评时，讲到唯物史观对论证社会主义的意义，着重指出: “ 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 ⑭ 究竟用什么世界观来论证社会主义，这个斗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一直存在。在70 年代中期，在反对杜林及其一伙时，马克思在致左尔格的一封信中就抨击过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说“ 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⑮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态度非常明确，可是恩格斯逝世以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其中包括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又重新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着力反对的观点上来。他们极力否定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社会主义，力图用抽象人道主义原则，特别是伦理原则来进行论证。 伯恩施坦信奉新康德主义。他反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历史必然性，而是把它看作一种伦理公式，是从人类存在的本性中产生的伦理要求。他在同卢森堡的论战中明确地宣称，自己并不认为社会主义胜利要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也持类似的观点。他们力图使科学社会主义伦理化，变为伦理社会主义。他们反对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以承认人的一般价值为前提的，是以人为目的的一种道德理想。似乎认为社会主义符合规律就会妨碍人们去追求，而把社会主义作为价值、作为一种理想，就可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仍然是重复把人的能动性同客观规律视为不相容的老调。 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反对他们否定唯物史观，重新回到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立场上 , 反复强调“ 两个必然性”的客观依据。列宁说: “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这一事实为依据的。”⑯ 还说: “ 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 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两个必然性”的科学论证和他们对抽象人造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对立。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有其特点，但就它们的世界观基础来说，非常明显地重复经典作家们曾经批判过的错误观点。 民主社会主义企图使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化有其深刻的经济的、政治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它与两个传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是欧洲的文化传统, 一个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传统。 从欧洲文化传统看，人道主义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从14世纪萌芽，经过法国启蒙哲学，一直流传至今。不同的是，从14世纪到19世纪40年代，属于上升路线；古典人道主义有其进步性和卓越贡献；它尊重理性、尊重科学。可是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古典的人道主义转变为非理性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以德国哲学人类学家舍勒为代表，开始兴起了哲学人类学浪潮。从古典人道主义到当代哲学人类学表明，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民主社会主义直言不讳地自称继承了人道主义传统。可是它已经没有古典人道主义那种革命性和进步性。因为用抽象人道主义历史观来论证社会主义，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来说不是前进，而是倒退。 另一个传统是第二国际后期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也就是伯恩施坦、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否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否定“ 两个必然性” 的理论依据和客观依据，宣称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目标，并从人的伦理要求出发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种考察问题的观点和思路，同伯恩施坦以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一种思潮来说，传统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现实的思潮的影响。从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全文发表以后，在西方逐步兴起了一股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思潮。开始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后来某些共产党人以及西方一些理论家也参加了这个“ 大合唱” 。他们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背后的人道主义和伦理动机，强调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如此等等。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思潮，显然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有着勿庸置疑的影响。 在理论领域中我们同样应该有反潮流的精神。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和社会主义遭受挫折，使得一些人对“ 两个必然性” 的理论发生怀疑和动摇，但历史规律终究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依然是我们的结论。② ⑰《列宁全集》第1卷，第1 版，第127 、155 页。③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 第320、323页。④⑪《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3 卷, 第83 、537 页。⑥⑦ 米尔斯: 《马克思主义者》, 第128 、134 页。⑧⑨ 参阅《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 第123、154 等页。⑫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 第279、302 页。
⑯《列宁全集》第20 卷; 第1版, 第199页。（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1年第三期；作者：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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