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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东北三省的黑土地走到“自由而无用”的复旦大学哲学系，从莫斯科回到上海魔都，郭丽双见过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见过了中国的最贫困及最繁华。四十余年里，她用脚印丈量着这片广阔土地，——丈量着它的曲折和平坦、悲伤与骄傲。 “我是被中国养育的，我要回来亲手建设自己的国家。” 闻一多的那首“我好比凤阙阶前守夜的黄豹，母亲呀，我身份低微，地位险要”传唱四方。那年，郭丽双在黑龙江大学读二年级。东北三省大学宿舍尚未有电视的年代里，她和同学们挤在哲学系的会议室里看香港回归倒计时。 在祖国的南方，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零点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在最北部，通过屏幕看到这场盛大仪式的学生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他们拥抱且击掌。 这隆重的场面一直被刻在郭丽双对于祖国的记忆里，一并被记住的还有她那时的兴奋和激动：“那时的感觉就像是祖国的女儿回来了，我们热切地拥抱她。”
香港回归
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当香港暴动的新闻频频登上各大新闻网站的首页，“我也支持中国警察”一时成为热词，郭丽双还会时常想起那时喜迎香港回归的感受。 “一国两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因为曾经殖民地文化而消灭了我们中国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黑河市，位于黑龙江省北部。这里是中俄分界线，有时你在黑龙江边招招手，就能看到对岸把守的俄罗斯哨兵与你招手回应。也就是在这里，郭丽双度过了她少年的时光。
黑河的中俄边境碑
在她中学时期，国家重视俄语教育，俄语班是学校里的重点班。她从中学开始学俄语，又在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汇口成人。这些经历在潜移默化里为她的未来埋下伏笔，直至她走进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政治的研究领域、去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做访问学者，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又回到复旦马院任职，黑河是她一切研究和思想的最初源地。 “但我的俄语老师没有教我们几天，就去搞边贸赚钱了，”她笑称。 那时黑龙江的边贸在她眼里并没有完全发展。那些被运送出口的商品质量不够好，也让“中国制造”的偏见从此扎根。“我们黑河的边贸口岸一直没有成功地建立起来”她感慨道。 但在郭丽双眼里，自己的家乡幅员辽阔，有着上好且丰富的资源——也为这片土地带来了破碎和悲伤，日本侵略的过往依旧为黑土地上的人们所铭记。在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上长大，她对日本的芥蒂无法被一笔带过：不愿意去日本旅游、很少购买日本进口的商品、不由自主地在课上讲起东北三省被侵略的屈辱史。 在繁荣的上海，她时常想起家乡，那里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发展，经济滞后、人才外流。“我真心希望国家有新政策支持黑龙江的发展，是一个物产丰富好的地方，它曾是攥一把黑土就能流油的宝地，曾是全国的大粮仓和重工业基地，它曾支持了全国的建设和发展。”
五六岁时，郭丽双去城里帮着大人领粮食，粮食按照年龄发，每个家庭有蓝本记录出生年月。在她的印象里，每次领到的粮食都不多，即使是她这样不满十岁的孩子都能拎回去。“勉强温饱”，是她对儿时生活的印象。 父亲是中学教师，每个月工资不过三十块钱，却要养六口人；一家人住在乡下，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来种粮食。从小到大，她和兄弟姐妹们打过补丁的衣服和背包一直不舍得扔，穿了多年。 小学时，郭丽双跟着父亲去县城读书，同龄的孩子们都穿着新衣服的时候，她却只有那几件缝着补丁的旧衣服。小小的自尊心是她几乎唯一的财富，为了不被看不起，她好胜争强、发奋读书，拿了多年的全班第一。她正是在这种逆境中磨练出了坚毅，后来考取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又通过刻苦努力考到复旦哲学系攻读完博士学位。 三十年过去了，郭丽双依旧可以清晰的回忆起小时候的贫穷，更多的是父母的放养模式给了孩子们质朴的乐观心态和选择的自由。虽然她已经无法想象自己和那些与她一般贫穷的人们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汲取营养成长起来，但十分清晰的是改革开放改变了家乡普遍贫穷的现象。新世纪新时代，家乡如何再复振兴，为中国的崛起共献力量，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时代课题。 2003年秋天，郭丽双通过多年的努力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复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来到这所远离家乡的大学，第一感觉是亲切——整个大学时期，她遇到许多优秀的年轻老师都毕业于复旦，这里包容开放，自由而无用——“在哲学里，无用即是大用，”郭丽双说。 2003年的复旦尚还破旧，光华楼只是一片操场，野草丛生；五角场正在新建；邯郸路上有一条保护学生安全的地下通道，如果按照建中环原设计图，复旦的校门口将被一座高架遮挡，当时的校长据理力争道，“如果在复旦校门口建高架，我宁愿不做这个校长”。如此之后，原来的高架设计改成了下地道，复旦的校门仍可以沐浴在阳光下，同学们可以在地面乘车步行走过复旦每一处角落。 三年后，郭丽双从复旦毕业，光华楼已然落成，短短三度春秋里复旦从旧至新，常令她感叹。 毕业后她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两年后被评为副研究员。十几年的科研工作中，她在俄罗斯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刻苦钻研，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满四十一岁时被评为研究员，这个等同于教授的职位让她在研究系统里走到了较高点。2018年，由于复旦学科建设需要，她被人才引进到复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协助院里设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 在复旦工作的日子里，遇到社科院的老同事就会有深切地感触，过去日子里的“养尊处优”与在复旦教书的压力形成了鲜明对照——那时候，她只需要给硕士生、博士生上课，其余时间都可以做科研，生活更加自由清闲。但在复旦教书，面对着坐满阶梯教室的学生，加之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工作，辛苦和疲惫便成了常态。但她愿意如此奔波。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她的眼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推出新理论、新成果，才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保证了中国在新世纪、新时代的崛起和复兴。对待这门非专业性的大课，郭丽双投入了百分之百的认真和严格。她喜欢小班教学，为了学生能更近距离地参加交流且集中，课堂也排斥照本宣科，她认为教材大有可改之处：“教材里有很多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成分，是我们应该批判的思想，其中的教条思想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而我们现在却用来教学”。她希望改革，希望思政课能让学生们学到更多、更有意义的学问，在课堂中她会带着学生研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的原著。在她看来，这些实实在在的原著文字是走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方式，让学生在研读经典原著中领会马克思为什么要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学问它要解决的是什么时代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下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我给复旦的学生上公共政治课，面对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哪怕我的只言片语对学生们有积极影响，使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有正面的改善，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内化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郭丽双出生的那一年，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悲伤的一年。三位领导人先后离世，伴随着那段曲折的建国路也逐渐退出历史的主舞台，改革开放伊始。 “我们是跟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时代快速地向前发展，国内外与新旧时代的思想碰撞如激流，她们便是激流中走过的一代人。从最开始受到长辈的教导崇尚“个人崇拜”，到理智而冷静地分析社会；八、九十年代走出国门的热潮带着那么一些“崇洋媚外”的想法是她们大学时代的主流，港台剧席卷大陆各地；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对祖国的信任和期待重新被牢固地建立。工作三年后，2009年郭丽双作为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公派出国的访问学者，迟到地追随着大学时代的洪潮走出国门，去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访问学习。置身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深切地感受到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冲突与悲凉，促使其更加深入地思考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问题。 “有的人可能离开国家就丧失认同感了，但我们不会，我从莫斯科回来之后，看到了俄罗斯急剧社会改革的惨痛伤痕，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就更加爱我们的祖国，希望它强大。” “也可能这就是七十年代人的共同特征，我们都踏实、吃苦，且特别爱国。”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影像
提到中国原子弹发射，在郭丽双的眼里，那是一个不像现在这样重视科学发展的年代，一穷二白且科技落后的中国研发了足以威震全世界的原子弹。国家为了让军工力量强起来，不让西方继续小看自己，打压中国，所以集中力量进行原子弹的研制和开发，这是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 对于郭丽双而言，她和她这一代人是历史的亲历者，在激流里看到一个国家重整旗鼓，从曲折与悲伤中走出，一步步走向繁荣。她们是改革开放历史的亲历者，一砖一瓦地背负过国家的未来，又复走上社会，亲手建造着它的未来。
（作者：钱天则、单博远、金梦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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