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史学大家白寿彝：毛主席是最优秀的史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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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我上大学那年，有一本《中国通史纲要》出版，主编是白寿彝，第二年我们81级的师弟师妹人手一册此书，由学校赠与。当时朱九思院长很注意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在我们读大一时给我们每人一套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曾经借了一本《中国通史纲要》浏览，对作者那个名字很熟悉。毕业以后，我曾经在工作之余，读过一些史学著作，还买过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来到大学工作之后，我找到一本白寿彝先生之子写的一本书《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就是在这部书里，我深切感受到白先生父子对毛主席的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们总是用“毛泽东主席”或者直接用“毛主席”这个称谓，这是在最近几十年里比较少见的，物以稀为贵。

（一）

 白寿彝(1909年-2000年)，回族，河南开封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光明日报》的创办者之一。白寿彝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哲学史。

 白寿彝把毕生的心血放在史学领域，他曾受教于冯友兰，师从顾颉刚，与郭沫若、臧克家为好友。

 他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

 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于1980年出版，江泽民、李鹏亲自致信贺书。该书已印刷30多次，累计印数100余万册，先后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朝鲜文、罗马尼亚文等。

（二）

 本书中作者除了回忆父亲及其家人，同时也在适当的篇幅中叙述了父亲的老师等前辈、同代的好友、同人以及他的学生等后人。他们都是和父亲在一起奋斗过的，他们早已与父亲融成难以分开的整体。《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彰往"了父亲40岁之前，也就是旧中国的"像逐水浮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着眷口东西流浪着"的工作和生活情景。"他从启蒙老师那里受到了修齐治平、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中华民族一体的熏陶;目睹祖国河山碎裂、生灵涂炭，于是求知，于是寻找真理，于是在'嗷嗷八口一蓝衫'的环境中坚信未来，于是不断笔耕、'舌耕'，于是不但找到了实现自己学术理想的宽阔大道，也找到了把自己的一切和亿万中国人民血肉般联系到一起的人生正途。"

 这本书也同样" 彰往"了父亲40岁之后，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机会学习辩证唯物史观。他在后半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史学教学和研究，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新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史学工作者。他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在不断地创新，总是不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继续学步，奋发进步，用他的话来说是"学步"，是不断"摸索"、"探索"。

 书中有第五章（节）的题目是：

 第五章 安定(1949年--1966年)

 1 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时代

 2 "像逐水浮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的结束

 3 《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等文的发表

 4 历史文献科学性认识的《回民起义》

 5 毛主席批准成立"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

 6 关于历史教学的第一篇文章

 7 毛主席亲切地说:见到了你写的文章，写得很好

 8 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9 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10 历史学科基本训练的几个有关问题

 11 史学史研究的起步与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

 12 "学着试步"的《学步集》

 13 赶紧走上史学史研究的大道

 14 热心于中国对外友好工作】

 在该书P130页，有这么一小段：

 父亲曾经讲过：

 毛主席是我们历史工作者队伍中最优秀的一位。毛泽东主席既是党和国家主席，也是我们的好教授！】

（三）

 毛主席的史学功底，还真是名不虚传。

 有这么一本书：

《历史学者毛泽东》，王子今著，西苑出版社出版

  这位作者也是北师大的一位历史学者。他在书中明确指出：

【毛泽东是一位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成功，与他的历史学素养有直接的关系。他对于历史的关心、重视和熟悉，超过许多政治家。他对于历史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借用斯诺对他“一位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历史学者”。】

（四）

 毛主席晚年曾指示校点《二十四史》，周总理亲自部署，中华书局组织包括白寿彝在内的大批学者参与这项工作。周总理亲自安排白寿彝的老师顾颉刚担任该项目“总其成”工作，由于顾老年事已高，因此其弟子白寿彝当然就承担了非常关键的工作，因此有人也认为白寿彝先生主持了这项工作。

 早在1940年代初，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1958年9月，毛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同志组织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吴晗、范文澜随即于9月13日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10月6日，吴晗以吴晗、范文澜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会议的情况。

 主席复信:“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随后，由中华书局牵头组织，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先生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列入国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按照“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商定的进度，“前四史”要在1959年10月之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按计划出版的仅有《史记》一种。

 “前四史”整理出版计划一直到1965年才得以完成。在落实“前四史”整理出版工作的同时，其余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亦随之全面展开，全国重点高校的一大批历史学者，如吴则虞、王仲荦、唐长孺、陈垣、聂崇岐、刘节、柴德赓、刘乃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升、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均参与到了整理工作之中。

 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周总理也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并要求:“你们要合作，协商一下，不要重复，早一点完成。”

 同年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写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对“二十四史校点情况”、“人员的组织和分工”、“整理校点工作的办法”、“《清史稿》的整理办法”及全部工作的大致进度，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同意。”

 1973年春点校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楼顶合影。姓名标注为启功先生亲笔。中华书局供图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再次展开，后“二十史”陆续出版。1977年11月，点校本《宋史》面世，标志着全部“二十四史”整理出版工作最终完成。

（五）

  1990年初白寿彝曾经给中央领导建议重新在报纸上发表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是极富深意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毛主席就是在这篇著作里，深刻阐述了了解历史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无疑这也是指明了历史学的要义。

 《改造我们的学习》是1941年毛泽东创作的议论文。该论文指出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进行改造。 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是中国共产党发生过几次错误，造成了损失，原因是不符合实际的国情，需要认识到错误，进行改正，反对主观主义，联系实际情况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的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高瞻远瞩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几十年，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办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批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做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地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的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上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救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那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 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三） 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李克勤后记：

 如果没有基本的历史学常识，能否读懂马克思？

 如果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官员或者学者，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这种人危害有多大？

 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现实问题。

 白寿彝，是郭沫若、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顾颉刚等这批史学大家之后，史学界泰斗级人物。白先生对毛主席的评价，肯定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无疑是令人想得通，也说得通的。毛主席作为政治家的史学功底，恰恰为老人家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坚实基础，这是毛主席道器变通之基。

（作者：李克勤济学勤为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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