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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人说，会议公报四平八稳，没有多少新词和新提法。是因为这些人不知道这些问题的重大和根本性。
最重要的一条，不再摸着石头过河，也不再不管姓社姓资，而是明确地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建国7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转折》热播，1935年4月，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就描述了新中国国家制度大体轮廓和核心要点。
我们中央红军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洛甫同志以后会专门讲的，我在这里顶多是算是一个抛砖引玉。
我们共产党人从哪里来呢？是从老百姓当中来。是为了老百姓幸福和利益而来。虽然出身不一样，但初衷是一样的。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还是要回到老百姓当中去。为老百姓谋利益，为老百姓谋幸福。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让普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过上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幸福生活。
其实，85年前毛泽东这段在长征路上讲的话非常具体明确：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者百姓中来，到老百姓去。不是官，还是老百姓。 为老百姓谋利益，为老百姓谋幸福。不是升官发财，更不是做官当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最终目标是实现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让普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过上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幸福生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85年前，毛泽东就是用这样的新中国鼓舞红军将士艰苦卓绝地奋斗牺牲，走出困境，去缔造和迎接新中国。
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痛感于历史的无常，黄炎培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大发感慨。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这是所知人们第一次谈到历史周期律问题。
那么共产党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呢？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毛泽东就说进北京是进京赶考，我们不能学李自成，不能当李自成。这是对党和官员们的严正警告。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幸福生活的社会制度。
建国之初的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成功地阻止了贪污腐败行为的滋生漫延。
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都者：“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论述干群关系问题，并深刻指出：应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将军下连队当兵等制度。他认为：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在当时的环境下，确实存在毛泽东过度估计社会形势、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但从中也能看出他对于切实解决干群关系问题的异常关注和焦虑。
毛泽东十分注意并反复提醒这个问题。他要求领导干部“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1958年夏天，有人大肆宣传“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在调查之后在1958年底和1959年初召开两次郑州会议，提出反浮夸风和反共产风。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受到干扰和阻挠，但1960年起，毛泽东又提出“反五风”，即浮夸风、共产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就是反对官僚主义。1962年发展为“社教”。再进一步发展就是文化大革命。
浮夸风和共产风造成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危害。从反“两风”到反“五风”，再到“社教”和“文革”，一脉相承，反官僚主义。
在毛泽东的最后十年，毛泽东采取了更大的行动。《我们走在大路上》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我们走在大路上》也没有回避1989年的那场风波，也提到了人民群众对党内腐败现象的反感。
记忆当中，那时的关注点很具体，就是反“官倒”，“XX公司”在那次风波中倒掉。
2002年十六大之后，胡锦涛同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3年7月11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旧址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表示，正是因为始终强调和坚持“两个务必”，党才能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团结带领人民战胜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靠头脑清醒，靠保持“两个务必”。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败非常坚决，老虎、苍蝇一起打，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这就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要解决的问题。
（作者：老兵老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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