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双：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政治实践
编者按：当前新欧亚主义已从多元化思潮激荡中上升为俄罗斯的主流政治学，其原因在于：它以其深厚的哲学建构超越了“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的百年争论，不仅明确了俄罗斯的文明定位和国家身份认同，为俄罗斯提供了爱国主义基础，重塑俄罗斯历史观和民族价值观，而且还为俄罗斯现行的总统体制提供了学理基础和世俗心理基础，为振兴俄罗斯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实践方案，并通过自身积极的政治实践对俄罗斯社会思想和政治决策产生直接影响。新欧亚主义对普京执政理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的文明定位、国家价值观、经济和外交政策等方面。但该学派通过重塑俄罗斯文化共同体来构建新俄罗斯的观点，对周边国家来说是消解国家身份认同的抗拒性力量，易造成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疏离，引发国家间的冲突。因此，我们应根据新欧亚主义的主张，在中俄带盟对接和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中，研判和辨识俄罗斯在利益和话语权之争背后的真正战略意图，为我国政治、外交提供对策建议。
随着苏联解体和俄侨文化遗产的再发现，欧亚主义思想在当代俄罗斯被激活，在急剧社会转型中孕育出新欧亚主义。尤其在近些年俄罗斯融入欧洲受阻后, 新欧亚主义的热度倍增，不仅成为俄罗斯政治哲学的主流，而且其政治实践对社会思想和政治外交领域产生了直接影响，对普京执政理念的影响日益加深。
为何新欧亚主义在俄罗斯多元化思潮的激荡中脱颖而出？其原因不仅在于新欧亚主义秉承了古典欧亚主义对于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超越，恰当地回答了俄罗斯千百年来对“我们是谁”的追问，而且在于新欧亚主义吸纳了现代地缘政治学的新理论，为俄罗斯国家发展定位和经济外交提供了理论根基和实践方案。但该学派的观点也有走向极端帝国主义的倾向，当前正处于派别分裂的过程中，因此，新欧亚主义将引领俄罗斯向何处去？是战争？还是和平？激进派还是温和派将对俄罗斯政治起决定性作用？这些是我们应持续跟踪和思考的问题。
新欧亚主义为何能从默默无闻的边缘地带上升为俄罗斯的主流政治学？它与古典欧亚主义是什么关系？新在哪里？在俄罗斯学界和政界的生命力何在？下面我们将从欧亚主义的产生、复兴与发展来逐一解惑。
1.古典欧亚主义的欧亚文明论
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思潮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欧亚主义、古米廖夫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古典欧亚主义产生在十月革命后流亡于西欧国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其代表人物有：特鲁别茨科伊（Н. С.Трубецкой）、弗拉洛夫斯基（Н. С.Трубецкой）、萨维茨基（П.Н.Савицкий）和阿列克谢耶夫（Н. Н.Алексеев）等。1920年,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在索菲亚出版《欧洲与人类》（Европа 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о）一书,首次提出欧亚主义设想,即俄罗斯是独特的欧亚文明，欧洲价值体系未必等同于全人类的文明方向。1921 年 8 月，萨维茨基、特鲁别茨柯依等人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出版了论文集《面向东方:预感及其实现——欧亚主义者之主张》,正式提出“欧亚主义”（Евразийство）术语,并成为此后欧亚主义思潮的纲领, 这标志着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潮的正式诞生。这批俄侨知识分子面对苏维埃化了的俄罗斯，立足于复杂的历史经纬,突破大西洋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论争，从哲学、神学角度出发,强调俄罗斯文化、地理位置都具有欧亚双重特性和俄罗斯东正教的独特性。以此反对欧化治理方式用于俄罗斯，试图寻求一个适合俄罗斯的现代化途径。主张在保留俄罗斯民族传统的基础上 ,引进西方和东方的优秀成果和技术 ,走现代化的中间道路。他们从二月革命的快速失败中更加坚定地确证，西方文明普世论不适用于俄罗斯，必须用俄罗斯文明的范畴来思考和解决俄罗斯的问题：“第一批欧亚主义者如何理解俄罗斯文明？欧亚主义思想首先出现在俄罗斯移民中，这些俄罗斯思想家在国外试图追问，为什么俄罗斯政治体制和文化（二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政权）在短时间内崩溃了？原因在于，俄罗斯权贵阶层和文化精英，不是在俄罗斯文明的范畴内思考本国问题，而是用西方文明范畴来思考问题。因此，普通百姓不理解、也不接受精英阶层的思想，这种混乱错位的社会无法长久存在。早期欧亚主义者开始思考俄罗斯文明自身的政治理念，系统地批判西方文明普世论的错误倾向。”[1]简言之，俄罗斯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否认西方文明具有普遍意义和一统性，宣扬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主张俄罗斯在地理、文化、文明样态上兼容东西方的特性，俄罗斯应在东西并举的道路上定位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
由于苏联意识形态的排他性，数十年间,欧亚主义思潮在苏俄境内处于边缘。苏联时代唯一的本土欧亚主义者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教授列夫·古米廖夫（Л. Н.Гумилёв）是欧亚主义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欧亚主义代表萨维茨基的思想，建构了欧亚大陆发展空间、欧亚民族共同体和一体化理论，进而提出重建俄罗斯的欧亚洲图景，这被视为当下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新战略的最初构想。[2]他还预言了苏联的解体，并断言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当下的俄罗斯学界公认21世纪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时代，其原因在于，目前处于主流政治学地位的新欧亚主义，其大多数理论都来自于古米廖夫思想。古米廖夫对欧亚主义思想发展具有创造性的意义，他不仅实现了欧亚主义学科理论的奠基，用自然科学为哲学思想提供有力论证，还赋予欧亚主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从俄罗斯独特的地理和历史生成推演出俄罗斯民族和文明的独特性，并且为欧亚主义确立了要“创立一种新的俄罗斯思想”的目标，强调只有欧亚主义才能使俄罗斯重振雄威。“如果俄罗斯将被拯救，那只有作为欧亚主义强国，也只能通过欧亚主义。”[3]古米廖夫对古典欧亚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其主题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面临的重新选择紧密相关，因而，成了新欧亚主义直接的思想资源。
2. 新欧亚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
自由主义改革失败后，俄罗斯急剧的社会转型呼唤新的精神价值基础，在众多思潮的激荡中,欧亚主义思想遗产在当代俄罗斯孕育出新欧亚主义。尤其在近些年俄罗斯融入欧洲受阻后, 新欧亚主义的热度倍增，对俄罗斯的社会思想和政治外交等都产生了直接影响。
俄罗斯新欧亚主义主要代表是莫斯科法学院教授伊萨耶夫(И. А.Исаев)、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帕纳林(А.С .Панарин)、“国际欧亚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杜金(А.Г. Дугин)、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教授卡瓦列夫(Ю. А.Ковалев)。他们在前两代欧亚主义学者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用现代地缘政治学、人类学、传统主义、“保守革命”的新方法论和“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模式等，发展了古典欧亚主义，提出只有新欧亚主义才能振兴俄罗斯、才能拯救世界的主张，使新欧亚主义从反对派转变为当前政府的维护派,在新的语境之下实现了古典欧亚主义的第二次重生。其基本观点是：在文明观上，主张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强调俄罗斯属于独特的欧亚文明，是世界多文明体系的一极；在政治观上，主张地缘政治基础上的权威主义和强国主义，通过加强国家作用的方式，将民主、法制与强大的国家政权相结合，对内实现团结和维护社会秩序，对外则巩固传统地缘政治利益和扩展地缘政治空间，实现其帝国梦想；在价值观上，主张“新欧亚的民族主义”，高举反抗美国价值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新理论旗帜，或基于多元文明世界的新理念或基于第三类世界秩序，构造地缘政治基础上的超民族认同，构造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欧亚价值体系。
帕纳林进一步发展了古米廖夫“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的思想，他更明确地提出了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使命——作为先锋带领弱者反对强者，他认为东正教的救世主义和整个俄罗斯的历史，都在践行着这一使命；帕纳林同时发展了古米廖夫欧亚主义地缘政治学，主张俄罗斯以新欧亚主义的政治定位和俄罗斯文明独特性，应对西方世界的挑战，以回归彼得大帝之前俄罗斯的原型，找回已失去的东斯拉夫和图兰成分的统一，重塑俄罗斯国家制度的基础。
杜金是当前对俄罗斯政界影响最大和最受世界关注的新欧亚主义代表，他被外国媒体称作“普京大脑”，原因就在于，他从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推演出一套反抗美国主导单极世界的多维意识形态和欧洲大陆主义方案，并通过“国际欧亚主义运动”组织与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建立联系，对政府高层渗透新欧亚主义重振俄罗斯的理念。
杜金从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推导出一系列新的地缘政治结论。（1）欧洲大陆主义方案。杜金把古米廖夫欧亚大陆空间理论的范围扩展到了欧洲，他认为，欧洲对于欧亚主义“大空间”具有地缘政治的完整性和战略重要性，其中乌克兰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地缘政治上来看，乌克兰和俄罗斯联盟是重建俄罗斯欧亚帝国的主要保证，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也是对我们的敌人——美国、北约和西方国家的主要威胁。”[4]（2）俄罗斯—伊斯兰大陆联盟。杜金把古米廖夫的俄罗斯独特地缘政治理论，发展为俄罗斯—伊斯兰大陆联盟的思想。主张联合伊斯兰国家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因为伊斯兰文明的传统性具有和俄罗斯相一致的反传统主义、反世俗实用主义的基本立场，并同样具有反抗以美国为首单极世界的价值倾向和政治诉求。（3）以多元文明世界的新理念，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杜金由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扩展到多元文明世界的新理念，提出真正的多极世界应该是：每个民族和每个地缘政治联盟都能自由地选择本身的价值体系。他把古米廖夫的反欧洲中心论，直接发展为“第四种政治理论”，从哲学层面上批判欧美现代哲学对人存在本质的遗忘，在政治层面上反抗自由主义，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其明确的战斗目标是：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重新达到世界的新两极，使欧洲大陆联盟成为反抗大西洋主义的新极，随后借两极的有利地缘政治空间开辟出多极性道路。（4）“新俄罗斯”。杜金将古米廖夫追求的“新的俄罗斯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新俄罗斯”。主张按新欧亚主义的定位和俄罗斯文明的范围重建“新俄罗斯”，将俄乌冲突视作“俄罗斯之春”，其目标在于发展欧亚大陆的联盟/轴心体系，摆脱欧亚地缘的安全困境，最终实现俄罗斯帝国梦想。什么是“新俄罗斯”？2015年杜金在《新俄罗斯：对于俄罗斯是毁灭，还是腾飞的新起点》一文中从三方面进行了界定：从地缘政治看，新俄罗斯是俄罗斯在欧亚地区构建和维护前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基础，“克里米亚和新俄罗斯……是一种报复性的举措，是俄罗斯对于因乌克兰亲欧盟运动而失去俄乌共同战略空间这一现实的反应”[5]。从文明类型的观点看，新俄罗斯是俄罗斯文化共同体重塑的目标，“新俄罗斯”意味着——觉醒，重塑一个俄罗斯的世界。从国际现实利益斗争看，新俄罗斯是反抗欧美确立的国际旧秩序，重塑国际新秩序的精神觉醒和现实努力，“新俄罗斯……将不只是帝国的新生，这将是一场精神觉醒，冲断和结束‘文明查理’对世界的统治。我们通过突破封锁，把欧亚保守主义革命扩展到欧洲和美国”[6]。
在杜金的领导下，新欧亚主义的政治实践逐渐成为俄罗斯政界的主流。2001年,杜金参与创建了新欧亚主义政治组织“俄罗斯欧亚运动”，2002年欧亚运动改组成“欧亚党”，2003年杜金又把“欧亚党”改组为“国际欧亚主义运动”的非政党和非政府组织，以这种形式传播新欧亚主义理念，可以避免政治敏感度过高的弱点。这标志着“新欧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而杜金也从思想家演变成了政治家,开始在政治实践中推行新欧亚主义”[7]。当前，“国际欧亚主义运动”以新欧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政治上支持普京。但在俄乌冲突后俄罗斯陷入被动局面，社会各界都开始反思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是否走过了头。当前新欧亚主义正逐渐分化为两派：激进派以杜金为代表，温和派以卡瓦列夫为代表。
2015年12月，卡瓦列夫在俄罗斯著名杂志《哲学问题》上发表了《俄罗斯：重新面临道路的选择》这篇论文，引起俄罗斯政界和学术界的强烈关注，其原因就在于他批判了新欧亚主义激进派，以“全球使命”、“新世界的创造”、“俄罗斯世界”、“俄罗斯高度的责任感”和“保护俄罗斯的思想”等错误观念，绑架了俄罗斯文明密码，挑起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卡瓦列夫赞成古米廖夫“只有欧亚主义才能拯救俄罗斯”的观点，他认为，当下俄罗斯选择新欧亚主义是正确的，因为只有走出“西化派”和“斯拉夫派”相互排斥的僵局，揭示出俄罗斯地缘政治地位的客观矛盾，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但能完成这一使命的绝不是新欧亚主义激进派，而应是古米廖夫与索洛维约夫观点相结合的温和新欧亚主义，即大欧亚意义上的新欧亚主义。俄罗斯文明的密码应该是古米廖夫的大欧亚主义与索洛维约夫的世界意识，二者的结合将构成俄罗斯特有的第三类世界秩序。卡瓦列夫将古米廖夫的大欧亚发展空间转换为“大欧洲”的理念，而“大欧洲”的理念要在实践层面获得成功必须在价值观上基于第三类世界秩序。“大欧洲”不仅仅是指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地理概念，这个理念的实现，将意味着一个新的地域和文化社区的创建、超民族认同的形成。“建立大欧洲的概念不是机械地把 ‘欧洲价值观'扩展到太平洋，或者是把‘俄罗斯文明的根本价值’（东正教）扩展到大西洋。因此，要消除俄罗斯和西欧彼此间价值论方面的排斥，要实现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方案，只能通过形成‘大欧洲’的地区综合体：第三类世界秩序。”[8]
可见，新欧亚主义从人类文明构成的大视野,探讨俄罗斯作为跨欧亚帝国文明、使命、历史和地理等基本问题。其思想实质不是复兴俄国亚洲地区的独立文化价值,而是为重建有实体意义的原苏联空间提供理论依据和价值支撑。
新欧亚主义有着深厚的哲学建构和政治关怀，它没有停留于政治哲学研究的象牙塔内，而是通过非政党组织以自身积极的政治实践，对俄罗斯社会思想和政治高层渗透自己的主张。当下新欧亚主义对俄罗斯政治产生了直接影响，它已深深地渗入执政者的头脑，成为俄罗斯新世纪发展道路的坚实理论前提与政治心理基础。新欧亚主义对普京执政理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随着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进入急剧转型期的俄罗斯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我们是谁？我们信仰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这个千百年来困扰俄罗斯人的主题，近些年又被俄罗斯社会各界热议。怎样突破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历史性纠结与现代困惑，这是俄罗斯遇到的难题，直接决定着俄罗斯的政治定位和外交策略。
问题就在于自俄罗斯文明产生以来，其历史和文明定位没有形成共识，俄罗斯是属于欧洲还是亚洲? 是否存在着一种独立的俄罗斯文明?这就产生了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历史性纠结。从俄罗斯文明形成的要素看，斯拉夫民族性、东正教信仰、蒙古入侵和彼得西化改革这四种文明要素没有化合成有机整体，这造成了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和精神文化发展具有多元性和跳跃性的特点，以及复杂矛盾的俄罗斯文明形象。从地域和种族起源方面看, 俄国是东斯拉夫民族，虽然与拉丁语系和日尔曼语系接壤、却不能归属于天主教或新教的欧洲文明, 东正教是俄罗斯文明的灵魂。而经典的欧洲文化起源于南部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北方日尔曼文化,并经由基督教而融合为一体。[9]这导致了俄国文化处于无根状态和身份认同的历史性纠结。在俄罗斯急剧的社会转轨中，人们仍在不断地寻求民族性归属和精神气质。
除此以外，当前俄罗斯面临的身份认同困境也有其现实根源：苏联70多年所努力建构的超民族身份认同“苏联人民”，随着苏联解体而消失；“斯拉夫文化优越论”在俄罗斯入欧受阻中遭遇残酷打击，民族尊严受挫，产生了自我认同的应激性反映；苏联解体后，2500万俄罗斯族生活在各种不同的旗帜下，而俄罗斯联邦由60多个不同民族构成，这就产生了跨越国家边界的认同力量，[10]产生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错位。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每一次融入西方的尝试都最终导致民族自尊心的受伤，造成身份认同的困惑。叶利钦和普京都曾试图通过与美国结成盟友的方式，来解答“我们是谁”的问题,但是他们得到的答案却进一步明确了“我们不是谁”。俄罗斯需要一种民族意识，需要人们改变自身并与国家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为确立国家发展方向奠定文明定位和身份认同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
新欧亚主义主张的俄罗斯传统救世使命、文化构成多元性和欧亚文明定位，回答和解决了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历史性纠结与现代困惑，并通过“国际欧亚主义运动”组织对俄罗斯社会各个阶层产生了广泛影响，使俄罗斯人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迅速崩溃、社会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国际地位大幅度下降的困境中找回了自我认同。“新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不只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大陆，一个跨国的文明，历史上统一团结的俄罗斯人民。新欧亚主义思想领袖制定了政治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其实质是为了维护每个人的文化认同和促进全俄（‘泛欧亚’）所有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新欧亚主义认为确保多民族文明团结的主要依据是，欧亚后裔对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语言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11]
作为俄罗斯政治核心的普京，同样面临着俄罗斯文明定位和国家身份认同的困惑，他曾在东西之间摇摆过。在第一个任期里他寄希望于融入欧洲，其国家定位是：俄国是个欧洲国家，我们信奉的是基督教。
但随着俄罗斯社会的急剧转型，昔日大国在国际社会中不断受挫，普京更加讲究实用主义。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发展的需要,他从第二个任期起在国家身份认同方面开始倡导新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历来就是欧亚的桥梁”，进而明确了国家发展的目标——重筑欧亚联盟之梦。普京在第二次担任总统后不久便发表了《俄国:新东方前景》一文, 很明确地指出，俄国是欧亚国家,俄国是连接亚洲、欧洲和美洲之一体化的独特交接点。
在第三个总统任期内，普京最终明确地赞成新欧亚主义有关国家身份认同和俄罗斯文明定位问题的主张。在2012年俄联邦议会和著名的“瓦尔代演讲”中，普京以 “俄罗斯：民族问题”为主题发言，表述了类似于新欧亚主义的想法。普京说：“俄罗斯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我们俄罗斯独特的国家文明是由团结的俄罗斯人民、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积淀连接起来的。”[12]这与新欧亚主义对俄罗斯文明的界定相一致，特别是与青年学者卡瓦列娃对俄罗斯文明定位的主张非常相似：“文明的稳定性在于，即使在它的国家灭亡后，文明也不会遭到破坏。所以，在俄罗斯，欧亚文明并没有因为俄罗斯帝国的结束和苏联解体而停止存在。文明多极化趋势将是现有主权国家沿着文明线重新整合为不同文明的多极。”[13]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普京在国家身份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与新欧亚主义不谋而合。
重构稳定的国家主流价值观，是俄罗斯社会转型提出的迫切要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直在寻找团结社会、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价值理念。基于俄罗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特点，俄罗斯建构起超民族的国家价值观，“要求拟出一些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和共同的交际原则。以这些价值观念和原则为参考，即建立起可称之为“‘全俄精神’、‘俄国精神’和‘全俄民族性格’的东西”[14]。普京深刻地意识到俄罗斯重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必要性，在勾画俄罗斯长期发展战略时，将精神建设摆在了第一位。他指出，思想、精神、道德基础对于团结俄罗斯社会最具特殊意义，俄罗斯社会最紧要的问题是，恢复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建立团结社会的思想基础。“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富有成效的创造性工作不可能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社会里进行，不可能在一个主要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信奉不同基本价值观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里进行。”[15]普京吸收了“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东正教价值观的合理因素，在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肯定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同时，将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提出了“俄罗斯新思想”，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认可，曾起到了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部分作用，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已无法完成社会精神动力的使命，俄罗斯在找寻更加有力、更务实的价值理念。
在经济持续衰退和入欧受阻后，如何在思想形态上应对美欧的自由主义理论，是俄罗斯社会各界探讨的主题，也是俄罗斯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普京在国家身份认同上，确认了俄罗斯是“欧亚国家”，强调俄罗斯属于“欧亚文明”，在思想价值观方面重塑能够凝聚人心的国家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普京同样肯定了新欧亚主义的价值理念。对此，有学者评论道：“新欧亚主义是俄罗斯的重要政治理论和建国思想,而普京提出的国家民族主义被杜金认为是新欧亚主义思想的具体政治体现。”[16]（中文文献直接引用）新欧亚主义不仅捍卫了俄罗斯历史和民族价值观，而且还为俄罗斯现行的总统体制提供了学理基础和世俗心理基础，为振兴俄罗斯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路径。
新欧亚主义的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立场，体现在普京重塑俄罗斯历史观和民族价值观方面。近年来，在普京的倡导下，俄罗斯政府汲取历史虚无主义造成歪曲历史记忆、传播俄罗斯落后论的教训，开始推动历史学界确立客观理性的“新历史观念”，区分历史学术研究与国民历史教育的不同标准，重新客观评价“十月革命”、苏联模式及苏联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发行全国统一的历史教材，并以立法的方式捍卫俄罗斯历史和民族价值观。
2014年12月底，俄罗斯历史教科书修改委员会向普京总统汇报：1917年“十月革命”和与此相连的国内战争，较之其他国家类似的革命，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的革命”，这是现在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能够接受的观点。2016年12月1日，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肯定了“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并宣布俄罗斯政府将正式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他说道：“即将到来的2017年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这个明显的理由再一次引导我们关注俄罗斯革命的原因和革命本身的性质，这不仅对历史学家和学者是重要的，而且对于俄罗斯全社会来说都需要客观、诚实和深入地分析这些重大事件。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因此我们应该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它。”[17]这是自2004年立法取消“十月革命节”以来，俄罗斯政府首次正式提出纪念“十月革命”。至此，俄罗斯官方彻底反击了一些人多年来把“十月革命”定性为一场德国资助下阴谋政变的说法。
新欧亚主义不仅是重塑俄罗斯历史观和民族价值观的理论先导，而且还为俄罗斯提供了爱国主义基础。这体现在“新的爱国主义思想”、“主权民主”、“欧亚经济联盟”构成的普京特色发展模式，与新欧亚主义“新三位一体”政治制度体系相对应。新欧亚主义是俄罗斯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延续，而地缘政治理论赋予了其更高的政治价值和精神凝聚力。新欧亚主义用俄罗斯的独特地缘优势，突出了俄罗斯文明超越东西方对立以及连接东西方的优势, 在传承俄罗斯民族历史传统和肯定俄罗斯固有民族心理的基础上，推论出俄罗斯自己独特的社会政治制度体系，提出“‘精神主义’、‘人民政权’和‘大国思想’新三位一体”[18]的国家主义建构，为俄罗斯现行的总统体制提供了学理基础和世俗心理基础。
普京的新爱国主义对应于新欧亚主义的“精神主义”，是新欧亚主义保守主义学术主张在政治上的表现。重塑俄罗斯历史观和民族价值观为增强民众的爱国情怀奠定了基础。第三个总统任期后，普京提出了新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和讲话被看作是新欧亚主义发展的动力。据俄新社2016年2月3日报道，普京在参加俄罗斯 “领袖俱乐部”活动时强调：“除爱国主义之外，我们没有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统一思想。”爱国主义“就是国家思想，它没有意识形态化，也与某个政党的活动无关，而与共同的统一原则有关。如果我们希望生活得更好，就应该让国家对所有公民变得更加有吸引力”[19]。俄罗斯学界和政界普遍把这看作新欧亚主义思想的具体政治体现。面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新欧亚主义主张以“第三类世界秩序”和“第四种政治理论”为基础，在国家精神层面上重构“新俄罗斯世界”，在观念层面上对抗美国价值观的挑战，寻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替代方案。在新的文化、哲学和政治语境下，有意识地强化当下俄罗斯文明的历史连贯性、自身结构的独特意义和俄罗人爱国主义的自我意识。普京的新爱国主义把传统的群体主义与现代俄罗斯爱国、强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重塑俄罗斯的“精神主义”。
普京的 “主权民主”则对应于新欧亚主义的“人民政权”，将民主制度形式纳入国家主权范畴，其他国家和组织不得干预。新欧亚主义代表杜金所发展出的意识形态，是以“第四种政治理论”反抗自由主义，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第四种政治理论批判现代哲学对人存在本质的遗忘，主张找回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和神学根基。[20]（哲学化的语言表述，中文文献的翻译中有错误，我已更正）这不仅是让俄罗斯人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找回自己，在新的等级结构中重新找到自己民族的发展空间，而且要在政治层面确信俄罗斯现行总统体制的合理性，确信重塑国际新秩序是俄罗斯负有的政治使命。普京的 “主权民主”既承认和尊重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同时又强调了民主形式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现实中所呈现出的特殊性。普京所主张的民主与苏联解体之初自由派主张的民主不同，后者是照搬西方的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前者则是将现代社会公认的民主制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传统及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探索。[21]正如俄罗斯著名政治评论家特列季雅科夫（В.Третьяков）所说：“自由、民主、公正，是俄罗斯自然形成的三个主要价值观，这不是外国带给俄罗斯的，而是俄罗斯内生性的价值理念。”[22]“主权民主”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它力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主动权，回击西方的批评与指责，加深西方社会对俄罗斯价值观的认知度。
普京积极推动欧亚经济联盟和构建欧亚大伙伴关系，更是基于新欧亚主义的理论基础，对应于新欧亚主义的“大国思想”，本文将在下面经济和外交部分详述，此处将不展开。
在俄乌冲突、俄出兵叙利亚、俄支持特朗普参选总统获胜后，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不断攀升并创新高。在2012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中，普京的民意支持率高达63.82%；在油价暴跌和俄乌冲突后，俄罗斯虽然经济遭到重创，但2014年初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达到75.7%，创下新高；2017年2月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在2月最后一周达到86.1％，再创历史新高。在俄罗斯面临严酷制裁、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普京的高民意支持率来自何处？为何俄罗斯人民对普京如此青睐？“普京现象”背后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新欧亚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和治国理念，它明确了俄罗斯国家定位和俄罗斯文明的独特价值，回答了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找回了俄罗斯的民族自信。新欧亚主义不仅是普京的治国理念赢得国民广泛认同的深层价值基础，而且是其政治实践的指导原则，使俄罗斯从危机中逐渐走向复兴和发展。虽然当前俄罗斯政府仍面临国内反对派游行示威的压力、恐怖袭击的不安定因素，面临西方制裁和安全挑战，但大多数民众认为，当前还没有更好的人选能替代普京来治理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
3.影响经济和外交政策
普京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也贯彻了新欧亚主义的主张，通过各项措施推进欧亚经济联盟的运行，进而重构“新俄罗斯世界”。新欧亚主义在此方面的具体主张是：“为了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和全球参与者，俄罗斯需要在宗教和文化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地缘政治学、地缘战略学、经济学等发展自己的文明理念。俄罗斯需要定义自己的文明代码来构建一个成熟的政治话语体系，以充分应对地缘政治的挑战。在这样的框架内，我们应该做出负责任的政治决定。”[23]2012年3月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确定，“建立欧亚经济联盟是优先任务，欧亚经济联盟不仅可以最大程度地调动独联体地区的互利经济联系，还可以成为决定独联体国家未来并向其他国家开放的一种联合模式。建立于广泛的一体化原则基础上的新联盟可以成为欧洲与亚太地区之间有效的联系环节。”[24]这标志着新欧亚主义被普京正式采纳，2012年5月普京重登俄罗斯总统宝座，这被杜金视为新欧亚主义成为主流的象征。在2013年的 “瓦尔代” 俱乐部国际会议上，普京表示：“欧亚一体化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有机会成为全球发展的一个独立中心，而不是欧洲或亚洲的边缘。”[25]这被视为新欧亚主义地缘政治学说在普京执政理念中的突出体现。俄乌冲突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后果。对于2014年持续发酵的乌克兰问题，杜金延续了其大欧亚空间理论的主张，认为只要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与俄罗斯结盟，反而要加入欧盟，那么俄罗斯谈论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就没有意义。因此，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乌克兰的命运就是被肢解，西部成为中欧的一部分，而克里米亚连同基辅，成为“小俄罗斯”的部分，而东克兰则加入俄国。[26]在2014年秋天俄罗斯人民阵线的“行动论坛”上，普京在与他的支持者交谈时说：“俄罗斯不是在西方和东方之间，而是西方和东方分别在俄罗斯的右侧和左侧。”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是总统对俄罗斯的欧亚地缘政治地位的潜在认可。[27]
“欧亚”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地缘政治概念。一般意义上的“欧亚”概念界线不明晰，大致有三种理解：一是指大欧亚——欧洲和亚洲，二是指“后苏联空间”，三是指“欧亚思想的基础”。在2015年之前，学者们对普京欧亚战略的解读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结合, 是排除西欧和东亚，以欧亚中心区域为基础的前苏联空间。但从近两年欧亚经济联盟的推进看，普京欧亚战略是包括东亚在内的。2015年5月，普京签署欧亚经济联盟与越南的自贸协定，2016年6月普京又宣布，与中国正式启动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计划，2016年10月果阿金砖峰会前，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后对媒体记者称，欧亚经济联盟与印度建立自贸区具有广阔的前景，希望2016年12月与印度正式启动自贸区谈判。大欧亚空间相当于麦金德所说的“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普京的雄心由此可见一斑。
在普京的主导下，俄罗斯政府在继续推进欧亚经济联盟的实质性进程。2016年11月1日，俄罗斯欧亚开发银行在莫斯科举行了以“欧亚经济一体化”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国际会议。欧亚经济委员会领导人、银行负责人和各国科学界和企业界的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会议致力于寻找欧亚一体化的发展道路，具体讨论各国经济合作的相关部门如何实现货币一体化的战略方案，如何加强多边开发银行在欧亚经济共同体框架内的活动。“主要议题是：在欧亚经济共同体内如何发展和协调各国的经济改革;多边开发银行在欧亚大陆的发展趋势、机遇和挑战;能源领域的可行性方案：现存机制与一体化的潜力;欧亚经济共同体如何实现市场一体化;实施欧亚地区ГЧП项目的经验;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一般性对话阶段过渡到实质性的行动。”[28]
显然，普京自第三任期重返克里姆林宫后打造的欧亚经济联盟国家大战略，与新欧亚主义密切相关，它不仅是经济战略，也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杠杆，更有可能上升为政治联盟。普京对外政策的构想中一直把独联体放在俄罗斯外交的最优先方向，以对抗西方势力的渗透。新欧亚主义强调与邻国的合作关系,在外交方面秉承地缘高于血缘的务实原则。在外交和军事行动方面，普京践行了新欧亚主义的主张，依据 “新俄罗斯世界”、“俄罗斯高度的责任感”和“保护俄罗斯人”等观念而行动，引发了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陷入制裁危机。对此，政治经济学家拉祖瓦耶夫评论说：“其实，新欧亚主义是唯一能够团结原苏联空间的统一概念。要不了多长时间，俄罗斯将通过欧亚主义最终实现普京的强国梦。”[29]可以说，欧亚经济联盟能够成功启动并不断推进，是普京整合原苏联地区的关键一步，使俄罗斯在经济和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与新欧亚主义的执政理念密不可分。
新欧亚主义从哲学理论变为政治思潮，并通过政治实践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俄罗斯的政治高层和社会民众，其学派内部有分化为两派的倾向，新欧亚主义将引领俄罗斯向何处去，是战争，还是和平？哪一派将对俄罗斯政治起决定性作用？这些是我们要继续思考的问题，对此，当前俄罗斯学界有不同的评价。
由于新欧亚主义不仅恰当地解决了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历史性纠结与现代困惑，明确了俄罗斯自身的历史定位、地理定位和精神定位，还为俄罗斯的复兴与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与路径。所以，俄罗斯社会各阶层对新欧亚主义的评价，肯定的声音是主流，但在俄乌冲突后，人们开始反思，新欧亚主义的大国思想是否走过了头？是否有走向极端大国沙文主义的危险？
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大学的А.И .尼克金（А. И . Никитин）教授，在2016年 “中国与欧亚：新机遇与新挑战”国际研讨会上对此评论道：新欧亚主义是造成俄乌冲突的思想推手，但现在让克里米亚返回乌克兰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正在建造一个跨欧亚的超级桥梁，并向克里米亚投资。但这样扩大了‘俄罗斯世界’的概念，使俄罗斯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扩展而陷入了被制裁的漩涡中，这是俄乌冲突的消极影响。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系伊诺泽姆采夫（В. Л. Иноземцев）教授，更为尖锐地批判新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思想是新帝国主义主张，欧亚经济联盟是俄罗斯错误的选择。他在《政治研究》杂志发文《欧亚经济联盟：在空间中的损失》指出：“‘欧亚’的理念通过大片土地效用制造国家强大的幻觉。被称之为‘普京的大脑’亚历山大·杜金，根据麦金德世界岛的理论，主张恢复俄国的任务，回归传统的地缘政治，在欧亚大陆倡导一种地缘政治‘收复失地’的历史使命，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发展出新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新帝国。把俄罗斯的未来定位为世界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中心，欧亚经济联盟将是其全球扩张的载体……这将是俄罗斯发展战略中重大的空间性错误。”[30]以上两位俄罗斯学者批判了新欧亚主义激进派的主张，指出它是俄罗斯帝国主义扩展的思想基础，从政治学的视角看二者的批判切中了问题所在。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新欧亚主义以地缘政治和多级文明论为基础重塑新俄罗斯的主张，涉及到国家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共同体重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在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确立之时，民族身份认同是国家政治体制背后的建构性力量，当前俄罗斯正试图依托新欧亚主义及其政治实践，理顺苏联解体以来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错位，试图在民族的集体意识中重新构筑国家生活的精神基础。但新欧亚主义以地缘政治为基础对俄罗斯文明的界定过于宽泛，以东正教、俄语和俄罗斯文化作为界定的标志，明显带有挑战周边独立主权国家的色彩，被外媒指责为复活前苏联空间的帝国主张。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事件就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一致，民族认同的力量超越国家边界的典型例证。如果新欧亚主义继续建议俄罗斯政府以文明断层线重构所谓的“新俄罗斯”和“俄罗斯世界”，以文化民族主义构筑民族认同，以具有自身独特意义的新文化共同体重新进行意义建构，重塑新的认同力量，进而上升为国家认同，将必然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政治性与文化性发生分裂，造成国家身份认同与民族身份认同的激烈碰撞，消解已经存在的国家身份认同，引起前苏联地区的紧张冲突。
2014年以《国家身份认同与俄罗斯的未来》为主题的“瓦尔代”国际研讨会报告，明确揭示了新欧亚主义的主题——文化民族主义在当下对国家身份认同的消解作用：“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国家认同是对勇敢而有天分，意志坚强并能够取胜的俄罗斯人形象的认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忽视了种族意义上的多民族文化和多宗教文化对这种总体上国家身份认同的消极影响。” [31]显然，俄罗斯政府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当前的国际政治很可能由新文化共同体的重塑，引起全球政治生态沿着文化间的断层线被重构。新欧亚主义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都有重塑俄罗斯新文化共同体进而重构新俄罗斯的主张，它对俄罗斯本国来说，是一种新的建构力量，但对周边国家来说却是消解国家身份认同的抗拒性力量。因此，新欧亚主义的政治实践是否继续对俄罗斯政治高层产生直接影响，它将引领俄罗斯向何处去？是战争还是和平？将决定俄罗斯与东欧、中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局势，这是我们应当持续跟踪研究的重点。
鉴于新欧亚主义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外交的直接影响力，无论是激进派还是温和派的主张都有可能继续直接转化为俄罗斯的实际国策，因此我们有必要根据新欧亚主义的主张，在中俄带盟对接和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中，研判和辨识俄罗斯在利益和话语权之争背后的真正战略意图，为我国政治、外交提供对策建议。
1．重点关注新欧亚主义激进派的破坏性主张，加强中俄边境的国民身份认同工作，谨防俄罗斯分裂势力的渗透。激进派代表杜金视中国为俄罗斯的重要敌手，公开宣称“中国是俄罗斯南方最可怕的地缘政治邻国”, 主张通过支持分离主义活动把新疆、内蒙古和东北分裂出去的办法，最终达到削弱中国的目的。鉴于激进派是俄乌冲突的直接理论来源，我国必须加强中俄边境的国民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工作，谨防超国家主义意识和文化共同体的分化与重塑；必须打击国内外分裂势力及活动，谨防俄罗斯分裂势力的渗透；必须跟踪激进派主张及实践对俄罗斯政界的影响，重点加强对这一派别的研究，预判和谨防其主张转化为现实行动可能带来的破坏性。
2. 重点组织科研力量密切跟踪研究新欧亚主义温和派的新主张及策略转换。欧亚经济联盟向东南亚地区的越南和印度等国扩展，并倡议与中国启动大欧亚伙伴关系，证明新欧亚主义温和派的大欧亚主张已变成了俄罗斯的政治实践，证明了该学派极强的议题设置能力和政治影响力。对此，我国有必要密切跟踪研究温和派的新主张，准确把握俄罗斯学术界对国家定位和发展战略等问题的主流声音，从而预判俄罗斯政治策略的新转换。
3. 重视改善我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增强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自2015年以来，欧亚经济联盟不断向东南亚扩展，势必与我国的东南亚战略产生竞争和冲突。对此，我国必须重视改善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积极开展与该地区国家的多层面合作，增强我国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必须辨识俄罗斯与东南亚各国的战略意图，防止俄罗斯试图以东南亚牵制我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同时减少东南亚小国两面下注、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
4. 辨识带盟对接所涉国利益和话语权之争背后的战略意图。所涉国的评价和参与，是带盟对接得以具体落实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多渠道与带盟对接所涉国的学界、政界接触，辨识各国对此问题的不同价值立场、利益诉求，为我国战略决策服务；必须冷静客观分析俄罗斯大欧亚战略与中国、中亚各国的话语权之争背后的真实战略意图，其实质是俄罗斯为维护地缘政治利益的话语建构，我国不应过高评价，不应在经济战略等实践层面过度重视和回应。[32]
注释：
（作者：郭丽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4期；作者授权本官微网络首发）
相关链接：
感谢支持国家主流价值观
公益宣传平台建设
分享是一种动力 分享是一种美德
分享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长按左侧二维码，即可出现“识别图中二维码”提示，点击可直接关注公众号。 共享“思想火炬”新浪官方微博：@思想火炬 |
共享“思想火炬”官方头条号：@思想火炬
正能量微信公众号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