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林：毛泽东思想与改革时期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产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1] 中国之所以能够出现连续40年的政治稳定的局面，能够与当时苏东国家的改革划清鲜明的界限，这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密切相关，也与以毛泽东思想教育和培养的干部发挥重要作用直接相关。其中，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明确提出并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
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3·30讲话”），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世界社会主义最近40年的历史和实践，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改革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根本区别，也是两种不同改革观、两种不同历史命运的分水岭。
1990年6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企业家包玉刚时谈道：“由于东欧的变化而引起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如果走东欧这条路，中国就完了。东欧发生的事情说明中国的‘四个坚持’是搞对了。”[2] 可见，邓小平认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改革与苏东国家改革的根本区别。
在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有了40年历史的今天，充分认识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伟大意义，认识清楚邓小平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对于今日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在“3·30讲话”中，开门见山地说，“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向大家讲几点意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3]
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是我们党一贯长期坚持的建党立国的基本原则。这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动摇和怀疑的基本原则。
40年来，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雄辩地说明：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漫长历史过程之中，一个仅仅懂得改革必要性的人，还不足以证明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既懂得改革，同时也懂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要性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此，如果说改革是一次伟大觉醒的话，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一伟大觉醒的重要内容。这个重要内容正是毛泽东长期一贯坚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强调提出来的。
四项基本原则强调的核心内容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两项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定和政治方向正确的内容。1990年9月邓小平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讲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绝不会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核心问题有两个，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领导。”[4] 我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绩，在政治上受益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照苏东国家的改革现实就可以看得更加明显。这些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从来没有提出过坚持类似我国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甚至恰恰相反，执政党在西方敌对势力及其动乱潮流的压力下，首先鼓动删掉本国宪法上规定的共产党在国家中领导地位的条文，同时全盘否定自己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史，最终改弦更张，走上类似社会党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对照苏东国家的教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意义就更加明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人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视为立国之本，视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视为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划出了一条鲜明的底线，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也为改革开放注入了灵魂。由于四项基本原则是贯通新中国70年的原则，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新中国的前30年顺利过渡到后30年架起了一座时代的桥梁，同时也为人们的思想认识从前30年顺利过渡到后30年架起了一座时代的桥梁。
从反面的教训来看，一些国家的改革之所以失去控制，失去方向，落入剧变的悲剧，根本的政治原因就是不懂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显然，对待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不同，国家和执政党的命运就不同。这一点，对于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现在已经是被实践一再证明了的常识性的真理。
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在提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时，正确处理了两件涉及全国全党命运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他提出的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一贯坚持的内容，也是经历了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考验过的内容。这些内容经过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考验，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组成部分。二是，邓小平在提出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提出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充分肯定毛泽东伟大的历史功绩。这两项决策，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健康发展的基础。一句话，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
1.四项基本原则是在毛泽东“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提出来的
邓小平在“3·30讲话”中明确提出：“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 在这个基础上，就进一步恢复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立了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信心和决心。这样就把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继续纳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在“3·30讲话”中阐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6] 这段话成为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邓小平决心继承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遵循党的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改革。在这个思想路线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3·30讲话”的核心内容。他说，“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7] 。可见，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出发点。
在党的十二大开幕时，他进一步强调和展开了这个基本思想。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 可见，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升华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的骨架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就是要把毛泽东思想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文章继续做下去。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灵魂和精神支柱就是毛泽东思想。
新时期40年的实践证明，凡是按照这一原则做的工作，就顺利，就得民心，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凡是离开这一正确的原则，就会出现失误和错误，甚至引发巨大风险。新时期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其共同点都是沿着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传统，紧紧扣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伟大课题而取得的。邓小平能够在1979年3月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表明我们党在当时首先确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时代列车确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轨道上。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认识，就不会有四项基本原则，也不会有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了。
2.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在充分肯定和维护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革命史上的崇高地位、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新时期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明确认识到肯定和维护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地位、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重大意义。
早在“3·30讲话”之前，邓小平在1978年6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9] 在这里，邓小平把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并列，称为“我们的革命导师”，足以看出他对毛泽东的崇敬。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强调：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10]
邓小平在“3·30讲话”中，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种认识就更加深化了。他系统地梳理了我们党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条件：“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去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11] 他还指出：“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12]
邓小平在“3·30讲话”中，还严肃地批评了一些人企图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潮。他指出，有极少数人，“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现在我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13]
由于对于毛泽东思想具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和分析，所以邓小平得出结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4] 这就确定了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态度，这就是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于邓小平尊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尊重毛泽东在中国和世界革命历史上的地位、提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做法，14年后，江泽民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的评价。他说：“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15] 这番话全面分析了邓小平尊重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导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确立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度，是后来他在1981年主持全党做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思想基础。他曾经指出：“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16] 同时，邓小平还讲清了正确对待毛泽东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还是光辉的历史……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17] 这也是开创新时期新局面的一个政治上的稳定因素。邓小平正是因为解决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提出改革开放这两项重大决策，才胜利开创了新时期的新局面。
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在改革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地深化。1989年，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谈到“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问题时，他指出：“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18] 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政治稳定是个基础性的条件。这个基础条件的获得，与邓小平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有极大的直接关系。
3.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毛泽东奠定和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表现了充分的尊重
曾经有人严重歪曲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性质，认为他实际上追求的理想是把中国建设成为像美国那样的国家。读一读“3·30讲话”，就能够看出，这种歪曲完全是无稽之谈。邓小平在“3·30讲话”中指出：“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19]
同时，在“3·30讲话”中，邓小平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当时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方面落后的原因。他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20] 邓小平对于现实中国存在的经济技术文化落后原因的分析，给我们宏观地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历史奠定了一个认识的基础。
在“3·30讲话”中，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21] 这样总结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显得客观公正，既没有埋没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又没有为历史虚无主义者留下可乘之机。可见，邓小平决心沿着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
4.四项基本原则是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反霸权主义功绩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邓小平指出了毛泽东反对霸权主义的重大意义。他说：“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的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有什么奇怪呢？”[22]
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不但充分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的反对霸权主义斗争，关于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实现中美关系、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伟大功绩，而且还指出了在20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中苏论战的正义性，以及苏共与中共大论战的性质。当时，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其性质属于“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这种所作所为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的标志”。他对这场斗争性质的上述认识是准确的，这一观点也体现在他主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决议》指出：“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23] 这场斗争尽管对当时国内“文化大革命”有一定的影响，但邓小平从来就是把反对霸权主义、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与当时国内的影响分别看待的。至于在1989年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中有中苏两党在过去都说了许多“空话”的说法，只能理解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缓解关系的一种适当的外交辞令。在1979年的这次讲话的说法，才是揭示事物本质的说法。
出于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与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美、苏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我们要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对付霸权主义。[24] 这是毛泽东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体现，令人耳目一新。当年4月，毛泽东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并在联合国大会上第一次向全世界正式介绍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虽然这篇讲话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但后来的实践证明，他对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是真心赞成并坚决执行的。
在“3·30讲话”中，邓小平仍然认为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25] 新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大政方针首先以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为基础。我们还注意到，在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工作是完全肯定的。《决议》指出：“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社会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倡导和坚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全世界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济、贸易和文化往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得到恢复……这一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26]
5.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来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在承认新时期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判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在“3·30讲话”中，邓小平深刻分析了国内阶级斗争的情况，论证了社会主义现阶段仍然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定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27]
在“3·30讲话”中，邓小平在讲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时，又一次专门谈到了阶级斗争问题。他分析说：“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虽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28] 后来，邓小平关于新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基本思想写入了1982年宪法和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邓小平对于现实阶级斗争形势的客观分析，也是他提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条件之一。
邓小平直到晚年，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动摇，可见他在毛泽东时代所受的教育很深，形成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是牢固的。1990年12月，邓小平在谈话中仍然谈到了我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说：“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29]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一次强调了上述的道理，并说：“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30] 显然，邓小平直到晚年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可见，他在1979年的“3·30讲话”中提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来改为“人民民主专政”）不是偶然的。
6.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坚持党的领导的一贯原则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贯强调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建设，强调党的领导作用。邓小平在新时期一如既往地强调党的领导作用，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是其中的核心之一。
在“3·30讲话”中，邓小平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31] 在这个讲话中，他还引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作用的有关论述，“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我们党经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32]
邓小平这一清醒的认识和坚持，使得中国的改革有了决不走邪路的政治保障，与苏东国家的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以种种借口、鼓吹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那些在外部敌对势力压力下放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最终亡党亡国。
邓小平对党的领导的认识始终没有动摇。1980年8月，他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就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33] 1989年6月，邓小平针对当时的情况，调整了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口号，基本恢复了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并且提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34] 针对当时出现的党中央权威性被削弱的倾向，邓小平批评道：“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35] 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中国，只有坚持毛泽东开创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不动摇，才能保持党的领导的效率，才能在安定平稳的政治环境里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成果。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内涵，都是毛泽东时代开始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今天清晰地认识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意义，就能够更加自觉地在工作实践中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三、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实践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历史经验
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一大亮点，也是中国改革没有发生颠覆性事变的重要原因，贡献重大。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并非有了一个纸上的文件和讲话就能够完全解决问题，最关键的环节是在实践中怎样科学地、一贯地贯彻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方面，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也有局部的失误。总结这些基本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1.必须一贯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不能时断时续
自从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在许多重要文件里都体现了这一要求。党中央1980年2月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在第一条正式写入了党的思想路线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6] 后来又写入了1981年6月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7] 1982年9月又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38] 1982年形成的宪法中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几项内容的表述。[39]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对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进行了总结，他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40] 此后，我们党总结了经验教训，增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修改党章时，就把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从过去的思想政治要求之一，改为单独一段，并且重点加写了“……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41] 此后，在我们党的章程中，一直保留了这个加重的表述。自从党的十四大以后，直到现在，我国的政治环境始终保持平稳安定，这与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重视、一贯重视直接有关。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和忽视，必须一贯坚持，不能时断时续，过去曾经发生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的失误，再也不能重复了。
2.必须联系重大社会现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不能回避或冷淡对待人民群众关注的实际问题和思想方面的困惑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这是我们党的生命力来源之一。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仅要一贯坚持，还要注重解决一些相关的实际问题。这些实际问题就是社会实践中那些与党的理论和原则不一致的现象，同时又是党员和群众非常关心而又有困惑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要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组织力量及时破解，并向党员和人民群众及时说明。在这些问题上，不能简单回避，也不宜拖延太长的时间。在互联网等新媒体发达的今天，回避问题就会被不良媒体炒作，造成政治上的被动；拖延时间，就会使问题进一步发酵、更加复杂化，出现更加被动的后果。发现问题就要及时组织力量，攻关破题，一鼓作气，化解矛盾。这样才能显示一个真诚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形象，不断增进四项基本原则的影响力。
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应该与不断深刻总结和借鉴苏东剧变的教训相结合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是20世纪最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之一。在较短的时间里，9个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倒地一样崩溃，在思想政治领域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消极影响，使得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陷入长期的低潮。随着剧变的尘埃落定，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教训日益清楚。这些国家，虽然竞相开展了改革，喊出了各种吸引人的口号，做出了各种富于诱惑力的方案，一时弄得乱花迷眼。但是，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结果，在关键时刻自毁门户，自我出卖，自毁长城，自我崩溃。这些国家的广大群众痛悔不已，但无力回天。然而，这些国家的教训对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国家和人民却是一剂良药。对于奋力奔向社会主义强国、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些沉痛的教训能够使得我们更加认清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更加清醒，把这些教训转化为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分化和颠覆的精神力量。我们应该随时注意运用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教育与启发党员和人民，识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和危害，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斗志，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动力。
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应该与维护社会稳定、及时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问题相结合
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必须十分爱护社会稳定，及时解决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利益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这是执政党日常工作的主题。必须以人民立场、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及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流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就会贻误党的工作，引发社会不安，造成严重后果。只有积极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创造出良好的、适合的环境。
5.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应该与持续批判错误思潮相结合
社会思潮是在社会变革中产生的、代表一定的社会集团和阶层利益的、具有显著影响的思想潮流。其中最危险的就是西方针对中国量身制作的、瓦解马克思主义信仰、制造民族分裂、破坏人民团结、争夺社会舆论主动权的一些社会思潮。有些社会思潮，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普世价值”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等，都曾经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舆论和政治生活的混乱。我们党与之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广大人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坚定不移地、持续不断地对这些思潮进行了批判和揭露，使得这些错误思潮无藏身之地，打得它们溃不成军，使得社会政治氛围大有改观。在从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着社会更高水平攀登的过程中，都会有危害安定团结的思潮出来兴风作浪。这并没有什么可怕，只要保持对错误思潮持续批判的气势和社会氛围，它们就难以有空隙好利用。通过批判错误思潮，也能够教育人民，提高觉悟，坚定信心。
6.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应该与组织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成果相结合，特别是学习和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以武装头脑，打好意识形态主动仗
重要的任务在于学习。特别是与西方意识形态全面接壤的现代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敌对势力，借助自身的成熟和实力，不断寻找突破口，发动西化和分化的颜色革命。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就是他们常用的所谓“普世价值”。在这些复杂的社会思潮面前，我们党的干部有的若明若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有的甚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颠倒黑白，鼓吹错误思潮。有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由于本人是“两面人”，因此他们的工作常常出现这种现象：一说慎重对待一些理论问题，就采取封口令的形式，下令不许谈及这个问题，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思想实际的消极效果，丢失了不少阵地，损害了一些部门的威信，压抑和损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战斗力；一说放开一点，就不知边界，甚至蓄意制造多元舆论局面，甚至放手鼓吹典型的西方敌对势力的错误思潮。这种现象很容易制造群众思想上的分裂和混乱、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破坏安定的环境，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因素。因此，应该让对党忠诚、真心实意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人主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适应形势，必须具有真实的资格和能力，要有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素养。要特别警惕和防止“两面人”式的角色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贻误和破坏。各级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干部，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切实掌握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关于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了解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懂得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密切联系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才能做好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项基本原则在党章、宪法和实践中得到更加坚定的坚持和贯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四项基本原则的两条核心内容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第一个“明确”和第八个“明确”）。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到“必须进行伟大的斗争”时，又进一步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42] 最近，《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这就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43]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贯重视和坚持，并进一步运用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这是他概括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70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500年经验的必然结果。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5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63、164~165页。
[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1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17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15]《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308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299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167页。
[2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2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2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2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169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365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3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3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171页。
[3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3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3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页。
[3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6页。
[39]《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7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5页。
[41]《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42]《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43]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作者：刘书林，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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