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基本认识——客观认识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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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观认识和判断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国防成就十分重要，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新中国在生产力落后情况下建立起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体制，是特定、严苛的约束条件下相对最优或最不坏的选择，总体上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不得不”的选择。没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历史时期的艰苦创业和经济、科技、开放基础，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而且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历史时期的成就更加来之不易，不要轻易否定或质疑这一时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战略。

 　　改革开放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很重要，成就巨大，但客观认识和判断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国防成就同样重要。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客观地看待过去，他指出：“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我们通过从经济体制、经济增长等方面对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进行考察，认为正是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提供了经验并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新中国初期为什么不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可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却有意识地选择在农村确立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在城市除剥夺官僚资本家的资产变为国家所有制以外，还维持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并没有马上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多种所有制合作、共存。这主要是基于一个基本认识和三方面的具体原因。

　 　一个基本认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还不可能直接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必然有一个过渡阶段或桥梁，这一阶段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或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很清楚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只是过渡性或权宜性的制度安排。对此，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阐述得很清楚。这一时期经济体制的特征就是国有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存。国家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如毛泽东所考虑和提出的，“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一化三改”。

　 　三方面的具体原因是：第一，为了兑现对农民的承诺。1949年前后，我们党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把土地的地主大私有制改成农民平均的小私有制。应当说，这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但是，中国是依据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参加革命的主要阶级是农民，农民最渴望得到土地。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剥夺剥夺者、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如果革命胜利了，不兑现承诺，不让广大农民有直接的获得感，将可能失去最广大农民阶级的信任。第二，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业和城市的经营管理经验。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刚刚大规模进驻城市。总体而言，对城市工商业和城市管理是缺乏经验的，而民族资产阶级既拥护新中国，又有对工商企业和城市的管理经验。保留“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既有利于他们继续经营好自己的企业，也有助于管理好国有企业或国营经济，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的工业化。第三，保障社会转型的平稳。新中国成立意味着社会全面而深刻的转型，经济体制的多元化，包括建立农民土地私有制和保留“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有助于经济稳定，从而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二、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中的问题

　 　（一）如何认识“三大改造”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过程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初步建立过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既是为了实现理想目标，也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朝着理想前进，不能停留在私有制阶段。另一方面，现实中确实出现了不能不重视的问题。例如，在过渡阶段，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老解放区”的农民在分得土地以后，很快出现买卖土地和两极分化的情况，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分散的小农的生产力水平确实不高，难以抵御自然灾害，难以进行较大型农田水利建设。同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必然导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例如，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出现了部分资本家在生产中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恶劣行为。所以，需要通过“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尽管改造过程中有一些急躁和过度加速，但是总体上没有背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渐进式的、和平的制度变革，建成的也是社会主义最初阶段的公有制。

　　（二）如何认识人民公社制度的形成、调整、延续和否定

　 　客观上讲，快速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取得的经济成就以及人民的“赶超”激情等多种因素叠加的产物。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广大农村多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低生产力水平的、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村落社会。虽然落后，却有其内在的运转机制，而且相当稳固。在以上几个因素共同作用下，虽然主观上为了迅速改变落后面貌，但集经济、政治、军事、社会一体化的人民公社作为外在的制度，在短期内被嵌入中国农村并且试图彻底替换农村既有经济政治组织形式，是有些冒进的，失控或有些不良结果出现具有必然性。当然，在那个年代，不仅在农村，全国其他方面也都“大干快上”。例如，1958年中国共产党树立的“三面红旗”，一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二是“大跃进”；三是人民公社。三者联系起来，充分说明以上几个因素同时叠加对中国影响很大，“总路线”是总的基调和指导思想，大跃进运动主要针对工业领域，人民公社运动是在农村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公社制度于1958年基本建立起来，而1958年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农业大丰收，但接下来的1960—1962年，国家就进入“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在实践中改进，把人民公社制度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且长期执行。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自发实施土地家庭承包制为开端，土地家庭承包制很快在全国铺开，这就在实质上否定了人民公社。因为人民公社制度的核心是经济制度，农村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土地制度，土地制度变革了，人民公社制度也就实质性变革了。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三）如何从总体上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行中的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大支柱，即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必须承认，这种经济体制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个非常正确的判断。那么，作为在“一国首先胜利论”指导下取得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选择的经济体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一些方面超前了，主要表现为排斥市场机制、过度迷信计划管理和扩大公有制范围。生产力落后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按劳分配”，虽然可能不是最优的，但是很可能是“不得不”的选择，更加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是制度选择的根本性错误。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它并没有违背生产关系选择的基本原理。可能有人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新中国成立之初领导建立生产关系时为什么不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其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指出，新的生产关系“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这说明，不一定要全部达到相应的生产力才能选择“公有制+计划管理+按劳分配”，当时我们国家也不是一点先进的生产力（主要是代表性生产工具）都没有。可以说，这种选择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再说，大国在大的历史时期选择基本经济制度，不可能要求与生产力具体水平精确对接。

　　 其次，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角度去质疑和简单评判当时的经济学和以它为依据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如果这样做，就是缺乏历史观、不具有足够的科学性。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内外形势和人们的认识水平可以发现，当时的经济体制选择具有必然性和一定的优越性，如果不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如何应对战后的国民经济重建、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家急需的重工业以及军事工业的战略布局？如何应对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我们不能假设中国当时按照别的经济理论选择别的经济体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做出观察和评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大批民族国家独立后并没有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是选择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结果怎么样？还不如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好，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并不是说那些国家都应该选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是说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约束条件，不必对中国过去的选择做超越历史的评价或质疑。

　 　以上分析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和改革的必要性，即使曾经是不得不选择、不是根本性的错误选择，且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不能掩盖其弊端。尤其是时过境迁，弊端更加突出、对经济的阻碍作用更大。特别有意思的是，生产力水比较低的国家在社会主义革命后，几乎都建立起超前的“公有制+指令计划管理+按劳分配”的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短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后来弊端不断凸显，不得不反思和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几乎成为这类国家在经济体制选择方面共同的历史轨迹。

三、如何认识新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连续制定和实施了四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从中可以发现五个重要特征：一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设施；二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是有苏联援助的）；三是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强行实施；四是许多工程靠“人海战术”；五是农业大量补贴和支持工业。这种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战略，既是必要的也是被逼的，既符合经济增长的内生规律也得到了所选择的经济体制的保障。

　　（一）如何认识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积累物质资本的理论依据

 　　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前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涉及工农业的基础设施，不重视轻工业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是错误的。这种批评或评价有失偏颇。

　　 其实，这种经济增长的战略安排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中早就阐述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再生产理论认为，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数量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数量的比例关系，就是资本技术构成。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一般而言是不断进步的，因此它的一般趋势是：越来越少的劳动力驱动着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种技术构成反映在资本的价值上就是资本的价值构成，即c与v的比例关系，一般而言，v所占比例是递减的或c所占比例是递增的；这种由技术构成决定的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c:v。一般而言，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这实际上已经阐明，只要有技术进步，生产资料部门优先增长就是内在于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规律，而技术进步又是再生产过程的常态。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他在1893年的《论所谓的市场问题》中认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进行扩大再生产时，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一个普遍规律，“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

　 　二战后，一大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发展经济的问题，催生出经济学的一个新分支即发展经济学。而发展经济学的第一阶段（20世纪40—60年代）就是所谓的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其广义的“结构”应该包括生产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或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发展中国家总体特征就是主要依赖自然要素、以传统农业为主。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通过发展工业、各种基础设施和城市化积累物质资本，通过提高国民教育水平积累劳动力资源。而这种后发式、追赶式发展，完全依靠自然演化和市场机制肯定不够。于是，达成较广泛共识的是依靠政府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而这实际上就是通过计划手段推动生产资料优先增长。

　 　尽管理论界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不是普遍规律有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国，要实现追赶，在工业化初期不优先发展基础性工业和基础设施应该不行，不依靠政府计划手段也不行。所谓的“霍夫曼比例”，依据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20多个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的工业化数据总结出来、重工业与轻工业比例随着工业化阶段演变而演变的规律，不适合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发展的约束条件。当然，不是要强调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所有阶段都必然坚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到一定阶段以后可能会发生改变。其实，发展经济学本身也随着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的变化而演变，不是一直强调结构主义。新中国初期的情况是很符合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原理的。

　　（二）如何认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时期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时急需和平环境搞建设，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除开经济、技术上封锁中国外，更是同时在台湾和朝鲜半岛进行南北军事布局、直接发动大规模朝鲜战争，企图扼杀社会主义新中国。后来美国又发动越南战争，战略布局很明显，就是想在军事上形成对中国的南北包围。再加上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北部直接面临军事威胁。历经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三年抗美援朝战争和多年抗美援越战争，中国人民对国家工业落后、武器装备落后，而不得不靠人海战术和牺牲大量生命为代价获得胜利刻骨铭心。中国能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吗？不能以现在和平环境的思维去思考和批判当时的决策者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三）如何认识新中国初期的“人海战术”搞建设、 农业大量补贴早期的工业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许多建设，包括工厂、油田、铁路、公路、农田水利等工程，确实靠大量劳动力投入，即人们总结的“人海战术”。这种做法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人多、劳动力多，钱少、技术装备落后。这种做法也符合经济学原理，因为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是当时的资源禀赋上的唯一优势。为了实现一定的工程目标，一定限度内劳动投入增加可以替代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尤其是众多基础性土方工程，多投入劳动就是发挥资源优势。这既是中国的合理选择，也是不得不的选择，只能用劳动部分替代最短缺的资本和技术。

　　 工业化是需要资本投入的。新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初始的资本积累或原始资本积累从何而来？主要靠农业和农民提供，主要途径是两条：一是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补贴工业化；二是大量“农民工”基本免费参与工业化、以替代资本。例如，钢铁会战、煤炭会战、石油会战和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等。中国农民确实对新中国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但也有人诟病这一点。其实，这是“不得不”的选择。因为：第一，新中国没有条件、也不愿意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掠夺殖民地积累原始资本；第二，新中国没有条件通过漫长的手工业发展，慢慢积累大工业的资本，因为本来当时手工业规模就很小，新中国的赶超战略也等不起；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可谓一穷二白，国民党退驻台湾时带走了有限的金银的大部分；第四，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都是一个以农业和农民为主的国家，也只能靠农业和农民为工业积累资本。

　　（四）如何认识改革开放前的经济体制适合和保障了当时经济增长战略的实施

　 　如果我们清楚当时中国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经济技术封锁和军事威慑，而且认可发展中大国要想实现赶超式现代化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军工）和基础设施，那么就容易理解当时的“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体制，实际上是适合和保障了当时的经济增长战略的。尽管这种战略有些弊端，主要是短期内不能兼顾人民生活水平的应有提高（这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为国奠基、艰苦创业，是我国的上一代为后代最初的贡献和牺牲）。

　　 从经济体制上看，这种体制保障我国干成了当时许多涉及国家经济长期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大事。这是因为，公有制保证了各种资源能够按照公共需要比较顺利配置，至少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从指令计划管理上看，第一，各种计划的执行力很强，尽管计划不一定全部科学从而可能造成损失，但是当时的这种执行力利大于弊；第二，新中国初期经济出现混乱局面，市场是失灵的，靠市场机制恢复经济秩序几乎没有可能，指令性计划管理起了关键作用；第三，没有指令计划管理，根本不可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而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从此以后中国才真正有了和平安定的建设环境；第四，没有指令性计划管理，很难调动那么多的劳动力低成本建设那么多为共和国奠基的工程。

　 　从按劳分配制度上看，第一，充分肯定了劳动者的价值，总体上提高了劳动人民的地位，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第二，因为是具体按劳动贡献量分配，所以每个劳动者也需要提供更多的劳动才能分得更多；第三，按劳分配是按具体所在的公有制单位，即生产队和工厂范围内进行的，客观上起到了“奇妙”的作用，即有助于国家大规模、低成本调动劳动力参与各种重大工程建设，尤其是调动了广大农民。国家可以不为他们发工资，只是由其所在集体记工分、回集体参加分配。不同集体的劳动成果多就多分，少就少分。

四、如何总结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成就

　　 前述阐释了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战略或路径，是特定、严苛的约束条件下相对最优或最不坏的选择，总体上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不得不”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客观结果即经济绩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第一，实现了国民经济短期的迅速恢复和长期的高速增长。长期的战争几乎耗尽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元气，新中国成立时经济可谓一片混乱、一穷二白、百废待举，再加上很快就不得不投入大规模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此背景下，能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高速增长，应该视为经济奇迹。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50—1978年中国经济尽管大起大落，有些年份出现负增长，可是年均增长达到7%。我们既要看到基数低、增长率容易高的事实，同时更要看到那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建设、经验不足、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实物经济条件下有些经济活动统计不上等因素，7%的年均增长率无疑是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增长率（至2018年）也只不过9%。

　 　第二，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军事工业体系。当时西方工业国家有的工业，中国在1978年时几乎都有了。虽然多数质量有差异，但是已经有了基础，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工业体系最完备、实力最强的。1949年，中国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1:2，1978年二者之比3:1。关键是中国已经具备了当时工业类型的绝大部分，产业体系比较完备，具备了独立生产绝大部分工业品的能力。与1949年以前相比较，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重工业体系，对于一个独立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能力、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性，是绝不能低估的。

　　 第三，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为后来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例如，1978年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达到5.2万公里，比1949年增长了1.4倍；公路的发展更快，主要因为其建设可以投入更多的劳动力。1978年，中国多数地区已经实现了每个公社通公共汽车，每个村通简易公路即机耕路，即使在南方，多数地区的小型农用拖拉机可以开到每一块地里，大量的农田水利工程在技术装备落后条件下比较高质量地建成了。再如。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号召大修水利，亿万农民主要依靠简单的农用工具，修建8万多座水库、17万公里河堤、众多大型灌区工程，新增3亿亩有灌溉保障的耕地，把灌溉动力从12.8万马力增加到7000多万马力，根本保障了粮食主产区旱涝保收，为粮食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么多的水利建设需要多少钱？有人大体估算，需要几万亿人民币。可是国家没有花多少钱，主要靠农民劳动力，也有各界人士参与义务劳动，毛泽东就亲自参加过修建十三陵水库。大家比较共识地评价1978年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提高粮食产量的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不能高估其作用，更不能否定过去几十年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

　 　第四，教育和科技事业的成就巨大。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总人口的80%以上是文盲，1951年教育部会议确定，从1952年开始争取十年内普及小学教育。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应该是中国最早关于义务教育的法律规定。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小学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90%。还有全国普及性地对成年人进行扫盲教育，这一措施的作用是长期和巨大的，那么多的劳动者实现了从不识字、没文化、不能学习到有学习能力的质的飞跃，对劳动者素养整体提升的作用不可估量。“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前，全国大、中、小学教育和扫盲教育，质量都很高、成效显著。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质量确实有所下降，但是总体而言，“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大量相对比较高素质的劳动者成为改革开放40余年以来巨大的“劳动力红利”。国家科技事业在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上，可以说通过自主创新取得了让全世界瞩目的成就。此外，我们依靠国家计划、集中力量科技攻关，取得了包括军事领域在内一批尖端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从而使得新中国能够制造和运行“两弹一星”以及其他一系列先进装备，使中国免受军事威胁尤其是核威胁。还有杂交水稻技术、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人工合成胰岛素、发现和提炼出青蒿素等，都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技术创新，而且“四大科研”成果的主要负责人及其团队，除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工合成胰岛素以外，都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科学家。其推广应用，不仅为中国人民而且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这些成果一直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作用。

　 　第五，为开放定调、奠基，开创了对外开放的局面。1978年以后，中国开启全面改革开放，但是不等于之前中国不想开放、在开放方面没有成就。毛泽东等开国领袖绝对不是闭关锁国者，不是不想向外国，尤其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而是西方国家封锁中国、不想让我们学习他们先进的东西。即使如此，毛泽东也能审时度势、纵横捭阖，抓住机会拓展新中国的国际合作空间。笔者认为，1978年以前，中国在开放方面的主要成就有：（1）毛泽东创造了成熟的、影响世界又有益于中国发展的对外开放理论，例如“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积极推动和参与“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这是为新中国对外开放和处理国际关系“定调”。（2）出于战略互利，新中国初期争取到苏联援建156个工业项目，客观上直接加速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形成和技术进步；与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国家的安全度。（3）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和学习“奠基”。由于复杂的原因，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斯大林去世后，中苏矛盾升级为武装冲突。同时，苏美争夺世界霸权，尼克松时代的美国也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抓住机遇，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在改变世界格局的同时，也实质性开启了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国家开放、学习的大门，为新中国赢得了宝贵的开放、和平发展和学习世界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机会。可以说，真正实质性的对外开放在毛泽东时期已经开启，而且是一有机会就敏锐而果断地抓住了。另外，毛泽东逝世至1978年，中国也是努力对外开放的。短期内，为了提高国家现代化水平，中央决策层主张“多出国、多考察、多学习”，而且还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这后来被批评为“洋跃进”不是很恰当。在国家工业总体落后、又要赶超的情况下，先引进相对先进设备、通过技术外溢获得比较先进的技术，同时较快提高装备水平，没有什么不对、也只能这么做。至于是否有重复引进、消化不好的问题，在实践中可能难免。我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存在不少重复引进、消化不良、走私等问题。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没有这一历史时期的艰苦创业和经济、科技、开放基础，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就，而且这一历史时期的成就更加来之不易，不要轻易否定或质疑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战略。对于白手起家的国家和个人而言，财富增长规律具有很大的一致性：第一笔财富总是最难获得的，需要更长时间和付出更大代价。就像楠竹，在地下生长几年可能不到十厘米，一旦出土，一天能长60—70厘米。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经济建设相对艰难，百姓直接日常生活改善速度相对较慢，就像盖高楼的奠基，又慢又累又不好看，建设者得到实惠不多。可是“奠基”是最重要的，更何况我们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奠基的速度已经够快够好。如果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这一历史时期基于国家安全的客观情况和对政权稳定的主观担忧过度而进行了太多的“运动”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影响了经济增长（否则增长速度会更快）是客观的，那么认为“文化大革命”在短期内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甚至在某些年份经济发展趋于崩溃是恰当的，但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国民经济总体上处于崩溃边缘是不客观、不符合实际的！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十期；作者：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中心）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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