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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进程中，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形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启程，我国也开启了和平发展的新征程。冷战结束后，我国坚持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持续探索推进；进入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得以全面阐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致力于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提出了一些新理念，实施了一些新方略，使这条道路展现出强劲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实践证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确而有效的道路，我们要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不移地奉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
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始终奉行和平外交的国际战略，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周恩来确立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的对外战略做出创新调整，把中国推进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持续探索，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的和平发展道路来之不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逐步形成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开创和推进，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系统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平发展的创新进程，对于我们始终不渝走好这一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0世纪前半期可以说是战争与革命的时期，随后数十年是东西方冷战的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始，国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滞胀状态，其实力有所减弱；第三世界国家日益崛起，成为国际关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美苏称霸全球的计划捉襟见肘，不得不进行缓和性战略调整；尤其是随着中美关系改善，大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一切促使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战争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促和平、谋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根据时代变化和中国发展需要，审时度势做出了一些新的国际判断，提出了一些新的对外方略，开辟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开启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新征程。 对世界主题认识的转换基于对世界战争危险性的重新认识。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世界大势趋向缓和的特征，适时改变了过去总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以及全民皆兵时刻准备打仗的战略部署，强调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提出了“可以延缓战争爆发”的观点。虽然他仍认为“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充满危机的年代”，但是他不再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紧迫性，而是认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强调：“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80年代中期，邓小平对战争的认识从“可以延缓”过渡到“可以避免”。原因是，一方面，“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科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各国都更加注重在科技竞争中取得优势，这也成为制约战争、有益和平的重要因素。由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基于对战争危险性认识的转换，邓小平较早对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作了揭示和阐发。1984年5月29日，他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同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又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邓小平又进一步阐明了看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根据邓小平的分析，和平与发展成为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突出问题，是影响各国关系和世界发展的重大问题，体现了时代演化的新特征新趋势，因而各国都应把促和平、谋发展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这种认识的转换使我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放下了对新的世界战争这把“达摩克利斯剑”的担忧，能够使我们集中精力搞建设，发展经济，壮大国家实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东西方冷战宣告结束，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表现得更加明显，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 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确立，中国的对外战略必然要做出新的调整。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树立中国是和平力量的形象，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好战”的错误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把谋求世界和平作为国际战略目标，也尽最大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做贡献。然而，我们在国际上却落了个“好战”的名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我们对战争危机判断和对外宣传策略不甚妥当的原因，也有国际敌对势力借此蓄意歪曲和诋毁中国的原因。这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一度陷入较为被动和孤立的境地，不能很好发挥自己作为和平力量的作用，也难以营建有利的和平外部环境。因而，我们必须揭掉误加在中国身上的“好战”标签，重塑中国是和平力量的国际形象。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讲：“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1985年3月4日，他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进一步指出：“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鉴于此，邓小平着力阐明了要树立中国是和平力量的形象问题。1985年6月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那么，如何树立中国是和平力量的形象呢？一靠宣传，二靠实践。首先要改变以往立足于“准备打仗”的对外传播观念，转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基调，表明中国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对外政策的着力点。无论是外国领导人来华访问，还是我国领导人出访，无论是在国际会议上进行公开演说，还是与个别国家进行双边会谈，我们都要大力宣讲：“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当然，光靠对外宣传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关系中要有作为。所以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不断为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必然就会作为和平力量的形象挺立于国际社会，取信于世界各国。 在国际交往中，国与国之间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争端和纠纷。如何解决争端和纠纷，关涉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以往资本主义列强奉行“强权政治”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惯常以武力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公正合理地解决国际争端，反而会加剧国际冲突，甚至制造和引发新的国际纷争。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蹂躏，各国人民都在痛苦反思，反战维和的声浪不断高涨，然而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思维定式并未根本改变，强国间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不仅没有停止，有时甚至呈愈演愈烈之势；武力威胁和武力干涉事件频发，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接连不断，天下并不太平。如何有效解决国际争端依然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秉承毛泽东、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力倡以平等互利为原则、通过和平谈判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同年7月31日，他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又说，中国通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平解决香港回归祖国问题，这是“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同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中国是这样倡导的，也是这样率先践行的。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坚持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推动联合国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通过政治谈判解决地区冲突。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在诸多国际争端上，中国都提出了合理的和解方案或建议，并进行积极斡旋，推动和谈，例如敦促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推动巴以和解进程、促使两伊停火和谈、调解海湾危机、支持南非和平解决种族矛盾、消除前南危机特别是波黑内战等。中国为最终解决这些国际争端或地区冲突“热点”问题、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还就某些国家与我国发生的领土争端问题，提出了可以先不涉及主权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以宽宏胸襟与克制态度为解决国家间的领土争端提出了新思路，为营造和平国际环境开拓了新途径。 4．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广泛开展对外友好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周恩来确定的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意义。1982年10月22日，他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世界所公认。”1984年10月31日，他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又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其他几种方式都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实践证明，这些做法是不适当的，不仅不利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反而会徒增一些矛盾或激化矛盾。冷战结束后，很多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例如领土争端、民族分歧、宗教纠葛、经济纷争、政治冲突等。如不尽快妥善解决，就会给冲突各方都带来严重危害，并影响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就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邓小平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要意义的新阐发，对人们深刻领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科学价值和巨大魅力，更好地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要意义的同时，邓小平也表明了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广泛开展友好关系的态度。1984年10月1日，他在国庆35周年典礼上指出：“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攻势，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空前严峻。针对这种情况，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依然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的具体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2月24日，他再次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语气坚定地说：“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正是遵照邓小平这种思想指导，中国顶住了各种压力，扭转了被动不利的局面，广泛发展了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关系。
霸权主义是资本主义列强推行的对外政策，给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严重危害。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自己决不称霸，这是毛泽东为我国确立的基本外交立场和原则。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也始终强调并坚持了这一点。1978年5月7日，他就明确指出：中国“永远不能称霸……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1984年5月29日，他再次指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1990年后，面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引起的世界局势严重动荡的状况，他又多次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一直深受霸权主义之害，对霸权主义深恶痛绝，反对霸权主义是我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任务。中国有句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我国绝不会以霸权主义去加害别国人民。“永远不称霸”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要求。霸权主义是对独立自主的严重践踏和破坏，我国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必然要反对霸权主义。邓小平就此鲜明指出：“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永远不称霸”是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做出的庄严承诺。搞霸权主义的国家通常是仗势欺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称霸的势力和资格。但是，国际上总有人担心中国以后发展强盛起来，就会搞霸权，这是以帝国主义“国强必霸”的逻辑看中国。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无论发展到何等强盛程度，都不会搞霸权主义，而只会对世界和平做出更大贡献。这种承诺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及和平外交路线而做出的，是永远不会变的。 强调永远不称霸，绝不意味着我国对国际事务袖手旁观，推卸应尽的国际责任。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国际上理应发挥必要作用，做出应有贡献。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我国发起“和平演变”的强势攻击下，邓小平一方面提出要善于“韬光养晦”，另一方面强调在国际问题上要“有所作为”。1990年12月24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要有所作为，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的国际义务和历史使命，也是中国自己发展的战略需要。那么，中国会有什么样的作为呢？根据邓小平的论述，首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声援和支持一切国家的反霸斗争，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次，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关系，化解各种纠纷和冲突，努力营造更为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再次，加强对外经济科技交流与协作，尽力开展对外援助，促进世界经济共同发展繁荣；最后，集中精力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探索引领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新路。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对世界主题转换的判断是正确的，对中国对外关系战略的调整是必要而富有成效的，为最终形成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在邓小平和平发展思想的基础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冷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化，一方面继续认定“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在党的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和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都坚定地重申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明确提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体现了我国在外交政策和目标上的一脉相承，同时又针对世界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了一些新方略，丰富了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 1．在妥善应对美国“新霸权主义”的攻势中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着力推行以新经济殖民主义、新政治干涉主义、新炮舰政策为综合内容的新霸权主义。新霸权主义的典型表现是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大搞所谓“人权外交”，并在“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下，肆意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内政，甚至进行武力干涉。这是它们顽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花样。邓小平曾对美国“人权外交”的实质做出有力的揭露和抨击，阐明了中国正确的人权观。江泽民在讲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形势时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了妥当而有效的措施同西方“人权外交”作斗争。自1990年起，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一再挫败美国炮制的攻击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1991年1月，中国首次公开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有力回击了美国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诬蔑和攻击。1997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些都是中国为维护人权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中国积极支持并参与联合国的国际维和计划和行动，秉持讲求正义、主持公道、仗义执言的维和原则，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消除战乱、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美国粗暴地侵犯中国主权的野蛮行径，如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2001年南海中美撞机事件等，中国亦能处变不惊，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处理。中国既有效地回击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同时又维护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及长远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2．在科学判断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的基础上提出树立新安全观 安全是和平的最重要价值表现。传统安全观以军事实力为支撑，以武力制衡为砝码，以一国安全为着眼点。这种安全观往往会陷入“安全困境”，达不到真正保障各国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冷战结束后，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成为时代主流，安全不再是单纯的军力对抗问题，不再是“零和博弈”的游戏，因而应当对安全观进行全面更新。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要“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在这一新安全观中，互信是基础，就是要摒弃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各国应经常就国际安全问题开展对话，对各自防务政策与重大行动要进行通报，消除相互猜疑和敌视。互利是目的，要顺应各国人民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在维护本国安全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他国的安全利益，为他方实现安全利益创造有利条件，以达共同安全。平等是准则，即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享有平等的国家主权，应互相尊重，真诚相待，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协作为途径，首先要求各国间以和平方式消除安全隐患，解决争端，防止爆发冲突和战争；此外，就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安全问题要进行通力合作，尤其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像生态环境安全、网络信息安全、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活动等，必须加强国际协作才能有效治理。这一新安全观的提出，体现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要求，反映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安全需求和愿望。 3．在奉行真正不结盟政策的前提下广泛建立各类“伙伴关系” 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是邓小平对外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鲜明体现。国与国之间进行这样那样的战略结盟，是冷战的产物和反映，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不利于国际关系的正常开展的。冷战结束后，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五大报告中，都郑重声明：中国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中国不同任何国家建立同盟关系，决不是把自己封闭、孤立起来，不与别的国家开展交往了。恰恰相反，奉行不结盟政策，是为了更好地扩大对外交往，更好地与其他国家进行有益的交流与合作。为了适应冷战后时代主题和国际关系变化的特点，中国积极探索与世界各国关系发展的新形式，开始建立各类“伙伴关系”。自1996年4月中俄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始，中国相继又与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以及巴西、埃及、墨西哥等国家，建立了这样那样的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尽管在内涵与表述上不尽相同，但都是以利益共同点为基础、以互利合作为目的、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方式的新型国家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是对冷战时期“同盟关系”的否定和超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开创了新形式。 4．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推动世界经济共同发展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它使各国间的经贸、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协作更加密切，形成了荣损与共的关系。经济全球化趋势给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严峻挑战和风险。它像一把“双刃剑”，在为各国经贸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和增长动力的同时，也向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加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新课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带来的影响，表明了中国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明确态度，要在迎接各种挑战和风险中，争取更加有利的发展条件和时机。1998年8月，江泽民在谈到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外交工作问题时指出：“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去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去。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为此，中国致力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历经十几年的艰难谈判，矢志不渝，终于在2001年12月被正式接受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完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丰富对外开放的内容和形式，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在坚持和完善“引进来”的基础上，着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到境外投资和经营，增进与各国人民的经贸往来与合作。这些做法，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繁荣，也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创设了有益的经济保障条件。 概言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致力于“把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带到二十一世纪”，“对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倾力缔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进入21世纪，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这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然而，世界和平与发展仍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前苏联东欧地区和中亚地区蓄意炮制和推动所谓“颜色革命”，使整个世界不得安宁。世界经济增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继而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极大冲击和危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谓“乱云飞渡仍从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为构建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世界而努力奋斗。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握住世界变革发展的主潮流，妥善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不断探索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的新态势，明确提出了中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2004年8月，胡锦涛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开始使用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的说法。2005年3月5日，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和平发展道路”做了具体阐述。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第一次以政府文告的形式对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要性、目的、途径及重大意义等做了系统阐发。2006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党中央的决议中对和平发展道路做出明确论述。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坚定地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既有历史承续的必然性，又有现实发展的必要性。它既根植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深厚底蕴，又基于新中国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和风格，还基于对当今世界大势的清醒认识与准确把握。这一道路反映了中国自身建设发展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合作共赢的愿望。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中央文件，都曾从多方面阐述过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要义。 和平是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明确指出：“和平是人类社会实现发展目标的根本前提。没有和平，不仅新的建设无以推进，而且以往的发展成果也会因战乱而毁灭。无论对于小国弱国还是大国强国，战争和冲突都是灾难。”所以说，要发展，必须要有世界和平做保障。但是，世界和平不会自然呈现，需要各国人民共同争取和维护。中国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国际关系中大力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努力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以加强战略对话、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为原则，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本着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秉持深化传统友谊、增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精神，始终保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密切关系。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正是在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中，中国赢得了有益于建设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从而取得了又好又快的发展。 以和平方式实现发展，是相对于以往资本主义列强靠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来实现自身发展来说的，那种发展方式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造成了沉重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仍然靠它们确立的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通过推行新殖民主义来维持自己的发展，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路荆棘丛生。这种旧的发展方式必须摒弃。中国宣布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要探索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发展的新途径。2005年10月15日，胡锦涛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幕式上说：“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发展才是持久的牢靠的发展，也才是既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基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建设来实现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但是，中国的发展又不是关起门来孤立地进行，而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和机遇争取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同时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通过磋商协作妥善处理经贸摩擦，绝不以损害别国利益来谋求自己发展，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的情况下，各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和平共处、共谋发展，世界才会迎来更加光明美好的前景。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和平的，发展起来的中国也将更加有利于世界和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的发展来推动。胡锦涛明确指出：“中国发展关乎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也同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紧密相关。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创造了更多合作机遇和良好发展环境。近十三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贫困、走向繁荣，有利于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强调合作共赢，以合作谋和平，以共赢促发展。中国努力推动多边经贸关系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制定和实施国际经贸规则，与各国共同管控和协商解决合作中出现的分歧和问题，促进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地发展。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维护者，也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积极参与者。不断发展的中国给世界各国带来了良好机遇和巨大市场，发达国家通过投资和服务贸易从中国获得丰厚收益，发展中国家也从与中国的互利合作和中国的慷慨援助中，改善了发展条件，取得了良好发展成效。 建设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目的。中国从坚持科学发展观、在国内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形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内政外交互联互动的完整发展战略体系。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实现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不懈努力。中国人民愿同俄罗斯人民和所有国家的人民携手合作，为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和谐的世界而共同努力。”此后，胡锦涛又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出这一问题。2005年9月15日，他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专题演讲，对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作了全面阐述，并向世界各国呼吁：“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这样，建设和谐世界便作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崭新理念和崇高目标传遍全世界。和谐世界的要义是“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具体要求为：坚持民主平等，实现协调合作；坚持和睦互信，实现共同安全；坚持公正互利，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包容开放，实现文明对话。建设和谐世界，反映了新世纪国际社会演化发展的趋势，为整个国际社会提出了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倡议和导向。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中国外交的一厢情愿，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良好愿望。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郑重指出：“我们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人类发展进步，民族繁荣富强，应该也只有通过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实现。”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强调：“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因此，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不管前进道路如何跌宕，拥有近14亿人口的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其感召力和影响力是巨大的，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从而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在国内，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国际上，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一些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理念、新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明显，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但是，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面对这种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提出要不断夯实走这条道路的基础。2013年1月28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问题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明确提出“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的要求。 首先，要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就国内而言，必须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使我们国家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富裕；要建设起现代化的强大国防力量，更有力地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和核心利益。只有这种物质基础雄厚了，才能为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坚实保障。就国际而言，我们要善于把世界发展机遇转变为中国发展机遇，又要努力把中国发展机遇转变为世界发展机遇，在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中，谋求实现共同发展繁荣，让世界各国都能从走和平发展道路中获得益处，使和平发展道路获得更宽厚的物质基础支撑。 其次，要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基础，这又分为民意基础和机制基础。就民意基础来说，我国人民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觉性和自信心。另外，要引导和促进各国人民都能认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要性，都能选择和支持这条道路。就此，习近平明确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我们要广泛深入宣传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思想，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我国的发展。”只要凝聚起各国人民都支持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民心，这条道路就一定能走得通、走得好。就机制基础来说，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还存在着某些不公正不合理的机制弊端，还经常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破坏，受到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因此，要在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情况下，致力于国际秩序的改革完善和国际机制的创新发展，使之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世界各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随着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基础不断夯实，和平发展道路才会越走步伐越稳健，越走前途越坦荡。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首要的就是坚定维护世界和平。没有世界和平，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走得了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十分生动地说过：“和平是人民的永恒期望。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然而，当今世界总有一些人脑袋还停留在过去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里。他们顽固地坚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热衷于搞新干涉主义，致使军备竞争、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人类依然面临维护世界和平的诸多难题和挑战。那些不为维护世界和平“搭台”“补台”，而是“拆台”的行为，既违背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又悖逆各国人民的和平心愿，最终必将是损人又害己。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再次申明：“自古以来，和平就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长。有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习近平的话语表明了和平的珍贵价值，也阐发了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目的是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更好地服务于世界和平。中国致力于加强边境地区信任与安定，推进海上安全对话与合作，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合作、国际海域护航和救灾行动方面都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为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并最终解决半岛核问题，提出了“双暂停”和“双规并行”的建议；为推动阿富汗和解进程及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也大力劝和促谈，推动各方共同朝着形成符合叙利亚人民长远利益的政治解决方向努力。在处理与有关邻国的权益争议时，如钓鱼岛问题、南海争端、美韩部署“萨德”问题、中印边界对峙问题等，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的前提下，中国始终保持高度的克制，力求以和平协商的办法管控分歧、解决矛盾，采取坚定公正的措施妥善应对，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安全，也维护了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率先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进一步指出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美好梦想是息息相通的。为了以实现中国梦推进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习近平除了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外，还提出了要奉行正确义利观的要求。他曾数十次强调并阐发这一问题，要求做到义利兼顾、弘义融利、以义为先；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外交部长王毅曾发文对习近平坚持正确义利观的外交原则做过系统阐述，他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鲜明特色。“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这种正确义利观丰富了我国外交的核心价值观，也为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理念，对于推动实现共同繁荣的世界梦有着重要的作用。 现今世界经济面临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现象。为了突破世界经济发展困境，加强各国协同联动，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开辟合作共赢的新路径，中国提出了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贯穿亚欧非大陆，把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与发展基础深厚的欧洲经济圈以及发展潜力巨大的中间广大腹地国家连接为一个整体。“一带一路”建设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方案，打造了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了共同发展新动力。它涵盖了各国间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类数百项合作项目，是中国迄今为国际社会提供的最大公共产品。它将被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吸纳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正如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2017年5月和2019年4月，我国在北京先后举办了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每次都有众多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各界嘉宾云集，共商互利共赢大计，共谋合作发展前景。实践表明，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好伙伴越来越多，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发展前景越来越好。这是中国落实正确义利观的鲜明成效，更是以中国梦助推合作共赢世界梦的重要展现。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和平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这就需要各国通力协作，妥善治理。然而，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乏力，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所以亟须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变革，国际社会对此呼声也越来越高。那么，如何进行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呢？中国就此提出了科学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念。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明确阐述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基本理念和原则。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高度凝练地提出“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2018年11月1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又进一步强调：“我们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这是中国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贡献的智慧。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上也发挥着积极的负责任大国作用。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务实行动推动G20从危机应对机制向经济治理的长效合作机制转型，致力于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规划，推动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方式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之中。中国还积极参与创建有益于全球治理的新的国际平台，使更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全球治理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从目标上来说，就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的对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前景的美好构想。他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为此，中国呼吁，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人人享有安宁祥和；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让发展成果惠及世界各国，让人人享有富足安康；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要努力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让地球家园和谐宜居，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成果全球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发挥了巨大引领和促动作用。
纵观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创新进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顺势开启、与时俱进、思想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价值不断提升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使中华民族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迈向富起来和强起来。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大为增强；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充满自信地说，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是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确而有效的道路。 当然，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是只靠良好愿望与坚韧意志就能实现的，根本的还要以雄厚的国家实力为基础，要有强劲的军事力量作后盾。毛泽东在强调“和平为上”的时候，从未放松对战争危险的警惕。他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遇来犯之敌，我们没有实力和能力将其击退或歼灭，何谈有和平而言。鉴于此，在我国经济还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领导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为我国维护和平、遏制战争筑就了利矛坚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是世界并不太平，我国也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威胁与挑战。邓小平强调，为保卫世界和平和我国的安全，必须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与捍卫我国国家安全与统一的需要相比，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应有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责任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需要继续加强建设。毫无疑义，中国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完全是出于和平的目的，除了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为我国的和平发展保驾护航外，还要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做贡献，如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开展国际反恐合作，进行国际海域护航和救援行动等。但是，如果就此认为中国没有必要继续强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那是极其错误的。习近平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这是对中国能够走通、走好和平发展道路的至理分析和经验总结，我们应时刻铭记与践行。 实践历程说明，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的，基础是深厚的，措施是得力的，成效是显著的。国际上某些国家仍用“国强必霸”的旧逻辑来质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不断地制造和散布各种“中国威胁论”，处心积虑地要遏制中国，这是极其错误的。诚如习近平所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到了列强长期侵略和欺凌，但中国人民从中学到的不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拿破仑曾经将中国比喻为一头沉睡的狮子，并预言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拿破仑所说的“发抖”，是否就是基于“国强必霸”的逻辑，认为醒来的中国会给世界带来“威胁”或“颠覆”，我们难以判定。但事实已充分说明，醒来的东方睡狮并不是令世界感到惊恐、战栗，而是作为“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活跃于世界舞台。如果一定要说它让世界“发抖”的话，那么它让世界“抖”掉的是弱肉强食的腥风血雨，“抖”出的则是合作共赢的奋进精神。 我们还应看到，中国在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进程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扰和挑战。我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推动世界各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增强。我国还面临着严峻而复杂的外部环境考验，因此我们还要不断增强防控和驾驭风险的本领，还要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质疑或期待。但是无论碰到任何风险和挑战，我国都要坚定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庄严申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信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中国要排除一切干扰，消除一切质疑，始终奉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决不游移；并且继续以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雄辩事实，来表明我们走这条道路的坚定性，来证明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和光明前景。[1]任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应正确处理八大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1期。
[2]李爱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专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3]张宇燕、冯维江：《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4]刘传春：《中国梦的国际认同——基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质疑的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
[5]金灿荣、金君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外交》，《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0期。
[6]张雷声：《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2期。
[7]杨金海：《深化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十一期；作者：李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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