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上面的蓝字关注我们哦！
编者按：写作于100多年前的《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而写的：一是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者在国家问题上制造的种种错误观念，二是回答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迫切问题，三是纠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一些理论家的片面国家观。《国家与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它恢复和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理论，科学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升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国家与革命》有力地遏制了机会主义思潮的泛滥，指导了布尔什维克夺取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深刻地影响了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在当代中国，仍然有重要现实意义。
1917年，列宁撰写了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名作——《国家与革命》。100多年来，《国家与革命》成为很多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南。今天重温《国家与革命》的思想，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特别是对于我们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有指导意义。
列宁在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极为复杂的条件下撰写《国家与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原因是多方面的。 清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者在国家问题上制造的种种错误观念是《国家与革命》写作的思想原因。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盛行，特别是在国家问题上，机会主义者宣传了很多错误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确指出：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他接着指出：“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列宁在1917年2月给柯伦泰和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也强调，他得出的结论和考茨基的见解针锋相对。那么，考茨基打造了什么样的“针”使得列宁祭出最锋利的剑与之对决呢？ 第一，考茨基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是简单地把资产阶级的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完全回避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列宁讲得很清楚。列宁说：“他不去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歪曲。他引证了我们在前面引证过的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内战》所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然后就说：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说来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仅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同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东西硬加在马克思的身上，以及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负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考茨基却只字不提。”其实，考茨基在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是相当模糊的，就存在着理论的不彻底性。1902年6月，考茨基出版了《社会革命》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强调，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越来越老态龙钟，无产阶级可以把这一制度接收过来，使之焕发青春。考茨基说：“要重新唤起它的青春和活力的话，只有由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来实现，即在无产阶级夺得整个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夺得议会，并且使议会为无产阶级的目标服务。”他的这样一种看法为机会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所以，他一再说，在夺取政权之前，现有各个政府机关没有一个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要取消的。 第二，考茨基尽管表面上有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他往往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放在十分遥远的未来，让人感觉虚无缥缈。比如，考茨基曾经在1909年出版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被列宁称为“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中讲阶级斗争将大大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甚至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在西欧建立自己的专政。但他反复强调，这是几十年甚至更远的未来的课题。列宁说：“考茨基在‘反驳’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这不是反驳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论战，实际上是向他让步，是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考茨基自己说：“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这个斗争可能在有时胜利有时失败中延续几十年，斗争的形式和延续时间暂时还无法确定。”他还说：“最近几十年，政府是无限地加强了，而推翻政府的可能性，即革命的可能性，看来却被推到无限遥远的将来。”如此一来，在考茨基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个幻象了。 列宁不仅面临着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着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国家问题上制造的诸多混乱。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歪曲来自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他说：“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不得不承认，只有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这样来‘稍稍纠正’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往往还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例如，英国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鲍桑葵在1899年初版、1909年再版、1919年第三版的《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中，就强调国家是公共意志的体现，是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的。他说：“国家的目的就是社会的目的和个人的目的——由意志的基本逻辑所决定的最美好的生活。”在他看来，国家是包括从家庭到行业、从行业到教会和大学各方面决定生活的整套组织机构，它赋予政治统一体以生命和意义，同时又接受它的相互调节，从而得到发展并具有一种更加开明的气氛。国家就是公共意志的表达、是神圣的东西这样一些观念，在欧洲无产阶级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影响着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国家是神圣之物，是不可触碰之物，只能膜拜。 回答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国家与革命》写作的实践原因。对于这一原因，列宁在1917年8月写的第一版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他还谈道，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国家的意义和作用显得极为重要，作为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在实践上提了出来。二月革命后的政治实践促使列宁不断思考国家问题，撰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 1917年2月23日至3月2日，俄罗斯的沙皇政权土崩瓦解，史称“二月革命”。在这次革命风暴中，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的国家杜马及其临时委员会领导了部分工人起义，并通过派出政治委员控制了国家政权。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发起建立彼得格勒苏维埃，1917年2月27日晚，召开了由1000多人参加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由此形成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两个权力并存的局面。如何看待这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1917年4月4日，列宁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演讲中提出，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共和国。这已经触及了国家政权问题。4月8日，在《论两个政权》的文章中，列宁明确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列宁分析了两个并存政权中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性质，他说：“它是革命的专政，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政权，它直接依靠用革命的方法夺取，依靠下面人民群众的直接的创举，而不依靠集中的国家政权颁布的法律。这完全不是欧美先进国家中迄今最常见的那种一般类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政权。人们总是忘记这一点，不深入思考这一点，而这却是全部实质的所在。”在4月8日和13日撰写的《论策略书》中，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4月10日，他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说：工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新的国家类型，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之后列宁又写了一系列文章阐发国家问题和革命问题。这为《国家与革命》一书的写作奠定了实践基础。 回应布哈林对国家理论的阐述是《国家与革命》写作的直接动因。1917年2月17日，列宁在给柯伦泰的信中说：“我正在准备（材料几乎全准备好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态度问题的文章。我得出的结论虽也针对布哈林（您看过《青年国际》杂志第6期上他署名‘Nota Bene’的文章吗？看过《〈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第2辑吗？），但主要是针对考茨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布哈林比考茨基好得多，可是布哈林的错误可能使反对考茨基主义这个‘正义事业’遭到毁灭。” 1924年，联共（布）中央编辑出版的《列宁文集》第2卷，在为这封信作的注释中说：“布哈林用Nota Bene的笔名在《青年国际》杂志第6期上发表国家问题的文章。文章批判了对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所作的‘公认的’，而实际上是考茨基主义的解释，正是这篇文章促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讲了什么使列宁说“我的结论针对布哈林”，而且还说“布哈林的错误可能使反对考茨基主义这个‘正义事业’遭到毁灭”？ 1916年上半年，布哈林写了一篇题为《论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的文章，把此文寄给了《〈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编辑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理论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概括。列宁对布哈林的概括不是非常满意，所以不同意此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上发表。列宁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编辑之一的季诺维也夫的信中要求他给布哈林回一封信：“对我们来说，主要问题是文章有原则性的缺陷。”布哈林收到退稿后，把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拿出来写了几篇短文，发表在国内外不同的报纸杂志上，其中《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以Nota Bene的名义刊发在《青年国际》上。这篇文章分析了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的特点，布哈林指出：国家变得愈来愈庞大……这样就逐渐形成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即现代帝国主义强盗国家这一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万能组织，它具有无数的职能和巨大的权力，既有精神权力（各种愚弄手段：宗教、出版物、学校等），又有物质权力（警察、军队）。这就是当代的怪物，当代的利维坦国家。他进一步讲：包罗一切的国家组织生活——不是社会生活，而是国家生活，开始提到了首位，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说，没有一种权力可以和国家权力相比，但是他的“利维坦”同金融资本的国家机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巨大的力量相比，不过是一只小狗。应该说，布哈林对于帝国主义时代国家的本质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列宁对布哈林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对其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了分析。列宁指出布哈林在国家理论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三个方面：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个别观点的理解不确切。布哈林在《帝国主义强盗国家》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这种政治制度的表现即国家也将被消灭（gesprengt），于是将产生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将不复存在。”列宁在对此文的批注中，在“国家”和“被消灭”之下都打了下划线，并批注说：“不确切？？”国家不是被消灭的、被炸毁的、被废除的，是自行消亡的。列宁指出布哈林的这一不准确的提法是完全不科学的。如果认为国家是被消灭的，那么问题就来了：社会主义是否还有国家？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有，谁来炸毁？这样一种不确切的提法有可能被一些机会主义者所利用。第二，布哈林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时不全面、不完整。列宁明确指出：“您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时竟如此断章取义，以致原义表达得不正确，或者能使人得出不确切的结论。”列宁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布哈林在两个地方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是不完整的，其中一处是布哈林引用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关于国家消亡的一段话：“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真正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布哈林没有接着引用后面的话：“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这两段话是一个整体，如果只引用其中一段话，就会割裂恩格斯的思想，就会产生某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第三，个别观点带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列宁一再指出，在国家问题上，布哈林存在着一些小错误，这表现为对国家问题理解上带有某种形而上学的色彩。布哈林在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关于国家阶级性的论述时，就忘记了引用恩格斯关于国家社会性的论述；他在谈到未来社会要炸毁国家时，也忘记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时期要利用国家。列宁指出：“我们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是：我们主张（α）现在利用国家，并且（β）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利用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现在就对实践极其重要。”列宁紧接着马上明确指出：“布哈林正是忘记了这两点！”这种忘记恰恰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造成的。
在对布哈林文章的研究和评论过程中，列宁感觉到国家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为了能够真正从理论上分析清楚布哈林观点的“不确切”和“忘记了”，让其成熟起来，在1916年12月发表的《青年国际》中表示：“我们打算以后写一篇专文来探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之后列宁写了《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提纲。1917年1—2月写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又称蓝色笔记）。这都为《国家与革命》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 1917年7月，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从前线抽调部队到达彼得格勒，武装镇压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并且搜捕列宁等人。列宁隐藏在俄国和芬兰交界的拉兹利夫湖畔的草棚中，扮作割草人进行生活。他这时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1917年8月，俄国发生了科尔尼洛夫的军事政变，形势更加严峻。列宁于8月上旬转移到了芬兰的赫尔辛福斯，在这里，列宁基本完成了《国家与革命》的写作。
《国家与革命》一书的篇幅是7万字左右，包括两篇序言、一篇跋、正文六章和只开了个头的第七章。《国家与革命》字数虽然不多，但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一章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他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 （1）完整引用式的恢复，也就是通过回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国家理论的论述，系统性地予以恢复。列宁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我们从《国家与革命》中可以看出，列宁几乎完整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主要的论述，可以说，几无遗漏。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在论述时，有的部分是直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德文原著来引证的，既避免了其他译文本的不全、遗漏问题，又避免了被歪曲的问题。列宁说，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译得不全，就是译得很糟。很糟就包括对原文的曲解、添加等问题。 （2）辩证引用式的恢复，也就是通过有机联系的方式引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国家思想，使这一思想呈现出科学辩证的本来面貌。在列宁看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例如，有的社会党人把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思想解释为变化就是缓慢的、平稳的、逐渐的过程，没有飞跃和风暴，更没有革命了。列宁在大段地引用恩格斯的话后说：“实际上，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粗暴的、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歪曲，所以产生这种歪曲，从理论上说，是由于忘记了我们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极重要的情况和想法。”有的人引用恩格斯关于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关的论述，但就是不引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论述。由于缺乏辩证法，不少人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时往往导致片面性，为机会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正因为如此，列宁引证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注意其论述的内在联系性，注意其辩证逻辑，防止形而上学。列宁指出：“在恩格斯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记得的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还有关于暴力革命意义的论述。”“其实，这些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论是紧紧联在一起的，是联成一个严密的整体的。”
（3）实际引用式的恢复，也就是结合俄国革命的实际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理论，从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正确性。列宁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思想时，从来不是进行空论，而是结合俄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以及现实任务。比如，列宁在阐述恩格斯关于在民主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内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观点时，就直接运用了俄国当时政权的事例。列宁说：“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国中，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社会党人’同资产阶级在联合政府中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暗中破坏，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而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12万卢布的肥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结成联盟，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列铁里、阿夫克森齐耶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这样的论证是极具说服力的，说明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就是资本集团的统治。
（1）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机会主义者故意曲解恩格斯的“国家自行消亡”的思想，认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无须消灭，只是要静静地等待它自己的消亡。列宁指出：按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下面还要更详尽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列宁明确地把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看作一般规律，而且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遵循这一规律夺取政权的。（2）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能简单地掌握旧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王朝更替，不是资产阶级政党的轮流上台，而是根本性的权力变化，是由剥削者掌握政权变为由人民掌握政权。列宁一再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论述，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因为，长久以来，人民深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不仅如此，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对待国家方面的主要任务。（3）无产阶级革命对待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要有科学的态度。一方面要认清，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实质，就是极少数人的民主、富人的民主，“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另一方面要看到，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与封建专制制度相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它有利于无产阶级政权自身的某些权利的实现，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斗争。
（1）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看作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核心，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很多人把阶级斗争理论看作马克思学说的主要之点。列宁指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学者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列宁因此提出，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就是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只要用这块试金石就会检验出很多假马克思主义者，十分灵验。 （2）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列宁指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的结晶。首先，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只有这样的专政才能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权和利益。列宁说：“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其次，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从资本主义到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都是生死攸关的。列宁说：“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夺取政权开始一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为止都必然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 （3）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有机结合的国家政权。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革命者，从来不掩饰对于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剥削者的专政态度，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他还说，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当然，列宁更加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性：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这样一个政权有以下特点：第一，取消议会制，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真正工作的机构。第二，领导广大民众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组织生产。第三，实现自愿的集中制，“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第四，废除官僚制度和各种特权阶层，使公务人员能够自觉地承担起为劳动者服务的责任。第五，使越来越多的居民能够参与国家管理，并且能够监督公务人员的活动。
（1）阐明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方法，就是最彻底的发展论。这种发展论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趋势中去预测未来发展阶段的。列宁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即将到来的崩溃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这种发展论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判断未来社会发展进程，列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根据什么材料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列宁的回答是：“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这种发展论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中指出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列宁说：“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这种分析社会发展趋势的方法就像按照自然演化规律去判断物种的变化一样准确，它是一种客观的趋势，而不是主观的臆断。（2）清晰地阐述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阶段论的基础上，详细地论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从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第二个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列宁称为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消灭了剥削制度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但由于富裕程度不同，还不能完全做到公平和平等。在这一时期，国家也是不可缺少的，“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列宁还指出，正是从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开始，人类的历史运动才真正大踏步前进。列宁说：“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第三个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了，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所有的人学会了管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这是一种极为美好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国家消亡了。“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这种消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任何意志和力量都无法抗拒的。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国家与革命》发挥的历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其独特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 《国家与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明晰地阐明了关于国家产生、发展、消亡以及国家本质、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澄清了一系列错误的观念，列宁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反击。他在第六章中专门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庸俗化的问题。列宁认为，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于：第一，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上，机会主义者一般是躲躲闪闪，或者完全回避。这样一来，无产阶级革命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完全可以接受的改良了。第二，机会主义者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国家，认为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包括其议会制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列宁专门讲到了普列汉诺夫回避了国家问题。普列汉诺夫写了一本专门论述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的小册子，书名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于1894年用德文出版。列宁说：“普列汉诺夫竟有这样的本事，能够论述这个主题而完全回避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整个国家问题！”不仅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也是千方百计、曲折迂回地回避国家问题。列宁说：“考茨基虽然如此明确地说革命纪元已经开始，但是就在他这本自称为专门分析‘政治革命’问题的小册子里，却又完全回避了国家问题。”列宁对国家问题的科学分析使机会主义泛滥的势头无论是在西欧国家的工人运动中，还是在俄国工人运动中都得到了有效遏制。 《国家与革命》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17年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计划遭到极大挫折。列宁在当时也曾经讲：“至于我国革命明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是回到君主制去，使资产阶级得到加强，还是使政权转到更先进的阶级手中，这我们不知道，而且谁也不知道。”但在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列宁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夺取国家政权已经指日可待。1917年7月26日—8月3日，布尔什维克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决议中布尔什维克号召全党为未来的阶级斗争做好准备，并且强调要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逐步把工人监督发展为对生产进行完全的调节。8月底，布尔什维克要求“在全国范围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这一思想很明显是《国家与革命》中的思想。不仅如此，在之后的9月，列宁连续写了《革命的任务》《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等三篇文章，都强调布尔什维克必须立即夺取政权。10月1日，他在给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的信中十分明确地强调：“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应当立刻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世界革命……才能挽救俄国革命。”这一系列论述为十月革命打开了胜利之门。
《国家与革命》对于很多国家革命的胜利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本书对于中国革命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中共六大决议案要求积极发行马列著作，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国家与革命》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称为“在这荒芜的、毫无科学精神的中国学术界”同时出现的两本“最正确的科学的国家论的移植”。毛泽东最早读到也是读了很多遍的列宁的著作就是《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在长征路上，也经常读《国家与革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样认真研读了马恩列斯的许多经典著作，当时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系统阅读了《国家与革命》这部重要著作。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处处闪耀着《国家与革命》的思想光辉。1943年8月，中共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必须学习5本马列原著，其中之一就有《国家与革命》。1949年2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党中央重新选编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共计12种，包括《国家与革命》，必读书目经毛泽东审定交由七届二中全会批准。1963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选定了包括《国家与革命》在内的30本马列著作供广大干部学习。1965年，邓小平说,大学生还可以读一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进入新世纪新阶段，2011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编译局组织选编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遴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25篇，其中就有《国家与革命》，要求党员干部学习好这些经典著作。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博览群书。在当年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精读了大量的书籍。据不完全统计，他当年阅读过《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入新时代，我们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特别是列宁的国家理论。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展现了一种国家理论上的辩证法精神，这种辩证法既深邃又科学。这种辩证法精神体现在很多方面。（1）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分析透彻深刻。列宁指出：“‘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的确如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越完善，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民主不断完善的结果就是利益集团的大量出现，资本控制政治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在扩展，对人民大众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教授贝瑞和美国乔治敦大学政府系教授威尔科克斯在2009年出版、到2012年已经出了第五版的《利益集团社会》中就说：“这个国家的人们普遍相信，利益集团已经失去了控制。它们在数量和影响上都增加了，而普通美国人的权力则被剥夺了。”美国政治科学家迈克尔·帕伦蒂在到2007年已经出版了第八版的《少数人的民主》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主旨在于揭露政府的实质：它更多地代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不是大众阶层的利益；从原则上来说，它往往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少数人的特权利益。”这些观点都证明列宁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认识是真理性的认识，不论时间如何变化，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其民主的实质就无法改变。
当代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要注重民主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注重民主的实质，要反对民主形式主义和民主选票主义。要注重人民群众完整的政治参与实践。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既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既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还要防止民主形式主义。习近平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不仅在投票时发挥作用，而且在投票后也能生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2）对共产主义发展阶段进行了辩证科学的分析。列宁对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的性质和特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内涵、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符合实际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研判，充满着辩证法的思维。第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者初级阶段（也称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称为共产主义）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这两个阶段是共产主义在经济政治上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在社会主义阶段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第二，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需要十分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探索。在这个问题上，列宁一直秉持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从不框定未来。他说：“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实践才能知道走向未来的具体阶段性。1881年，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斐·多·纽文胡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一个问题提交即将于苏黎世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讨论，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他们采取的首要立法措施是什么。马克思在1881年2月22日的回信中认为问题的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马克思说：“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这是真正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以这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明确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这一论断既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脱离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又表明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初始阶段，是不发达的阶段。江泽民同志也曾经指出：“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们既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远大理想奋斗，又要把远大理想展现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转化为解决初级阶段面临挑战的强大精神力量，在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完成初级阶段的任务后向更高阶段迈进。
以《国家与革命》为指导推进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与两个伟大革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们发展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我们不仅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要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国家与革命的问题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 1.新时代要求我们在坚持列宁国家观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1）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深入把握列宁的国家思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一直强调，要打碎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他一再指出，共产党人要敢于以舍身的勇气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建立以扩大民主和根绝官僚制度为目标的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列宁说，觉悟的无产阶级要“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不仅是列宁讲的新型国家即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新型的国家。这一国家不仅实现了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实质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而且实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不以财富、资本划分权力，也不以门第、等级分配权力，人民真正享有国家权力。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体，使人民享有的各种民主权利得到切实落实，使国家治理在公平的基础上高效运行。“因为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直接或者间接相关，要想根本上加以解决，就必须对体制和机构进行调整完善，以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真正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一制度和治理体系之所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因为它是新型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站在人民立场、为人民攻坚克难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近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集中力量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习近平指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在高科技方面，40年来，我们先后完成了包括神舟飞船11次飞天、天宫二号与神舟十一号交会对接在内的载人航天工程。2016年8月16日，我国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升空。我国“人造太阳”首次实现1亿度运行。探月工程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开启人类首次月背之旅。我国建成首台散裂中子源。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交付海军。这些奇迹的创造无疑是我们国家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它是深得人民拥护、给人民广阔发展空间的制度。（2）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不断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用立体的视野描绘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一宏伟的命题，也引用恩格斯的论述谈到了社会革命问题。列宁谈到了巴黎公社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两个“终于发现”，“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不仅实现经济上的解放，而且要实现根本的政治解放。无产阶级不仅要进行政治革命、经济革命，还要进行社会革命。列宁引用了恩格斯在《住宅问题》一文中的思想来说明社会革命问题。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仅仅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是很难解决住宅问题的，要靠社会革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社会革命解决城乡对立的问题。新时代我们要进行的伟大的革命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那种革命，而是一种新型革命。新就新在：是不断自我革除弊端、自我净化的革命，这种革命更伟大、任务更艰巨；是在不断自我完善的基础上，能够避免危机，这种所谓的“创造性毁灭”，避免社会财富被大量破坏，实现凤凰涅槃式的革新；是一种螺旋式上升，是一种让绝大多数人能够真正实现利益并自愿投身于其中的革命。中国当前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其范围、深度、规模、广度都是极为宏大的，既包括改革开放这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又包括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自我革命；既包括推动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化这样的发展观的深刻革命，也包括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既包括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的革命性重塑，也包括思想观念的革命。当然这样宏大的社会革命不是自发发生的，也不是盲目进行的，更不是轻轻松松进行的，而是以党的自我革命为基础的。习近平明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这种修复能力是社会革命的强大动力。 2.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是内在统一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推进伟大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是相互统一的，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统一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为社会革命、自我革命提供强大动力和基本遵循。我们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为遵循的。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上，要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坚决不走放弃党的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强有力的推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和制定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要努力根除官僚主义的危害，使治理更有效率、更合民意。治理要达到既有民主、又有公平的程度，既要克服科层制度的冰冷的程式化，又要防止拉关系、结帮派的温情脉脉的人治，也需要发扬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斗志。[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4]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5]《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十二期；作者：辛向阳，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相关链接：
辛向阳：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的“三个是”
辛向阳：70年伟大成就使我们坚定制度自信
辛向阳：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及其当代价值
辛向阳：准确把握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义
感谢支持国家主流价值观
公益宣传平台建设
分享是一种动力 分享是一种美德
分享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 长按左侧二维码，即可出现“识别图中二维码”提示，点击可直接关注公众号。
共享“思想火炬”新浪官方微博：@思想火炬 |
共享“思想火炬”官方头条号：@思想火炬
正能量微信公众号推荐：
思想火炬
点击图片关注
请关注：新浪官方微博@思想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