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承训：国家系统治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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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训：国家系统治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大理论贡献

 编者按：国家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要谛，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指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的国家学说，从十个方面勾勒它对国家学说在新时代发展的主要亮点。《决定》深化了国家学说的内涵，拓展了它的外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国家长治久安、永葆青春的法宝。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强调，我国四十多年来有两个历史里程碑：“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本文中凡未注出处的引文均出于此文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新篇章，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和理论问题。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发展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依据历史经验和新时代实际深化和扩展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内涵和外延，廓清了社会主义长治久安、永葆青春的规律和道路。

一、系统的国家治理理论解决了前人的国家学说所未能解决的重大课题

 国家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与暴力革命是同一个逻辑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是我们党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然而，以往对国家的理解比较狭义，主要认为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对敌人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毫无疑义，这个要谛是不能动摇的。不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很长的时期，除了专政和民主这个最重要的职能以外，还有更广泛的内容，而且其执行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整体上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了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内涵，拓展了它的外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制度”“治理”和“现代化”是关键词。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第一次论证了国家的起源、职能、实质和消亡问题，但还未能系统回答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治理问题，因为当时还未有这方面的实践。而如果重温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的论述，实质上也蕴含着治理思想的萌芽。比如，恩格斯指出：“国家（指剥削阶级的国家——引者）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2](P116)“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3](P523)在建立公有制之后，“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3](P634)由此也为国家消亡创造条件，“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人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3](P755)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国家，除了“专政”的职能外，还以新的职能、新的方法承担新的全部社会职能。但从当时的实际出发，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强调的是“专政”职能，还没有治理整个社会的实践依据（巴黎公社的实践十分短暂）。

 列宁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实践。在取得政权前夕，写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主要点还是论述暴力革命问题。在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使人民的国家行使更多的社会职能。当时提出“夺得俄国”的任务应转向“管理俄国”，“目前时局的全部特点，全部困难，就是要了解从主要任务是说服人民和用武力镇压剥削者转到主要任务是管理这一过渡的特征”，要求“‘协调组织’和专政”并行。[4](P477)特别在新经济改革时期开始探索一些新的制度，包括领导体制、经济体制和法制建设等。由于列宁逝世过早，还没形成系统的国家管理制度。后来在斯大林领导下也积累了一些管理方面的经验，然而没有处理好专政与协调组织的关系，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伴随的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使得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了重大错误，没有保证社会主义苏联长治久安（虽然战胜了希特勒侵略），以致使领导层后来由极左转向了极右，导致苏联垮台，这是共产主义史上最大的教训。

 相比而言，中国革命积累的历史经验比较丰富，因为全国的政权不是突然夺得的，之前就有20多年的政权建设实践，在农村建立发展根据地。“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5](P611)当时，实行了“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许多措施，包括后来管理城市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从采取“四面八方”政策到“一化三改”举措的改革配套，再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系统理论和体制，辩证地解决了专政与民主的关系，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等政治制度，带有一定的系统性。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后，借鉴了苏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特别是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深化和拓展了对国内矛盾的认识与处理疆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笔记和谈话等论著。所有这些都在理论和实践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然而当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还处在探索初期，后来因脱离实际又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以至出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过失。这是中国自身的经验教训。

 回顾历史，可以理解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过程，客观上缺乏实践经验，主观上出于对社会主义过程估计过短，有些设想偏于简单，对于运用国家职能保持社会主义长治久安、永续繁盛，最终通过制度力量战胜资本主义，尚缺乏全面性、系统性的认识和设计，同时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总之，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这是前人所没解决的历史课题。

 我们党开始提出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整个社会主义过程的各方面制度化、体制系统化，是从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肇始的。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要求，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使我们党必须研究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对这些历史的必然性，习近平作了精辟的论述，此处不再重复。总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大师所没有解决的重大课题。

 现在需要领会的是习近平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将又在哪些方面开拓了它的新境界？这应当视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必须认识，习近平发展国家学说不是从书本出发、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科学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全面现代化的需要。其重大背景是世界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进入新时代，有了改革开放的坚实实践基础和客观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发展积蓄，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风险、新问题。国内改革需要全面深化，国外帝国主义出现焦虑性疯狂态势，资本主义的腐朽体制又激起民粹主义风行，又将迎来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洞察了客观实际及其发展规律，提出保持社会主义长治久安、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远见卓识和系统的理论、方略，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说跨入新阶段。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同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

二、系统的国家治理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从国家学说视角考量，《决定》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新时代应当如何优化和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的国家学说，我理解至少有以下十个方面。

 1．深化了国家的政治内涵特性，主要是强化优化了党对政府的领导和国家体系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有些崇拜西方政治学的学者宣扬什么政府“非党化”，削弱、否定政府同社会制度的关系，把公共权力与国家的阶级性割裂开来，实质上是淡化、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属性，抹杀社会主义政府与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的根本区别。《决定》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继承和深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强化优化职能（包括对敌对势力的制裁，取缔各类黑恶组织及其保护伞等）。核心是加深了党中央和党组织（党委、党组）的具体领导，科学地强化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把坚持、巩固、发展制度优势与国家执行力紧密联系起来，使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永不变色。苏联变质的历史证明，取消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地位，是其政权性质剧变的突破口和要害，把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权混同于西方政权。它从反面证明，国家政府一旦脱离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政治性规定，就必然变成资产阶级国家，更不要说公开解散共产党了，即使让共产党变质，国家性质也必然变色。这是命根子。

 2．拓展了国家职能的外延，把党领导一切贯穿于政权的全部社会职能之中。以往主要强调国家的阶级专政职能，这是极其必要的，必须进一步强化和优化。但与此紧密相联又必须随时代需要扩大它的社会职能。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要。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高，相应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1]除加强政治建设（如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制度等）以外，同时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安全、外交等制度建设和职能优化的任务必然扩展，政府必须承担更加复杂多样的任务，大量的是以往所没有或未列入日程的。这表明，国家政权为人民为社会要办更多的公共事务，是“现代化”的重要具体体现，使得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加丰富、完善、系统。

 3．将加强“管理”深化为系统“治理”，是国家职能的飞跃。管理一是强调政府为唯一的主体。二是管理一般指维护既定的制度秩序，治理则要“破”“立”的系统结合，更侧重在创立新制度上。《决定》明确区分了三种制度：“根本制度”是指始终必须坚持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来走向共产主义；“基本制度”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制度，也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重要制度”是指各个领域、各个部门的重大具体制度，也要相对稳定又不断完善。这是一个完整体系。三是国家治理与全面深化改革融为一体，既是治理的动力、原则，又是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要求更系统更协同。这是以往的国家学说尚未涉及的重大课题，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不断改革化解各种矛盾、持续自我完善的特有优越性，也是国家自身建设的新时代新要求。

 4．国家治理更多地调动社会民主自治职能体系更加完备，彰显全面调动积极因素并使之制度化、多元化。《决定》要求国家治理“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的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1]这就突破了单靠政府行政部门管理的传统模式，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优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点是做不到的，国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把人民作为专政、统治的对象，只能驯服，不能成为社会主体，虽然有所谓全民选举制度，但实际是少数有钱的富人集团借以争权轮流执政的政治游戏，其所谓“民主”“自由”是虚伪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核心是服务人民又依靠人民，体现在各面参与治理。《决议》规定：“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的重大职责。必须坚持一切行政机关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1]“服务型政府”又受人民监督、同人民自治密切联系，是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服务人民又全面依靠人民的重要特征。

 5．国家经济职能定位与以往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有重大差别，使之更完善，更有新的增色。因为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完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职能，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厘清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关系”。这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对企业行施“放（开）、管（理）、服（务）”的职责，重要的是不断改善宏观调控和营商环境，而不是包办一切，也就是旺市场与强政府的有机结合，提高经济质量。这同以往指令性计划统领经济建设有重大改变，体现了协同发展理念，自觉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同时，把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规定“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又是国家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优势，更好地执行政府的新型经济职能，创造性体现和发展了恩格斯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2](P705)

 6．“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是以往国家学说中从未有过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国家对其治理带有十分复杂的特殊性，既要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统一性，又要兼顾两种社会制度治理的重大差别。这是以和平方式和自治的方略处理帝国主义侵略遗留下来的特殊问题，要全面统筹“一国两制”的诸多社会矛盾并防御、排除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复辟的种种干涉，处理好特殊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多种形式的敌我矛盾复杂交织问题。要保证香港、澳门繁荣和稳定需要特殊的治理方式和艺术，应付随时发生的变数。在这方面，已经充分表现了“一国两制”的坚定性与策略性。而台湾问题这两种国内外矛盾交织更带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在国家治理中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谋略实现创新。国家尽一切努力，保持一定历史耐心，争取和统一，但也绝不放弃武力解放的权力。

 7．国家职能的方法创新。“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首先是依法执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健全法治是制度化定型化的保证，而不是随机的、轻易更改的。以前曾流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政权”之说，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对敌人的专政不能受旧法律（即剥削阶级建立起的法律）限制。而在新时代则有了制定和不断健全的法律体系和人民立法程序，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执行社会主义法律，以硬规则指导约束行政权力和规导社会。这是治理方法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同时，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施展政法执力，包括运用信息网络、大数据、区块链、智能化等科技手段，使政府更及时更全面把握信息，迅速处理问题，保证安全，提高办事效率。这是一个不断提升、优化的过程。当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工作人员具有高素质，不仅政治素质优、政策水平高，而且要具有现代化知识和处理能力。这就要求国家必须是学习型国家，必须适应和引领时代步伐。

 8．对外积极防御又尽力参与国际秩序的治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节专论）。

 9．解破经典作家提出的防止国家从“社会公仆”变“社会主人”危险（第四节专论）。

 10．以“现代化”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标准，并分步实施。这正是新时代的历史标志。几十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施“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在又增添了综合性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说要在世界社会总体文明领域走在前面，领先全球，为全人类解放树立中国标杆，提供中国方案，形成最高尚、最美好、最幸福、最文明的国家治理。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说的新飞跃。为实现这一目标，还制定了三步走的规划，更具有实践性和执行力，既积极又稳妥。不仅治理手段现代化，而且治理的总水平超出迄今为止的人类一切文明水平，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让人民全面享有幸福美好安定有序的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全人类最终解放的“革命根据地”。

 以上概括，仅是简略勾勒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新发展的若干方面，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未必全面。下面要重点论述两个问题。

三、坚持和优化维护国家安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职能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学说，重点强调的是国内专政（暴力）职能，主要出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局势，对于治理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尚未详细论及。现在，帝国主义势力还有很大的优势，又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要不要坚持“专政”职能（包括抵御侵略）呢？毫无疑问，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强化、优化，同时还要在坚持、完善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深化、扩展国家的内涵与外延，拓宽、提升国家的国际职能，承担前人未曾预料和需要更加关注的新任务。这也是发展国家学说的必然要求。

 首先，强化和优化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治理。军队（包括警察）是国家机器中首要的暴力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发展、强盛，其中重要的是有一支坚强而文明的现代化军队。中国共产党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发挥这一优势，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同时进行一系列改革，加快现代化，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不仅能抵御世界任何战争威胁，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保卫国家主权；而且保持、维护国内社会稳定（武装警察），尤其是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种种由“颜色革命”而不时升级的暴乱，维护“一国两制”的安全和发展。这也是世界上仍然存在并以多种形式迸发的阶级斗争和维护和平之必需。同时，参与国际安全秩序的建设和维护，进行多边友好军事交流活动，拓展了军队的国际职能。现在美国为维护世界霸权，在全世界设立300多个军事基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国防，世界人民安全就无法保证，同帝国主义斗争就没有底气。所以，强化优化我国国防力量，是世界和平、发展与争取更好愿景的强大后盾。

 第二，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参与国际秩序的治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这一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也更艰巨。因为从整体上看，垄断资本主义、霸权主义还有一定的优势，并且变本加厉地不断捣乱制造动乱，由它们本性所决定，决不会甘心放弃殖民利益、冷战思维，总是千方百计地制造各种乱局挑战和平，用多种手段压迫和剥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维护和平秩序是世界多数国家劳动人民保持独立所需要的，也是我国发展所必备的国际环境。近期以来，由于我国突飞猛进发展，它们视为“最大的挑战”，便集中力量遏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施展多种捣乱手法；从根本看，它要推进“和平演变”阴谋，使得苏东剧变的悲剧重演。社会主义中国除了武装保卫国家安全之外，更大量的工作是开展多种外交活动，实行对外扩大开放，加强国际合作，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在共商、共建、共赢中发展自己。我们的国家职能必然承担保卫国家安全和参与世界秩序重构的双重任务。

 第三，济国家经职能面向全球，构建和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经济合作交流新体制。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扩张的必然历史趋势，是任何垄断资本不可阻挡的，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逆反这一强劲历史潮流而动，不可完全靠封闭实现经济现代化，必定是互相合作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社会主义本质是生产力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社会化的有机统一，对外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策，也是历史经验的结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逻辑的延伸。这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必须同世界融合，不仅要主导、治理、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且要积极适应和驾驭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建立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体制，管控经济风险，科学地应对多种经济博弈，推进构建开放型世界。当今时代国际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本主义的国内基本矛盾已扩张到国际范围，表现为单边主义的霸权与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的矛盾，主要战场摆在经济斗争和与之相联的科学技术的合作、竞争上，并成为垄断势力与反垄断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动辄实施经济制裁，大搞贸易摩擦，动用行政手段垄断技术。《决定》使得国家执行和维护扩大对外开放制度化，“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制定了许多具体要求。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我们将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持续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一要继续扩大市场开放；二要继续完善开放格局；三要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四要继续深化多边合作；五要继续推进“一带一路”。[6]这一新的国家经济繁重职能，是以往经典作家未曾论述的。

 第四，以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方针，尽力行使国家的国际义务。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的，实现全人类解放是它的最终目的。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然有一个从少数国家起始的出发点和根据地。况且，革命不能输出，不能由一国取代别国。20世纪上半叶，曾有以苏联为重心的共产国际组织，历史地看，它对推动许多国家的革命（包括中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不少负能量，而且不适宜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解体了，现在更不能采用那种方式。但首先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完全丢弃国际义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应时代要求，提出一个包容性更大的科学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内涵深邃、外延广阔，易于接受，便于操作，既表达了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也涵盖了最终目的。这个口号和倡议已为多国接受，成为联合国制定国际新秩序的行动准则。《决定》特别规定：“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我国应当塑造更好的制度样板、倡导中国方案。创建的“一带一路”就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平台。从理论上说，这是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责任提升为新的执行职能，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境界。

四、回答了经典作家最担心的难题：防止国家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

 在18世纪70年代巴黎公社建立及其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着手总结社会主义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最初的实践经验，由于巴黎公社仅仅存在72天，许多政策根本不可能实行，但取得许多可借鉴的初步历史尝试。马克思写了著名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科学论断：“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3](P52)必须坚持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最担心的是这个新政权如何能保持下去，特别是自身不变质。20年后，恩格斯提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命题。他认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表明，虽然巴黎公社显示了一些带有萌芽性的做法，但此问题远未解决，这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专门引证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里的观点：国家产生后“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在社会之上……”列宁说：“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提出“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除了剥削阶级为了自身统治采取许多给予官吏特权和收买手段之外，也还有一个国家人员的特殊权益。[4](P119)十月革命后，他在世期间发现了一些问题，提出反官僚主义、反贪污，尤其是最后两篇文章专门对建立监督机制表现关切。斯大林继任后，比较注重官吏的廉洁问题，自己以身作则。但始终未形成防治官吏特权的机制，又在许多方面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赫鲁晓夫等篡夺领导权后，情况急速变化，很快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乃至贪污腐化成风，最终导致党和国家变质。历代官僚阶层皆是利用政治权力形成特定的经济权力，包括税收、财政和其他行政收入，尤其是利用权力取得非正常渠道的收入（贪污、抢占等）。黄炎培先生曾提出改朝换代的“周期率”，“兴也勃焉，亡也忽焉”。以往历史上流传“五世而斩”的说法，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恩格斯多处揭露过资产阶级国家（民主共和制或君主制）的腐败情景，资本家通过各种渠道对官员的收买，形成官商勾结。现代资本主义所谓“民主政府”，官吏的腐败是家常便饭，有的国家总统几乎“前仆后继”，形成十分庞大的“金钱政治”。

 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产生特权阶层？苏联已经证明。从以往的历史和现实看，腐败现象也经常像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发生。虽然经济基础已经是公有制，但掌权的一些国家政府官吏受“升官发财”的惯性影响也追求利益的固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这是共产主义还未解决的问题。我国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这是中国共产党继恩格斯提出防止国家由“社会公仆”变“社会主人”之后又一重要提示。事实证明，社会主义是否变质，党和政权最为关键。

 应当说，我们党在防止国家变质问题上是一贯的、坚决的。夺取全国政权前夕，毛泽东就特别告诫：我们不能学李自成。实际上，李自成之后还有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太平天国，刚刚夺得天京（南京），领袖洪秀全就当了十分腐败的皇帝，他的重要将领李秀成在苏州大建官府豪宅，最后这个农民政权维持不到十年就覆灭了。习近平用这些历史变故教育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挽狂澜于既倒，堪称又一次挽救了党。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论述，可谓集历史经验之大成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家本身治理系统化、现代化，确保社会主义国家永治久安，根除执政党变质导致国家变质的内因。

 《决定》提出的十三个“坚持”的第一条，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规定“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着力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全面完善从严治党制度。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决定》特别规定了“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鲜明地指出：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证。特别要“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并对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约束机制做了具体规定。当年邓小平说过：“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7](P333)这是对我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百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习近平提出并解答这个问题，不仅采取全面从严治党的多项措施，而且进一步通过制定这项《决定》，形成制度保证，使之定型化，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解决并持续解决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担忧，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国家学说。

 这里要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永治久安关键在执政党的坚强性、先进性，而这种坚强性、先进性与其正确领导是辩证的统一。习近平说：“打铁必须自身硬”。“打铁”就是领导国家的执行力，“自身硬”就是自身健壮的保证。这必须靠制度的健全及其持续执行，但也不能完全排斥人治，即通过制度保证“好人”当道、“坏人”出局。其中领袖人物又起着最关键的作用。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一个坚强的党必须有坚强的领袖，否则就有可能走向邪路或出现大的失误。这也必须有制度保证，以有利于选定杰出的领袖并使其令行禁止。所以处理好群众、党政、国家、领袖及其领导集体的关系特别重要。鉴此，《决定》重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时代，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是我们党我国对应大变革中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推进“强起来”的大势蒸蒸日上的定海神针，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我们必须站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维度，深化认识，提高自觉性，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决不能重蹈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名搞历史虚无主义的覆辙，让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篡夺领导权。这个历史教训必须牢牢吸取。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境界。历史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后的路还很遥远，将会有很多风险发生。我们党既要有坚定的信念，又要有系统防范风险的准备。系统的国家学说新成果是一种重要精神武器。《决定》发展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我们的指路明灯。现在的关键是提高党和国家的执行力，将《决定》的理论逻辑化为实践逻辑，将科学的精神力量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使得党所领导的人民国家永葆青春，无往而不胜。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N].人民日报，2019-11-06（1）.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9-11-06（1）.

[7]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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