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毛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以生产方式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尽管毛泽东并未明确提出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从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间，尽管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强烈地冲击着经济建设，但是如果我们以生产方式为中心把这27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大致可以用“计划均衡”“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赶超发达”“公平与效率并举”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发展手段及发展理念。它们贯穿在这一时期的生产方式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文献、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中。这些发展手段及发展理念对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但也存在着一定时代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生产方式的视阈探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对于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意义重大。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存在比重。考察毛泽东如何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从很多视角去探讨。如果从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活动、科技发明等侧面来探究这一时期的发展手段，都略显微观而局部，不足以从整体上宏观把握这一宏大历史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发展手段和理念。而以生产方式视阈来考察，可以突显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处理整体性、全局性、关键性重大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及基本理念，为进一步总结其他领域的经验提供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经济现状和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恢复和发展经济被提到党的重要议事议程上来。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探索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同时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调整生产关系，形成先进的生产方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出更多的物质产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实现共同富裕，摆脱落后挨打的国际地位。这一时期的生产方式具有如下特点: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有比较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有所增强。中国建立了一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在航天、机械制造、原子能等科学与技术方面取得了比较大进展;兴修了一大批水利灌溉工程，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医疗技术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建立了覆盖面很广的农村医疗卫生机构，人均寿命提高到60多岁。但科技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较少，农业从业人数占整个从业者的70%－80%，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较慢，不少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在全世界属于比较落后的国家。尽管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但我们还是比较注重发掘人民群众身上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间的自组织、互组织机制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综合国力有所增强。
“三大改造”结束以后，中国逐步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在城市，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占据了绝对主体地位;在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形式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据统计，在197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全民所有制经济超过77%，集体所有制经济超过22%，个体私营经济不足1%。整个社会采取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模式，个人消费品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这种所有制形式带有较大程度的行政化、集权化的特征。生产资料所有权与行政权直接合一，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初衷通过国家行政机关安排的方式在较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不同劳动者虽然岗位不同，但是并没有地位高低、贵贱之别，仅仅是分工、职责的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如20世纪60年代鞍山钢铁公司所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国有企业中新型生产关系。
尽管这一时期的生产方式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但还是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在生产力方面，这一时期的整体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一些新兴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率偏低，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低，在很多方面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生产关系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劳动产品以按劳分配为主要形式，人民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计划是生产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它保障了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项目所需要的各种资源。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较大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
这一时期，美苏两国的军事竞赛威胁到中国主权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因此，如何利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尽快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奋斗目标。概言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以生产方式为主导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尽管中国在1949—1976年这一时期没有明确提出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理念，但如果我们不把时间、历史事件碎片化，而把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整体，从整体性的视阈来分析这一时期，就能够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指导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及理念。以生产方式为中心来探究，可以大致以“计划均衡”“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赶超发达”“公平与效率并举”加以概括。
(一)计划均衡
在1950—1970年代，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编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其中以五年发展计划、年度发展计划为主，此外也有十年发展规划等形式，通过计划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实现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尽管有些计划合乎客观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客观规律;有些计划实行得好，有些计划执行得不够理想，但“按计划发展经济”是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经过27年的建设，中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些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为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奠定了基础，这些成绩证明了计划经济体制所具有的优越性。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均衡发展”的设想，即切实而妥善处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重大关系，实现各得·91·其所，达到国民经济的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平衡发展是相对的，不平衡发展是绝对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全面的、绝对的均衡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理想境界，往往很难落实到具体实践中。计划过分缜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反而容易出现偏差，因此，适度调整就成为落实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不可或缺的手段。国民经济发展沿着“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的轨迹螺旋式前进、波浪式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信息反馈机制滞后;对国情民情的了解不够全面、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入，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片面强调主观需要，没有客观全面地考虑生产力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状况，不完全合乎客观经济规律。如“大跃进”期间所设定的钢铁、粮食等指标就无法实现，且给国民经济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损失。
由于编制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有欠客观和科学，有些指标不能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目标，因此党中央往往采取相应的调整、整顿措施以保障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调整的力度、时间视执行计划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大小而定。如1961－1964年，中共中央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进行了调整，1972－1973年、1975年中共中央也对国民经济建设进行了调整。从某种意义上看，调整往往作为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纠偏措施与其相伴而行。制定计划与调整计划都是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手段，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计划经济能够把有限的经济资源投放到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项目上去，这些项目又能够产生辐射效应，带动一批相关产业配套发展。在改革开放前，“计划均衡”的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
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初期，农业是第一大产业，作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它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同时，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武装农业，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也是摆在全党上下迫在眉睫的任务。工农业生产搞好了，就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它在各项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1949－1959年经济建设经验后，提出:“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作为我们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纲领。”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正式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过分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低，因此，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重视农业、轻工业，不断提高人均生活必需品的占有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时期，尽管对第三产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有时也受到了冲击，但是从整体上看，从中央到地方都比较认可、比较重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和理念。因此，中国不仅经受住国内外各种严峻局面的考验，且生产力、科学技术有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人均寿命均有一定的增长，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比较可靠的物质基础。
(三)赶超发达
所谓“赶超发达”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在经济与科学技术等方面赶上并超过英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在经济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上与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国际地位不高，在国际事务上话语权较少。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取得与它们平等的国际地位。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大跃进”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注重发展速度，力争实现“跳跃式”“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意图。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只要发挥中国的优势，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赶上并超过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独特优势:地大物博、历史文化悠久;建立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群众的身上蕴含着巨大的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后发国家”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毛泽东认为，“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要用“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
“赶超发达”的发展举措、发展理念始终贯彻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及从“一五”到“四五”计划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理念。尽管在“赶超发达”的实践过程中，我们有过分重视速度、数量的倾向，对效率、质量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经历了一个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当时的粗放型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必然性，对满足人民的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就总体而言，1949—1976年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比较高，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某些科技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为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奠定了基础。当然，中国在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与发达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赶英超美”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赶超发达”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并没有错，走一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老路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后发国家”必须具有科学的赶超意识，否则就不可能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谈不上引领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潮流。
(四)公平与效率并举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反对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不平等现象，把公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在毛泽东看来，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两者可以达成相对的完美统一。因为，“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为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奠定了物质基础，为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条件。在分配问题上，只要“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做到“公私兼顾”，且限制“按劳分配”在扩大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消极作用，再发挥中国共产党善于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号召人民与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发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实现社会公平并非难事。
毛泽东等人也注重效率，认为实现社会公平也可以提升经济效率。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面红旗”的施政方针，其中“大跃进”“总路线”从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效率意识。前面提到的“赶超发达”主要讲的是发展速度问题，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也是效率问题。因为发展速度很低，很难说经济效率很高。毛泽东说:“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既追求公平也注重效率的发展理念。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排斥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等的积极作用;同时人们的劳动特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劳动贡献又很难精准量化，因此按劳分配的政策很难落实到位，某些思想觉悟低的人的劳动积极性不高。为了解决效率问题，党中央曾经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等口号，希望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觉悟，通过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制程度等方法来提高经济效率。这些措施尽管不完全合乎经济发展规律，但对提高经济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公平与效率并举”的发展举措、发展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人民的基本权利、社会的安定有序，使公平与效率得到适当兼顾，彰显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现实要求。尽管在其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失误，但它是我们进一步探讨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五)基本发展手段之间的内在逻辑
在《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及党的一些文献中零散地提到过这些发展手段及理念间的某些内在联系，但没有全面、集中、系统的阐释其内在关系。但从上述文本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窥测到它们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我们认为，尽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所形成的基本经济手段并未形成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但它们统一于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之中，且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具体而言，“计划均衡”旨在使整个社会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防止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重大的比例失调及由此而给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负面影响，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方式。“赶超发达”旨在摆脱一穷二白的现状，是实现国家独立与安全的现实迫切要求，强调用最先进、最快捷、最高效的方法来进行经济建设，从全球视野来谋划经济发展的目标。“公平与效率并举”旨在满足人民群众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协调人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是这一时期社会利益的分享方式。“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旨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物质资金储备，为各项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实践主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尽管这种分析是粗线条的，且有“我注六经”之嫌，但是，我们认为它们并没有违背这一时期的历史本来面目，从某一层面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我国人民直面现实、改变现实所采取的基本发展手段及理念。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还大胆地尝试了一些发展经济的举措。如，“创新发展”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原型”。但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的贡献率还比较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因此，很难作为一条全局性整体性的基本经济手段。此外，这一时期还提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但它主要是作为一种工作精神而提出来的，不仅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其他许多领域，因此，似乎不宜作为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手段。总之，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历史材料来看，把“计划均衡”“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赶超发达”“公平与效率并举”作为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发展手段的概括，可能不尽全面、略有遗漏，但却集中地揭示了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的发展手段及发展理念，存在着合理性也有着历史局限性，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其历史作用。
(一)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发展手段的历史作用
首先，从整体来看，这些发展手段和发展理念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些发展手段和发展理念是摆脱落后挨打局面、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基于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现实、实现民族复兴的具体现实要求，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较大程度上突显了人民的主体性、主体之间的平等性等现代性的特质。基于这些发展手段和发展理念，经过27年的努力，中国创造了一些震古烁今的壮举，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提高。因此，四大经济手段和发展理念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巨大促进作用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次，从局部来看，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发展手段和发展理念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产生过某些负面影响。这些发展手段及发展理念主要基于当时的生产方式，但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世情、国情、民情的认识不够全面与系统，对生产方式自身的演变规律、价值规律的认识不够系统与深刻，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有时出现偏差，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这些发展手段及发展理念有时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存在着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现象。且“计划均衡”“赶超发达”“公平与效率并举”等三大社会发展理念与当时的生产方式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内在张力。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计划均衡”的发展举措及理念很难完全彻底落实。实行计划经济需要有敏捷的信息反馈接收系统，合理的评估、监控机制，所制订的计划必须切合实际、合乎经济与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离不开计划。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往往通过调整计划在动态中实现相对平衡。
其二，对“赶超发达”的发展举措及理念的可行性条件缺乏足够的认识。实现“赶超发达”的发展战略至少要有如下四个条件: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各阶层、利益集团的矛盾相对缓和;有持续几十年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积淀;绝大多数人有摆脱落后状态的强烈愿望。由于各种运动不断冲击着经济建设，加之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比较肤浅，忽视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有时候凭主观偏好对待生产领域的分工合作、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经济事实，因此存在过分强调“后发优势”，而忽视“后发劣势”的现象，对“赶超发达”的可行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其三，对“公平与效率并举”的发展理念的实现条件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我们过分强调两者相互促进的一面，而忽视其相互制约的一面。实际上，“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有时我们为了提高效率就必须抑制公平;有时为了维护公平就必须抑制效率。只有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支点，才能使社会发展既有强大动力，也不乏秩序与稳定。且落实“公平与效率并举”的发展战略需要同时进行道德与制度两方面的建设。为了体现社会公平，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公平观，科学地进行道德建设;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建立科学的责权利相结合的“约束激励”机制。而当时我们在制度建设上相对滞后，导致在生产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庸”“懒”“散”等不良现象，在分配领域内长期存在“平均主义”倾向。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延缓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总之，“计划均衡”“赶超发达”“公平与效率并举”等三大社会发展理念与当时的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张力制约着其历史积极作用的正常发挥。薄一波曾经指出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企业自主性，在这一体制下的改革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动力、效率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充分利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今天看来，他的反思是比较深刻的。由于中国这一时期的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计划经济体制也存在僵化、滞后等特性，因此，这些发展手段及发展理念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变革这种生产方式，修正、完善、丰富这些社会经济手段与发展理念就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二)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发展手段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曾指出，改革开放的很多的方针政策“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越来越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以市场机制弥补单一的计划体制所造成的僵化和片面，充分调动劳动者的主体性;适度修正传统的“均衡发展”战略，充分发展外向型经济，让经济基础较好的沿海地区率先富裕起来;积极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允许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劳动产品的分配，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实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等等。这些政策是毛泽东之后我们党基于对时代主题、国际环境的新判断而提出的，是在新的国内外背景下，对传统的“计划均衡”“公平与效率并举”的发展手段及发展理念的辩证否定。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国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在个别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等方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传统集中式的工业经济逐渐转变为多元、分散式的产业经济模式。农业科学技术、信息化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产品的数量、质量。“我国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时期”。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新时代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公有制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民营经济已经迅速崛起，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已成为占主要地位的分配形式，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模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总之，新时代的生产方式与改革开放前有着很大的区别。
中国已经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高级阶段，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指数与幸福指数的需要越来越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深层次根源是中国的创新能力不足、发展不协调、改革开放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党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及时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创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居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这是为解决制约中国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瓶颈而提出的，也吸取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教训，旨在为提高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提供强大推动力。“计划均衡”的经济手段及理念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下来。市场经济并非不要计划，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所导致的某些弊端需要矫正，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需要“协调”发展，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需要协调发展，把中国建设成全面小康的社会、各族人民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也需要“协调”发展。“赶超发达”的发展经验及理念不仅体现在中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上，且逐步成为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具体工作的奋斗目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把它专门提出来已经显得多余。随着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第三产业在GDP增长、税收、就业、出口等方面的作用比第一、第二产业还要大，尽管第一、第二产业还处于基础地位，实体经济仍然很重要，但“虚拟经济”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手段对于新时期中国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警戒意义。“绿色”发展理念是针对当前中国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的现状而提出来的，是为了解决新的生产方式下可能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而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但在改革开放前的生产方式下，如果我们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就有高谈阔论、不切实际之嫌。“开放”发展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的辩证否定，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绩的辩证肯定，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国际资源、扬长避短、取长补短的客观要求。“共享”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具体要求，也是对“公平与效率并举”的发展经验及理念所作的创造性阐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所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对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济经验及理念的继承与发展，也带有对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发展手段和发展理念赋予崭新内涵的回归的意蕴。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发展手段、发展理念，为其后我们党开创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石。这些基本经济经验启迪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注重三个重要问题:首先，社会经济发展理念必须合乎生产方式、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合乎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逻辑，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这样它才能推动社会“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其次，基本经济政策要切合国情、民情，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否则无论其初衷多么美妙动听，最终都会事与愿违，摆脱不了折戟沉沙的命运。再次，具体的发展经济举措必须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激发社会的活力、创新力，且把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创新的思想制度化，用制度来约束与激励人民。总之，经济发展必须把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结合起来，协调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不能厚此薄彼、顾此失彼，要把“实践标准”作为衡量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理念先进性、合理性的标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与完善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作者：朱春晖，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龚一鑫，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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