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美国为什么？华为有什么？深圳靠什么？任正非是什么？国家该做什么？——华为事件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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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在中美全面较量中，科技领域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焦点。面对美国极限施压，华为发起的成功反击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蓝本。在以任正非为代表的华为人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企业的强大实力、中国人民的强大自信、中华民族的强大定力。通过解析华为事件、借鉴华为经验、放大华为效应，能够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深邃思想提供思考和启鉴。

 1月16日，历经漫长谈判，美国和中国终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标志着近两年的贸易战火出现喘息机会，然而，我们决不能过分乐观，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仅是基础脆弱的“休战”，而非“免战”。纵观中美贸易战历程，贸易战在持续向纵深推进的同时，不断向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科技、金融等领域全面演进，中美关系实质上已经进入全面较量、深度博弈的新阶段。

 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国内一些人开始惊慌失措，甚至惴惴不安、无所适从，其实完全是盲目悲观、毫无必要。早在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西于都考察调研并主持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就针对国际国内存在的长期性、复杂性不利因素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局面开出了一剂药方：“最重要的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时隔两个月，在内蒙古考察时，他再次强调“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这一论断和思想，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直击本质，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烈的问题意识、强大的战略定力、深邃的哲学思想和高超的战略智慧。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大国竞争加剧的国际局面、面对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时代背景，确立的指引国家未来发展战略方针和行动指南。旨在引导国人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都必须紧紧聚焦“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着力发力，既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又从成功中总结经验。

 在中美中美全面较量中，科技领域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焦点。面对美国极限施压，华为发起的成功反击提供了践行习近平“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一个成功范例和借鉴蓝本。在华为人身上，中国人感受到了中国企业的强大实力、中国人民的强大自信、中华民族的强大定力。华为事件引发了国人许多深层思考：为什么美国要打压华为？为什么华为没有被压垮？为什么华为成在深圳？为什么中国只有一个任正非？等等。这些问题归集到一起，可以概括为“华为之问”。解答“华为之问”非常重要，不仅有利于深刻认识中美竞争本质、国家政策本质、企业发展本质、企业家塑造本质，而且直接关系到中美战略博弈成败、关系到中国梦能否如期实现。解答“华为之问”提供“华为之鉴”，对于践行习近平“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深邃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一、美国瞄准华为打压启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必须占领科技创新制高点

 美国不惜损害国家信誉，肆意破坏国际规则，举一国之力，以不计后果的疯狂、不择手段的打压、步步紧逼的套路对一个守法企业实施跨国制裁，可谓史无前例。那么，是什么原因驱使美国对华为痛下狠手？稍作分析，不难看到，这不是一个贸易顺差问题，也不是什么国家安全问题，而是事关美国霸权的问题。

 原因之一：华为5G技术优势将让美国失去国家未来竞争战略制高点。从世界发展规律看，谁在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中成为领跑者，谁就将成为未来世界引领者。当今时代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前夜，5G技术突破具有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爆发潜质，一旦5G技术与云计算、大数据融合，必将迎来从云端、核心网、接入网、无线技术到智能终端的商业化革命，5G技术广泛运用于物联网、无人驾驶、虚拟现实、智慧城市、数字医疗等现实领域，还将给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带来划时代的颠覆性影响。毫无疑问，如此巨大的融合力量、触发效应、辐射功能，美国绝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绝不能容忍对手国家企业抢先占领技术和产业制高点，必将其扼杀在长成之前，这无疑是美国试图毁灭华为的根本原因。

 原因之二：华为崛起将对美国全球技术领导地位形成严峻挑战。从4G向5G突破的竞技场上，华为异军突起，相对于其他竞技者，有两到三年领先优势，这不仅令世人敬仰，更令同行和对手生畏。同时，华为公司在海底光通信技术领域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强力挑战美国企业泰科、阿尔卡特朗讯在海底通信市场垄断地位；在云计算技术领域，已经对亚马逊形成威胁；在存储技术上挑战IBM、交换机上挑战思科、手机芯片上挑战高通、服务器芯片上挑战英特尔、手机制造上挑战苹果。毫无疑问，华为已经对美国一贯保持的信息通信技术领导者地位形成了全方位挑战。为保持领导者地位，美国必然会对拥有顶尖5G技术、产业链完整且自我进化能力极强的华为心存忌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从而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进行遏止、封锁和打压。

 原因之三：担心华为引领构建的5G生态体系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随着5G技术广泛应用和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在世界范围内必将形成全新的5G生态，给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带来更大的繁荣和福祉。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的杰出贡献，每个国家本应以欣喜之情拥抱5G新时代的到来，但美国却以狭隘思维担心华为控制了5G技术必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特朗普政府认为，世界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处于一个由无线网络和技术控制着最强有力武器（除核武器以外）的时代，任何主导5G技术国家，将在未来5～10年形成经济、情报和军事上的领先优势。正是在这样的判断和思想驱动下，已经称霸世界百年的美国为了维持全球经济、军事霸主地位，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坐以待毙，也绝对不容许国家发展中出现如此潜在风险和致命隐患，必然要对“威胁”国家安全的“阿克琉斯之踵”采取定点清除策略。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在践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程中，必须努力占领科技创新这一制高点，牢固树立“大国竞争的焦点是对科技制高点的争夺、要在大国竞争中获胜必须成为科技强国”的理念。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翻开大国竞争历史，最后胜利者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引领者，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蒸汽机发明，使英国引领了第一次科技革命，成为十九世纪全球霸主、日不落帝国；电气化技术发明，使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新的领导者；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发明，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竞争优势地位，助力美国在与苏联冷战、日本经济战中赢得胜利，进而成为了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当今，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处于第四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前夜，新一代移动互联网、量子技术、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可控核聚变将引领人类进入全新时代，这也决定了谁能掌握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关键技术，谁就可能成为全球新的领导者。

 同时，必须看到，经济和军事是国家的硬实力，是世界强国的根本和底气，而科技则是经济和军事硬实力的基石。随着中国逐渐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美国加紧了对中国全面遏制步伐。虽然中美在经济、金融、科技、军事、意识形态，文化、地缘政治等领域基本上展开了全面较量，但最关键的竞争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在于科技竞争。从这个意义看，科技话语权是中美全面较量的关键中的关键、核心中的核心、要害中的要害。

 当前，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期，我国面临美国的全面战略遏制，国内发展面临进入转型升级、民族复兴、强国崛起的关键时期，必须坚持以自主科技创新为突破口，以促进经济转型，功能升级，最终实现对美国的全面赶超。应该高度重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民族复兴的关键推动作用，牢牢把握和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战略性机遇，通过引领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夯实国家硬实力的根基，筑牢现代化强国地基；应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主导技术领域取得率先突破，进而掌握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主导权，通过科技革命、产业革命驱动经济转型发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稳步挺进现代化强国行列；应该通过科技革命推动军事科技突破，实现现代化军事强国，在军事领域率先实现弯道超车。要坚定不移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转型发展、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第一动力、关键动力、根本动力，牢牢抓住这一牛鼻子紧抓不放、聚焦聚力；要采取有效措施，把创新型国家战略落地落实落细，把经济新常态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科学统筹好，任何时候都要坚定不移推进创新型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二、美国选择现在打压华为启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必须认清中美全面对抗本质点

 华为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磨炼20余年，已成为世界通信技术领域的领导企业。过去美国曾为保护本国企业利益而对进入美国市场的华为产品进行限制，但这些限制尚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局部。而这次美国打压华为却是前所未有的凌厉，既显示出高举高打的霸道，又显示出步步紧逼的紧迫，还显示出不顾一切的疯狂。那么，为什么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大打出手？综合分析，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原因之一：担忧中国崛起，错过最后遏制中国有利时机。美国一向就有假想敌战略，通过树立竞争对手保持霸权地位。历史上，对实力逼近的潜在竞争对手，美国在战略上从来不含糊、不犹豫、不等待，该出手就出手。二战后对苏联和日本遏制就是最典型例子。冷战时期，苏联是唯一可与美国抗衡的国家，为了削弱苏联的战略控制力和地缘影响力，从杜鲁门时期起，美国便挑起遏制苏联的冷战，全方位挤压苏联的生存空间：在地缘政治上全力遏制苏联势力扩张；在经济上实行出口管制，加强控制高新技术转移；在军事上通过加大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发动宣传攻势和心理战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如此立体攻势下，美国最终取得了冷战胜利。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到八十年代，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的主要债权国，大有威胁美国经济和金融霸主地位之势，面对昔日“盟友”的崛起，美国同样毫不手软，通过贸易制裁打击日本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逼迫日元升值等手段，导致日本进入“失落的二十年”，经济陷入长期低迷。今日之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发展势头强劲迅猛。面对中国崛起，美国自然产生了战略恐惧，而且感到新的对手综合竞争力远远超过当年的苏联和日本，苏联仅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对美国构成威胁，经济上差距巨大；日本仅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威胁，在军事实力上与美国无法抗衡。而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对美国构成了全方位挑战，如果一旦被中国赶超，美国不仅会丧失全球领导地位，还很有可能受到中国牵制、压制、控制。这对于妄图永远称霸世界的美国而言，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事实，必须以比当年遏止苏联和日本使出更狠辣的招数和绝命的手段，更强劲的力道，迅速出手、强力出手、无情出手。华为公司由于其业务的特殊战略意义，正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打击中国的最佳突击点。同时美国感到，由于2019年各国将陆续开始拍卖新的5G手机网络无线电频谱，这将决定数十亿美元基础性交换系统合同归属，这是遏制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在全球5G市场上获取订单的关键时刻，如果再不出手，为时已晚。

 原因之二：和平演变企图破灭，失去战略耐心。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起初企图利用发动朝鲜战争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朝鲜战争失利后，美国不得不调整思路，从此开始了和平演变中国的漫长历程。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政客企图通过借助中国不断打开的大门、趁机渗透西方意识形态、试图从内部改变中国政权颜色、诱使中国走上西方道路的图谋一刻没有放松，更没有停止，一度自认为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令美国意外的是，进入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更加坚定地高举中国共产党旗帜、马列主义旗帜，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道路自信”更加坚定、更加坚决、更加坚信，已经到了任何力量都无法动摇的牢不可破程度。这种现状被美国政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深感和平演变战略目标在习近平时代已经根本无望，必须尽快从战略上调整，对中国展开硬碰硬、实打实、拳对拳的正面冲撞，进行真正意义的对手较量。这次美国对中国打贸易战和科技战，演变到直接“开撕”华为，既是丧心病狂之举，更是希望破灭的无奈之策。

 原因之三：试图攫取最大利益，增加贸易谈判筹码。美国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国家，当涉及本国利益时通常不讲道义，为了攫取最大利益总会采取组合打法，动用一切手段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特别是特朗普这位商人总统，鼓吹“美国优先”，把经济利益看得比天大，把治理国家当作经营企业一样对待，赤裸裸地开启了通过和各国打贸易战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对抗模式。中美贸易战开始后，美国政府故伎重演，采取综合手法、多种手段极限施压，逼迫中国在谈判桌上妥协让步，进而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在谈判初始，就辅以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配合谈判进程，在制裁中兴通讯中初尝甜头后，紧接着抛出更加重磅的打压华为措施。特朗普公然宣称“把华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以此要挟企图扭转贸易谈判不利局面，保持谈判优势，迫使中国在谈判桌前不断让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从整体看，美国选择现在打压华为，既有战略动机，又有政治目的，还有利益作祟，是一个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在践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程中，必须充分认清中美已经进入全面对抗这一本质，大国竞争时代已经开启，中美两国全面竞争大幕已经拉开，决不能对美国抱有任何幻想，必须全力投入战斗。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由战略对手成为战略伙伴，并展开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密切合作，在这期间，美国赢得了冷战胜利，收获了最大的地缘政治利益，中国实现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收获了巨大的发展红利。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基于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需要，中美关系开始转向，把中国列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拐点的出现，完全是美国一手造成的，而且难以有实质性回旋余地。当前国内有很多人幻想通过妥协、让步甚至牺牲发展权，达成贸易协议从而回到过去合作发展的时代，这是一厢情愿的、极其幼稚的、更是不切实际的。正像基辛格博士2018年访华后曾断言“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的那样，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不取决于两国领导人和民众的主观意愿，而取决于中美两国的国家根本利益，中美关系必然会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两国间阶段利益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中美因为共同的战略利益进行相互合作，也会随着共同战略利益的消失而成为竞争对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增长，使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在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6%，而在2009年这一比例仅是35%，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综合实力直逼美国，这必然引发美国的战略焦虑。美国不择手段打压华为正是这种焦虑的具体体现。2018年年初，特朗普政府正式把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并启动中美贸易战，正式揭开了中美全球竞争的大幕。必须清醒看到，中美大国竞争的本质，不仅是经济利益竞争、意识形态较量、种族优越性比拼、东西方文明冲突，而且是全球领导权争夺、“老大”和“老二”之争、国家根本利益之争。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大国关系将进入深度的重构期、调整期、冲突期，竞争将压倒合作成为主基调。国人必须丢掉幻想，提起精气神，系好“安全带”，准备长期战斗。同时，必须清醒看到，虽然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综合实力，但在整体实力上与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掌握话语主导权和舆论控制权，美国仍然是世界盟友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仍然独霸天下，美元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货币；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现实困难相对更多，作为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矛盾呈现错综复杂的态势，人口众多、负担较重、经济科技军事硬实力和美国相比差距明显。不难预料，中美全面较量不会一蹴而就，将是长期的斗争博弈，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必须加强思想和舆论宣传引导，统一民众思想，通过危机教育激发人民群众爱国力量和斗争精神，为深入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良好舆论环境，真正做到把压力变动力、危机变先机、挑战变机遇。

三、华为没有被美国压倒启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必须抓住提升核心竞争力关键点

 回望2018年的中兴事件和2019年的华为事件，美国的手法相同，结果截然不同。面对美国发出的禁售令，中兴公司营运骤然停摆，处于完全被动挨打境地，最终不得不向美国政府缴纳10亿美元罚款、4亿美元保证金、30天内撤换领导层，并无条件接受美国政府监管。可以说美国不费吹灰之力，其计谋便轻而易举得逞。因此，美国想对华为故技重施，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在力度、强度、广度上对华为的打压远远超过中兴，华为却没有倒下，甚至愈挫愈勇，基本让美国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

 如果说面对美国制裁，华为展示胜利者形象，中兴则扮演了失败者角色。中兴和华为事件表面上看是由于芯片断供引发的危机，但根本的原因在于两个企业在使命愿景、战略支撑、风险意识方面存在的深层差距，归根到底是核心竞争力上，华为胜出一筹优势明显。

优势之一：具有超群的前瞻布局能力。任正非认为战略就是活着，“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除了困难，都是困难，没有不困难”。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华为战略彰显了强烈的生存意识、危机意识，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在预判未来残酷竞争中可能的杀机、成活的机会和突击的路径。2012年，任正非曾提出：“哪怕（芯片）暂时没有用，也还是要继续做下去。一旦公司出现战略性的漏洞，是几千亿美金的损失，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正是基于这种深刻判断，华为在多年前就开始对海思芯片和鸿蒙系统进行研发战略布局。也正是这一招“潜龙勿用”到“飞龙在天”的招数，让美国的如意算盘落了空。面对高通的断供，智慧的华为人用极其巧妙的方式，向全世界平静地公布了“备胎”转正声明，海思芯片一夜转正，震惊世界！这一切就在于华为早早地实施了极限假设、极限生存、绝地反击的战略布局，早已设想到有一天会在山顶上和美国相遇，从而在战略上规避致命风险发生。

 优势之二：具有卓越的技术创新能力。当今世界，5G设备领域只有华为、诺基亚和爱立信独领风骚，且华为技术独占鳌头，领先其余两家公司2～3年水平。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三年通常可作为技术升级换代的周期，从这个意义而言，华为技术领先世界一个周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可以设想，如果华为技术和诺基亚、爱立信旗鼓相当，对美国而言，就无需对华为大动干戈、不择手段、极限打压；对美国传统盟友而言，必定会毫不犹豫放弃华为。正是因为华为是真正的世界通信技术领跑者，具有无可替代的技术领先优势，以高技术、低成本赢得了美国以外众多尊重技术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时代发展规律的理性国家青睐。欧洲主要大国、沙特等美国盟友即使在美国的强大施压下，依然选择先进，拒绝落后，选择文明，拒绝倒退，表达对华为产品的支持态度，充分证明了华为技术创新达到了全新高度。

 优势之三：具有坚韧的狼性文化基因。任正非军人出身，倡导狼性文化，把艰苦奋斗写入了华为核心价值观、注入了华为文化基因，坚持考核末位淘汰。任正非对员工多次喊话：华为没有退休金，不奋斗就垮了。目的就是让整个公司文化充满了狼性基因，树立“要么吃掉别人，要么就被别人吃掉”理念。任正非认为：烧不死的鸟就是凤凰。在华为很少有干部能永远一帆风顺。每个人都会被华为严格的升职评级和狼性文化推着走。华为在取得巨大成功后，任正非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外界过分吹捧华为，对华为而言可能是灾难，很多人不知道华为仍处在高度痛苦中。过分的吹捧会带来自豪感，也会导致惰怠，华为绝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况发生，华为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是因为企业有‘狼性’，是数万华为员工奋斗的成果。”这段讲话充分诠释了华为在面对当前外部毁灭性压力时，为什么坚韧无比、极具战斗力。

 优势之四：具有强大的企业灵魂人物。在公司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企业家的作用在哪里？就在于关键时刻能调动起共同奋斗的昂扬斗志，带领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胜利目标前行，让大家忘记身处漫漫的黑夜。在华为发展进程中，任正非一直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不断带领着华为人冲过一个个炮火密集区，度过一个个死亡关口。华为鼓励员工奋斗，任正非自己第一个去践行。“我若贪生怕死，何来让你们去英勇奋斗”。即使在70多岁的年纪，仍然承诺，只要还飞得动，就会到艰苦地区看望员工。即使在战乱期间，仍然飞往阿富汗、飞往利比亚，到战乱、瘟疫的地区去看望、激励、陪伴员工。任正非曾形象地比喻：“水和空气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东西，但大家又都知道，同样是温柔的东西，火箭是空气推动的，火箭燃烧后的高速气体，可以把人类推向宇宙。像美人一样的水，一旦在高压下从一个小孔中喷出来，就可以用于切割钢板。可见力出一孔，其威力之大”。在危难时刻，正是任正非让华为人力出一孔，形成了强大的抵御力，经受住了全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由此可见，华为之所以顶住了美国一浪高过一浪的疯狂进攻，成功化解了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在世人面前矗起了伟大公司的形象，都得益于长期形成的核心竞争力。事实证明，战略忧患力量是一种抵御战略风险力量，技术领先力量是一种根本制胜力量，团队战斗力量是一种绝地反击力量，核心领导力量是一种关键驱动力量，任何一个企业只要具备了这四种力量，就可以无往不胜、屹立不倒。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在践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程中，必须抓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一关键，把企业核心竞争力塑造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目标。

 面对美国的极限打压，华为和中兴截然不同的命运深刻阐释了一个基本道理：企业只有具有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极限挑战和外部环境巨变时生存下来、发展下去。相反，如果缺乏核心竞争力，无论短期效益多出色，在极限压力面前也会不堪一击，一切前功尽弃、化为泡影。中国企业要制胜市场、基业长青，就必须把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作为根本目标和长期追求。

 世界500强的排名是以营业收入确定，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年度考核主要以企业利润总额、经济增加值等经济效益指标为主，这些都不能全面反映企业核心竞争力，无法反映企业真正的战略短板和弱项。众所周知，经济效益指标受多种因素影响，既有宏观经济周期波动、行业景气周期变化、国际地缘政治演变、国家宏观调控影响等外部因素，也有企业发展基础、投资决策、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等内部因素。经济效益是反映各种因素作用的综合指标和结果指标，只能从短期衡量企业发展绩效，但无法全面真实反映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弱。企业核心竞争力是由企业内部因素决定的，包括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管理制度体系和企业文化，是决定企业基业长青，实现永续发展的关键和本质。国家应该紧紧抓住提升核心竞争力这一关键，在政策上引导、创新上推动，引导中国企业把提升核心竞争力作为根本目标。对国有企业考核，必须把核心竞争力指标作为企业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通过考核引领企业关注和重视解决企业长期存在的战略漏洞和战略短板，持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应该强化对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考核评价。当前，要推进创新型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加大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掌握自主关键核心技术。

四、华为在全球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独占鳌头启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必须聚焦创新能力建设发力点

 世界通信领头羊地位长期以来一直被欧美占据。华为公司成立时，世界通信技术正处在由第一代向第二代过渡时期，相对于摩托罗拉等百年通信企业而言，华为是彻头彻尾的小字辈、后来者。然而，经过30多年努力，却一跃成为世界通信技术领域领导者。华为究竟依靠什么“杀手锏”，制服了所有对手成为通信巨头。这一问题尽管个中原因很多，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创新体系先进，是创新能力、创新人才、创新机制成就了今天独占世界鳌头的华为。

 一是创新能力强。华为高度重视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依靠持续创新、自主创新、系统创新打造自主核心技术，仅5G技术一项，从发端到终端、从芯片到网络、从硬件到软件，形成了整套专有核心技术，走在了世界前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度华为提交了5405份专利申请，在全球所有企业中排名第一；德国专利数据公司IPlytics统计表明，截至2019年4月，中国企业5G通讯系统的“标准必要专利”申请数排在全球第一，占比34%，而华为位列中国企业第一。如此强大的创新能力，让同行只能望其项背，无法超越。

 二是创新人才多。华为在全球有18万员工，其中专业技术人员近7万人，人才基数大；拥有6000多位基础研究专家、6万多名工程师，人才储备足；在全世界有26个研发中心，拥有700多位数学家、800多位物理学家、120多位化学家，人才尖子多。正是如此坚实的人才基础，为华为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

 三是创新机制活。华为通过制定“基本法”解决技术创新投入和激励两大核心问题，以充足的创新投入确保创新强度，以高效的激励确保人才创造能力发挥。华为明确要求“每年销售收入的10%用于研发”，这比一般先进企业3%～4%的两倍还多。2018年，华为实现全球销售收入7212亿元人民币，研发费用竟高达1015亿元人民币，达到了惊人的14.1%的比例；华为实施员工持股制度，任正非作为创始人，通过大幅压缩个人持股，确保符合条件员工人人持股，有机地把每位员工的利益与公司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华为还实施了“全球引才计划”，果断用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人才薪水吸引、留住、培养、使用全球顶尖人才，充分发挥尖子人才的创造力、突破力、核心力。

 创新能力、创新人才、创新机制是造就伟大企业的逻辑主线，创新能力是一个企业制胜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创新人才是创新能力的核心支撑点，创新机制是创新人才发挥创造性能量的核心保障法。三者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创新能力依赖于创新人才，创新人才依赖于创新机制，创新机制催化创新人才积聚最终推动创新能力获得增强。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在践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程中，必须抓住聚焦创新体系建设这一发力点。

 华为公司能够在全球信息通信领域一骑绝尘，根本上在于其强大的创新能力。中国企业必须紧紧围绕增强创新能力这个目标持续着力发力。一要加快构建以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创新体系。综合考虑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方向、现代科技发展趋势和经济效益目标实际，确定技术研发方向，优化和完善资金、人员投入机制；同时，加强横向联合，构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孵化企业支撑的技术创新协同体系。二要加快建立以创新能力为目标的人才支撑机制。创新能力源于创新人才，必须解放思想，突破桎梏，加快构建和完善创新人才支撑机制，包括创新人才选拔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使用机制等。三要加快营造以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创新文化氛围。以创新为荣的价值观引导创新文化建设，通过公司章程形式固化企业创新价值理念；以坚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机制保障创新文化建设。创新活动必须允许失败、宽容失误，要增强包容心、宽容度和承受力，积极营造不怕失败的宽松氛围；以“尊重个性、鼓励冒尖”为导向的人才评价机制支撑创新文化建设，倡导自由探索和首创精神，坚决改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不良环境。

五、华为成在深圳启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必须扭住营商环境发力点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通过四十年惊人的高速发展，已从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中国硅谷”，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样板，孕育诞生了众多世界级大企业，其中包括华为、中兴、腾讯等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和大族激光、迈瑞、达实、金蝶、华强文化等60多家上市公司；民企总数接近38万家，平均4名常住人口就拥有1家企业。社会上一直在讨论“深圳之问”话题，华为事件后，回答“深圳之问”更有必要、更富价值、更加重要。深圳之所以成为“中国硅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个城市具有与众不同的营商环境，具体而言，深圳主要具有优越的营商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接轨国际环境。

 一是具有宽松的营商政策环境。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后，充分发挥毗邻香港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始终围绕最大限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主动营造企业自主决策、自由竞争、自我发展市场环境。同时秉承“为高科技企业服务，做好营商环境”服务理念，自觉为在深企业发展提供到位、细致、系统服务。毫无疑问，华为在深圳32年健康发展，很大程度受益于深圳市场竞争环境完全充分、受益于企业营商条件宽松便利、受益于政府产业引导能力优秀卓越。

 二是具有公平的营商法治环境。公平法治环境对企业成长而言，就如同空气对人的重要作用一样，是必备条件。一个具有公平法治环境的社会，是造就伟大企业的基本前提。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后，坚持把法治化作为建设健康优越营商环境的关键常抓不懈。既坚持用法治化推动市场化，营造“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的开放氛围，让企业家形成稳定的未来预期；又坚持用“零容忍”保证市场竞争公平，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激发企业和企业家创新活力。毫无疑问，华为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受益于深圳良好的法治环境、严密的制度规范、严格的执法体系。

 三是具有开放的接轨国际环境。世界经济一体化、国内贸易国际化、国际贸易国内化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只有具有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才能助力企业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强大实力。长期以来，深圳一直把国际化作为努力目标，主动对标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标准，营造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营商环境，打造行政效率最高、服务管理最规范、法治体系最完善的政务环境，以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制度约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同时，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深入推进系统改革，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推进贸易便利化，以最大限度提高企业运营效率。毫无疑问，正是深圳一流政务环境、一流服务效率、一流国际水准，让华为一心一意在深圳扎根、生根，深耕、精耕。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在践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程中，必须扭住不断深化营商环境建设这一发力点，切实稳定企业和企业家预期。

营商环境既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软实力”，也是核心竞争力。华为与众多成功民营高科技企业生在深圳、长在深圳、成在深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深圳不断构建并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企业营商环境，充分发挥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众多研究表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大都源于高度发达的法治化和市场化水平。法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经济某种意义就是法治经济。这是因为，法治不仅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公平竞争市场规则，而且又保证了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作用有效发挥；法治不仅划出了政府和企业权利与义务边界，有效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行为，而且利于确保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落实企业经营决策自主权；法治不仅能够有效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使企业家形成长远预期和安全感，而且能够激发和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重中之重凸显出来，借鉴深圳成功经验，紧紧围绕营商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接轨国际环境着力发力，使政策环境更加宽松、法治环境更加公正、市场环境更加开放。要重点围绕法治化努力突破，进一步夯实法治根基，强化全社会法治意识、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弘扬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还要坚持以法律法规界定政府和企业权利、义务边界，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让政府和企业共同在法律有效监管之下，防止出现监管盲区、死角和空白。

六、任正非成为和平时代民族英雄启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必须重视选用杰出人才根本点

 战争年代民族英雄的主要标志为不怕流血牺牲、勇于歼灭敌人。和平时代民族英雄的主要标志则是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做出杰出贡献。任正非领导的华为公司在信息通信领域领跑世界，无疑是中国人的骄傲和荣耀！特别是面对美国政府疯狂打压，任正非所展现的技术自信、中国自信、民族自信，大长了国人志气、国人信心、国人底气，在国家需要时挺起了民族脊梁，是和平时代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从任正非的成长经历、奋斗经历、曲折经历中可以看出，他能够成为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绝非偶然，是长期历练、磨练、锤炼、修炼心志、心性、心力的必然结果。

 一是源于家庭熏陶。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人生第一位老师。毫无疑问，是家庭熏陶和父母影响，使任正非具备了强大的生存智慧和坚强的毅力定力。任正非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任摩逊一生专注教育事业，75岁高龄仍担任中学校长教书育人。任摩逊对长子任正非寄予厚望，从小引导教育他永远不要被是非善恶误导、别被狭小自我圈圈套住，未来生活有无限可能；从小教育他心里要有主流，但不要追随主流；离开主流，才能推动主流；从小勉励他要有自己的绝活，铭记知识就是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特别是父亲的熏陶影响下，任正非从小就埋下了向上、独立、坚韧、智慧的种子。

 二是源于军队锻炼。1974年，大学毕业已经工作十年的任正非，成为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部队一员。在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里，他积极向组织靠拢，曾因父亲成分问题，入伍八年才入党。在军队中，他始终立足本职，潜心钻研技术，练就自身绝活，九年时间取得多项发明成果，还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高精度计量标准仪器—空气压力天平，填补了我国仪表工业一项空白。入伍第三年，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入伍第四年，与众多院士、科学家、教授一起光荣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还光荣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毫无疑问，正是这段从军经历，培养了任正非高度自律精神、高超竞争智慧、顽强奋斗作风、淡泊人生境界。

 三是源于人生磨难。辉煌人生都是在经历苦难、磨难、艰难中磨砺出来的、造就出来的，任正非的辉煌成就同样诠释了这个道理。青少年时期，因为家庭变故、生活困难和文革冲击，任正非一直在贫寒、动荡、压力下成长。大学毕业投身社会，因父亲所谓“政治问题”，背负沉重思想负担和政治包袱，难以施展才华，一直在无形的政治、社会压力下生存。从部队转业后，因经营失误，被单位开除，自己创业，屡遭挫折，一直在曲折、挫折、波折中发展。正是这些人生磨难，培养了他坚毅的品质、坚强的意志、恢宏的气度、博大的胸怀；培养了他一往无前的拼搏勇气、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越挫越勇的坚强意志，磨砺了他面对曲折不回头的坚强韧性、面对挫折不服输的乐观心态、面对波折不放弃的强大毅力。

 四是源于创业历练。2000年，全球互联网泡沫破裂，国际通信巨头纷纷亏损、裁员、并购，信息通信行业一夜入冬。华为由于长期高速扩张，原有的管理经验一时无法适应形势突变，经营一时陷入困境。这时，任正非又身患多种疾病，做过两次癌症手术。随后2003年美国思科公司又对华为发起海外诉讼，种种不利因素叠加，使公司面临重重危机、几近崩溃，任正非的心理同样在接受极限考验。但令人惊讶的是，任正非不仅没有倒下，而且以超越常人的毅力、钢铁般的意志挺过了这段人生至暗时刻。也正是这段创业磨难，催化了任正非的人生实现了凤凰涅磐，人生境界达到了脱胎换骨的高度，练就了走出人生绝境的反弹力。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在践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程中，必须加快选拔一批经过磨难、磨炼，遭受挫折、波折，且贡献突出的杰出人才为国效力、发挥砥柱作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韩非子曾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越是艰苦环境，越能磨炼干部品质，考验干部毅力，锻炼干部能力。从任正非成为和平时代民族英雄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正是其经历了超出常人的苦难、经受了超越常人的艰难、遭遇了超越常人的挫折曲折，才锻炼、锤炼和淬炼了无比强大的任正非。纵观古今中外，有所成就的伟大人物，无不经历了重重磨难、重重挫折、重重打击后，最终百炼成钢、凤凰涅磐、羽化成蝶。因此，苦难是创造辉煌的必要条件、宝贵财富和精神力量，这是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

 实现中国梦需要真正有担当、有能力、有胆魄、有境界的精英人才，需要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需要具有核心能力的卓越领导者。任正非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惊人一跃昭示我们，尽快培养选拔出货真价实的优秀人才、顶尖人才、高端人才已成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的重中之重、要中之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里马’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考验，后备干部不能放在‘温室’里去刻意培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以磨难历练他，这样才能‘增益其所不能’。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这一重要思想一语中的、直击要害、直指靶心。新时代必须加快干部培养选拔思路体系化创新，切实树立真材实学导向，尽快引入核心能力概念，提高选拔标准，把基层经历、实干业绩、抗压能力、意志品质等作为干部选拔条件，更加注重选拔能承受挫折、能忍受磨难、能逆境成长，具有实践经验、综合能力较强的优秀干部。

七、任正非的企业家特质启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把核心能力提升作为落脚点

 华为事件发生后，社会各界的宣传不少。特别是任正非接受媒体专访后，各种解读骤然暴增。称赞他是军人企业家、战略企业家、商业思想家等等。从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分析，这些评价和结论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没有真正把任正非的本质特征、本质禀赋、本质能力客观地、系统地、科学地解释清楚。对照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可以说任正非是一位典型的具有领导者核心能力的企业家，这才是他能力超群、气度非凡、魅力四射背后的深层原因和身价所在！综合分析，任正非具有以下四大核心能力。

 一是具有洞察前瞻力。任正非对哲学思想、战略智慧、趋势把握形成了独到的见地和思维框架，想得深、看得远、抓得准，而且目标远大、矢志不渝。2000年，华为实现销售额220亿，利润29亿，任正非位列美国《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三位。可是在形势一片大好、赞扬声此起彼伏的前景下，他敏感地嗅到了一种危险气息。很快写出了《华为的冬天》，喻称“冷得出奇”的冬天即将来临，以敲打公司上下萌生的盲目乐观情绪。历史不仅验证了任正非的精准判断，而且验证了他的远见卓识。半年后，通信行业入冬，北电和爱立信大裁员，思科26亿美元大亏损，朗讯走到被并购的边缘。正是在这种精准预判下，华为事先做好了过冬准备，自如地挺过了危机。

 二是具有指挥谋断力。光有好的战略，缺乏战略执行力，企业也不可能成功。任正非除了具有战略谋划能力，执行能力更为突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华为进入了业务急速扩张、高歌猛进新阶段，这时任正非清醒意识到，公司规模的快速扩张给持续发展带来了空前危机和潜在风险，华为必须尽快地由小作坊式公司管理模式向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转型。在《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文章中，任正非指出：我们要逐步摆脱对技术的依赖，对人才的依赖，对资金的依赖，使企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管理机制。在这样的思想理念指引下，华为立即开始借鉴德国、日本、美国国际领先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先进管理体系，很快构建了以华为核心价值观和华为基本法为引领、基于客户需求导向的职业化管理、流程化管理、机制化管理的现代企业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的高效管理路子。

 三是具有变革创造力。任正非深谙科技企业成长规律，把技术创新、价值创造当作头等大事紧抓不放、不惜代价，始终瞄准世界科技最前沿，永不停止变革创新的脚步，不断超越老牌企业、巨头企业、顶尖企业，书写了惊人奇迹。华为早年做交换机代理生意利润很高，但涌入市场的公司也越来越多，大家代理的都是昂贵的进口产品，稍微便宜点的也是合资公司出品。任正非很快意识到：如果其他公司取得技术突破，降低了成本，华为处境会十分危险，必须尽快走上自主研发发展道路。任正非曾站在会议室窗边，一字一顿告诉参加动员大会的干部：“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尽管为了自主研发，一度失误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在任正非的坚持下，经过两年努力，华为终于研制成功了属于自己的大型交换机，实现了存活就是是胜利的目标。

 四是具有凝聚感染力。任正非成长在教师家庭，经过了军队洗礼和曲折磨砺，不断厚积了淡泊名利、低调务实、乐于分享、心有大爱的人格力量。在超级大国美国全面封杀和围剿华为的危难之刻，任正非一改往日低调作风，走到台前，频频接受中外媒体专访。在镜头面前，异常冷静、睿智、从容、淡定、大气，圈粉无数。尽管华为能否最终赢得“战争”还是未知数，但任正非的人格魅力、人格力量已经深入人心、赢得人心、鼓舞人心。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有一精典思想：“什么叫领袖？领袖就是在茫茫黑暗中，发出一丝丝微光，照亮前进的道路，引导大家走出黑暗。”毫无疑问，任正非就是华为公司面对黑暗时那道微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在践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程中，必须把提升企业家、领导者的核心能力作为落脚点，依靠具有核心能力的真人才推动事业发展。

华为成功，某种程度上是核心能力的成功，是华为的核心能力成就了华为，是任正非的核心能力成全了华为。领导者核心能力标准由“洞察前瞻能力、指挥谋断能力、变革创造能力、凝聚感染能力”四个维度构成，四大能力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构成了全面、科学、系统的核心能力体系。任正非的能力本质与领导者核心能力标准高度一致、高度吻合、高度重叠。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当前，擘画新时代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就，迫切呼唤大批具有核心能力的领导者走上舞台。要尽快把领导者核心能力标准立起来、把具有核心能力的人才培养出来、使用起来，使他们成为主政一方、造福一方、带动一方、振兴一方的关键力量，全面夯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备的组织基础、人才基础和能力基础。

八、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成为稀缺资源启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必须聚焦优化企业家成长环境突破点

 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国出现了一批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家。但他们和任正非相比，无论是在国家需要时所发挥的砥柱作用，还是自身的核心能力，都存在一定差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任正非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这与中国的经济体量和伟大目标不吻合、不匹配。为什么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没有在中国大地成批涌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综合分析，我国在企业家发现发掘、培养塑造、政策保护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一是倡导企业家精神环境还不够。企业家的本质和灵魂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和关键是敢冒风险、创新创造的变革精神。由于我国长期处在计划经济时代，加之传统文化中求稳怕乱、“枪打出头鸟”等中庸思想作祟，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冒险精神、冒尖精神、冒头精神普遍不足，鼓励支持大胆创新、大胆冒险的社会氛围更是淡薄。正是因为缺乏这样的大环境，使得具有创新冒险精神的企业家难以冒尖，难以形成群体效应。

 二是现代企业家标准引导还不够。长期以来，“企业家”这个概念一直没有大张旗鼓地倡导，对企业家的研究以及对企业家应具有的能力素质研究不深，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企业家精神、特质、标准研究更是空白，甚至在理念上、认识上、实践上还存在许多误区。有的把能赚钱作为核心标准，有的把技术高作为核心标准，有的把善管理作为核心标准，有的把有影响作为核心标准，没有把优秀企业家的综合标准、关键标准在社会上鲜明地立起来。实践证明，要成为现代社会名副其实的优秀企业家，就应该像任正非那样，既要有远大抱负、战略远见，还要有创新精神、人格魅力，缺失任何一条都无法符合现代优秀企业家标准、无法匹配现代优秀企业家称号。

 三是对优秀企业家容错氛围还不够。企业家是高端人才、稀缺资源、国家财富，长期战斗在市场前沿一线、技术创新一线、国际竞争一线，不仅是一个高风险、高挑战、高难度职业。而且是一个发现难、培养难、成长难群体。必须适应企业家成长规律，给予更多宽容包容、支持保护。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没有很好地建立保护企业家的容错机制，使一些具有企业家特质、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潜质的优秀人才因为一次经营过失就偃旗息鼓、失去前程，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事实上，与其他一般人才相比，成长为一名企业家更为不易、更为宝贵，对一般性问题应该给予修正机会、纠正机会、改正机会。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在践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程中，必须积极营造优秀企业家成长环境和成长文化，尽快形成突破态势。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像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固然有优秀企业家培养难、塑造难的特殊性影响，但外部社会环境尚需优化也是重要原因。当前，全社会弘扬企业家的文化氛围还没有建立，对优秀企业家的评价标准还比较模糊，对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还有待改善。要尽快营造崇尚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氛围，树立弘扬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导向，还要营造尊重企业家价值、尊重企业家作用，尊重企业家贡献的舆论氛围；要尽快树立创造财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观念导向，大力倡导诚信、敬业、创新、奉献、善学、坚韧等企业家价值追求，让企业家在全社会受尊敬、受赞美、受推崇。各级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家的激励和引导机制建设，构建常态化、权威性的企业家激励表彰机制，让优秀企业家为社会所了解和认可。要坚决改变当前社会盲目追崇歌星、影星、网红等娱乐明星的不良社会现象，用包含企业家精神的主流价值观取代拜金主义、享受主义、利己主义的错误价值观。同时，要构建和完善优秀企业家评价标准，把真正的企业家、优秀的企业家、有卓越能力的企业家辨别出来、选拔出来、塑造出来，让优秀企业家不仅有实惠，还有地位、更有面子。更是要加快营造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宽松环境，树立包容宽容企业家的思维导向，引导和鼓励企业家敢于放开手脚、敢于干事成事、敢于创新创造，切实降低企业家精神负担，消除企业家顾虑，让企业家没有后顾之忧，心无旁骛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价值；构建保护企业家的容错纠错机制，合理区分容错免责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严格区分客观错误与主观错误、探索性错误与明令禁止错误、为企业利益所犯错误还是为私利所犯错误、依照法定程序产生错误和个人错误、积极错误和消极错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企业家给予与其价值创造相匹配的合理报酬，维护企业家合理权益。

九、76岁高龄的任正非自如掌舵华为启示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必须把握实事求是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原则点

 任正非已经76岁高龄，从传统眼光看已经属于古稀之年，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然而任正非仍然战斗在国际科技竞争的最前沿，仍然是把舵华为在大风大浪中航行的主心骨、定盘星，自如掌控着华为这艘巨轮。那么，任正非为何能够老当益壮、宝刀不老、不减当年，继续深受业界尊重、市场认可、时代欢迎呢？概括起来，主要由三方面原因。

 一是员工拥戴。任正非作为华为创始人，是华为文化缔造者、思想引领者、战略谋划者，他不直接从事具体业务和管理，依靠思想、哲学、智慧、人格这些高层次内核力量影响华为、引导华为、掌舵华为。在华为人心中，任正非是“教父级”人物，是华为的主心骨、领航灯。华为员工对老板充满了崇敬和爱戴，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经验力量、智慧光芒、人格魅力愈加生辉，这些都是自如掌舵华为的前提基础。

 二是事业需要。华为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站上了世界信息通信技术的最高峰，虽然把红旗插上了山顶，但还有更宏伟、更远大、更艰巨的任务去完成。特别是成为美国的箭靶，要和比自己强大百倍的敌人血战到底并争取最终的胜利，华为离不开任正非的镇定指挥、智慧应对、高超运作。如果在事业最较劲的时候选择退出，很有可能犯下历史性错误，这是必须极力避免的。

 三是能力强大。从任正非接连接受中外媒体采访的表现看，76岁的他，精神矍铄、成熟自信、充满智慧，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头脑清醒，充分展示了一位优秀企业家的掌控力、应变力、权衡力、感染力。没有任何的老态感、迟钝感、吃力感、疲倦感，核心能力依然强大，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给人以鼓舞。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启示，在践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进程中，必须把握实事求是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原则，与时俱进完善领导干部退休制度，切实减少杰出人才资源浪费。

任正非76岁高龄仍能自如掌舵华为证明，年龄不应该成为退出工作岗位的刚性标准，有没有健康身体和履职能力才是根本关键。当前，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是1978年由五届全国人大批准实施的，由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水平较为落后，人均预期寿命较短，国家把退休年龄标准定的较低。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国家经济、社会、人口等现实条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结构的要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已不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基于当前发展形势及未来趋势，结合国家人力资源发展趋势及现实需要，需要顺应发展趋势、顺应客观条件、顺应时代要求，改革当前“一刀切”的领导干部法定退休年龄制度，构建弹性领导干部退休制度，最大限度发挥现有卓越人才资源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充分发挥高端人才的核心作用，以减少人才资源的浪费。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延迟退休政策，制定领导干部弹性退休年龄政策，切实根据国家发展实际、领导干部身体实际、能力实际、经验实际确定退休年龄；切实根据领导干部履职能力和个人意愿选择一定比例的优秀领导干部延迟退休。

（作者：周新民，领导者核心能力理论创立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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