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四个结合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Author 丁红岩 李庆霞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本前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从辛亥革命失败到中共二大召开，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自然传入到有组织引入、传播与研究的历史性飞跃，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中国共产党创建百年之际，追根溯源地分析这一问题，全面真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历史图景，对于深刻理解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引入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性承接的结合
1．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引入是进步知识分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前导和推动力量
多元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主体、媒介、渠道、方式、内容的多方面性，多元性突出表现为多主体性。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主体队伍庞大、人员复杂，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以李大钊、李汉俊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是多元主体中的主导和中坚；二是以孙中山、戴季陶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士，建党时期国共两党的政治分野尚不存在，国民党人士为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成分以发展三民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三是以黄凌霜、区声白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探寻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神髓”和抨击“马氏学说之弊”的复杂逻辑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宣传；四是以维经斯基等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人士，他们在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多方面支持了中国的传播与研究活动，是不可或缺的外部推动力量。“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1](P697)多元主体中诸多的“单个意志”亦或主观配合，亦或客观互动，最终汇聚成强大的“历史合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纵深发展。
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关键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2]而占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是“学”、“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辛亥革命后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的碎片化传播使可供人们接触和研究的理论文本十分有限，正如邓颖超所说：“那时，我们还得不到这类问题的读物啊！”[3](P91-92)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分析、比较、定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缺少基本材料的支撑。十月革命后多元主体陆续从日本、欧洲、俄国等渠道大量引入理论材料，《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ABC》等通俗读本，《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谈政治》等阐释性文章纷纷面世，一时间马克思主义成为“最时髦的名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译本和期刊文章呈“井喷式”增长。毛泽东、邓小平等一批急于探寻国家出路的进步青年正是在阅读了这些书目的基础上开始关注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可见，多元主体的协同引入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热潮，为进步知识分子接触、认知、信仰马克思主义准备了舆论氛围、思想材料和理论文本。
2．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性承接是多元主体队伍分化与重组的关键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确立了马克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自由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异说竞起，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不仅深入地学习、分析和比较了各种学说，而且还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等进行了亲身实验和实践，最终他们意识到这些宣扬改良道路的学说“理论上说的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4](P60)与此同时，一战的爆发和巴黎和会的召开帮助进步知识分子认清了资本主义“强权就是真理”的实质，十月革命的胜利更促使他们形成“以俄为师”的理论共识，进步知识分子在艰辛探寻和反复的鉴别中最终选择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经过深思熟虑、审慎选择后确立的信仰具有持久性和永恒性。对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此时最重要的使命是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让更多的人接受并信仰这一无产阶级观察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因此，他们创办刊物、翻译原著、出版书籍、回应论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续传播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代际传承。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性承接及其宣传活动的深入推进逐渐改变了多元主体成员的思想轨迹，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一部分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逐渐脱离原有的理论阵营并走向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是为了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而论证自身学说的合理性而关注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传而不信。在无政府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比较分析和与马克思主义者激烈的思想争锋中无政府主义者逐渐认清自身学说的理论缺陷，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乃今日社会革命唯一之手段，以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5]从此，这部分无政府主义者放弃原有理论信仰，无政府主义队伍内部也逐渐解体并最终淡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一部分原来热衷于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多元主体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出现传播与研究中的“反转”现象。列宁说过，“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6](P148)“反转”现象无疑增加了理论传播与研究的难度，但这符合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相统一的规律，同时这种“反转”对净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队伍，保证其理论研究传播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7](P151)领袖和骨干是政党的创建者和组织者，是政党目标和纲领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和骨干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中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进而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其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引来马克思主义“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是中国共产党的筹划者和创始人；毛泽东、杨匏安等左翼青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骨干，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和中坚力量；林伯渠、董必武等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家也积极投身传播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重要力量。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与研究中逐渐提升了理论水平、组织能力、斗争能力，他们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并分别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引入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信仰性承接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培养了领袖和骨干力量。
二、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体性重构的结合
1．多元主体的选择性传播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重构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是指每一传播主体依据特定的政治目标、阶级属性、理论基础及个人旨趣，优先选取马克思主义某一部分或某几部分内容而进行的集中性、针对性的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欧洲的庞大理论体系，从面向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到面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进步知识分子不仅要掌握其世界观和方法论，更要善于选择其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观点并加以灵活运用。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中无一例外地对其进行了主观选取。从整体看，多元主体的理论选取各有侧重，异彩纷呈。其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优先选取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国民党人士的选取则集中指向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者对劳动价值论，共产国际对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分别进行了靶向研究和推介；从同一主体内部来看，不同成员的理论选取差异明显。如李大钊着力研究了唯物史观、李汉俊对政治经济学具有浓厚的兴趣、蔡和森突出了对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理论的阐发，瞿秋白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上……总体看来，这种选择性传播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将主体所需的特定理论甄选出来并进行全面分析，保证了引入理论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利于人民从局部到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
“不管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8](P135)马克思主义是由具体的理论内容构成的有机体系，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整体由局部组成，离开了局部，整体就不能存在了。因此掌握局部，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每个具体理论是重新构筑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步骤。建党时期多元主体在进行理论选择时已经对其整体性有了初步的认知，他们的理论选择是在审视马克思主义这个“系统完整的大组织”体系范围内进行的，可以说选择性传播的过程就是逐一引入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具体理论的过程。不同主体或者同一主体的不同成员从多视角聚焦某一特定理论进而对其进行优先选择，会使理论内容更加完整、细致和准确，这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重构准备了详实的理论资料；各主体对不同理论的分别选取，促使马克思主义各部分内容之间相互汇聚、交叠、补充与组合，有利于拓展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总之，多元主体的选择性传播突出了重点，关照了整体，为马克思主义由“点—线—面—体”的路径重构理论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2．整体性重构是对选择性传播内容的整合和延展
奥卡姆剃刀原则指出，在可以使用少数几个原则时，应用许多原理以解释现象就是浪费时间。选择性传播就是多元主体使用剃刀对马克思主义庞大内容的筛选，这有利于快速抓住理论重心，但是也容易肢解马克思主义使其理论内容碎片化、条块化、分散化，进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正如黑格尔所说：“譬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上割下来，按照名称虽仍然可叫做手，但按实质来说，已不是手了。”[9](P405)如果脱离理论整体去审视选择性传播的具体内容，研究视野局限于这一理论本身，就会割裂其与其他理论乃至与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逻辑关系，理论传播与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必须对选择性传播的理论内容进行排序、归位和整合，保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有机统一。
在中共创建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已经开启了推进碎片化的理论片段向愈发完整的理论全貌聚合的进程。他们大量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单元，从形态和内容上对其进行“重组式重构”，使其重新统一为一个完整体系。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首次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简明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和结构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他特别强调这三个理论是由阶级斗争这条贯穿始终的红线联络起来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可见，李大钊等人已经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各部分理论的简单机械的累加，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统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全面介绍和完整重构，不仅初步勾勒了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和理论体系，而且突破了以往单独就某一内容而研究某一内容的局限，将特定理论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之内，更清晰地展现特定理论的内涵、外延及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而优化和细化了选择性传播的理论内容。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0](P312)建党时期尽管中国人民已经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理论”，但是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相对复杂的历史过程。回顾党史我们发现，从1918年李大钊开始信仰并推介马克思主义到一大召开，中国仅仅用了3年的时间，而俄国从1883年引入马克思主义到1898年创立社会民主工党，用了整整15年的时间，显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被接受的速度远远超过俄国。客观地说，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通过选择性传播准确攫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通过整体性重构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及逻辑体系，二者的结合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即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认知基础上他们积极设计建党方案并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最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性传播与整体性重构的结合缩短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的时间，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进程，夯实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研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大众化宣传的结合
1．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研究是大众化宣传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研究是指具有较高理论水准的知识分子为探寻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或法则”对其进行的专业研究和学术阐释。毛泽东曾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1](P815)可见中国引入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色彩。“精通”是“运用”的前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必须彻底消化吸收其理论内容。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其理论多包含在众多的代表性的著作里并以“具体论断”的形式展现出来，对于受教育水平极低的广大人民来说，通过自主的理论学习以“精通”其深奥的原理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这就要求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加工，即通过学术研究来梳理、概括并提炼其内容，使其以简洁化、通俗化、生活化的方式展现出来，实现抽象理论向大众话语的转化与对接，从这个角度看，学理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的基本依据和现实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多元主体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学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他们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个体研究，而且还纷纷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等进步社团进行专门的有组织研究。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入手，在反复研磨原文、译本和通俗读本的基础上，详尽地分析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以唯物史观为例，李达等知识精英将分布于《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等众多经典文献中的“具体论断”进行系统爬梳和科学分析，最终将唯物史观简明地诠释为“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并形成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经典表述和理论术语，至今我们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解仍然没有超出这些范围。由此可见，知识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细致而深刻，这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提供了基本理论和通俗话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的理论支撑。
2．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宣传是马克思主义学理内容走向人民群众的直接方式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2](PP9)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斗争学说，其特定的阶级属性要求学理分析的理论成果必须与群众结合，这样才能实现其理论价值。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宣传是学理性研究的直接目标和现实走向，是学理内容走向群众的基本方式。虽然十月革命后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之内，马克思主义仍是深受读书人青睐的书斋里的学问，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鲜少接触并关注这一学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更是十分有限。因此，扩大理论宣传进而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这一“批判的武器”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重中之重。
建党时期，为了推进学理研究的成果走向人民，进步知识分子以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宣传。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新生的社会力量，五四运动中他们以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彰显了强大的阶级实力，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急需科学理论的指引，但工人本来自身不会产生社会民主主义意识，知识分子必须向其进行理论“灌输”。因此，这一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纷纷走进工厂，积极创办夜校、劳动补习学校和通俗期刊，积极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向农民阶级和其他的社会阶层甚至反动派军队的部分成员进行理论宣传，逐步扩大“众”的范畴。在理论宣传中知识分子非常重视大众化宣传方式方法的创新。他们从日常生活入手，以百姓熟悉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诠释理论观点，以书信、诗歌、贺年卡、传单等方式展现理论内容，逐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阵地和理论影响。总之，通过大众化宣传，马克思主义逐渐从“小众”理论转化为“大众”学说，逐渐走进了广大工农群众的视野和生活。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产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是人民群众中最先觉悟的阶级，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的阶级基础。进步知识分子在进行学理分析的基础上积极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火种种在了工人阶级的心中，也种在了“万里荒芜”的中国大地。“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3](214)此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走向主动，他们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工人运动也逐渐从维护自身利益的经济斗争向维护整个国家利益的政治斗争转化，即开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人民群众是政党创建的力量源泉，是政党纲领和政策的支持者，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研究和大众化宣传的结合广泛地动员和武装了人民群众，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理论素养、思想意识、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群众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解读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化探索的结合
1．中国式解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思想文化基础
中国式解读是指进步知识分子因袭中国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亲和性为切入点，以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理论内容、思想观念去分析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进而得出其具有中国特点的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14](P265)这个“共同之点”主要体现为中国传统哲学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中国传统平均思想与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中国重“道”传统与马克思主义重视规律思想等诸多理论的契合，这种契合是进步知识分子进行中国式解读的深层次原因。“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仔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几千年了。”[15](P230)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蕴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素，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源。这种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刻上了鲜明的中国烙印，进一步削弱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障碍，有利于人民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关注并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对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解答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具体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化的进程，即马克思主义是一边传播一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16](P3)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主题和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以贯之的发展方向。进步知识分子以传统文化对接马克思主义，说明他们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而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这个“老祖宗”，依然保持着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这有利于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与此同时，基于二者的“共同之点”，也增强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异域文化的信心，进而提升了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观意愿，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式解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基础。
2．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化探索是对中国式解读的深化、修正和完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虽理论相通，但也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在以传统文化认知、接受、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容易将二者直接比附进而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例如，孙中山曾坚定地认为民生主义和大同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李达也曾表示经济上的平均和政治上的平等是社会主义最鲜明的旗帜，这种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大同的认知缩量小了共产主义的理论范围和思想内涵，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17](P321)因此，中国式解读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只有在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双向互动中才能不断提升、完善和发展，才能重塑原真性的马克思主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刚刚引入马克思主义时不仅萌生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实境”相结合的意识，而且他们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组织学生创建进步社团，发动工人创建工会、农民组建农会，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期探索。在这些具体的革命活动中，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逐渐升华。如对于共产主义，一大党纲中采用“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等表述，党的二大进一步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步骤和初始方案，这表明共产党人已经厘清了大同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能够从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层面更准确地把握其基本内涵。总之，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解读一定程度上是对“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和否定，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活动又否定了中国式解读的误差，在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往复中进步知识分子不断提升理论认知，逐步形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直接目标，也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需要理论客体、实际客体和多层次发展主体这三大要素协同互动。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式解读及其修正有助于人民群众掌握“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客体不断完善；同时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在具体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对社会性质、政治经济状况、阶级斗争等问题的基本认识，使实践客体即中国具体实际得以论证；多层次发展主体中的精英主体和群众主体初步显现但实力有限，创建具有较强组织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政党主体进而完善多层次主体队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启动的现实要求。中国式解读和中国化探索的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进程，使创建政党主体的需要更为急迫，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合使理论走向实际，即促使进步知识分子在原真性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开展反帝反封建具体活动，推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初步奠定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基础。
结 语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引入中树立了坚定的理论信仰，在甄选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基础上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在专业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抽象理论到通俗话语的转换，在中国式解读的基础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的“四个结合”培养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袖和骨干，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理论基础、群众基础和实践基础，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应汲取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研究工作的有益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马克思主义者队伍建设，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完整理论体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四个自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1）.
[3] 邓颖超.五四运动回忆录[M].上海：中华书局，1959.
[4]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 凌霜致陈独秀 [J].新青年，1922，9（6）．
[6]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0] 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5] 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 吴树青，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17]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 丁红岩、李庆霞；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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