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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正是因为有这个显著优势，中国才能成功破解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破解的难题，党和国家事业才能在新时代发生历史性变革并取得历史性成就，才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中国之治”的这一独特优势得以充分彰显。
确立和维护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原则时深刻阐明，统一的组织领导使人类社会得以成为有机体和共同体，这是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人类文明演进和政党建设的必然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指出，没有能够形成众望所归的领袖核心，没能建立起力挽狂澜的权威领导，是导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与否的显著标志，就在于是否形成了能团结带领全党前进的坚强领导核心，因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确立和维护领导核心的探索史，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理论逻辑与中国共产党奋斗实践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事业之所以转危为安，中国革命面貌之所以焕然一新，就缘于我们党开始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新中国成立后，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坚持核心领导。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领导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历史、人民和实践的选择。“两个维护”既是对马克思建党学说的坚持和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显著标志。 领导核心坚强有力充分彰显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是战“疫”必胜的根本前提。抗击疫情是一场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各种资源的总体战，既需要快速做出总体研判、总体部署和总体指挥，又需要有及时反应力、资源整合力和强大执行力。在瞬息万变、最佳防控时点稍纵即逝的情况下，坚强有力的核心领导有效避免了有些国家面对疫情时客观存在的权力掣肘等制度性障碍造成的利益冲突、歧见丛生，从而成功把握住了战机。在这场历史性战“疫”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用宏大的战略视野把关定向、精准布局、调兵遣将、指挥若定。在疫情发生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行动号令；在疫情胶着对垒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高度警惕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的警示；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赴武汉发出“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的战斗冲锋令；在疫情显现转机之时，习近平总书记及时做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大部署；在境外疫情呈现加速扩散蔓延时，习近平总书记精准确立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体防控策略。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指挥和亲自部署下，全国上下形成了多个部门多条战线多个层面的同频共振效应，在极其严峻的形势下迅速赢得主动、赢得转机，创造了人类抗击病毒的伟大奇迹。实践证明，领导核心坚强有力对于更好凝聚党和人民力量应对各种挑战至关重要，对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意义深远。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治国理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高度重视。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著名论断，成为我国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纲领性指南。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始终强调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原则为基础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设立经济特区，到确定沿海开放城市，再到内地全面开放，党中央不断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做出战略部署和制度性安排，把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政治前提和核心要义，在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的基础上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逐步从原则框架落实为更加具体的制度，推动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彰显了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为战“疫”汇聚了强大合力。在抗疫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双向互动、同向发力，形成既规范高效又充满活力的良性互动机制和破解难题的动力系统。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国疫情防控的统一指挥，中央指导组深入湖北武汉一线指导督导，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集合32个部门按照战时要求统筹调度并密集出台系列政策，人民解放军闻令即动、勇挑重担，全国医疗机构迅速驰援武汉，有效保障了中央顶层决策的快速传导和高效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承担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因地制宜、分区分级分类做好属地抗疫工作，快速形成了一级守一级、层层抓落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控体系。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抗疫中之所以相得益彰，关键在于理顺了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中央的积极性通过科学的体制机制传导为地方的积极性，地方通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将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效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之所以同频共振，更在于从上到下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用这个理念把两个积极性紧密连接起来。此次战“疫”启示我们，有效防范和应对未来各种重大风险的挑战，必须进一步完善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协同制度和传导机制。
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优良传统。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更是党的执政根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基和命脉就在基层，列宁首次提出“基层的工人支部”这个新的组织名称，认为“每个支部和每个党的工人委员会，都应当成为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工作的据点”（《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7—338页）。通过基层组织把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验。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成为建党建军的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指出，“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创造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枫桥经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特别强调释放基层社会活力，党的十七大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我们党将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战略进行谋划和部署，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逐步成熟，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加快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基层治理效能有效释放彰显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制度优势，为战“疫”提供了强大支撑。抗疫是一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阻击战，其主战场在基层。面对严峻疫情，之所以能在基层形成群防群治的良好格局，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战略部署和地方具体要求切实落实到了最基层。在战“疫”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发挥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彰显了强大的政治组织动员力，成为基层防控的核心力量；各医疗机构紧急调度设备、筹措药品、腾空床位、排查患者，争分夺秒开展医疗救治，成为抗疫主要战场；机关、学校、农村、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基层组织共同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特别是城乡社区、村组发挥自我管理、自我组织、互帮互助的功能，迅速形成工作单元，织牢了网格化防控网络；各级各类社会团体开展困难救济、爱心捐赠、心理抚慰、防疫宣传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一大批医药企业、商场超市、物流快递、公共交通等各类企业不计成本保产保供保运，降低了疫情对人们正常生活秩序的冲击，有效缓解了社会恐慌心理，确保了特殊时期的正常社会运转。在基层这个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上，各类基层组织主动作为、密切配合、集体作战，实现了政府、社会和居民之间的良性互动，释放了强大的基层治理效能。此次战“疫”启示我们，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支撑，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把重点和重心放到基层。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1974年版，第104页）。列宁认为，人民群众是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基础，“社会主义革命就要几千万人积极地、直接地、实际地参加国家管理才能完成”（《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作为植根中华文化沃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深层支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坚定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熔铸在一起，始终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长期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确立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31 页）邓小平也讲，“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68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集体主义是融入中国人民血脉的价值观念，要求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广大干部群众表现出来的主人翁意识、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精神。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我们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人民主人翁地位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人民主人翁意识全面激发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势，为战“疫”奠定了群众基础。抗疫是一场总体战、阻击战，更是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疫情发生后，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自觉意识，以顾大局、识大体、讲奉献的自觉担当，在万家团圆的特殊时刻中断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自觉“宅”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形成阻断病毒传播链的防控格局。在抗疫最困难的时刻，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奉献精神迎难而上、奋勇向前，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冲锋在抗疫主战场；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普通民众自发捐款捐物，共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诠释了民胞物与、守望相助的深厚情怀。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责任意识，克服疫情影响，按照分区分类推进复工复产的要求迅速走上工作岗位，努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次战“疫”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实现这个伟大事业必须充分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 恩格斯曾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页）大疫如大考，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这次大考既是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综合检验，又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一次集中展示。在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必须进一步深刻认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注重发挥领导核心、中央地方、基层组织、人民群众诸要素有机统一的制度结构化优势，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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