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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基于领导科学的学科视角、理论、方法,深入阐释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领导思想与实践,这是富有前景的研究领域。毛泽东的领导科学思想主要体现在领导本质、领导职责、领导体制、领导方法、领导艺术、领导素养、领导作风等7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业已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前瞻性四大显著特征。这对于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加强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仍然具有重大指导价值。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加强领导干部队伍的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必须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提高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项工作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强调:毛泽东同志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与领袖风范,“表现出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因此,要想真正做到习近平所说的“学习历史的和现实的领导工作经验,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我们有必要系统重温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科学思想。以往学界对毛泽东领导思想与艺术的相关研究做得较多,大多是史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思想资料历史的梳理与具体论述,而未能运用现代领导科学的视角、原理与方法加以研究,因而总是显得缺乏理论深度,不够专业系统,实属遗憾。本文基于领导科学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对毛泽东的领导思想与实践加以整体性研究,旨在深入阐发毛泽东领导科学思想的主体内容、鲜明特征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的巨大作用,并彰显其现代价值。
领导科学即“领导工作中合乎规律性的东西”。领导科学研究旨在提升领导工作的质量与效益,是规范与创造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民主革命时期,自从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名符其实的领导核心,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领导思想,几乎涵盖了领导科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值得我们运用现代领导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加以重新审视,进行深入系统的阐发。 有关领导本质的界定,历来是领导科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与纷争所在,多年来众说纷纭却也始终未成定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集中在早期的“权利说”“权威说”“目标实现说”等。理性分析后不难发现,对领导本质从权利到权威,再到目标实现的认知变迁,实则是一个不断深化、日渐科学的发展历程: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时期人们对于领导者权力的麻木屈服,到时代变迁中对于领导者权威即影响力的甘愿折服,再到受人本主义思潮冲击对领导者角色的重新规范,应该说对于领导本质的界定走过了从精英化到平民化、从经验主义到科学主义的发展历程。 自邓小平“领导就是服务”的著名论断诞生后,国内学术界普遍提出:毛泽东领导学思想中认为领导的本质是服务。但通过研究不难发现,邓小平“领导就是服务”的论述只是针对具体时代条件下的特定角度而言的。把这个论断生搬硬套到毛泽东关于领导本质的论述,就显得有些牵强,或者说并没有准确地反映出毛泽东对领导本质的阐述的多面性维度,对此,有必要对领导本质作多向度的综合考察。 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他的执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也说过,我的执政理念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反复告诫干部明确“权自民出,为民掌权”的道理,毕其一生都在强调“为人民服务冶对于领导干部的重要意义。“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三强调,是否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乃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在他看来,为人民服务早已不仅仅是对无产阶级领导者的一项基本要求,更重要的在于它已成为区分无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重要分水岭。回首遥望,正是由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根植内心,中国共产党才得以走过近百年历程而历久弥新、神采奕奕。毛泽东还曾以“工具”来喻指干部,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定位的角度来彰显领导的“工具”特征。他强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当工具。”这种自觉以人民为中心的唯物史观态度,对抗战胜利前夕党内特别是领导阶层中涌现的将人民群众视为自己工具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作出有力回击,准确把握了领导本质中的代表与工具、领导与服务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定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本质是服务。但是,这是从宏观意义上说的,属于政治学范畴,领导科学还应涉及行政学的具体内容。 领导与预见的关系是毛泽东领导本质论中的重要内容。做卓越的领导,必须能对未来的长远发展有一个准确的预见。他在谈及革命战争的战略反攻时强调:“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这就对领导者的预见能力予以申述与肯定。在中国共产党七大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了预见与领导的内在关系,认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从而将预见视为领导的本质属性。 毛泽东曾对领导就是要把握“大东西”作过深入的阐述,大大丰富了领导本质的学说。所谓大东西即具有大量的普遍性的东西。毛泽东强调:“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但是那时候就看不见。”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当领导者把握住了这些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并加以引导,才能使革命真正走上正确轨道、通往胜利曙光。同时,他深谙变革是事关革命成败的重大课题,强调领导者必须学会跳出本本主义的刻板框架,勇于抵制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以灵活的革新能力及机变的创新性格开展工作,为马克思主义领导科学理论的中国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领导本质论是一整套内涵丰富的科学论断,体现为以服务为核心同时凝结着工具、预见、变革等诸多要素的统一整体。长久以来占据主流地位的领导本质“服务论”,更多强调的是时代环境下领导工作的目的性和现实针对性,并未真正覆盖领导本质的全部内容。只有将领导本质“服务”这一核心要素与其他关键性要素聚合形成联动,才能真正在整体性作用和互动关系中彰显领导本质的全部蕴涵。
现代领导科学认为,领导职责规范着领导工作的基本作用,明确领导职责是领导程序的中心环节,是领导者社会职责和功能的体现。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然不会“事必躬亲”,而是会明晰分配各方职责,多面运筹、协同指挥。尽管各类领导工作都有其不同的特殊任务,但领导科学认为,领导活动中包含着普遍性的一般职责可以上升至领导科学的理论高度加以阐释。刘吉曾在《领导科学基础》中提到:“优秀的领导者该如何恪守职责呢?首先必须懂得区分自己的根本工作和经常工作。”这里所说的“根本工作和经常工作冶,提出“目标规划、制定规范、选用人才”三项根本工作和“决断、联系群众、学习”三项经常工作,实际就是各类领导活动所共有的一般职责。 从领导科学的角度看,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主要要抓对组织发展具有长远性的、根本性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战略性问题,至于策略性问题,除了关键的节点要高度重视外,尽可能地放手让副手去做,这样一方面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思考与把握战略性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发挥部下的积极性与长处。毛泽东对诸葛亮“事必躬亲”的领导风格很不赞成。他曾用简明的语言对领导职责作出精妙概括:“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而他在后来论述中还提出领导者还有一项重要职责是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这三项职责,是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对组织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可以称得上是毛泽东对领导科学理论的一大独特创见。 科学决策是领导者的首要职能。毛泽东提到领导者要善于“出主意”,即制定“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决策的过程。而关于如何确保决策的科学性,毛泽东提出:首先,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遵循“实践—认识—实践”和“群众—领导—群众”这2个认识论的基本公式;其次,必须坚持向人民负责的价值取向,使“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使决策真正遵循民意、依靠民主;最后,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使决策依从客观事实作出相应“部分地改变”,甚至是“全部地改变”,确保决策科学实际、合理有效。在民主革命的艰辛历程中,正是毛泽东科学且果断的决策一次次拯救中国革命于水火。新的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度融合;统一战线方略的适时提出,彰显了危难时刻的民族气节与仁义;依据敌我兵力的消长做出三大战役的战略调整,成了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有力法宝,等等。这些都是民主革命史上科学决策的一颗颗璀璨明珠,体现着毛泽东领导职责思想的永恒价值。 “治国之道,唯在用人。”现代领导科学认为,“人是管理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毛泽东同样深谙用人的重要性,提出了“才德兼备”的用人标准,一方面,强调选拔人才要做到“三结合”,即听其言与观其行相结合,历史考察与现实考察相结合,识别长处与体谅短处相结合;另一方面,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只有如此公正、科学、客观地考察干部,才能培养出真正优质的人才队伍。不论是抗战结束后对粟裕的提拔,抑或是对刘伯承、朱瑞等人自荐的嘉许,都是毛泽东坚持“才德兼备”选才标准的典范。而在人才的使用上,毛泽东也特别予以强调,明确提出爱护干部的五大准则:指导他们以发挥其创造性;给予他们学习的机会以提升其理论上的工作能力;及时检查他们的工作;说服教育以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照顾他们的困难。毛泽东爱才、护才之心殷殷切切,不少佳话传颂至今。 加拿大管理学大师亨利·明茨伯格(HenryMint鄄zberg)提出,领导者是整个团队价值体系的焦点。现代领导科学也将构建团队整体性价值观视为领导者的重要职能之一。这其中,思想教育工作的地位举足轻重。毛泽东曾将思想政治工作形象地比喻为党的工作的“生命线”高度重视。“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中,毛泽东强调,一要统一思想,二要遵循实事求是,三要循序渐进。关于统一思想问题,延安整风时期,国民党的代表王世杰曾经问周恩来,你们怎么拿那么长的时间来作历史总结?这在国民党内是不会这样搞的。普通的政党都不会这样搞。的确,这也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那么多干部达到思想统一,一到需要的时候就能派出去工作,而且很顶用。”通过延安整风,广大干部达到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一到需要的时候就能派出去工作,真的十分顶用。实事求是,就是要解决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的思想路线与工作作风问题,要求领导干部对于政治纲领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背诵阶段,向群众传达思想时也不能只停留在一般号召层面,而是要在理解掌握的基础上对群众“一般号召也要个别指导”,使党的政策真正深入人心。循序渐进则是指要擅于在工作中摸索规律,切不可操之过急或是裹足不前。正如毛泽东所说:“‘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理论对于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对革命事业的认同感和积极性发挥着巨大作用,魅力无穷。
现代领导科学认为,领导体制是领导工作开展的基础,是领导行为的规范。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分为一长制与委员长制、集权制与分权制、层级制与职能制等多种形式。在实际领导工作中,应根据各自所长审慎思考,加以抉择。同样地,如何通过建立科学的、充满活力的领导体制并更好地发挥领导成效,也是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予以深切关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在论述毛泽东领导思想的论著中,几乎极少涉及领导制度机制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漏。关于这个方面,毛泽东的论述是非常丰富的,在实践上也取得了重大成效。 毛泽东特别重视健全党内民主制度,认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武器。”“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为了更好地发扬党内民主,毛泽东一方面着重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加强落实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列宁指出:“我们坚持党内民主,但也从未反对党的集中。”这无疑为毛泽东探索党内民主制度与组织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总结北伐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家长制作风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损害的教训时,毛泽东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开始重视将二者结合起来。抗日战争时谈及政府建设时再次强调:“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自此以后,毛泽东便一直坚定最有力量的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一信念,不断为建设如是的政府而努力。党的七大会议上,面对党内“民主程度不够、集中也不充分”的局面,毛泽东再次重申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意义,并第一次对其科学内涵予以阐明,明晰了民主与集中深层次的辩证关系和必然联系,为充分调动不同阶层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夺取革命战争的最终胜利开创了崭新局面。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还形成了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重要思想,并将其逐步凝练成为一项重要的领导体制。他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一方面要坚持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不能动摇,另一方面也要确保个人分工负责到位。集体领导是个人分工负责的前提,个人分工负责就是集体领导的基础,是实现集体领导的保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种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体制发展形成党委制,归纳出32字口诀,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领导体制的显著特征,成为我们党科学执政的一笔宝贵财富。 正如马克思强调:“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指导下,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了严肃党的纪律、制定党内法规的重要意义,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便一针见血地指明“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土地革命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第一时间总结了经验教训:重申四个“服从”、严明党的纪律。“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作为四个“服从”的补充,由此进一步规范了党内关系,统一了领导机关的行动。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武器,毛泽东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的讲话中,还强调了实行一元化领导、建立领导核心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实行一元化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有效促成党内领导核心的建立和维护,对取得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喊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嘹亮口号,成为中央和基层各根据地强化纪律建设的坚实保障,这对取得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作为实现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工作机制,同样是毛泽东领导体制论的主要构成。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工作由分散向集中转变,全党工作的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备战规模日趋完备和正规化,迫切需要全党全军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于是“建立严格报告制度是毛主席抓得最紧的一环。(1946年)1月7日,他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3月15日,他又草拟了一个补充规定。这两份指示要求,从这一年起,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不仅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要报告中央,而且下级向上级所作的报告,凡涉及重要的政策及策略也要告知中央。……每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和权利。他们中的任何人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必须照转”。在当时党内、军内,因为缺乏组织纪律而自由散漫已严重影响到革命工作之时,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实现了上级与下级组织间的双向反馈与监管,成为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障,也为中国共产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作了重要准备。
领导方法是领导者履行职能、达成目标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是其主观能动性施展最广阔的领域。作为在中国革命中长期处于核心地位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与中国革命实践的互动关系贯穿于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有关领导方法的理论也体现于他各个阶段的重要论述中,最终形成了一套科学的领导方法体系。 毛泽东强调:“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在1934年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形象地将领导方法比作“桥”和“船”,强调科学恰当的领导方法对于工作开展的关键性与必要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加以引用。 随着抗日战争由相持迈入反攻阶段,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鲜明提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由此使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深入人心。这是群众路线在领导方法上的具体应用,也是民主的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要长期坚持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基本领导方法要求干部抓住领导和群众两个核心,既要信任并团结群众,充分集中群众智慧,又要指引和教育群众,充分发挥领导者的引领作用;既要反对命令主义的不良作风,又要取缔尾巴主义的错误形态,在工作开展的实践中真正实现干群结合,走好群众路线。 当然,基本领导方法在领导实践的推进中必然会进一步落实深化,在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体现为不同的具体领导方法。例如,毛泽东就曾强调:“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这实际上是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的具体化。他还提出:领导干部必须学好“弹钢琴”,一方面“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但另一方面“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相互配合”。这是通过形象的比喻彰显了划分工作主次的重要意义。又如,毛泽东曾指出,领导干部对工作要做到胸中有“数”,即“对于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他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只有领导干部对事物和问题做出定性与定量的分析,以下马看花而不是走马观花的调查形式切实深入到群众中去,才会促成工作由量变向质变的飞跃。此外,还有包括“两个结合”“解剖麻雀”“走马观花”与“下马看花”等等丰富的具体领导方法,共同构筑成为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体系。 学界关于领导艺术的界定同样聚讼不已。有的从领导素养的角度解读,视其作领导者的一种素质技能;有的从领导活动的实践过程考察,认为其属于领导工作的方法论范畴;有的立足于辨析视角,认为领导艺术是建立在科学领导方法体系基础之上的创新性升华。笔者较为赞成最后一种观点,认为领导艺术是艺术化了的领导方法,是一定能力与经验的积累之上超越一般性规律而形成的一种更为特殊、巧妙、高超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对领导艺术的阐述也非常多。“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这是一种领导艺术。”“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毛泽东一方面认同领导艺术也是各级干部达成职责目标所必需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又认为领导艺术高妙于一般的领导方法。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把“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妙”叫做“灵活性”。他说:“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所谓‘运用之妙’。”在毛泽东看来,领导艺术正是高于一般方法而达到的“妙”的境界。在实践上,毛泽东在他波澜壮阔的领袖生涯中,以其恢弘的魄力和非凡的胆识造就了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领导杰作,大至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统揽全局、多谋善断、合纵连横的治国安邦艺术,小至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细雨润物、情感交流的待人接物艺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常规的又是创造的,充分彰显了他独特的胆略、气魄和决心。 领导素养是领导者成熟程度的外在展现,是决定领导者能否很好地履行领导职责的内在因素和条件。而同时,领导科学又认为领导素养是经过后天长期实践的锻炼而不断培养形成的个人品格,突出后天历练的重要性。其中有关政治素养、道德素养、身心素养等方面的要求与毛泽东的论述极为相似,值得我们从中归纳提炼,梳理深思。 毛泽东认为政治素养居于个人素养的关键地位。他曾反复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务必笃定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指出,良好政治素养的首要条件是具备高度的政治觉悟,这就要求领导者要时刻定位准确,甘为人民公仆。而良好政治素养的养成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据此,毛泽东首倡在全党发起“学习竞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延安整风时期,他再次警示干部队伍“理论方面显得非常之落伍”,要求通过学习提升理论功底,增强政治素养。经由延安整风,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接受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理论落后的状况得以显著改善,干部队伍政治素养得到明显提升。 道德素养对于提升领导绩效、塑造领导形象、增强领导权威具有特殊意义。毛泽东十分看重对领导干部道德素养的培养和提升,特别体现在对待贪腐和浪费这两项问题上。他曾严厉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对领导干部的道德素养作出规范:“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毛泽东崇尚节俭、反对贪腐的思想要求,对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关键性作用,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规范性指导意义。 古语道:“德智皆寄予体,无体是无德智也。”身心素养是领导干部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素养,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是胜任纷繁复杂的各项领导工作的有力保障。毛泽东曾评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林黛玉多愁善感,体弱多病,而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不需要这样的青年,我们需要的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和坚强意志的革命者。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曾多次提倡在干部队伍中营造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将情绪稳定、性格坚强、心胸豁达、富有耐心、破除官气5个方面视为领导者保持健康心理状态的根本。 领导作风是领导者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是其综合素质的外在表现,不仅直接关系到领导者形象的好坏,而且可能会影响社会风气的优良乃至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可以说,领导作风对于充分发挥领导者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实现领导功能、达成领导目标,以及优化党风和社会风气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极为重视作风整顿问题,强调“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总结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著名论断。同时特别指出,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时,必须摒弃“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而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样既能解决问题、改善作风,又能团结同志、积蓄力量。在解放战争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又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作风建设新要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共同“建设一个新世界”。应该说,“三大作风”和“两个务必”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遵循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更是我们党能够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千锤百炼愈加坚强而最终夺取胜利的重要原因,对于新时代党风建设和党性规范是一笔不朽的精神财富。以上是基于领导科学的视角与理论,对毛泽东领导科学思想做出的一个整体性概括。事实上,毛泽东的领导科学思想内容还十分丰富,值得进一步发掘深究。
毛泽东的领导科学思想是在充分汲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领导理论的基础上,在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和社会实践相互交织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结晶 毛泽东领导科学思想的首要特性莫过于科学性,主要体现在思想基础和实践依据2个方面。伟大的事业,必然贯彻于伟大思想的指导下;伟大的思想,必然生长在伟大理论的土壤中。就思想基础而言,毛泽东的领导思想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为指南,成为指导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开展的有力武器。正如列宁所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正是在马克思所阐述的“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以及在列宁所阐述的“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等先进党群思想的引领下,毛泽东才得以提出群众路线的基本领导方法,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建设事业的生命线和基本工作路线;正是在列宁“民主集中制”建党理论的基础上,毛泽东才得以在组织决策过程中将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优势彰显得淋漓尽致,为领导工作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路线保证、体制保证和实践保证。应该说,毛泽东的领导科学思想生长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科学土壤,决定了它在思想层面极具科学性。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其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棵大树上的一个分枝”。而就具体实践层面而言,纵观毛泽东领导思想的形成过程,深深根植中华大地,脱胎于50多年来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具体实践,是对我党我军领导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遵义会议前,中国革命一再受挫,乃至亡党危机警醒着革命党人躬行实践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为毛泽东领导思想的形成打下基础;土地革命战争后,毛泽东及时梳理总结党成立以来的各项领导工作,逐渐形成了其领导思想的雏形;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共产党人的认知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毛泽东的领导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相继形成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民主集中制的领导体制等一系列科学正确的领导理论,成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有力武器。毛泽东领导思想的形成不仅充分学习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领导的科学指导思想,而且立足中国的国情实际,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的领导本质观和领导方法论,展现出科学性的显著特征。(二)领导工作与广大群众根本利益紧密结合的人民立场 毛泽东出身于平民家庭,自幼便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阶级持有情感,养育出他厚重的“平民情结”。随着1920年前后毛泽东正式接触并接纳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开始逐步意识并重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曾生动地将人民比作“铜墙铁壁”“上帝”“土地”“眼睛”,这些丰富多样、深刻独到的比喻无不彰显出领导工作的开展应该深深扎根人民群众的深刻道理。毛泽东强调,领导者在开展工作时应时刻注意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紧密结合,时刻突出人民立场。他要求领导者保持劳动者的本色,多做求真务实的“平民事”,通过劳动和人民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外有日寇疯狂绞杀、内有国民党经济封锁、物资短缺的艰难境遇,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产自救群众运动,不仅极大地缓解了资源紧张的局势,而且进一步增强了领导干部融入群众的能力和本领。此外,毛泽东十分注重“细微之处赢民心”。正如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所说:“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问题,从土地劳动的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应该注意,应该讨论,应该研究,应该解决。”在帮助引导困难群众时,毛泽东也向领导者提出“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细节性要求,告诫干部在帮助困难群众时,既要授之以鱼,解决他们短时期内的96陆卫明,等: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领导科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第4期生存困难,同时也要授之以渔,注重从长久视角真正解决其内在发展问题。不论是土地革命时期各地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建立,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抗击日寇、取得抗战胜利的最终结果,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始终是我们党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更高胜利的永恒的制胜法宝。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利益、坚守人民群众的立场,才可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漫长历程中,始终调动得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参与性、主动性、创造性,汇集人民力量,最终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领导实践中始终注重对干部队伍从严要求,在严把选才标准、严明组织纪律、严肃自我批评、严惩贪腐行动等方面,都彰显出强有力的领导风范。众所周知,毛泽东爱才护才,但对人才的选拔着实有着一套严苛的标准。抗日战争结束后,面对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欠缺、人员趋于混杂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严厉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的。”在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上,毛泽东率先垂范,坚决反对任人唯亲。面对家乡亲友提出的进京安排工作的请求,毛泽东明确提出“四不原则”,即“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坚决杜绝像蒋介石一样搞裙带关系,而是真正坚持任人唯贤,真正选拔“许多最好的干部”,建立起一支高标准严要求、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群众投身革命和建设伟大洪流的高质量干部队伍。严明组织纪律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党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同样也被毛泽东视为关乎领导工作成败的重要保障。毛泽东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以下管上”的纪律监管方式,即“使一般党员监督党的领袖人物遵守纪律”。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为培养出遵纪守法、亲民爱民的干部队伍、营造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领导氛围发挥了巨大作用。延安整风时期,为肃清领导干部队伍中浮躁的不良作风,毛泽东身体力行,先后三次在大会上带头作自我批评,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贯彻于自身领导的具体实践,为纯洁领导干部队伍、遏制不良作风蔓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而面对干部队伍中滋生的贪污腐化的不良风气,毛泽东更是严厉声讨“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通过开展一系列整风整党运动肃清纪律、严惩贪腐,将腐败势头遏制在摇篮之中。应该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的实践特性对于当下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建设仍然具有显著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如上所述,预见能力是领导本质的重要体现。在毛泽东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其高超的科学预见能力被彰显得淋漓尽致。在中国革命每一个重大转折关头,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就在于他总能审时度势,全局在胸,成功预测形势的发展。正如抗日战争结束、日本侵略者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时,美国纽约一家报纸发表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永远是正确的。”革命伊始,毛泽东根据自己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和社会的调查,力排众议,科学地提出农民阶级对于革命党建设和革命胜利的重要作用,为革命新道路的提出累积经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革命队伍迅速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为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火种;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党内“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毛泽东科学地分析形势,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重燃了战士们的革命斗志;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更是准确地预判到了战争的持久战趋势以及防御、相持、反攻3个阶段,指出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有力地回击了社会上盛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为全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正是由于毛泽东在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高超的预见能力,使得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得以出现一段段见微知著、睹始知终的传奇佳话,凸显了预见能力对领导工作开展的有力保障。 总之,毛泽东的领导科学思想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前曕性的鲜明特征,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学习。
毛泽东关于领导的本质与目的、职能与体制、方法与艺术、作风与素养等领导科学核心架构的思想观点和著作论述,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伟大成就的取得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不仅在当时起到了提升领导工作效率、规范领导干部行为等有益影响,而且能够为新时代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提供积极的经验借鉴与理论指导。 如前所述,领导本质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呈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当下体现以服务为核心,这就要求领导者始终践行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就新时代的领导者而言,践行为人民服务的领导本质,一方面,要着眼自身,自觉端正权力观,明确认识到一切领导者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都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民主革命取得和实现的,都是属于人民的。”正是因为群众将信任和重任予以重托,干部才更没有理由将人民赋予的权利作为自己谋求私利的资本。另一方面,要着眼群众,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当下擅于把握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诉求,以有效的措施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处理好当下与长远、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对标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利益诉求。这些都对新时代的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毛泽东将领导者的责任归结为出主意和用干部两件事。而好的主意必定源自好的干部,故而科学合理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便成为领导工作开展的基本保障。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新时代下,习近平将“才德兼备”的选才标准具体化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20字方针,突出强调理想信念和敢于担当的时代要求。只有在大是大非面前,信念坚定、旗帜鲜明,在困境危难面前,敢于担当、善于破难,才是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干部。当然,用干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出主意,从而落实领导职责。这也就要求领导干部能够依据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出明晰的目标方向,杜绝出现上级指示的“传达室”“复印机”等不良现象,将上传与下达呼应接通,坚实打好科学决策的稳固地基,将领导职责真正落在实处。 领导体制在领导工作中的分量举足轻重,地位不容小觑。若不能做到权责分明而使高层领导独掌大权,则会发展至消极僵化的领导体制而使整个领导系统陷入瘫痪。因此,必须明晰不同层面领导者的目标和职权,使其不仅是片面服从的局部,更是具有自我决断能力的部分,这才算真正建立起了充满活力的、现代化的领导体制。促进治理体制现代化,一方面,要在制度层面健全民主管理制度和请示报告制度,在选举上克服“领导提名,群众画圈”的形式主义作法,在决策中广泛征集民情民意,在汇报时集中正确意见以形成有效领导。另一方面,要在落实层面加强监督,严格以人代会、人民政协、群众等为主体的监督形式,同时畅通反馈渠道,从实践上切实促进领导干部履行职权,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作为基本领导方法的群众路线称得上是毛泽东领导方法观的核心,不仅在民主革命时期实现了创造性发展,而且是新时代干部必须遵循的根本工作路线,正如习近平强调:“时代变化了,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不能变。”贯彻群众路线,最关键就是要在行动上落实好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新时代的调查研究不仅要求领导者“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而且要求干部放低姿态,杜绝“奉命调查”的官僚主义做派,真正体会毛泽东所说:“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牢固坚守党性,落实调查研究,建立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是一项值得且必须持续开展的重要活动。 在毛泽东的领导活动中,无论是精湛绝伦的战争指挥艺术,还是纵横捭阖的外交统战艺术,抑或是洞悉大势的审时善断艺术,都处处体现着灵活的领导技巧和艺术。在当下和平与发展的年代,领导活动不必聚焦于军事战略方面,而更多的是对授权艺术、协调艺术、语言艺术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授权艺术是指揆情审势、因事择人。正如习近平被问及工作量时曾分享说:“我们有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中央领导集体,……大家各负其责,共同把工作做好。”协调艺术包括与上下级的沟通协作等多个方面。与上对话应主动思考、寻找差距,与下沟通要充分尊重,塑造良好的自我形象以维护领导权威;语言艺术是指言语谈吐间的语言表达技巧。回味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语言风格,“治治病、洗洗澡”“红红脸、出出汗”等话语虽然简单直接,却是用最简单的语言,把最严肃的政治理论问题,叙述成最能让人民群众听明白的道理。这就是真正的语言艺术、领导艺术。 如前所述,后天教育对领导素养的提升至关重要,而思想教育正是其中的关键一环。牢固思想根基,首先要求严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不动摇。现下思想领域各种非马、反马的思潮方兴未艾,形势严峻,迫切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不忘初心,坚守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真正做好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其次还要力戒空谈,严厉杜绝纸上谈兵式的“不作为”现象。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推进,在“老虎苍蝇”纷纷倒台的同时,干部队伍中难免滋生出“为官不为”的现象而深受人民群众诟病。对此,习近平严厉强调:“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针对这种为官不为不良现象的盛行,解决之源还是在思想领域。只有及时发现掐灭干部头脑中慵懒的苗头,强化对干部的德育教育,才能从根源上扼杀干部队伍中庸散不作为的消极现象,从本质上提升领导素养,增强执政能力。 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将党的作风提升至“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予以诠释。毛泽东梳理总结的三大作风不仅是革命战争时期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更是我们党永恒的执政法宝和精神财富。当前,加强作风建设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在真正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在“结合”上做文章,在“应用”上下工夫,杜绝照本宣科、浅尝辄止、断章取义或是大搞形式主义的恶习陋习。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端正“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方面,注意“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另一方面,也“决不能把自我批评变成自我表扬、把相互批评变成相互吹捧”。应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培养干部的“四自能力”,达成党内干部的新团结。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领导科学思想包含了领导本质、领导职能、领导体制、领导方法、领导艺术、领导素养、领导作风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与相关的经典表述或论文著作有机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是一套开放发展、与时俱进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理论实体,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奋斗目标的实现而言,具有丰富的理论支撑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值得细细深挖,研究品读。
（来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四期；作者：陆卫明，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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