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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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毛泽东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制度设计、理论创新以及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都作出过极其重要的历史性贡献。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向，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内涵、指导思想、根本目标、基本性质及实现路径等，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进而为建设科学完备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奠基者。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开创者和运用者，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向，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形塑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系统性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内涵、指导思想、根本目的、基本内容、实现路径等，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建基于当代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有效的政治话语体系，最终推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和观点，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

一、明确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本质内涵：“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

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运行发展过程中应当处于怎样的地位以及发挥着怎样的作用，是任何一个政治战略家都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毛泽东作为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代伟人，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基本上遵循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阐述和性质定位，认为现实的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经济基础也即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并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为这些方面是整个社会中处于奠基性的因素，因而决定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主要是国家制度、法律等）和观念上层建筑（主要是意识形态）。毛泽东在1938年读李达所写的《社会学大纲》一书时曾经作过两个批注，首次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他写道：“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代表古代反动贵族的意识形态是古代观念论哲学……由于希腊奴隶经济的向下发展而产生的深刻阶级分化与斗争，引起贵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之意识形态的斗争，前者便以观念论哲学为基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把意识形态看作“理论上的现实社会”。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基本观点的理解和运用，也即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是对客观社会现实以及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对于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释。一方面，他认为作为一定阶级利益的表达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和革命行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引领导向作用。近代中国要走出困顿迷茫，非要有一个科学真理予以指引不可。恰逢此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从此，“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以一种清醒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接受并宣扬马克思主义，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人民，引领中国革命。“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在他看来，意识形态的政治引领对于取得革命胜利无疑是极端重要的。毛泽东明确了意识形态的政治解释和辩护功能。在毛泽东看来，一定意识形态背后总要表达一定阶级的利益，必须为这一阶级“之所以如此”和“为何如此”提供合理性解释和论证。因此，他从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政治性质和任务。他认为，我们现在进行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必然需要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辅助，“革命文化，对于人民群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法律等，是跟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因为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就明确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意识形态建设也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并不是被动地由经济基础来决定，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形态可以对社会发展起到引领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他在《矛盾论》中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社会中，生产力无疑是起决定性而且是最活跃的因素，它表现为一种物质的改变现实的力量。但是，作为生产力主体的人，是秉承着一定的理念方针和政策来决定自己的行动的。这时候，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即一定的理念方针政策，反过来又变成了决定人的行动的主要因素，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二、阐述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指导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个政治任务的完成，必定需要一定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和激励；一个政权的建立维护，也需要以一定意识形态取得共识、凝聚人心。近代中国面临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课题，许多仁人志士在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解。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便在中国确立了其思想指导的地位和作用，孕育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以及共产国际指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貌从此便为之一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人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总结道：“我们党走过28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的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方向指南，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射中国革命的“的”，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来解决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确认的，而且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的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这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指导思想的确立就犹如意识形态领域树立的一面旗帜，它能够为一个政党的建立乃至将来成为执政党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它规定了一个政党的基本性质，规范和指导着政党各项方针政策路线的制定，进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实现了近代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上下求索而不得其解的“建国方略”和“复兴大业”的奠基性的设计，这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程中无疑是一个大事变。当然，在毛泽东看来，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仅是指明革命和建设的方向，更是指导中国人民积极投身于改造旧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精神食粮和思想工具。这种精神食粮和思想工具是建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适应的。如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个政治权力、政治行动和政治任务，都需要一定意识形态作为思想工具，这没有什么神秘或值得讳言的。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比如阶级斗争学说、党的建设理论、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文学艺术理论，等等，这些都是意识形态工具，是用来“武装群众”，指导革命实践的。这些观点其实是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引领功能，进一步明确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

三、确立了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目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一定的思想文化反映一定阶级利益和意志，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一定阶级利益和意志的表达。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总是通过意识形态确立其政权合法性，并解释其行为之合理性。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代表着那个时代显性的意识形态，它同样是为特定阶级利益和意志服务的。对此毛泽东曾指出：“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出现过很多的理论体系，也提出过很多的社会建构设计，不管它们所持的立场、观点是如何的不同，或者所设计的社会建构目标是如何的相似，它们都是基于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所反映的时代主题而作出的意识形态论证和辩护。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既然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那么就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明确意识形态到底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对于是否存在非阶级性或非党性的哲学文艺意识形态形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指出，任何的文化或艺术作品都是内含一定政治立场和政治路线的。所谓超阶级的文化或艺术，或者所谓纯粹的政治和纯粹的艺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存在的。“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旳。”为此，毛泽东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思想。这是因为“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应该说，毛泽东关于文艺创作所提出的“二为”的指导性思想，是针对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需求所提出来的意识形态建设目标，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意识形态的政治服务功能应当如何合理把握，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文革”后，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复探索和思考，确认毛泽东提出的“二为”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仍具指导意义。经过相关部门的酝酿和征求意见，最终决定把原来提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这一新提法在1980年7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中正式公布。1982年版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这就明确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新的提法基本沿袭和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思想，可看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四、提出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性质：“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回答“为了谁”“依靠谁”“反映谁”的问题上，没有丝毫的含糊。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意识形态是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反映，同时意识形态也能够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行动提供思想引领与文化引领，进而形塑着社会的发展形态和发展路径。早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概念与任务，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又一理论贡献。那么，“新文化”又是怎么样的呢？“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把近代中国文化作了“新”“旧”划分，其实，“新旧”本身在那个时代就是显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以“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新旧文化的分界线，“五四”以前，中国仍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所以那时候的文化属于旧文化性质；“五四”以后，中国革命在革命的动力、主体、领导力量和目标方向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文化性质就属于新文化了。新文化的“新”，主要是它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新文化的基本性质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文化，也即我们建设的新文化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切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与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相结合，真正回应民族发展需求。这种文化的任务是用来批判帝国主义和殖民压迫的，是一种主张和申明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文化意识形态，因此，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所创作的文化新形态，因而它带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印记。这既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化需要引领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之变革、人民之解放的历史重任而变革自身发展之需，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文化确证中华民族文化之璀璨浩渺、重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之使命所在。所谓“科学的”文化，也即新文化须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以科学先进的规律性认识为主要内容，以科学理性的精神和态度对待一切事物的思想文化。中国受漫长封建社会文化影响，社会上仍存在不少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还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腐朽文化。毛泽东提出新文化建设必须与启蒙民众、开发民智紧密结合起来。一是坚持实事求是和客观真理，反对一切封建迷信；二是为人民群众服务，指导人民群众实践；三是凝聚人民群众智慧，可以为社会实践所检验的文化。新文化必须源自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人民群众社会实践反过来确证文化的真理性，这个过程将成为凝聚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的社会理想信念。所谓“大众的”文化，也即新文化是面向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并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广大的人民”实际上就是指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90%以上。“大众的”文化，一要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知识启蒙的问题，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二要解决作为文化创作主体的社会精英脱离人民大众的问题，防止文化精英与文化大众相分离，做到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提出的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思想，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发展的又一贡献，在当代仍闪烁着经典的光辉，对于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具现实指导意义。

五、探索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路径：“改造我们的学习”与“开展整党整风运动”

 对于如何有效开展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毛泽东同样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首先，“改造我们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论武装的问题，而理论武装的程度及效果与我们的学习内容、学习态度、学习方式等直接相关。我们党在幼年时期，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经验不多，认识不深，缺乏思想上的准备和理论上的修养；加上革命形势的复杂多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遵义会议以前，中国革命曾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和失败，都与理论准备不足，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有关。一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二次革命论”，导致国共合作失败，蒋介石发动白色恐怖杀害共产党人。二是土地革命后期由于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遭受重大挫折，被迫长征。这些挫折与失败使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斗争，真正彻底地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需要开展一场全党学习运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党员干部。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体党员，“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这是毛泽东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开创性地开展专题学习运动尝试。其后，1940年1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强调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一时间全党上下开展了形式多样、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大家积极钻研，热烈讨论，形成了浓厚的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氛围。但是，学习运动中也存在和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和做法，这引起了毛泽东高度的注意，并下决心要“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毛泽东在干部学习会上专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严厉批评一些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分离”的错误做法，“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革命的战略战术”。这种不注重研究实践现状，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的纯理论学习，都是“伪”科学的，都不是真正的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那就要克服主观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实事求是地开展调查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应该说，毛泽东对于在党内开展学习运动的做法，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和探索。通过学习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塑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信仰体系和理想使命，进而引领国家的历史取向和价值结构，这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也确立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光辉典范。

 其次，“开展整党整风运动”。“整党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又一实践探索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整党整风运动”是指针对在特定时期党内所出现的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在全党范围自上而下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活动，通过学习经典、反省思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途径，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纠正党员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对党的思想、作风和组织进行净化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先后开展了六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1941—1945年），其主题和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目的是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作风和理论脱离实践、主观脱钩于客观的现象。第二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整党运动（1947—1948年），其主题和内容是“三查三整”，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目的是纯洁党的组织，改进党的作风，提高党员阶级觉悟和战斗力，保证土地改革的贯彻实施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初的整党整风运动（1950—1954年），其主题和内容是贯彻“两个务必”和开展“三反”运动，也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目的是克服骄傲自满的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第四次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解决内部矛盾的整风运动（1957—1958年），其主题和内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目的是克服党内的不良作风，提高领导水平，使党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五次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开展的领导作风教育整党运动（1963—1965年），其主题和内容是城市“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农村“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目的是改善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和解决领导干部的经济问题。第六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整党运动（1969—1971年），其主题和内容是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目的是规范和恢复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和组织生活。毛泽东开创和领导的整党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保持政党先进性和战斗力的重要途径；同时，它也是塑造中国共产党政党意识形态、改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化、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创举。

 最后，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探索还体现在他反复强调和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毛泽东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政治动员、凝聚力量、理论武装群众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早期，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的环境中活动，党员成分中农民占党员总人数76%，成为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如何消除来自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建设一个富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在当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为此，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正式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会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必须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政治形势和评估阶级斗争的力量和态势，尽量克服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谈到对红军进行政治教育时，毛泽东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形式多样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为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思想保障。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更是把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到了“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高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做好其他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是推动其他工作顺利开展的动力源泉所在。“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这里就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是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途径，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忽视。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与探索，开启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征程。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观点，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科学完备的方法论指导，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在新时代，我们仍然要学习和实践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和方法，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更加努力。

（作者：刘鑫淼，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教授；杨洁，广西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来源：《广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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