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理想 不懈的追求——论从“大同”社会理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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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天赋的民族，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提出了“大同”社会的理想，几千年一路传承下来，直至今天习近平同志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从提出“大同”社会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现了中华民族崇高的理想、远大的见识，卓越的思想、精彩的论断，博大的胸襟、伟大的战略，自觉的担当、不懈的追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
2500多年前，中国正处于春秋时期，也就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之中。“春秋无义战”，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争夺霸权，血雨腥风，战乱不已，“礼坏乐崩”，社会无序。出于对动乱不已的社会状况的反思，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礼运》篇提出了“大同”社会的崇高理想。这是中华思想史上的一次灿烂日出，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灿烂日出。原文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在这段描述中，“大同”社会之美好，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天下为公。实行全民公有，包括权力公有、财物公有和生产资料公有。二是选贤与能。保证“天下为公”，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贤能受天下人委托，为天下人谋福利。国家与地方事务由民众选举出来的贤能之士负责管理。管理者德才兼备，勤政廉政，办事公道，处事有方，民众拥戴，官民和睦，同心同向。三是讲信修睦。“讲信修睦者，讲，谈说也；信，不欺也；修，习；睦，亲也。此淳无欺，谈说辄有信也。”（《礼记·正义》）信与睦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核心。重诚信，讲礼义，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依此发展成为“礼义之邦”。四是人各得其所。“大同”社会里人人敬老，个个爱幼。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男有职责，女有家室，社会和谐，人民安乐。五是人人为公。“大同”社会里人人都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倍加珍惜，憎恶浪费现象，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礼记·礼运》）货弃于地是可耻的，货藏于己同样是可耻的。六是各尽其力。“大同”社会里，劳动成为人们自觉而又习惯的活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能劳不劳是可耻的，劳而不尽其力也是可耻的，劳动只为了自己同样是可耻的。正是这种不计报酬、自觉奉献的劳动态度支撑着“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和谐互助的生存条件，人们以高度的自觉劳动回报社会，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互相促进。
总之，在孔子所整理典籍中的“大同”社会里：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物尽其用，人尽其力。2500多年前中国人民就能提出这么美好的理想愿景，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公正、团结、和谐、互爱、幸福的向往，对自由平等、天下为公的向往，表现出中国人民的高尚追求和境界，也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博大襟怀。
“大同”社会理想虽然是孔子整理的典籍所述，并不是孔子亲创，但也反映出孔子的思想追求。孔子作为奴隶社会晚期——春秋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家，其思想是该时代社会现状及其激烈的社会矛盾的理性反映，也是他所代表的该社会阶级所秉持的理想愿景，是其时代和阶级的重要诉求。孔子反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动乱，反对战争对社会、对民生的破坏。他一生的志向是“克己复礼”，要恢复以礼制为统治制度基础的周天子的奴隶制社会秩序，他所讲“天下为公”的“公”，说到底还是周天子奴隶制统治阶级的“公”，这就是孔子“大同”思想所持的阶级立场。当然，他所描述的“大同”社会理想有其思想精华所在，他所阐述的“大同”社会也是有现实价值的。“大同”社会理想，对后来中国人民的思想、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对世界人民的思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中国也是人类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大同”社会理想表现出中华民族崇高的理想追求和聪慧的中国精神，但其提出和论述永远无法超出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在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关于“大同”社会理想的论述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历史内容。人类从来就没有超越历史的、抽象的“大同”社会理想。任何时代和历史条件下关于“大同”社会理想的论述都是具体的，而且每一位对“大同”社会理想论述的思想家对于“大同”社会理想的理解和阐述也都是具体的，是受该思想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支配的。而该思想家所秉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是受一定经济地位、特别是阶级地位所制约的，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而发声的，背后则是一定阶级的利益诉求。除了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任何其他阶级及其政党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在论述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所憧憬的社会理想时，所使用的都是超阶级的、抽象的、全民的口号。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如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宣布自己的主张具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明确阐明工人阶级没有本阶级一己之利，是代表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工人阶级的阶级性同时就是最彻底、最完全的人民性，阶级性与人民性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这里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愿景既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理想，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
为什么要追求“大同”社会呢？必要性和可行性何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阶级的思想家、代言人都有所发挥，其中不乏中华民族卓越的思想和精彩的论断。
在《礼记·礼运》篇之外，孔子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等处理人际关系的核心理念；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为人的道德准则。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比较全面地表达了人性的真善美追求，同时也奠定了“大同”社会理想的伦理基础。《礼记·中庸》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为和而不同，合乎天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根据来自大自然的启迪，说明“大同”社会理想的合理性，为“大同”社会理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北宋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以天下为己任，豪迈地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语录中》）“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有安身立命之处，“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儒家社会理想的崇高使命，“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追求世世代代的和平安定、社会和谐。“太平”与“大同”同义，都是孔孟以来儒家所倡导的社会理想。“开”是期许之意，为“万世开太平”也就是张载推崇的“民胞物与”“天下归仁”，是与“大同”一致的社会理想。张载的“横渠四句”表达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伟大追求和担当，弘扬了“大同”社会理想的内在精神。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大同”理想成为广大贫苦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压迫的思想武器，成为号召、鼓舞人民追求社会进步的旗帜，其基本主张一直延续下来。宋朝农民起义的口号是“等贵贱”“均贫富”，明朝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口号是“均田免粮”，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追求公正、平等的理想诉求，是被统治阶级对“大同”社会理想精神的表达。
在中国近代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初衷也是追求平等、公正、幸福的“大同”社会。其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做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宣布废除封建买卖婚姻，主张“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虽然由于《天朝田亩制度》浓厚的平均主义空想，客观上的战争动乱和没有稳定的基层农民政权，实际上未能实行，但它反映了农民阶级对拥有土地、平等公正、保障温饱理想社会的渴望。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怀有对“大同”社会理想的真诚追求，但仍难以避免打上农民阶级平均主义的思想烙印。
近代康有为撰写了著名的《大同书》。该书根据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又综合吸取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达尔文进化论等若干思想元素。《大同书》指出当时中国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然后才能进入“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大同书》揭露了人世间由于不平等而产生的种种苦难，提出“去九界”以达人类“大同”，描绘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社会远景。他倡导用改良渐进的方法实现这种社会理想的主张，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新声，表现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残酷的阶级统治的批判，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包含了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因素。《大同书》在中华民族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前期的康有为作为当时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改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反对地主阶级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其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进步性，表达了资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的阶级意愿。处于革命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代表了当时广大民众的要求，但是其主张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虽然打着全民的旗号，其实质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的“千年王国”，仍然有其历史局限性。
孙中山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主张通过革命，以暴力手段彻底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他的思想主要代表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并满足了封建专制统治下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诉求。他为了解救民众疾苦，率先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在“旧三民主义”基础上，他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主张，提出了新三民主义纲领，主张“平均地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做到“耕者有其田”。他反复强调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包含反对封建统治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解救民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内容。
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真诚信仰“大同”理想，并能把“大同”理想付诸实践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其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最终实现无阶级的“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大同”理想而砥砺奋斗。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经过人民共和国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把共产主义理想同中华民族“大同”理想结合起来的卓越见解和精彩论述。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10月赋词《念奴娇·昆仑》，其下阕“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太平世界”即“大同”社会，“环球同此凉热”意指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毛泽东同志的这首词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伟大斗争精神的文学表达和艺术升华，是把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同中华优秀传统“大同”社会理想有机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在词作中通过对昆仑山千秋功罪的评论和拔剑裁之的革命浪漫主义想象，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斗争目标，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反对帝国主义、造福人类的斗争精神，展现了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的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
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奉行并带领人民切实实现“大同”社会理想呢？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最大公无私、最富有战斗力、没有本阶级一己之利、代表的是全人类根本利益的先进阶级，是肩负着消灭阶级实现“大同”社会理想的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革命阶级，是推翻最后一个剥削制度的强大物质力量；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以科学的形态阐述了共产主义学说，它既以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证了共产主义即“大同”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即“大同”社会的现实道路——通过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而达到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人类的“大同”社会理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学说，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中国共产党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就确立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初衷、使命和理想。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又赋予该学说以中华优秀传统“大同”思想的中国精神基因；既坚持了共产主义“大同”的远大理想，又为实现这个远大理想设计并践行了在中国使理想逐步成为现实的实际步骤；既坚持共产主义“大同”远大理想的最高纲领，又为实现最高纲领实际地设计了每个历史阶段的最低纲领，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大同”，但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根据该阶段特点提出满足该阶段要求的最低纲领，一俟该最低纲领实现，又不失时机地提出新的更高一级的纲领继续前行，直至最高纲领实现。在中国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革命分成两步走：第一步是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不间断地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的长远奋斗目标。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在总结吸取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作出了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近百年历史进程中，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到实现共产主义“大同”社会理想一步一步成为现实的运动。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80寿辰时曾经说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用学术语言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愿景，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在根据地内做到农民有田地，地主、富农“减租、减息”，深得民众拥护，使中国革命阶级的最低纲领变成现实。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富民强国，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阶段的当代理想成为现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为通向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开辟了“天堑变通途”的实际道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共产党宣言》最振聋发聩的召唤。《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昭示了最彻底、最无私的国际主义，表现了工人阶级博大的胸襟。社会化大生产的新的生产力是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物质条件，决定了工人阶级博大无私的品质和胸怀，决定了只有工人阶级才能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当无产阶级解放了全人类，同时也就最后解放了自己，奉行国际主义是工人阶级阶级特点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工人阶级政党所坚持的国际主义原则与共产主义最高理想是高度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样，就能够创造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描绘，展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伟大蓝图。共产主义学说从本质上秉承的是国际主义原则，国际主义原则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是高度契合的。
中国共产党人是站在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代表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薪火相传、弦歌不断，始终如一地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始终如一地把实现共产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
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远大理想，必然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还代表新中国提出了处理对外关系“求同存异”的方针。1956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追求“大同”社会的责任感和历史担当。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号召、支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促进全人类的和平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思想体现了最彻底的国际主义原则，显示了工人阶级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的最宽广的眼界与最崇高的追求。
历史发展到21世纪。2013年，习近平同志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宏大战略眼光首次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坚定地坚持国际主义最高原则，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追求“大同”的优秀传统思想。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到国际主义原则，到“自由人联合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原则和共产主义学说的一条红线。习近平同志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地区和人民的赞同与支持。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习近平同志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把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当前行动纲领、把国际主义原则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对中华优秀传统“大同”思想的发展，也是共产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创造性结合和创新性发展。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继续秉持公平正义，坚持责任道义，体现担当仗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共同建设更加繁荣稳定、公平公正的世界，争取早日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从中华民族最早提出“大同”社会理想，中华民族一代接一代地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承继和发展这一理想，到中国共产党人把共产主义学说同中华民族“大同”思想创造性的结合和阐发，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中华民族在把“大同”思想与世界先进思想相结合，阐述并践行“大同”思想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如一地坚持自觉的担当、不懈的追求、扎实的践行。
第一，富于想象。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始终心怀梦想、不懈追求，不仅形成了小康社会的理念，而且创作了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百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古代神话，这些神话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坚定信念：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不因现实困难而放弃梦想，也不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坚信久久为功，“大同”的理想社会一定能够实现。
第二，兼容并蓄。中华民族具有宽广的胸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明。每一种文明都形成于自己的生存环境，凝聚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集体智慧和精神追求，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优长。社会发展需要交流，文明进步需要互鉴。中国人民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自古以来就以“天下大同”“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宽广心胸，自信而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中国人民在追求“大同”社会理想的实践中，始终注意积极学习外来文明的先进成分。从汉代开始的佛教东传、元代开始的“伊儒会通”，到近代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启动后日益扩大的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不断发展自己，不断推进“大同”社会理想一步步付诸现实。
第三，慷慨奉献。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奉献大德的伟大民族，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始终不忘对世界人民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积极贡献。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球籍！”毛泽东同志慷慨激昂的文字表达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甘愿为世界和平与进步奉献的无私精神。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已经为世界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自己有目共睹的贡献。从汉唐时期起就逐步开创了陆地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助推丝绸、茶叶、陶瓷、香料、绘画、雕塑等风靡亚洲各国，远达欧洲，相互交流，共同进步。习近平同志倡导的“一带一路”，就是古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发扬光大。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构建，促进各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的合作蓬勃开展，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习近平同志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无偿援助、优惠贷款，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人员支持、智力支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建成了大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项目。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技术人员、医务人员、教师、普通职工、志愿者等正奋斗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广阔的土地上，同当地民众手拉手、肩并肩，帮助他们改变命运。”事实表明，中国人民一直以来都在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人类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者。
第四，崇尚实干。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实干的优秀民族，自古以来就始终强调知行合一、躬身实践、埋头苦干。习近平同志有句名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的就是从中国古代文明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中国人民靠实干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物质财富和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在当今时代，以最实际的力量率先投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这种局势，人类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人们为了争权夺利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这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危机。另一种是，人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这就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举措。中国人民带头践行“一带一路”，努力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建“一带一路”，成效显著。中国制定出台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文件，成立了丝路基金，“亚投行”已正式开业。2017年5月，中国成功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如今“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首届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顺利落实，1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了机遇之路、繁荣之路，展示了光明的前景。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
[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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